第六章 英国内战——伍斯特侯爵、查理一世、拉格伦围城与城堡的最终毁灭
拉格伦城堡
庞蒂弗拉克特城堡
凯尼尔沃斯城堡
卡鲁城堡
切普斯托城堡
……
参观城堡遗址时，我们往往很难想象它们昔日的辉煌。看着在阳光下熠熠发光的白墙和在微风中飘摆摇曳的旗帜，我们必须绞尽脑汁，才能把想象力动员起来。无论城堡的内部曾经多么高贵、精致，现在很可能也是一片粗陋、简朴。我们要不断提醒自己，虽然这些城堡现在房顶漏雨、杂草丛生、青苔满墙，但它们曾经也设施完备，装饰豪华，一片温馨、明亮、莺歌燕舞之景。
不过，拉格伦城堡（Raglan Castle）却是个例外。这座瑰丽的建筑是英国现存最雄伟的历史遗迹之一。它隐没在威尔士南部的群山中，每一寸的砖石都透着昔日的辉煌。城墙上纹章的图案和盾形的族徽清晰可辨，城门上方的滴水兽对我们显露着扭曲的怪相。窗户上的彩色玻璃已经消失无踪，但是精致的石雕窗花格还完好无损。这一切都在向我们灌输着一个概念：这里曾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最辉煌的地方。
拉格伦城堡建造在一座早期的土堤-堡场式城堡的遗址之上，拥有一条护城河、一座巨塔和两座庭院。所以，它远远超过了城堡的标准配置。尽管它是名副其实的城堡，但它给人的感觉却像是牛津的学院或伦敦的法学院，在经历了某场始料不及的悲剧后，突然被人们抛弃。它昔日的奢华衬托得如今更加荒凉，让整个城堡弥漫着一种极其强烈的失落感。好奇的大家一定想知道，这个四周的墙壁仍然喁喁细语、诉说着昔日辉煌的令人赞叹的建筑，是怎样沦落成今日的凄婉哀绝的模样的呢？
让我们先回到1640年，认识一下拉格伦的主人——伍斯特侯爵亨利• 萨默塞特（Henry Somerset）。这一年，亨利64岁，已步入人生的暮年，也阅尽了人生的风浪。回顾童年，他仍然记得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威胁侵入英格兰的黑暗岁月。当然，回忆中也有比较快乐的时光：他在剑桥读书的少年时代， 他在中殿律师学院注58念法律的刚刚20岁出头的日子。最重要的是，回顾他忠诚地为皇室效力的漫长、成功的职业生涯，他也可以颇感欣慰了。亨利一生接连侍奉过三任君主，他们分别是伊丽莎白一世、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
然而，现在他多少有了退隐之意，时间也更多地花在了陪伴家人上面。40年前，他与女伯爵安妮缔结姻缘。而就在前一年，随着安妮的去世，两个人的漫长的婚姻生活也戛然而止。现在，他生活的全部，就是盼着在拉格伦城堡子孙绕膝、安度晚年。他也很肯定，等时机到了，城堡和财产便都交给他们来继承了。对他而言，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愿望与企盼。毕竟，这座城堡是他祖上大约200 年前所修建；从那以后，城堡便在家族中代代相传。在他看来，没有任何理由，他的后代不能继续再把城堡传承200年。英格兰可是整个欧洲最太平的地方，现在活着的人早已不记得还有守城作战这回事了。
但侯爵不知道的是，战争早已经潜伏在角落里了，而且是在英格兰的土地上上演的有史以来最血腥的战争。全国各地的城堡都要被牵连进去。从科夫到康威，从彭布罗克到庞蒂弗拉克特，即将爆发的围城之战的规模，是这几个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而且，这一次，城堡对抗的已经不是从前的投石机和十字弓，而是这个时代最新也最致命的科技——加农炮与迫击炮。最终，这些*人机器将以破天荒的数量聚集在拉格伦城堡，加入这场战争中波及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 斗争最惨烈的围城战役中。注59
这场冲突便是英国内战。虽然苏格兰和爱尔兰都被牵扯了进去，而且战火也蔓延到了威尔士，但是直至今日，人们一般仍称其为英国（英格兰）内战。拉格伦城堡现在的状态，正是要归咎于它在内战期间的遭遇和1646年夏天亨利• 萨默塞特作出的一系列决定。
抛开拉格伦城堡在17世纪40年代所发挥的作用不说，作为在英格兰（或威尔士）建造的最后一批伟大的城堡之一，城堡本身的重要性自然不容忽视。拉格伦城堡规模宏伟，固若金汤，反映了建造者的实力与野心。建造者是对父子，与其他典型的中世纪晚期的家族发家史一样，他们也是在法兰西的战场上发迹。威廉•瑷普•托马斯（亨利•萨默塞特的七世祖父）和爱德华• 达林里奇爵士是同一类人。尽管他出身于非常卑微的绅士阶层，但却在百年战争中闯出了名堂：他曾与亨利五世在阿金库尔（AginCourt）并肩作战。此后，他效力于一位大贵族（即约克公爵）而发迹，后来又娶了一位名为伊丽莎白的富有贵妇。这是一位寡妇，和上一任丈夫育有好几个儿子。所以，威廉只获得了她自己土地的终身财产所有权。不过，1432年，威廉从他继子手中以666英镑的价格购得了拉格伦的庄园，开始建造拉格伦城堡。
1445年，威廉•瑷普•托马斯过世。他的儿子也叫威廉，重拾了父亲未竟的建造城堡的事业。小威廉也在法国战争中发了横财。此外，他通过重金投资红酒贸易以及在约克公爵对英格兰王位的斗争中提供支援，进一步积累了家族的财富。1468年，约克公爵成为国王，为了犒赏忠诚的威廉，便赐封他为彭布罗克伯爵。只可惜，伯爵崛起得快，坠落更快。不到一年，伯爵和他的政治生命便双双戛然而止，约克家族在埃奇科特（Edgecote）战败时，小威廉被砍了头。
然而，这时拉格伦城堡几乎已经竣工，在规模和外观上已经与现在的样子基本相同。城堡的大部分是小威廉的杰作，他在资金的投入上比他父亲持续的时间更长，投入也更大。但是，老威廉的贡献也不可忽视，尤其要归功于拉格伦城堡最引人瞩目、最与众不同的建筑特色，即那座庞大、孤立的巨塔。即便今天巨塔的高度已经遗憾地降低了不少，但其他建筑在它面前依然相形见绌。巨塔最初建成时是5层，有100多英尺高。
经过两位威廉的共同努力，这座最新潮的法兰西风格的城堡建成了。拉格伦城堡拥有六角形的塔楼、引人注目的堞口（现在只见于门楼和辅楼上方，曾经在巨塔上方可能也有设置）、“竖旋”的吊桥，与当时在布列塔尼与卢瓦尔河沿岸的城堡相似度非常高。同其他中世纪晚期的城堡一样，这种浮夸的设计特点引起了所谓“形式重于实质”的质疑。显然，城堡的主人迫切地想要建造一座赏心悦目的城堡。如果仔细观察门楼顶部的堞口，可以看到滴水兽正咧嘴俯视着你。比起城堡，这种装饰性的设计在教堂和学院更为常见。而且，一些军事设施看着就是个摆设，充其量也是设计欠妥。例如，门楼的射击孔和博迪亚姆城堡的射击孔一样，因为无法提供全面的火力打击区，已经被人们判定为无效装置。
但是，拉格伦城堡的防御性也并非如此不堪。原先的吊桥（现在已被横跨两端的石板代替）操作完全正常；吊闸（现在也已经消失）使用起来也毫无障碍。尽管城堡对自我防御的重视程度不如像卡纳芬这样的城堡那么高，但是它被动防御的实力绝不逊于前一时期的城堡，尤其是城堡的巨塔的墙壁厚度达10英尺。
围绕着拉格伦城堡产生的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它的防御设施是否“起作用”（只要拉格伦城堡拥有这些防御设施，它们就算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是在于为什么最初它的主人要大费周折建造这些防御设施。到1469年小威廉去世之时，在英格兰，已经鲜有人再建造城堡了。这个国家基本上已经享有了一个多世纪的和平。当然，这主要是由于尚武的年轻人都已经被送往了法兰西的战场。诚然，当1453年百年战争终于渐渐告一段落时，国内的麻烦又出现了。此后的30年间，英格兰经历了一系列的内战，即人们所称的玫瑰战争。这些斗争并不像莎士比亚描写的那样，如同血腥的噩梦一般，它们只不过是皇族之间断断续续的、小规模的内部斗争。虽然它们可能对牵扯其中的贵族个人带来可怕的后果（丢脑袋的可不止彭布罗克的威廉伯爵一个），但对建筑潮流却没有造成任何影响。没有人因为这种小规模的内乱而感到必须耗资建造精巧的防御设施。同样，随着与法兰西的战争的终结，也没人能够再发战争财了。到了16世纪末，真正财运亨通的已不是雇佣兵，而是为皇室效力的朝臣。这些人建造新的家园时，彻底地摈弃了他们先辈设计的复杂、精巧的防御式建筑，而是将资金挥霍在了庭院式住宅的建造上。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便是汉普顿宫（Hampton Court）。汉普顿宫建于16世纪上半期，建造者是亨利八世曾经的首席大臣——红衣主教沃尔西（Wolsey）。
