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冬至夜饭时分，朋友传来文章，说里面一节，写了傅雷对老舍的非议。我没有感到意外。事实上，它上网前，我已从新一期《人文》集刊上读到，知道作者是上海社科院的陈占彪先生。
陈先生提到，傅敏晚年回到上海，定居浦东，——他父亲傅雷的出生地就在那边。我由此想起，九七还是九八年的春间，我去过傅敏在北京的寓所。他住的塔楼，三十来层高，在马甸桥北，距离我寄住的影协宿舍，也就是贴着土城根儿的樱花园，算比较近的。那天到他家去，是骑车，还是打车，没留丝毫印象；只记得北京那二年街头跑的出租，大多还都是黄面的，灰秃秃的那种。一揿门铃，迎出来的正是傅敏，身后跟着他的夫人。他是英语老师，从中学退休不久，有一点点拘谨，话声儿很轻。夫人很热情，比他年轻好些。没想到几个月前，老先生已在夏初辞世，——那时距其兄傅聪故去，仅两年半。弟兄二人，生辰隔三年，大去之时，都是八十六。
我那年去见傅敏，缘于一起与其父版权相关的纠纷。当时有一同事祝晓风君，原是《光明日报》记者，与我坐同一大办公室，座位相邻，朝夕晤对。我南来后，他也有高就，进入文学所，前些年编过《读书》，这二年又同时主编两份杂志，——陈先生的文章即刊于其中一份。那是一个不定期的刊物，一出就是两期。每出一期，他都不忘邮来，新我耳目。创刊号上有一篇书话，谈《骆驼祥子》版本，用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二到一九五四年的档案，使我对老舍有了不同的认识。最近这期在十月头上一寄到，我就看见陈文引述的第一封信，是傅雷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写给傅聪的，——里面批评老舍的话，说得相当难听：
“近来又翻出老舍的《四世同堂》看看，发觉文字的毛病很多，不但修辞不好，上下文语气不接的地方也很多。还有是硬拉硬扯，啰哩啰嗦，装腔作势，前几年我很佩服他的文章，现在竟发现他毛病百出。可见我不但对自己的译文不满，对别人的创作也不满了。翻老舍的小说出来，原意是想学习，结果找不到什么可学的东西。”
可在几年前，傅雷还在对人称赞，“老舍在国内是惟一能用西洋长句而仍不失为中文的惟一的作家”（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五日致宋淇信）。
老舍还是老舍，可傅雷的认识，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
（二）
在上海那几年，住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的钱锺书和杨绛，还有杨绛的胞妹杨必，同傅雷一家交好。那时，他们共同的朋友宋淇，家里有一栋花园洋房，在忆定盘路（今江苏路）安定坊五号；隔壁的三号，住了傅雷夫妇和两个儿子，——他们一家租住的，也是宋家的房子。杨先生对旧谊，一直心有所怀，“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锺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杂忆与杂写》）。钱家四九年夏北迁，从清华园与傅雷通音问，主要靠写信。
一九八〇年末，《傅译传记五种》由三联再版，杨先生以沉痛之笔作序。她说：“傅雷从不自满——对工作认真，对自己就感到不满。他从没有自以为达到了他所悬的翻译标准。他曾自苦译笔呆滞，问我们怎样使译文生动活泼。他说熟读了老舍的小说，还是未能解决问题。”在她作序的上一年四月间，迟到的傅雷夫妇追悼会，适在沪上办过。傅雷和朱梅馥，还有杨必，皆在乱中蒙难，从六六到六八，间隔不到二年。
关于傅雷杨必之谊，我有一次去南沙沟，在杨先生家里，听她略有所谈，——“傅雷曾请杨必教傅聪英文，傅雷鼓励她翻译”。那一年，杨先生译的苏格拉底谈话录出版，我的一篇读后记，她曾寓目，或有耳闻。所以，见面聊起译事，她很有一些兴致。三说两说，谈到两年前的傅雷文集，以及里面涉及杨必的一封信。信是给宋淇的，写于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也正是傅雷痴迷老舍之时，——原信很长，与杨必有关的，是这样几句：
“杨必现在由我鼓励，正动手萨克雷的Vanity Fair，仍由我不时看看译稿，提提意见。杨必文笔很活，但翻译究竟是另外一套功夫，也得替她搞点才行。普通总犯两个毛病：不是流利而失之于太自由（即不忠实），即是忠实而文章没有气。倘使上一句跟下一句气息不贯，则每节即无气息可言，通篇就变了一杯清水。”