亨利八世的贵族在着手建造像汉普顿宫这样的、非防御性的宅邸的同时，国王自己则建造了一系列的小型堡垒，从康沃尔郡的潘丹尼斯城堡（Castle Pendennis）到肯特郡的迪尔城堡（Castle Deal），一路沿海岸延伸而去。整个中世纪时期，英格兰皇室的权力与日俱增，税收的金额也水涨船高，建立的官僚体制也前所未有的庞大。到了亨利八世统治时期，政府也终于愿意承担起保卫国民不受外敌侵略的重任。亨利八世时期这些新堡垒最初建成时，便被命名为“城堡”。今天，保存下来的堡垒包括坎博（Camber）、桑维奇（Sandwich）和沃尔默（Walmer），它们仍然沿用了城堡的叫法。然而，即便对城堡的定义不过于挑剔，我也认为它们应该被排除在城堡的范畴之外。这样做的理由很充分，它们的功能是纯军事的，完全体现不出任何居住层面的考虑。
因此，到16世纪初，（根据我的定义）城堡已经成为昨日黄花。全国各地的所有前几个世纪建造的伟大堡垒，都已经人去楼空。它们的主人已经搬到了舒适的庭院式住宅里。很快，这些被弃置的城堡便陷入失修的状态。虽然城堡看起来很坚固，但是一天结束时，它们需要人们投入大量的感情进行打理，包括清理下水道、排水沟，修复屋顶的漏缝等。从13世纪中期开始，皇室城堡的普查记录得以保存了下来。普查记录上说得明明白白，为了保证城堡的运转正常，国王和城堡的管理者不得不与自然力的破坏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几年无人打理或者一场严重的风暴，都足以对城堡的结构造成严重的破坏。在16世纪，游山玩水的作家和官方的普查员都注意到了，国内大多数的城堡都是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
只有少数贵族始终对城堡不离不弃。这或者是因为放弃祖先留给他们的财产良心上过意不去，或者是因为城堡的设施还算齐全，可以维持他们精致生活的需求。拉格伦城堡可能两种原因兼有，它已经在这个家族内传承了好几代人了，而且作为15世纪的建筑，城堡的设施非常完美，装修也极为华丽。到了16世纪，拉格伦城堡的主人和其他一些念旧的城堡主人一样，虽然他们还守着有些落伍的城堡，但是却感到为了紧跟最新的建筑潮流，有必要对这些中世纪的城堡进行升级。尤其在装修的豪华与精致方面，更有必要与庭院式住宅的主人保持同步了。换言之，如果你是16世纪的城堡主人，你必须做一些房屋的改造了。
在拉格伦城堡，承担了改造工作的人便是伍斯特侯爵威廉• 萨默塞特（1589 年逝世）的祖父。他做的大部分改造集中在城堡的东院，他把东院原先的几座建筑全部推倒，扩大了院子的面积，并建造了一座新的用于办公的侧厅。此外，他也大幅改造了城堡的大殿，重建了大殿的东墙（属于东院的一部分），用爱尔兰橡木打造一座新的、秀美的椽尾小梁屋顶。同时，萨默塞特也改良了大殿的后勤设施的布局，尤其是扩建了酒窖的面积。虽然伊丽莎白时期的朝臣的家庭更大，品味也更挑剔，但是城堡经过改造，很快跟上了潮流，迎合了他们的品位。不过，萨默塞特真正渴望的商品是充裕的阳光。同其他都铎王朝时期建造的城堡的主人一样，他希望这座中世纪的阴暗的城堡也可以像庭院式的住宅一样明亮，充满阳光。当然，这意味着要新建许多宽敞的窗户。
在16世纪下半叶，得益于玻璃装配业的小小变革，英格兰的窗户升级经历了蓬勃的发展。从13世纪开始，玻璃窗户便成了贵族住宅的标配。但是，当时只能生产小片的玻璃，而且造价昂贵。令人费解的是，16世纪晚期，这种情况突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这种改善却与任何重大的技术变革无关（重大的变革要等到稍晚的17世纪初期才发生；这时，玻璃生产者开始应用燃煤炉进行成产）。在威廉• 萨默塞特的时代，这种进步完全得益于欧洲大陆匠人的到来。与英格兰的玻璃匠人相比，他们（似乎）只是多了一分更愿意变通的精神。当时，英格兰还是一片未开发的市场。毫无疑问，受此吸引，这些玻璃匠人纷纷从诺曼底和洛林涌向这里，在苏塞克斯郡和斯塔福德郡开了一家又一家的店面，不久便发了大财。一夜之间，玻璃窗户便宜了，也更宽敞了。对于不太富裕的人而言，这意味着他们从今以后可以享用到这种此前只有大富大贵之人才能享受到的商品带来的便利；而对于大富大贵之人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尽情地享用更多的玻璃带来的便利。伊丽莎白的朝臣开始建造装有数百扇巨大窗户的、雄伟的、“壮观”的住宅。在德比郡的哈德威克庄园（Hardwick Hall），玻璃装配的规模之大，让当地人禁不住编了句打油诗来形容当时的场景：“哈德威克庄园，石墙没有玻璃浩繁。”对城堡主人来说，玻璃市场的新发展意味着，终于可以扒掉昔日促狭的窗户，装上富丽堂皇的大窗了。在凯尼尔沃斯城堡（Kenilworth Castle）宽大的窗户安装在了12世纪的城堡主楼的二楼。在彭布罗克郡的卡鲁（Castle Carew），这座13世纪晚期建造的城堡，各种尺寸的玻璃窗户被开在了原来的建筑群上。同样，在马丁塔（Marten’s Tower），这座切普斯托城堡（Castle Chepstow）里的13世纪建造的雄伟塔楼，阳光也如潮水般涌入了它的每一个角落。
图6-1 拉格伦城堡15世纪的大殿配上了16世纪的窗户。
在拉格伦城堡，威廉• 萨默塞特的关注重点是阴暗的大殿。这座大殿算是城堡最古老的部分了。他重建大殿的东墙时，为房间的主体配上了三扇宽大的窗户，又在大殿的远端为自己建造了一扇壮丽的凸肚窗（建筑中突出到外面的窗户）。这样，在他宴请客人时，便能享受到更完美的光线了。
然而，都铎时期的贵族并不仅仅满足于窗户的进步。16世纪，庭院式风格的建筑越来越流行，导致一种新式房间的兴起，而质量越来越好、价格越来越低廉的玻璃的普及对这一潮流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新式的房间便是一种又长又狭窄的走廊。这种走廊一般有100多英尺长。在全国各地的贵族住宅中，都能看到石工和玻璃匠人开始建造这种新式的房间。人们称这种房间为长廊（的确名副其实）。当时，每个体面的贵族家里都必须建造一个这样的长廊。
城堡主人对此艳羡不已。城堡的建筑结构偶尔可以扩展，以满足它们最高贵的居住者的个人癖好；有些城堡，尤其是后期的一些城堡也配备了私人卧室、客厅和花园。但是，总体上来说，城堡的建筑结构主要是功能上的——大殿是用来招待客人、宴请的地方，厨房是用来做饭的地方，卧室则是用来就寝的地方。但是，突然间，长廊的发明却突出了追求虚荣的重要性。
对于长廊，不存在任何功能上的需求。长廊不是连接两间房屋的非露天的人行通道，不是就寝或用餐的地方，也不像礼拜堂那样可以让我们更接近上天。当然，它也不是配备了卫生间的私人卧室。罗杰• 诺斯（Roger North）是17世纪研究长廊的权威。用他的话说，“除了消遣与休闲”，长廊“别无其他用途”。长廊的意义就是休闲。在诺斯看来，长廊的灵感源于意大利。在那里，上流社会的人士会一边沿着户外的柱廊（成排的柱子形成的走廊）漫步，一边通过闲聊来打发时间。柱廊这样的建筑结构对拥有别墅的东欧精英人士很适用，但是对于英格兰的贵族来说，这里天气太冷，不适宜这样的户外闲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措施便是将同等规模的户外空间移到室内，结果便有了现在的这种长廊。长廊提供了可供上流社会的小姐们散步而不用担心着凉的室内区域。对于先生们来说，如果天气下雨，无法在室外练剑，他们也可以回到长廊里练习。而且，无论先生小姐，他们都可以聚在长廊里练习舞步。来长廊休闲，并不需要具体的原因，它就是享受、放松的最适宜之地。人们可以坐在这里消磨时间，愉快地谈天，或者炫耀身外之物，展示自己的财富或品位。到了16世纪末，长廊已经非常流行，人们甚至开始在长廊里悬挂绘画作品了。
在城堡内部开辟一条长廊绝非易事，尽管如此，这也阻挡不了城堡主人追逐潮流的心。在克雷奇瓦尔城堡我们已经见识了，尽管城堡高瘦挺拔的外形要求大于一切，但泽的威利的设计师仍然想方设法建成了一条长廊。虽然结果差强人意，但是它却建在了城堡的六楼。这么高的位置绝对打动不了长廊大师罗杰• 诺斯。在他看来，长廊要建得低一些，最理想的位置是在二楼——既在地面以上，又方便走上去。“如果高于二楼，那便毫无意义，正如我常见的、设置在顶楼的情况那样。因为，没人愿意为了使用它一次，还要费力爬那么高的楼层。”如果你去了克雷奇瓦尔的长廊，就能体会他的意思了：光是爬楼梯就够锻炼身体的了。威利的后人显然很赞同诺斯的判断，“爬那么高的楼梯”确实“令人讨厌”。后来，他们便把长廊改造成了仆人的宿舍区。
面对挑战，威廉• 萨默塞特仍然成功地为拉格伦城堡加建了一间长廊。而且，虽然长廊的位置在三楼，罗杰•诺斯也许会对此颇有微词，但是他的长廊却更为气派。单单是长廊的规模也许就能让诺斯忍不住爬上楼梯。长廊的长度横跨了教堂的屋顶、屏风通道和酒窖。得益于城堡新建的部分，长廊的长度可以延伸得更长，达到了126英尺。长廊的内部装饰精美，在长廊的远端是一套气派的窗户，透过窗户可以眺望到北面绵延群山的壮丽景致。看到这样的装饰与景致，诺斯也会原谅爬楼梯的不便了吧。然而，这样壮丽的长廊却没能保留到诺斯的时代；它甚至是整个城堡中被破坏得最彻底的地方。这间拉格伦城堡曾经最辉煌的房间里，如今只剩下残缺不全的北面的宽敞的窗户，以及半座精致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壁炉。不过，借助于同时代的其他长廊，我们可以略窥几分它昔日的辉煌。例如，如果德比郡的哈顿庄园的长廊也挂满绘画作品，它和曾经为拉格伦城堡锦上添花的长廊看上去就相差无几了。
威廉•萨默塞特对拉格伦城堡的改造还不仅限于城堡的基础设施。他对城堡的地面与花园也进行了重新开发。他儿子和孙子也继承了他这项工作，终于把拉格伦从城堡改造成了快活的庄园。最后，到了1628年伍斯特侯爵亨利•萨默塞特继承了父亲的庄园时，用当时一位名人的话说，拉格伦城堡已经成为“英格兰最美丽的建筑之一”。环绕着巨塔的护城河四周，修建了一圈小路，小路上每隔一段距离，便能看到雕有罗马皇帝半身像的壁龛。河面上升起了一座巨大的喷泉，喷起的水柱甚至赶上了城墙的高度。喷泉的西面有一片滚木球草场，草场的位置与优美的景色最为人津津乐道。再往远处是花园和牧场，“因地制宜地建了凉亭、宜人的小路和池塘”。更远处是成片的果园和猎园，果园里果树满园，猎园里橡树成荫，小鹿成群。
1640年，任何人来到拉格伦城堡，都不会怀疑他们正是赶上了最好的时光。伍斯特伯爵每年收入有14000英镑，是整个王国中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的家庭成员也壮大到了500人左右；除了他和他的大家庭，其他成员还包括管家、审计员、庄园主管家、牧师、林务官、枪械师、驯狗师、驯鹰师、服装师、秘书、男仆、侍从、厨师、酿酒师、面包师、马夫、傧相、门厅侍者、服务员、停车员，等等。
多亏了伍斯特侯爵的牧师之一——托马斯• 贝利（Thomas Bailey）博士，我们对侯爵这一时期的生活才有了一定了解。贝利在晚年时，将他前主人最满意的轶事和回忆进行了整理，并以《妙语箴言录》（Wittie Apophthegmes）为名结集出版。不过，这样的书名非常有误导性，其中真正机智、有趣的故事寥寥无几。很大程度上来说，它们只不过是一位自恋的老人的人生故事罢了。当然，讲得多了，这些故事的质量无疑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是，贝利却声称，他在编纂这些故事时“精挑细选”，向我们呈现了一位和蔼友善、充满自嘲的幽默精神、为家人和家族所深深爱戴的老人形象。
就这样，两百多年来，伍斯特侯爵和他的家人一直住在拉格伦城堡，年复一年地不断对城堡进行扩建、完善，让城堡变得更富丽、辉煌、奢华。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当时的英格兰一片太平。侯爵面对的最大危险是痛风，据贝利博士记载，他对干红葡萄酒的爱深沉得可不是一点两点——“把它给我，去他的医生和药方。”他曾经打趣道，“再也不要提这让我抛弃老朋友、让仇者快的话了。”
然而，在长廊里漫步闲谈的日子很快就要一去不复返。拉格伦城堡历史上第一次迎来了战争。现在唯一等待时间检验的，就是看侯爵和他的先辈们在改造城堡的过程中，是不是破坏了城堡的防御力了。
这场战争便是英国内战，或者如一些历史学家恰如其分地描述的，叫“三国之战”。很难说得清战争的导火索是什么。在17世纪40年代，一系列复杂的原因纠缠在一起，共同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其中一些是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之久的、长期的、根深蒂固的问题，还有一些则是由当时的某些个人和特定事件引起的灾祸。
当然，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宗教。自从英国宗教改革后的一百年来，三个王国一直在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虽然爱尔兰的政权是由一小撮强大的新教徒盘踞，但它仍是一个天主教国家。相比之下，苏格兰盛行的是另一种被称之为长老会制的毫不妥协的宗教崇拜形式，因而它的新教势力也变得更为凶猛。然而，英格兰却是三国之中宗教格局最为奇怪的一个。圣公会比较奇特，它杂糅了互为矛盾的宗教立场：圣公会大部分的教条是新教主义的，但是它本身却仍然被传统的天主教派所把持。在英格兰，大多数人定期参加圣公会的礼拜仪式，有些人甚至非常狂热。但是，国内仍有一些数量虽少但却力量非常强大的天主教徒不愿参加圣公会的礼拜仪式。他们之中大多数是贵族，既有自己的教堂，可以私下从事宗教活动；又比较富有，承担得起政府因他们不参加新教礼拜仪式而处的罚金。
伍斯特侯爵就是这样一位贵族天主教徒。在拉格伦城堡的教堂（现今已颓败不堪）中，他会定期地在金银圣盘的环绕下倾听弥撒曲，而教堂里的那些圣像和十字架也会被他的同胞视为偶像崇拜的标志。然而，虽然侯爵属于宗教少数派的一员，虽然他即便没受到迫害、也要被处以罚金，他本人却不是宗教的狂热分子。毫无疑问，他是虔诚的，据贝利博士回忆，他在侯爵家里生活的那么多年里，他“在所有仆人中间，从未看见有人醉酒，也从未听到有人对上帝有言语的亵渎……这样治家有方的家庭，真是非常罕见了”。
侯爵认为，就宗教问题争论不休，没有多大意义。
“言语的力量往往比问题本身更能造成人们之间的分歧。”他曾经这样说道，“就像从同一个港口驶出的两条小船，它们旅途的终点往往天各一方。”
“更为神奇的是，”贝利回忆道，“仆人中间一半是新教徒，一半是教皇党人，但是就宗教问题而言，他们从未起过争执。”
在拉格伦的侯爵的屋檐下，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并肩工作，而和蔼、宽容、明智的侯爵就像一位慈父一样主持着这里的一切。
如果国王也能像侯爵这样就好了。1628年，詹姆斯一世（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去世后，他的儿子查理一世继承了王位。查理一世本就愚蠢、固执，在宗教事务上表现出的立场让他变得更加不受民众待见。在圣公会的礼拜仪式上，国王和他的朝臣热衷于搞“敲钟、焚香”这些天主教的仪式性的东西。虽然许多新教徒认为，国王他们这样做，是天主教的势力从后门渗透了教会，但他们仍然我行我素。在臣民的舆论中，查理一世错上加错的是，他选了一位天主教徒做王后。
事实上，假如国王不是那么自大、自负的话，这一切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伍斯特侯爵宽容、明智，查理一世却专横独断，刚愎自用，愚不可及。1637年，国王犯了糊涂，竟然强行在三个王国推行宗教的统一，强迫苏格兰的臣民使用新的英格兰祈祷书。查理一世的劝谏者有先见之明，预料苏格兰人会反叛。果然，苏格兰人这些坚定的长老会教徒揭竿而起，反抗查理一世的政策。
如果查理一世能倾听他英格兰臣民的声音，让他苏格兰的臣民服从他的统治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只可惜他没有。等到了1640年查理一世准备解决苏格兰的危机时，英格兰的议会已经被解散了11年之久。查理一世希望可以独断专行、横征暴敛，哪怕他敛财的方式并不合法。然而，为了对付苏格兰而筹集资金，他不得不重新召集议会。但是，他释放的却是议会对他为政的猛烈抨击。除非国王先解决议会长期不满的问题，否则议会拒绝与国王就苏格兰叛乱事进行合作。查理一世充耳不闻，拒绝了议会的提议，试图自己收拾这个烂摊子，结果却把局势搅得更加不可收拾。
1641年10月，国王在爱尔兰的天主教子民起义。多数英格兰人将这场新的叛乱视为查理一世一手策划的天主教徒的阴谋。这一年，当英格兰的议会将他们对国王的不满诉诸纸上，形成《大抗议书》（the Grand Remonstrance）并呈给国王时，矛盾终于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然而，此时查理一世还没有广开言路的打算，相反，他还企图逮捕带头批评他的议员，只可惜以惨淡收场。等到无能的国王带着军队到达威斯敏斯特时，他想逮捕的议员早已逃走了。通过这件事，国王的真面目也暴露了出来。原来他既不尊重法律，也不尊重议会；他还是位暴君，竟然要用暴力对付自己的子民。就在国王急急忙忙召集家人趁着夜色的掩护逃离伦敦时，保皇党人也已经集结起来，准备驰援国王。与此同时，议会也开始组织起来，准备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战争一触即发。