这封信的内容公开得晚，杨先生昧于详情，说起来很平静，话也没几句，近乎一带而过。我能听出来，她还有一些别的想法。但那天一上午的谈话，正题是编校中的“钱锺书集”，她没有岔开话题。
六七年前，《名利场》出了一个“点烦本”，卷首印着杨先生的“润泽修改杨必译《名利场》前言”。我这两天找到这个本子，读前言犹闻弦外之音，由远及近，清晰无比，——“杨必译完萨克雷的小说《名利场》，已心力交瘁，无力修改。当时她有钱锺书先生为导师，可以保证无漏译误译，但全书尚待润泽修改。”
前言作于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两个月前，杨先生在七月十七日，迎来一百〇三岁生日。她前言里说的话，是对自己所作最后一件大事的总结：
“二〇一三年春，我决意将小八妹杨必在钱锺书指导下翻译的《名利场》从头校对一遍。我找来萨克雷原著，校订文字的语句，并加点烦。后因病小有中断，不能工作，心上总嘀咕着还有什么要紧事没做完。经休养多日，居然能看书了，才醒悟到还有件要紧事没完工呢！这就是杨必译的萨克雷《名利场》还有最后三数章没点烦修润。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二日我修润完毕，心里很高兴，又从头到尾细读一遍。我对友人笑说：‘这个译本真可谓杨必师生、杨绛姊妹合作的“师生姊妹之作”！'”
杨先生的前言，寄情于事，一无烦言。我惟一没想到的，是她谈杨必，没再提傅雷，——二十三年前当面没听全的，这一番话补齐了。
（三）
一九五〇年夏天，多年不碰的巴尔扎克，又给傅雷拾了起来，——他上手的第一本，《贝姨》，是巴金约的。
半年前，巴金和他的兄弟，与共事经年的吴朗西翻脸，办了平明出版社。“文学译林”是平明的一个丛书，“巴尔扎克代表作”也在其中，由傅雷翻译。《贝姨》出版时，附有一页新书目录，预告《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是接下来要出的两本。《高老头》译于一九四四年，由骆驼书店印过，傅雷嫌它“对原作意义虽无大误，但对话生硬死板，文气淤塞不畅，新文艺习气既刮除未尽，节奏韵味也没有照顾周到，更不必说作品的浑成了”（一九五一年九月重译本序言），决心改译一遍。
万没想到，翻译，重译，甚至作译序，顺的没一样。
一九五一年三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楼适夷任副社长和副总编，请傅雷收回版权，把巴尔扎克移到北京出。傅雷没有职业，为了吃饭，惟有从命。他后来一肚皮牢*，说不出口，只好私下写信到伦敦，向儿子发泄，——“巴尔扎克和别的古典作家一样，他的作品跟我们眼前的情况和要求相距太远了，考虑了好几个月，挑不出合适的东西可译。至于批判，既要对原作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和研究，又要相当的马列主义修养，两相结合，才能写出一篇不犯大错的译序：真是谈何容易”（一九六四年十月三十一日致傅聪信）。
从根本上说，傅雷最苦恼的，是翻译语言。他一再向宋淇诉苦，说“我们现在所用的，即是一种非南非北、亦南亦北的杂种语言。凡是南北语言中的特点统统要拿掉，所剩的仅仅是一些轮廓，只能达意，不能传情。故生动、灵秀、隽永等等，一概谈不上”（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五日信）。译笔枯索，他很难受，“我的文字素来缺少生动活泼，故越看越无味”（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信）。
傅雷想多读中国古典小说和老舍的作品，以补自己之弱。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他告诉宋淇，“最近我改变方针，觉得为了翻译，仍需熟读旧小说，尤其是《红楼梦》。以文笔的灵活，叙事的细腻，心理的分析，镜头的变化而论，我认为在中国长篇中堪称第一”。他坦言，“我们翻译时句法太呆，非多多学习前人不可（过去三年我多学老舍）”。
再三努力，仍于事无补；傅雷终于失去耐心。
“现在竟发现他毛病百出”，——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傅雷把一腔怨气，撒在老舍身上。