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里，议会派（亦被贬称为“圆颅党人”）与保皇党人（“骑士党人”）进行了殊死的决斗，但是哪一方都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大体上，伦敦和英格兰南部地区支持议会，英格兰北部和西部地区拥护国王；但是，这样简单的划分掩盖了矛盾斗争的复杂性。在现实中，所谓的同盟绝非泾渭分明，宗教信仰、地域歧视等都影响着、决定着同盟成员的划分。当然，其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是人们是否将对王权的忠诚看得比自由与民意更高。
双方的军事指挥官也在努力抛开这些分歧与私人的恩怨。1645年年初，议会为了应对战局，建立了新的国民军，即所谓的“新模范军”（New Model Army）。乐观的保皇党人以为敌人*军队，是因为他们不堪一击。到了这年年中，双方都有信心，认为自己可以在战场上打败对方。6月14日，双方在北安普敦郡的纳斯比（Naseby）遭遇时，谁都没想到这会是整个内战中最具决定性的一场战役。可以说，这是双方3年来旷日持久的战争的转折点。保皇党在兵力上和将领的指挥上都不如圆颅党，最后只好投降。国王率残兵撤退时，他们共阵亡了4500人，损失了8000支枪和所有大炮。他们从纳斯比向西逃亡，深入威尔士南部的保皇党腹地。7月3日黄昏，查理一世抵达拉格伦城堡。
国王知道，他在拉格伦城堡一定会受到热烈的欢迎。伍斯特侯爵也许不是狂热的天主教徒，但他绝对是坚定的保皇党人。自从内战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他为查理一世的战争事业已经投入了将近100万英镑的资金，他的投入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国王到达拉格伦城堡后，立刻在这最迫切的时刻要求侯爵奉献更多的资金。这样的要求实在够厚颜无耻。贝利博士描述了国王如何要求进入城堡的巨塔，因为他相信这位坚定的拥护者一定在巨塔的地下室储备了一些黄金（实际上并没有）。对于亨利•萨默塞特这样的人而言，支持国王是原则性的事情。国王由上帝任命，效忠国王没有任何可商量的余地。因此，侯爵再一次为国王救急，献出了他剩余的资金，并允许国王和他的军队在城堡里住了3个星期。到这个时候，侯爵唯一没为国王做的，就只剩下亲自为国王冲锋陷阵了。可此时侯爵已经是65 岁左右的高龄，又身患痛风，再冲锋陷阵也不太可能了。然而，他证明自己的机会却马上要来临了——战火即将烧到他的身上。
一般而言，提起英国内战，人们想起的是一系列的战役。我们会对埃奇希尔（Edgehill）、马斯顿荒原（Marston Moor）和纳斯比耳熟能详，也正是因为在这些寂静的原野上上演了残酷的战役。然而，17世纪和中世纪一样，战场上的厮*实际上非常罕见。在整个英国内战期间，最常见的军事冲突的形式是围城战。在纳斯比战役之前，除去刚刚提到的几次重大战役，英国内战均是以小规模的地方军队发起的围城战的形式开展的。在纳斯比战役之后，双方的斗争再一次地采用了这种形式。新模范军分成了多支小规模的先遣部队，准备广泛地撒网，以剿灭保皇党的抵抗势力，尤其是英格兰西部的抵抗势力要重点歼灭。
这对许多保皇党来说，是个尤其不幸的消息——他们先前耗费巨资修建的庄园虽然华丽，但却毫无防御力。关于哈德威克庄园的打油诗所表现的现象并非是孤立的。一位爱尔兰的庄园主写下的话也表达了贵族的普遍的哀伤情绪：“我的庄园是为了享受和平而建造的，窗户比石墙还要浩繁。”在这种局势下，城堡的主人的情况就要好很多。在多塞特郡（Dorset）的舍伯恩（Sherborne），当地的保皇党驻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即便如此，仅仅过了两周，城堡的驻军便在议会党加农炮的轰炸下投降了。
成功的抵抗不仅离不开坚固的城墙，还需要顽强的意志。布里斯托尔城堡的城墙曾经有17英尺厚。无论攻击多么猛烈，它应该都能抵挡得住。除了强大的防御设施和坐落在高地的地理优势，城堡的驻军统帅还是国王的外甥鲁伯特亲王（Prince Rubert）。然而，当9月10日晚新模范军发起对布里斯托尔的攻击时，事实证明，城镇四周造价昂贵的防御设施毫无价值。随着城镇被攻破，城堡也被包围，鲁伯特决定，继续抵抗也徒劳无益。于是，这天结束时鲁伯特便投降了。
此时，查理一世正在拉格伦城堡召集部队，准备为布里斯托尔解围。当听到外甥投降的消息，国王他感到难以置信。布里斯托尔是他在英格兰西部最后的立足点，现在，布里斯托尔失守，海外援军登陆的希望也破灭了。国王的拥护者也开始意识到，他们的胜算越来越小了。查理一世悄悄从拉格伦城堡回到牛津的临时国都时，其他保皇党人也感到大势已去，纷纷开始投降。10月，在切普斯托和蒙茅斯（这两座城堡均为伍斯特侯爵所有）的驻军也向敌人缴械投降了。
然而，这场内战的诱因并不是现实政治，而是宗教信仰。所以，尽管胜算渺茫，依然有人愿意为了信仰而顽强战斗，伍斯特侯爵就属于这类人。也许他的其他城堡沦陷了，也许国王会放任他自生自灭，也许胜利的概率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侯爵仍然严阵以待，准备殊死一战。
这不仅仅是置自身与家人的性命于不顾的问题。这个时候，在不列颠，备战是一项耗时又艰巨的任务。自从内战爆发以来，无论是圆颅党人还是骑士党人，他们都在迫切地追赶欧洲过去百年来在军事技术上取得的进步。16世纪时，虽然英格兰国内太平，但是欧洲大陆却宗教战争肆虐。在对岸的大陆，无论士兵平民、男女老少，逃不脱战争厄运而死亡的人有成千上万。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其他各国，城市的当权者和富人为了保护自己而投入了巨资。有时候，为了维护他们的防御设施，甚至要花掉一半的年度预算。这些新式的防御工事完全不同于中世纪时建造的高大的、建有雉堞的城墙。加农炮的出现带来了思维上的根本性的变革。人们不再追求城墙的高度，而是追求城墙的厚度与敦实程度。城墙基本上是用泥土建成，只在外层用石头遮护（加固）。这样，城墙便可以吸收掉加农炮的威力而不会破裂。雉堞已经没用了（即便是小型的射石炮，一发炮弹也足以摧毁雉堞），所以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防御者建造的棱堡，即一种棱形的土台的设计，用以承受加农炮的威力。棱堡从城墙中向前隆起，或者向着进击的敌人的方向凸出，以便沿着防御设施的火力线，为防御者提供掩护。
像这种防御设施，在不列颠尚闻所未闻——只有边境小城特威德河畔的柏维克（Berwick-Upon-Tweed）有一些勉强可与之相提并论的防御设施。在三国全境，尤其是英格兰境内，城镇和城堡必须迅速跟上最新的军事防御技术的发展。对于防御者来说，他们唯一的安慰是，不列颠的火炮技术发展同样落后于欧洲，而且也没有人有围城战方面的经验。保皇党和议会党都在招募大陆的人才，为他们围城或建造防御设施出谋划策。很快，在伦敦、科尔切斯特、牛津和埃克塞特等城市的周围，一座座巨大的土垒拔地而起。
既然决定斗争到底，伍斯特侯爵现在面对的正是这样一项任务——将他宏伟的拉格伦城堡改造成坚固的军事据点。侯爵是如何改造的，什么时候改造的，这些具体的细节都无法考证了。我们只知道，在战争开始时，他的城堡便驻扎了保皇党的驻军。当时有人估计，驻军的数量大概在300人；也有人认为，城堡内的总人数有800人，但是这800人之中包括了侯爵自己的家庭成员。驻军的兵力肯定不容小觑。相应的，他们采取的防范措施也很彻底。城堡的内部进行了改建。没有地方为保皇党的20门加农炮研磨火药，他们便把辅楼的地下室改成了火药库。显然，他们还扩建了地下室的入口，以便进出搬运火药桶。最重要的是，士兵围绕城堡用泥土建造了一圈防御工事。他们动工的时间可能比较早，从贝利博士文中几次提到的时间推断，国王1645年造访城堡时，这项工程仍然在推进。在城堡南部建造的棱堡中，有一座棱堡幸存了下来。虽然这座棱堡的轮廓在岁月的侵蚀下已变得模糊不清（从巨塔的顶部俯视，它的形状最为清晰），但是从现存的遗迹判断，整个防御工事还是非常庞大的，一直从城墙往外延伸了几百英尺。一位亲历者在描述为驻军建造的马厩和谷仓时，觉得它们“建得像座小镇似的”。
图6-2 纽瓦克附近的女王堡垒（Queen’s Sconce）是英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内战时期的土垒，土垒的每个角落都设有菱形的棱堡。
因此，可以说，侯爵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防范措施：城堡按照要求进行了改造，也建造了土垒；加农炮架到了新棱堡塔楼的顶部，一些小型的火炮也推到了城堡的城墙上。现在，他和家人唯一能做的就只剩静观其变了。在不安的等待中，圣诞节来了，又过去了，还没有麻烦的迹象。然而，到了元旦的时候，他们察觉到，捕捉他们的罗网收得越来越紧了。2月，加的夫（Cardiff）被圆颅党攻陷。到了春天，议会党的兵力开始在蒙茅斯郡集结。终于，在夏初时，该来的终于来了。议会党的托马斯• 摩根（Thomas Morgan）上校率领1500人驻扎在了拉格伦城堡的东面。6月3日，他以那个时代的典型的谦恭口吻给侯爵大人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略作删节如下：
阁下，我奉命……召您将拉格伦城堡并全部的武器、火炮、弹药以及……堡内的军需物资……缴于我。国王全部或大部分的驻军已经投降，您现在已无任何获得救援的希望，没必要再守着（城堡）不放。如果您现在见召投降，您和您的同伴也许会受到优待；否则，国家将视您为和平的破坏者，并剥夺您及您同伴受到优待的权利。
侯爵在回信中拒绝了对方的劝降。并且，他的口吻同样礼貌，但语气也同样坚决。
侯爵在信的结尾写道：“我们将战斗到最后的一兵一卒，以求死得其所；这不是冥顽或什么个人的恩怨，而只是为了保住我的荣誉，希望可以至死不渝。愿上帝帮助正义的人。”
拉格伦城堡的围城战就此拉开序幕。摩根的部队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寻求自我保护。为此，他们开始建造土垒，挖掘战壕，正如他们的对手保皇党人先前做的那样。战壕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壕相似，两道战线距离彼此非常接近。摩根描述了他是如何一步步靠近敌方阵线的手枪射程之内的。摩根上校带了一位技术娴熟的工程师——约翰•胡珀（John Hooper）上尉。近来在攻陷保皇党位于班伯里（Banbury）的城堡的战役中，胡珀上尉曾立下大功。胡珀着手建造了土台，将议会党的加农炮推到土台上。今日，在城堡东面的旷野上，这些土台的轮廓仍然依稀可见。很快，圆颅党的炮手就位，做好了轰击城堡的准备。
轰击一旦开始，便会毫不留情。圆颅党一天至少轰击城堡60发炮弹。炮弹的声音震耳欲聋，火炮发出的味道让人恶心。一旦找准了射程，摩根的炮手轻而易举地便摧毁了城堡塔楼的屋顶和屋顶上的保皇党的轻型火炮。拉格伦城堡的雉堞只有8英寸厚，在炮火的轰击下很快便土崩瓦解。议会党开始集中火力对付射程内的大型火炮，以及实现他们的主要目的——在城墙上轰出一片缺口来。
然而，城墙岿然不动。据当时的一位亲历者叙述：“（巨）塔本身抵挡住了18～20磅重的炮弹的攻击，几乎没留下任何轰炸的印记。”事实证明，城堡其余部位的城墙同样坚不可摧。沿着城堡东面的城墙，墙壁上议会党的火炮轰击的痕迹至今仍然清晰可见。墙壁有缺损、有撞击的凹痕，还有很多加农炮的炮弹嵌进了墙壁内。但是，在炮火的攻击下，这段中世纪时建造的城墙既没有裂纹，也没有倒塌。从上述关于炮弹的大小的评论中判断，摩根的火炮似乎还不够大。能发射18～20磅重的炮弹的火炮，也只不过相当于15～16世纪的长炮而已。火炮重约5000 磅，从炮口到炮筒长约13英尺，令人望而生畏，但它却轰不开城墙。为此，摩根需要更大的火炮——半加农炮或标准的加农炮。这样的加农炮能发射重达80磅的炮弹，即便再坚固的城墙也不在话下。当时摩根似乎还没配备这种武器，至少一开始是如此。加农炮的麻烦之处，首先在于怎么样把它们运到目的地。一门长炮的运输需要用20匹马一起拉动，而如果想拉动一门加农炮，需要的马匹数量要多上2～3倍。即便有了这样庞大的运输队伍，运输最大的攻城炮一天也只能走几英里距离。在泥泞的车道上沉重地前行，一走就是数周，成本当然也无比高昂。在战争中，除非双方真的别无选择，否则是不愿使用加农炮的。
确实，摩根还有其他的选择。但是，这些选项都太过冗长乏味。例如，他的炮手继续摧毁敌人的火炮的同时，他的部队可以利用火枪逐个地歼灭敌人。火枪的发明已经有些时日了（约有100年历史），而且已经证实，火枪可以结成火枪队一齐发射，这在战场上非常有效。然而，在围城战的条件下，因为不具备远距离狙击的精准性，它们的效用十分有限。如果被火枪击中后还能幸存，这个人一定非常走运；另一方面，如果这个人在围城中都能被火枪击中，那他也一定是倒霉透了。
在拉格伦城堡被围的某个阶段，伍斯特侯爵本人便有幸同时体验了这种倒霉和走运。一天晚饭后，侯爵和用餐的同伴去了离大殿较远的私人会客厅。这间会客厅非常豪华，“因其镶嵌的护壁、古怪的雕像以及……房间南面宽敞漂亮的圆肚窗而闻名”。作为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可敬的贝利博士（一如既往地）出现在现场，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在侯爵准备好了他愉快的餐后演说、娱乐众宾客之时，传来一阵隐约的爆裂声，接着是“嗖”的一声，随后便是猛然的玻璃破碎声。原来，一粒火枪子弹打破了那扇圆肚窗，擦过一根矮小的大理石柱子，击中了侯爵大人脑袋的侧面。随着轻微的“砰”的一声，扁扁的子弹掉落到了桌子上，有几位在场的夫人被吓得昏了过去。然而，侯爵此时却看到了一个绝佳的说俏皮话的机会。后来，贝利博士正是靠着搜集侯爵的妙语箴言混吃混喝了几十年。
“先生们，”侯爵用手指碾着火枪的子弹说，“我年轻的时候，愿意恭维我的朋友习惯夸我头脑好；但是，如果我没有自吹自擂的话，我敢说我年老的时候头脑的确是不错——不然，它也挡不住子弹了。”
此时，侯爵一定意识到了，他非常幸运才逃过了一劫。而且，到了这个地步，他基本上也不太能笑得出来了。那扇宽敞的圆肚窗，只不过是城堡最新的一处灾难点罢了。在此之前，这座美丽的城堡早就经历了一系列的灾难。如果他有勇气探过胸墙往外边瞥一眼，他可能都认不出眼前的场景了。曾经的花园、果园和池塘，现在已沦为战区；所有的树都倒在了地上，所有的建筑物都已被摧毁，这就是一片无人区。保皇党的局势越来越令人感到绝望。围城开始5周后，7月12 日，城堡的驻军试图突围出去，400名步兵和80名骑兵跨过防御阵线一涌而出，与摩根的军队近身相搏。然而，不到半个小时，一切都结束了：保皇党人被打退，并遭受了重创。
不过，如果说保皇党人无法突围，圆颅党人同样也无法攻进。虽然摩根上校成功击退了敌人的突围，他的火炮也对城堡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离围城结束还早着呢。现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加紧攻势，命令胡珀上尉不断地将战壕向前推进。
与此同时，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也影响着拉格伦城堡的命运。1646年5月，早在拉格伦围城开始之前，查理一世便悄悄地从牛津的总部溜出，秘密前往纽瓦克，把自己交给了等在那里的苏格兰军队。这实属无奈之举，在两个恶魔之间，查理一世选择了他认为不太邪恶的那个，希望借此可以离间他的敌人。然而，对于仍然留守在牛津的保皇党军队而言，这是他们末日的开始。谈判几乎立刻启动。几周之内，一切便结束了。6月25日这天，牛津这座被围攻、封锁了多年的、千疮百孔的城市，终于还是投降了。
两周后，拉格伦城堡便最先感受到了牛津陷落带来的后果。议会党的斯基庞（Skippon）少将和赫伯特上校率领2000名士兵逼临城堡之外。他们到达的前一天，刚好是城堡驻军试图突围的那天。现在，他们的出现断绝了保皇党任何再试图突围的念想。随军来到拉格伦城堡的牧师乔舒亚• 斯普里格（Joshua Sprigge）注意到，胜利的天平已经向着不利于防守者的方向倾斜了。
“敌人不得不更加谨慎，”他写道，“并且吸取经验，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然而，终结围城之战的既不是斯基庞，也不是赫伯特，而是8月初到来的两位新角色。第一位是托马斯• 费尔法克斯爵士（Sir Thomas Fairfax）。费尔法克斯时年34岁，先是在荷兰的战争中崭露头角，随后在内战初期于英格兰的北部数战成名。费尔法克斯虽然算不上相貌堂堂（他身体的总体健康状况不好，而且曾受过两次火枪枪伤，更让他身体的健康状况雪上加霜），但是他不仅善于带兵作战，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不自高自大。1645年，他成为新模范军统领的不二之选。在牛津，他设法说服了保皇党人不战而屈人之兵，避免了这座城市遭受战火的涂炭。不仅古老的学院得到了保护，费尔法克斯还特意在博德莱安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外贴上了告示，保护图书馆免遭洗劫。现在，他希望可以用同样的方式为拉格伦围城战画上避免流血的句号。