（四）
对老舍的怨，到一九五七年，还挂在傅雷心上。
五月十二日，傅雷给《文艺报》写文章，没遮掩自己的无奈，“多读中国的古典作品，熟悉各地的方言，急切之间也未必能收效”（《翻译经验点滴》）。他有意没提，自己本想跟着老舍，学一点方言。
两个月前，傅雷去了一次北京，第一次见到*，也第一次见到老舍。
三月十七日夜里十一点，傅雷在新侨饭店，写信给傅聪：
“三月二日接电话，上海市委要我参加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四日动身，五日晚抵京。六日上午在怀仁堂听*报告的录音，下午开小组会，开了两天地方小组会，再开专业小组会，我参加了文学组。天天讨论，发言，十一日全天大会发言，十二日下午大会发言，从五点起*又亲自来讲一次话，讲到六点五十分。十三日下午陆定一同志又做总结，宣告会议结束。此次会议，是党内会议，党外人一起参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每天分别召见各专业小组的部分代表谈话，性质重要可想而知。”
第二天深夜，他给傅聪写第二封信，提到“*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
会议期间，老舍、巴金和赵丹等文艺界代表，在三月八日晚上八点到十一点五十五分，到中南海参加了*亲自出席的座谈会。一位与会的中宣部干部记得，回到小组报告座谈经过，“老舍很兴奋，可以说是眉飞色舞，他还想继续传达*的讲话，讲他见到*时的愉快心情。可是有一两位未参加*接见座谈的名人似乎不愿意听下去，催着开小组会。老舍未再讲下去。我觉得很遗憾”（黎之《文坛风云录》），——傅雷当日也在现场听传达。
傅雷也对傅聪谈到：“七年不来京，老朋友都想我，一见面又是长谈，并且不止谈一次。庞伯伯、马先生、钱伯伯、姜椿芳、陈冰夷等都见了二三次，楼伯伯见面更多。周巍峙、王昆两位也见了两三回。夏部长、刘部长、周扬部长都约我去长谈。”
这两封信都很长，但没提老舍一个字。
（五）
老舍的方言，傅雷偏偏不懂。
傅雷自谓，“生长在南方，根本不会说国语，更变不上北京话”（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八日致宋淇信）。他也想求助，不得门径。同年十月九日，他又给宋淇写信，说：
“译文纯用北方话，在生长南方的译者绝对办不到。而且以北方读者为惟一对象也失之太偏。两湖、云、贵、四川及西北所用语言，并非完全北方话，倘用太土的北京话也看不懂。即如老舍过去写作，也未用极土的辞藻。我认为要求内容生动，非杂糅各地方言（当然不能太土）不可，问题在于如何调和，使风格不致破坏，斯为大难耳。原文用字极广，俗语成语多至不可胜计，但光译其意思，则势必毫无生命；而要用到俗语土语以求肖似书中人物身份及口吻，则我们南人总不免立即想到南方话。你说我请教过许多人倒也未必。上年买了一部国语辞典（有五千余面，八册，系抗战时北平编印），得益不少。又聪儿回来后，在对话上帮我纠正了一些不三不四的地方。他在云大与北京同学相处多，青年人吸收得快，居然知道不少。可惜他健忘，回来后无机会应用，已忘掉不少。”
傅雷分不清楚，一般的北方话，与老舍的北京话，有什么区别。他更想不到，出了北京城，即令是北方人，老舍说的北京话，全懂的其实没几个。
老舍心里也有数，北京话最传神，可用得得法，能让人懂，并不容易。他说过，“在我写小说和剧本的时候，总难免用些自幼儿用惯了的北京方言中的语汇。在用这些语汇的时候，并非全无困难：有的听起来颇为悦耳，可是有音无字，不知应当怎么写下来；思索好久，只好放弃，心中怪不舒服。有的呢，原有古字，可是在北京人口中已经变了音，按音寻字，往往劳而无功。还有的呢，有音有字，可是写下来连我自己也不大明白它的意思与来历，闷闷不乐；是呀，自己用的字可连自己也讲不出道理来，多么别扭啊：原来，北京话的语汇中，有些是从满、蒙、回等少数民族的语言中借过来的，我没有时间作研究工作，所以只能人云亦云，找不到根源，也就找不到解释” （《〈北京话语汇〉序》）。
繁难如此，傅雷一个南方人，哪能学得来。
（六）
《骆驼祥子》里有一段，写祭灶那一天掌灯时分的街景，收尾一句是：
“卖糖的小贩急于把应节的货物措出去，上气不接下气的喊叫，听着怪震心的。”
句中的“措”，属于老舍所说的有音无字语汇，亦见于齐如山《北京土话》（页八七）。齐氏因音求字，用的是“搓”，而非“措”：