8月7日，费尔法克斯抵达拉格伦城堡时，城堡的驻军已经成为最后一支为国王坚守的部队。牛津的陷落，成为保皇党残余据点投降的信号。现在，只有康沃尔郡潘丹尼斯的恒利锡安（Henrician）那座小型的堡垒，在内战的庞大土垒的加固下进行的抵抗尚可与拉格伦城堡的抗争相提并论。正如乔舒亚• 斯普里格诗意地描述的那样：“其他驻地像成熟的果实一样，轻轻一触，便纷纷追随了（牛津的）命运而陷落；然而，拉格伦和潘丹尼斯这两座驻地，却像冬日的果实一样，迟迟不肯坠下。”
其实，拉格伦城堡的驻军对遥远的潘丹尼斯的事情一无所知。费尔法克斯到达后不久，在给侯爵写信的时候，为了强调老人绝望的处境，他故意夸大了事实。
“现在，只有拉格伦城堡还在阻碍着王国恢复太平。”在继续给侯爵施压之前，他先这样告诉侯爵说。他“率领着自己毫不置疑的强大兵力”，来到了蒙茅斯郡。现在，他提出优厚的条件，打算给侯爵最后的投降机会。然而，如果侯爵继续拖延下去，或者拒绝投降，“今后，这样的条件……可就过期不候了”。
但是，侯爵一如既往，继续玩着之前的把戏。在给费尔法克斯的回信中，他称城堡为自己的“家园”，并继续说到，（失去切普斯托和蒙茅斯之后）拉格伦城堡“已经是他唯一拥有的栖身之所了”。这可不只是玩玩文字游戏，也不是一位糊涂的老人伤感的诉苦。侯爵是借此强调他的个人财产和他作为地主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这两点在整个内战中一直是保皇党熟悉的政治宣传的主旋律。在信的结尾，他再次地提到了他的“家园”，并仿佛自言自语地反问到：“无论按照法律的还是道德的标准，我难道应该被强迫放弃自己的家园吗？”
费尔法克斯失去了耐心，不耐烦地回了一封信。“就阁下大人您乐此不疲的区分（即城堡与家园的区分）而言，它的确是您的家园。如果它没有被编排成驻地的话，我也不会用招降劝告来冒犯阁下您；如果它可以解除驻军，无论您还是您的家园都不会受到我任何的搅扰！”
信虽然这样回，但费尔法克斯明白，他没必要再和侯爵浪费时间就他们各自立场的法律正当性进行辩论。当他在拉格伦城堡集结兵力之时，另一位角色也登场了。这位角色的名声要比费尔法克斯爵士残酷多了。没错，这是位“小姐”，但是她的名号带来的恐惧，已经深深地在步兵们的心底扎根。“咆哮的梅格”（Roaring Meg）光临了拉格伦城堡。
梅格是一种迫击炮，从头到尾只有4英尺长，就像一个敦实的铁桶一般。但是，它却是我们可以想象的17世纪最恐怖的武器。梅格又是火炮，但是和传统的加农炮不同，它意不在轰炸城墙。像梅格这样的迫击炮，旨在把炮弹射出，干净利落地漫过城镇或城堡的防线，直接落到敌营的心脏地带。此外，这些炮弹不是加农炮射出的实心的铁质炮弹，而是大型的中空的榴弹，直径达12英寸，重200磅。这种榴弹一般包有铜皮（或其他类似的硬而脆的金属皮），内部填满了火药，设有一根引线，需要在朝目标发射前点燃。当火药被点燃后，榴弹爆裂，炸开的弹片像天女散花般飞溅开去，在广阔的半径范围内，任何东西都无法逃脱它的威力。
图6-3 “咆哮的梅格”。
简言之，迫击炮是一种*伤性武器。它的目的是伤害人的生命，而不是摧毁敌人的防线。当然，一枚重200磅的炮弹，如果瞄得准的话，也可以轻易地砸开建筑物的屋顶，榴弹的爆炸威力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引起一场大火。但是，迫击炮射击并不精准，甚至连可靠也谈不上。从本质上说，迫击炮炮弹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炮弹。因此，它要求炮兵具备非常高超的技能，不仅能够判断什么时候射击，还要确定制作的引线的长短。引线太短，炮弹飞到一半便爆炸了；引线太长，也许就会留给敌人机会，无法造成任何损害。在格罗斯特围城期间，就出现了一个著名的例子，一位反应迅速的女士往迫击炮发射后的榴弹上倒了一桶水，在榴弹爆炸之前便熄灭了它的引线。
然而，抛开这一切不谈，迫击炮最可靠之处在于，它能在敌人中间制造恐慌。1644年，在兰开夏郡的莱瑟姆庄园（Lathom House）围城期间，其中一位守城者描述了榴弹引发的恐慌场景。
“年轻的女士尚有胆量承受加农炮带来的恐惧，”他写道，“但是最坚强的士兵也受不了这种大炮的折磨……这种迫击炮让他们恐惧得寝食难安。”
从攻击者的角度来看，迫击炮的效力颇令人满意。1646年，议会党的部队试图攻破班伯里城堡。据他们所述，迫击炮每一次发射，都伴随着惊声的尖叫。
1646年，当“咆哮的梅格”抵达拉格伦城堡时，它才只有几个月大。这是为了打败保皇党在古德里奇城堡的驻军而专门打造的武器。这位“年轻的小姐”光临拉格伦城堡时，还带来了随行的强大的盟友。约翰• 伯奇（John Birch）上校护送梅格时，梅格身边除了5位“迫击炮姐妹”，还带着议会党能匀出的所有传统的加农炮。至少就迫击炮而言，这是迄今为止内战中火力部署最为集中的一次。胡珀上尉仍在忙着朝保皇党的阵线推进战壕；现在，他开始在距离城堡防线60码处，为新武器建造炮台了。
随着伍斯特侯爵眼睁睁地看着梅格和其他迫击炮部署就位，他明白自己已经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突然间，危险系数变得实在太高，他再也不能安心地躲在祖先的城墙之后了。如果迫击炮发动攻击，很可能他和他的家庭成员会因此而殒命。同样，投降的前景也不理想。议会党的报复心那么强，谁知道他会落个什么下场，正如他在给费尔法克斯的信中所坦白的，投降的前景“的确令他有些忧心”。
费尔法克斯察觉到了这位老人绝望的进退两难的处境，乘机强调了自己的优势。“妥协吧！”他极力劝诫。
“如果您坚持抵抗到底，”他在信中对侯爵说，“便是置您本人、您家人（我相信他们对您一定非常重要）的生死和城堡的存亡于不顾了。”
费尔法克斯还特意提到了另一位侯爵的命运，那位侯爵曾坚持与议会党对抗到底。
“阁下您要明白，您不可能比温彻斯特侯爵得到更好的下场。他凭借着坚固的贝辛庄园（Basing House）抵抗到了最后，自己侥幸逃脱一死，却牺牲了朋友，让逃亡者担惊受怕，庄园和土地沦为废墟，自己也受到司法的极刑处置。”
与此同时，费尔法克斯向侯爵保证，他绝对会受到议会党的公正处理。“我所允诺的，”他保证道，“都将一一兑现。”
就这样，在城堡被围困两个多月后，侯爵决定是时候放弃抵抗了。8月15～16日的周末两天，谈判双方商讨了停战的条件，并于周一签订了停战协议。双方约定，两天之内，保皇党的部队退出拉格伦城堡，就地遣散，他们的敌人也不会对其进行任何伤害。有些人，包括侯爵本人，并不在这次的赦免范围之内。投降前夕，当侯爵将条件告诉他的手下时，他们誓要继续战斗到底，但他们主人的心意已决。他说，他宁愿像先知约拿一样要求同船的人将自己扔进海里，也不愿看着他们因己错而一个个地牺牲。于是，第二天早上，按照谈判双方的约定，保皇党的驻军走出了城堡，“摇着旌旗，敲着皮鼓，吹着号角”。
无论是侯爵还是费尔法克斯，他们都应该对这样的结局感到满意。对于费尔法克斯而言，这正是他希望看到的避免流血的结局。他又一次不费一兵一卒、不用军费支出便拿下了战斗的胜利。对于侯爵而言，他也理应感到感激。即便他本人前路未卜，但他的城堡和家庭却都得到了从轻发落。那一天，当这两人最终碰面时，侯爵一如既往，情绪高昂。根据贝利博士的描述，费尔法克斯爵士向侯爵告辞时，侯爵老人家的代表——两只鸽子“愉快地”向爵士“求情”。整个围城期间，侯爵一直喂养着这对鸽子。侯爵问，阁下能不能把这两只幼禽带走并保护它们？城堡四周出现了那么多饥饿的士兵，侯爵担心它们的安全。
现在，唯一对这避免流血的结局不太满意的是摩根上校了。毕竟，他从6月份便开始了围城。此后两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忍受着坚苦的条件在帆布下栖身，在战壕中作战。而现在，因为费尔法克斯的谈判，敌人投降了，他英勇地攻破城堡的机会泡汤了。更糟的是，他甚至没来得及发射一发迫击炮炮弹——此时，“咆哮的梅格”还默默地伫立在那里。停战协议签订的那天，在给下议院议长的信中，摩根在开头写道：“在漫长、艰难的职责履行过程后，令上帝欣慰的是，双方的长官为城堡和驻军达成了投降的条件。”
接下来，我们可以从上校的语气中听出他的失望与不满：“的确，如果没有达成这皆大欢喜的结局，我们的迫击炮将会突袭敌人，我们将以自己的方式取得胜利。我们距离这胜利也只不过是咫尺之遥。”