“搓，铲也，除也，收也。如院中有脏土须铲出去，则曰‘搓出去’。摊上卖落花生等物，亦曰‘搓一堆’。如一群客中有一二人须特别优待而只同样招待者，亦曰‘搓大堆’。按字书‘搓’只有捻之义，无此解法。因此字原字未详，姑借用之。”
老舍把“措”用入小说，也有一个过程。写《骆驼祥子》以前，他似乎吃不准，哪个字更妥当，——齐氏写的“搓”之外，也有用“撮”的。他在短篇里，用过“铲”，如《柳家大院》（《赶集》，良友公司，一九三四）：“正在这个时候，有人来给小王提亲，十八岁的大姑娘，能洗能作，才要一百廿块钱的彩礼。老王更急了，好像立刻把二妞铲出去才痛快。”又如《新韩穆烈德》（《蛤藻集》，开明书店，一九三六）：“人家贱，咱们也得贱，把货铲出去呢，混个热闹；卖不出去呢，更不用说，连根儿烂！”这两处“铲”，与齐氏说的“搓”，音不合，义合。老舍写第一部长篇，用的是“推”：
“王家是等着新娘赶散邪气，陈家是还有四个姑娘待嫁，推出一个是一个，越快越不嫌快。”（《老张的哲学》第四十三）
琢磨的话，可知“推”，或“铲”，较之“措”，内涵要窄得多。“措”蓄着一层“不得不”的味儿，也捎带一丝急而无奈的情绪，——很难说清，只能意会。
土字看上去简单，实则麻缠；傅雷学而无得，不怪他。
（七）
老舍在伦敦，用心写小说，“想把文言溶解在白话里，以提高白话，使白话成为雅俗共赏的东西”。
费劲不小，方向却错了。
老舍说，在国内从事国语运动的友人中，“涤洲是头一个指出这一个毛病，而且劝我不要这样讨巧”；白涤洲研究方言音韵，和他最为要好。老舍也就明白，“文言中的现成字与辞虽一时无法一概弃斥，可是用在白话文里究竟是有些像酱油与味之素什么的；放上去能使菜的色味俱佳，但不是真正的原味儿”。从第三部起，他即弃绝文言，一心从“活的北京话”中寻出路，——“在文字方面就必须努力，作出一种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才算本事”（《我怎样写〈二马〉》）。
老舍异域求变，傅雷似无所知。
译书一辈子，傅雷舍不得的，是对文言的依赖。翻译家中，他看得上，或服膺的，仿佛只有周作人，——“周作人说过：‘倘用骈散错杂的文言译出，成绩可以较有把握：译文既顺眼，原文意义亦不距离过远。’这是极有见地的说法”（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五日致宋淇信）。
到生命的终结，傅雷还没悟出，论“用字”，他与老舍在两条道上。
（八）
一九四九年十月，俞平伯一篇新文艺批评，掀起一场争论。
这时，旧金山至香港的威尔逊总统号邮轮，载着心态复杂的老舍，正从横滨驶往下一站马尼拉，——老舍不会想到，北京一些人关于方言的辩论，竟把自己卷了进去。
五月间，俞平伯谈新文艺，指出“国语和文言很类似的，都有点儿雅，方言都是俗语。国语对于文言虽为俗语（五四时候的反动派称为引车卖浆之言），对方言又为雅言。口头和纸上又总有点儿区别，一般的白话文所用的言语实在非驴非马，不青不白，完全‘上口’，实在很难”。他引老解放区的小说为例说，用口语写，发现阅读上不方便，如欧阳山的《小伯温》：“民国以前，他家还是个小地主。反正以后，说不清什么理由，他的家业就‘鼓’了，爹娘也死了。”
他又接着说：“但‘家业就“鼓”了’，我初看就不很明白，因为在普通话里，鼓字当作鼓起来的意思讲，有一种病叫膨胀病，其字也从鼓。这篇文上下都很明白，我可以望文生义，知道是衰落下去的意思，至少总差不多。若照我们南方话，衰落下去大可以用个瘪字，瘪字在上海最习用的如‘瘪三’，我想北方朋友们也许不大明白吧。‘鼓起来’跟‘瘪下去’正好相反，故《辞源》曰：‘饱满之后。’最简单明了的尚且如此，复杂的例子，麻烦可知。”
俞平伯以土字为怪，和傅雷因老舍积怨，在情感上是接近的。但有人不以为然。十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出青果文章《口语用字问题》：
“《华北文艺》第五期俞平伯的《新文学写作的一些问题》，里面提到新文艺是给工农兵服务的，因此，文中的‘鼓’字就成了阅读的障碍，因为查遍任何字典、《辞源》，鼓字也不作‘衰落’讲。平伯先生认为这个成了问题。其实，我认为这个不是口语的问题，倒是用字的问题。据我的阅读经验，觉得凡是口里说出的话，字典（至少是《康熙字典》）里必定有那个字。老舍写的《骆驼祥子》，里面有几个特别字，看起来显得生硬，其实读出来便是日常所说的话，不过他找到‘正字’罢了。”
十一月二日，王蔚然也在《人民日报》发表《口语“鼓”字的来源》，呼应青果的意见：“至于有的作者用字，只求音对，不问字义，这是事实，所以我也认为作者对文字应该思索一下再用。”但在同一版，排在王文之前，还有一篇《也谈口语用字问题》，其作者林曦明显反对老舍的办法：“一定要《康熙字典》《辞源》里有了那么一种解释的字儿才准用来写文艺的话，不要说新文艺，连元曲、水浒、《金瓶梅》《红楼梦》都一齐写不出来了。因为这些作者都写了不少不光是《康熙字典》《辞源》，甚至连说文、广韵也都查不出那个解释来的白字。”
林曦，是新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主将，他主张“在新文字没能推行以前，勉强用方块汉字来写人民的口语还是可以的，不过要尽量选用比较常用的，声音切近、笔画简少，而意义又不致引起误会的字。不要搬古字、找正字、造生字，给已经压得人民大众够沉重的方块汉字的担子上，再扔进乱石块去。让方块汉字更顺利地走向简单化、标音化的道路吧”。
讨论后来移师《光明日报》，——最末加入的是张寿康，老舍至友罗常培的弟子。一九五一年三月三日，张寿康代表一些语言学家，发表一篇《谈口语用字问题》，说：“我的意见是‘字’和‘大众语’的音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可以用正字。但反对‘引经据典’。由音韵的变更上考出来的和‘口语’已经离很远的‘正字’。在习惯上可以念成口语，像没有的‘没’，莲花落的‘落’，还有的‘还’这样的能用外，其余脱离口语的‘天书’字，都应当不用。”
一个方言用字问题，从四九到五一，辩来辩去，跨了三个年头，——老舍看在眼里，没有吭气，像一个事不关己的看热闹的人。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老舍就《骆驼祥子》里用的成语，回信给一个南方的读者支超明，——信由上海《语文学习》转来，寄自浙江台州临海的一个县。老舍谈了一点意见，话说得很委婉：
“来信讨论‘任劳任怨’和‘认劳认怨”’，‘任’与‘认’哪个对？自然‘任’字是惯用的，有出处的。你用这个词的时候，还是用‘任’字为是。”
到信末，老舍话锋一转，又说：“我所用的‘认’字是从民间口语中意味出来的；我运用语言，喜欢由口语出发。”
在“用字”上，老舍讲原则，不迁就。
(九)
老舍很清楚，《骆驼祥子》里面，类似“认劳认怨”的成语，与那些特别的字词，像“謯娽”和“瀎泧”，读者未必好理解，——查一般工具书，得不到恰切解释。
《骆驼祥子》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前，《宇宙风》上的连载以外，人间书屋，文化生活出版社，和晨光出版公司，印过三个本子，用字都没怎么改过。老舍说，自己最满意《骆驼祥子》，因为“它的语言是活的”，可以朗诵。
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评一些人“……不但不加选择地滥用文言、土语和外来语，而且故意‘创造’一些仅仅一个小圈子里面的人才能懂得的词”。老舍开始想通，自己的“缺点”，不能再回护了。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五到二十三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老舍发言表态，“我不再随便乱用我所熟悉的土语，而要经过考虑，把真值得保存的保存下来，丰富我们的语言。这是运用土语，洗炼土语，而不是像我在从前那样，卖弄和偷懒。卖弄自己会写地道北京话，会忽略了为群众服务”（《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
《骆驼祥子》再出新本，不可能原封不动。和傅雷一样，老舍没有第二选择。照出版方要求，一些人物的形象，他们的心理，及其所处环境的描写，需要删节，改动，或者重写，有一章甚至连一个字都不能留。他“考本字”所得，除“謯娽”和“瀎泧”等少数几个留存，其余的在后来大多遭到改易，——“措”改作“揈”。
其实，在《茶馆》第二幕，“揈”也用过：
康顺子（坐下喘气）死啦。叫他的侄子们给饿死的。一改民国呀，他还有钱，可没了势力，所以侄子们敢欺负他。他一死，他的侄子们把我们揈出来，连一床被子都没给我们。
在北京话里，“揈”的意思是轰，跟“措”没关系，——老舍连这个都不知道吗？
没有办法而已。
二〇二四年元日试笔，凌晨，于打浦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