现在，拉格伦围城和国内战争都结束了。在费尔法克斯回巴斯（Bath）的家的前一天晚上，人们在切普斯托为他举行了庆功宴。与此同时，伍斯特侯爵被转移到伦敦。到了伦敦并被议会控制后，他很快就会知道，费尔法克斯将军的承诺究竟会不会兑现。上议院和下议院的议员都在激烈地讨论，该如何处置战败的保皇党和他们的城堡。一方面，这些城堡是危险的军事要塞，为了占领它们已付出了几十万甚至成百万英镑和无数人生命的代价。它们的存在引诱并大模大样地邀请国王的支持者与同情者再度夺取它们。如果他们真的夺取了城堡（但愿不会如此），那么所有的战役又要重新打一遍。甚至单单守卫城堡就需要付出大量的兵力，而此时正是议会试图遣散它的武装部队的关键时期。在这种局势下，为了将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最好的方法便是彻底拆除这些城堡。当在伯奇上校和“咆哮的梅格”千辛万苦的轰炸下迫使古德里奇城堡投降时，他当然赞同这种观点，认为这是处置城堡的最好方法。为了打探清楚议会关于拆除还是保留城堡的意愿时，伯奇上校忍不住发表了他自己的意见：“依我拙见，（城堡）一无是处，不过是国家沉重的负担。”
另一方面，议会党也必须考虑它自己的安危。四年的艰苦内战，整个国家动荡不安。虽然议会党取得了胜利，但远远没有获得广泛的支持。有些议员主张，为了议会的安全，也许可以保留几座城堡，无论代价多大，也要在城堡内驻军。议会中也有一些议员，尤其是上议院的大地主们，同情像伍斯特侯爵之辈的悲惨处境。毕竟，城堡是家园，而个人享有私有财产不受政府干预也正是他们一直致力于努力保护的权利。
然而，具体到伍斯特侯爵身上，早在老人家被转移到伦敦之前，议会便已经作出了决定。拉格伦城堡陷落一周后，议会已经通过投票，决议拆除城堡并关押城堡的主人。侯爵马上要被押送到伦敦塔。后来，侯爵又被考文特花园的黑杖侍卫（Black Rid）收押。至于拉格伦城堡，“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城堡剩下的部分也被廉价售出。
拆除一座城堡，尤其是像拉格伦这样的庞大的城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多了。1646年8月，当拆除城堡的工作开始时，工程队的拆除工具是十字镐。他们从巨塔的顶部开始拆起，在经历了一位亲历者所描述的大量的“千篇一律的敲敲打打”之后，他们也只设法拆除了五层塔楼。把侯爵老人家关进监狱没什么问题，但是即便在战败后，他的城堡也是块难啃的硬骨头。
如果使用炸药，他们是有可能加快施工进程的。同年早些时候，在拆除多塞特郡的科夫城堡时，他们便应用了这项技术。科夫12世纪建造的巨大的城堡主楼坐落在山丘上，四周围了一圈长长的13世纪修建的幕墙。在整个内战期间，科夫城堡被圆颅党围攻了数次，但皆以失败告终。1646年2月，当科夫最终被诡计攻陷而落入圆颅党的手中时，议会立刻下令将其拆除。工程兵着手在一些城墙下挖掘地道，大量的火药也被投入应用，准备炸开城堡主楼和门楼。但是，这样做不仅极为危险，而且代价过于昂贵。炸药炸过后，一块块参差不齐的石头也没法拿来卖钱了，而议会明确表示，处理拉格伦城堡就是为了卖钱。
因此，1647年夏天，当议会终于就普遍处理城堡达成决议时，支持适度原则和财政节约的人占了上风，他们反对拆除所有城堡。如此一来，只有那些在内战爆发后建造的堡垒，才会被命令拆除。
到了这一阶段，议会成员手头上还有个更为棘手的难题。为了打败查理一世，他的对手暂时搁置了他们在政治、宗教上的深刻的分歧，现在，既然已经打败了国王，这些根深蒂固的分歧再次浮出了水面。议会的领袖想抓住机遇，在整个王国范围内强制推行他们的宗教观点。新模范军不仅被连年的政治斗争卷入了政治的漩涡中，而且还承受着试图被解散的阵痛。所以，新模范军在议会出手之前先发制人，反叛了议会。这一年年初已经被议会从苏格兰人手中买回的查理一世看着这一切，毫不掩饰心中的幸灾乐祸。在国内，他被人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心甘情愿地在敌人互相倾轧的游戏中充当马前卒。
1648年，不同派别之间的分歧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第二次英国内战拉开了序幕。在全国范围内的一系列的战斗中，心存不满的新模范军的老兵和顽固的保皇党为了对抗议会，再次占据了城堡，在城堡内驻扎了军队。现在清楚了，强硬派的观点一直都是正确的；他们早该趁着还有机会时拆除这些城堡。现在，不仅机会没有了，还再次陷入了这样的困境。于是，主张严厉政策的强硬派占了上风。
无论是对国王还是城堡，强硬派的态度均可由一人代表。 这个人就是奥利弗•克伦威尔注60。尽管人们提到英国内战时常常会同时提到克伦威尔，但是只有到了内战的这个阶段，这位前东安格利亚的乡绅子弟才算真正建立起自己的名声。克伦威尔主张宗教自由，受这种宗教观的驱使，他在第一次内战中以毫不妥协的激情进行了战斗。同时，他凭借天生的军事才能，到战争结束时已经崛起为政府中主要的代言人之一。1648年，二次内战爆发时，现在议会能够求助的就只有克伦威尔和费尔法克斯两人了。这一年的斗争虽然发生在局部，但是却极为激烈。费尔法克斯对付的是英格兰东南部的叛乱——肯特郡的梅德斯通（Maidstone）和埃塞克斯郡的科尔切斯特。与此同时，克伦威尔被派往威尔士南部，打击企图攻破彭布罗克郡的叛乱分子。几乎整个夏天他就耗在了这项任务上。8月，克伦威尔的军队与一支跨越边境进入兰开夏郡的苏格兰军队遭遇，并在普雷斯顿（Preston）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大胜。到了9月初，唯一阻碍议会取得全面胜利的，就只剩约克郡的庞蒂弗拉克特城堡了。
庞蒂弗拉克城堡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坚不可摧的堡垒。和拉格伦城堡一样，通过加筑新的土垒，这里的中世纪的防御设施也得到了很好的巩固。在第一次内战期间，它被议会党的军队连续围困了数月。虽然他们配备了加农炮、迫击炮，却依然无法通过狂轰滥炸攻陷城堡。1645年7月，当城堡最终沦陷时，城堡里的保皇党人投降，他们并不是因为敌人的轰炸，而是因为粮食的匮绝而被迫为之。
然而，1648年5月，国王的拥护者没费一枪一炮再次夺取了对庞蒂弗拉克城堡的控制权，而他们夺取城堡是利用了巧计。半个多世纪后，最后一位幸存的亲历者托马斯• 博尔登（Thomas Paulden）上尉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件中描述了其中的过程。根据博尔登的讲述，一开始，他和他的同谋是打算在5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悄溜进城堡中去的。他们向议会党驻军的一位下士灌输了他们保皇事业的正当性，说服了他为他们效命。进而，下士安排那天夜里由他自己站岗守城。
当保皇党接近城堡的城墙时，这个简单的计划并没有遂他们的心愿。“在约定的时刻，那位下士恰巧喝醉了。”博尔登说，“在我们打算竖梯子的地方，站岗的是另一位哨兵。”于是，城墙内响起了警报，保皇党仓皇撤退。
消息传到议会的议长耳中。于是，他增派数百名兵力，以巩固驻军的防守。现在看来，夺取城堡已经不太可能了。然后，没过多久，保皇党就收到一条消息，这让他们又想出一条锦囊妙计。现在，所有增派的士兵也驻扎在城堡之内，这里已经没有睡觉的地方了。于是，议会党向城里另外订购了一些床。博尔登和他的同伙决定乔装成送床的伙计。他们“打扮成普通的乡民和主管的模样……身上藏了手枪和匕首”，护送着家具一直进入到了城堡的中心。一旦进去后，他们立刻卸下伪装，抽出手枪，将圆颅党们押到城堡的地牢里。
就像围攻特洛伊的希腊人那样，这伙勇敢的保皇党也成功完成了如此冒险的行动。他们一定喜不自禁，既为他们的好运感到惊喜，又为他们的机智感到自豪。博尔登说，“庞蒂弗拉克特城堡被人们认为是英格兰最雄伟、最坚固的城堡”，但他和几位战友仅仅靠着单薄的力量，便从议会党的眼皮底下把城堡给夺了回来。
然而，保皇党并没能高兴多久。8月传来了他们苏格兰盟军战败的消息。到了9月，5000名由议会党成员组成的部队将庞蒂弗拉克特城堡围了个水泄不通。最终，11月，克伦威尔亲自驾临庞蒂弗拉克特城堡，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攻陷。
在克伦威尔到达之前，指挥城堡围攻的是大名鼎鼎的亨利• 乔姆利爵士（Sir Henry Cholmondeley）。几个月来，这位自以为是的家伙一直向他在伦敦的上级提供着乐观的战报。而事实上，他一直忙着和其他议会党的军官就围城的最佳策略争吵不休，甚至没能对城堡发起有效的封锁，补给仍然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城堡内部的保皇党手里。
因此，11月初，当克伦威尔抵达时，他面对的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城堡本身而言，他和博尔登对城堡的防御力的判断一致。
“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整个王国中最固若金汤的内陆驻地。”他在给议会的信中这样写道，“这里不仅水源供给充足，而且城堡的每一个部位都坐落在岩石之上，因而也难以用挖地道的方法攻陷。这里的墙壁又高又厚，这里的塔楼很坚实，而且由于坡度比较陡峭……令人很难接近。”
打消了议会党胜利在即的错误念头后，克伦威尔继续写道：“我的大人们，在这3周的时间里，城堡内补给了240头牛。此外，他们还储备了足够的食盐。所以，我估计他们的食物储备能够维持12个月。而且，里面的人打定了主意，再艰难的绝境也要忍受，反正他们也不会受到怜悯——确实，他们也不值得任何怜悯。”
作出了判断、摆明了立场之后，克伦威尔开始列举他完成任务所必须的装备了。如果想攻陷庞蒂弗拉克特城堡，至少需要2个步兵团、3个骑兵团、500桶火药、6门状态良好的攻城炮和1800发炮弹。接着，他补充道，如果议会能匀得出的话，再给2门迫击炮就更好了。
同拉格伦围城一样，这些装备中的随便哪个也需要数周才能抵达庞蒂弗拉克特城堡。与此同时，克伦威尔也在写信劝保皇党投降。保皇党的首领只发来了一封戏谑的回信：在这件事上，克伦威尔确定自己可以做主吗？也许他应该与亨利• 乔姆利爵士商量一下，看看他是什么意见？等两个人商量好之后，再来联系他们好吗？遗憾的是，克伦威尔的回应，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都没有被记录下来。在等待了两个多星期之后，克伦威尔离开这里，动身前往伦敦。他并不是放过了这些保皇党；相反，他打算使出自己的*手锏了。
12月6日，克伦威尔抵达伦敦。当晚，他派普赖德（Pride）上校清洗了下议院的政治对手。既然战争快要结束了，新模范军受够了议会在处理国王方面的摇摆不定。就克伦威尔和他的战友们看来，查理一世是暴君、叛国贼，他发起了针对人民的战争，是“罪孽深重的人”。要像对待犯人那样（查理一世的确是）审判他，给他定罪，给他惩罚。对于如此罪孽深重的人，惩罚的手段只可能有一条。1649年1月30日， 查理一世被押上白厅注61的断头台斩首示众。
这种做法史无前例，举国震惊。庞蒂弗拉克特的围城也就此结束了。对正遭受着加农炮、迫击炮轰炸的保皇党驻军而言，国王被处死，是对他们保皇事业的致命重击。消息传到他们那里后，他们策划并宣誓对查理一世的儿子效忠。但是，仅仅过了几周，他们的抵抗也被瓦解了。3月初，劝降的谈判开始了。3月22日，保皇党宣布投降。庞蒂弗拉克特城堡重新被夺回，第二次内战结束了。
处决国王之后，克伦威尔和他的追随者开始着手处理城堡。第一次内战后还对城堡施以了短暂的缓刑，这一次完全不可能了。庞蒂弗拉克特城堡已经成为政府最大的眼中钉，自然地，它也成了第一批被祭旗的城堡之一。这样的决定受到了大众的普遍欢迎。3月24日，仅仅在围城结束的2天之后，推翻城堡的呼声便响彻云霄了。
“现在，最值得关注的是，”一位当地的记者写道，“约克郡的大陪审团、法官……以及几乎该郡的所有人士都在纷纷请愿，要求拆除这座城堡。”
议会同意了人们的请愿——12月，下议院清洗了那些摇摆不定的议员；近来上议院又因“毫无用处”而被废除，权力已经掌握在了强硬派的手中。当庞蒂弗拉克特城堡“应立即被全面拆除、夷为平地”的命令下达后，这一次，他们是认真的。今天，如果你访问庞蒂弗拉克特城堡的遗址，你会看到执行命令者和约克郡南部的人民是如何切实地贯彻这一决定的：几乎没有一块石头是垒在另一块石头上的。庞蒂弗拉克特城堡，这座英格兰最雄伟的城堡之一，便这样沦为了一堆乱石。
国王被处决后，其他城堡也面临了类似严酷的命运。在比弗（Belvoir）、蒙哥马利和诺丁汉，对这几座城堡的破坏程度可以与庞蒂弗拉克特城堡相提并论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比弗和蒙哥马利在1647年时都逃脱了被毁灭的命运，当时只有新建的部分被拆除了。
议会很快便发现，这种全面拆除做法的成本令人不堪重负。在庞蒂弗拉克特城堡，即便卖掉拆除的铅、石料和林木，抵消了1779英镑的成本，镇上的居民仍然要因这项任务而背负145英镑的债务。在比弗和蒙哥马利，政府想了个办法，决定付钱给城堡主人，让他们拆除自己的城堡。这两座城堡都是保皇党的财产，他们又因为支持国王而被重重地罚了一笔钱，所以政府“付钱”给城堡主人，实际上只不过是从他们的罚金中扣除，而不是真金白银地付给他们现金。
但是，在拆除工作需要财政自负的地方，命令就比较难以执行了。很快，地方政府开始抱怨全面拆除城堡的成本太高，很多地方由于缺少资金，索性不认真执行拆除命令。另外，也有一些情况，专业技能的缺失导致拆除现场出现一些问题。在比弗，当卢德兰伯爵拆倒他的城堡时，现场便出现了荒唐可笑的场面。议会当然希望有人能在现场监督，确保任务执行妥当。然而，他们任命的负责监督工作的人是当地的绅士，而不是军队的工程师。他们被迫承认，他们根本不知道城堡现在是否还具备军事防御能力。面对这些难题，中央和地方政府达成了妥协。今后，城堡不再被拆毁，而是被“削弱”。当局不再要求将城堡彻底拆除，而是满足于有限的破坏，只要城堡难以捍卫就行了——即城堡还可以屹立在原位，但是却不能具备在战斗中自我防御的能力。
在拉格伦，人们最终采取的便是这种削弱的解决方案。今天，这座仍然屹立着的城堡，见证了这一措施造成的糟糕的效果。工程师们先是尝试了用十字镐将巨塔的石头一块块地撬掉，但是失败了。于是，他们选择了更快捷的破坏巨塔墙体的解决办法。“（巨塔的）重量是由木桩承受的。”一位亲历者说，“两面墙壁之间从下面被打通后，烧掉木桩，墙体便倒成了一堆。”然而，削弱城堡不单单是破坏掉城堡的防御力那么简单。几个世纪以来，贵族的家园的墙壁一直是贵族精英的权力象征。通过推倒他们的墙壁，革命政府形象地、有力地强调了自己的权力的主张。它要表达的是，从今往后，禁止任何个人以特权的名义挑战政府的权威（很快，“政府”便有了新的名称，即“共和国”）。在肯尼尔沃斯、斯卡布罗（Scarborough）、赫尔姆斯利（Helmsley）和科夫城堡，它们那伤痕累累的塔楼见证了城堡的主人在面对议会党的强权时的无力。在拉格伦城堡，这座曾经冠绝全国，最雄伟、壮美、高贵的城堡，现在却遭到了充满恶意的、系统的、野蛮的而又彻底的拆除。没有一扇窗户不被人敲碎，没有一座壁炉不被人拆除，没有一件贵重的东西不被人掳走。池塘和护城河的鲤鱼还在成群地游弋，堤岸便被人决开了。挂满了天主教偶像崇拜形象的教堂被给予了特殊的关照。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拉格伦城堡保存了海量珍稀书籍和手稿的图书馆，据称，这是整个欧洲藏书最珍贵的图书馆之一。然而，它却没有像牛津的博德莱安图书馆那样好运。人们蓄意纵火，一把火把它烧成了灰烬。拉格伦城堡遭遇的已经不是必要的拆除了，而是赤裸裸的报复。
就在拉格伦城堡内部被拆除一空时，伍斯特侯爵亨利• 萨默塞特已经躺在伦敦奄奄一息了。现在，他算是明白了，祖先留给他的家园，是不会如他所愿，一直传承给他的后人了。到头来，费尔法克斯将军所谓受到公平对待的许诺，只不过是一口空话罢了。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国王，打了自认为光荣的仗，现在落到卑鄙的议会党手里，受到这样的对待，侯爵大人理应反思，他为什么会落到如此田地。立在侯爵床边的是贝利博士——他的牧师。即便在为侯爵做临终祷告时，他也没忘记记下侯爵的临终遗言。
“哎，博士，”侯爵说，“我放弃生命、自由、财产，把自己交给他们处置；（但是）假如说抄没我的财产，拆除我的家园，卖掉我的地产……算是仁慈的话，他们的‘仁慈’已经这么残忍，那么‘他们’算是什么呢？”
然而，虽然这个夏天，侯爵遭遇了如此可怕的经历，但陪伴了他70个春秋的肥满的身体，依然不愿把他放弃。即便当伍斯特侯爵凝视深渊时，他也不忘妙语连珠。他问去世后，他会被埋葬在哪里。贝利博士告诉他，他最后的栖息地是在温莎城堡的雄伟教堂里。
“我活着的时候，他们把我的城堡从我手中夺走。”他打趣地说，“为什么我死的时候，反而要给我一座更好的城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