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清新脱俗可达鸭
从“借虏平寇”到“联寇御虏”
在明军兵败如山倒的同时，农民军始终转战南北浴血抗清。
李自成意外去世后，顺军退入湖南继续与满清拉锯，顺军的卓越表现很快引起南明政府的注意。
南明第二位皇帝隆武帝朱聿键上台后，“联寇御虏”一词新鲜出炉，并逐渐成为南明政权的国策。
南明隆武帝
湖广总督何腾蛟、湖北巡抚堵胤锡先后主动联络顺军余部，以郝摇旗、李过为首的顺军选择与朝廷合作，并被改编为“忠贞营”。
“联寇御虏”取代“借虏平寇”，一方面这标志着民族矛盾取代阶级矛盾成为南明社会的主要矛盾。
另一方面，从字面上可看出南明政府对农民军依旧缺乏基本的尊重和信任，这意味着双方合作的基础并不牢固。
不过总归来说，1 1纵然不一定>2，却必然>1。
明军与农民军开展合作后，虽然在短期内仍无力抵抗清军对湖南、江西的鲸吞，岳阳、长沙、湘潭相继沦陷。
但之前南明在江南一溃千里的局面未再现，有生力量得到保存，为次年的大反攻奠定了基础。
已无朱皇帝，何来沐国公？
顺军被招安后不久，已确立“联明抗清”战略的大西军也迎来了自己的投名状。
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明朝平定云南，明军主力班师后朱元璋独留义子沐英镇守昆明。
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朱棣封沐英次子沐晟为黔国公，定下沐氏家族永镇云南的基调。
此后两百年间，依靠军屯制度和渐进式的“改土归流”政策，明朝长期维持西南边陲的和平统一和繁荣稳定，使云贵不复安南旧事。
明朝疆域
进入晚明，发生在辽东的困局几乎同时在西南地区上演，末代黔国公沐天波不免各藩王之俗，腐败有余能力不足。
云南以前后持续十七年的“奢安之乱”为代表，对“改土归流”深怀敌意的土司们相继起兵叛明，明朝在云贵地区的统治风雨飘摇。
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崇祯自缢的消息传至云南，武定土司吾必奎最先嗅到乱世将至的气息。
他声称“已无朱皇帝，何有沐国公”，起兵叛明，叛军席卷今楚雄全境。
沐天波延续长期以来沐王府“以夷制夷”的战略，命云南各地土司出兵平叛。
在土司们的支援下，吾必奎很快兵败被*，正当沐天波沉浸在大功告成的喜悦中时，一直滞留昆明的河口土司沙定洲突然举兵攻打沐王府，沐天波北逃至楚雄。
沙定洲随即派兵占领滇中、滇南各地，甚至一度得到南明小朝廷对其云南统治权的默认。
沙定洲之乱
永历元年（公元1647年）正月，沙定洲发兵围攻楚雄，沐天波、云南副省长杨畏知困守孤城两月有余。
弹尽粮绝之际，孙可望、李定国率十万大西军入滇。
大西军的统战价值
大西军入滇最初是为自身发展考虑。
昔日大西军在湖北接受招安时，曾与驻守当地的云南籍明军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对云南的情况有一定了解。
相比贫瘠的贵州，拥有富饶滇中平原的云南更适合作为根据地。
另外，大西军确立“联明抗清”的战略后，不但没与南明政府搭上线，还多次与明军余部发生冲突。
而沐天波在西南地区拥有崇高的威望，且穷途之下毫无与大西军讨价还价的资本。
无论是助其一臂之力还是兼并他的势力，都将迫使南明政府与大西军合作。
明末云南地图
经过讨论，大西四王一致同意出兵云南。
三月，打着“为黔国公复仇”旗号的大西军攻克曲靖，随后，孙可望、李定国施“围魏救赵”之计，南攻沙定洲的老家阿迷州（今红河州开远市）。
惊闻老家被偷的沙定洲匆忙解围南撤，在撤退途中被李定国重创，沙定洲仓皇逃回阿迷州。
四月二十四日，大西军进入昆明，经过四王的持续整风，此时的大西军一改张献忠治下暴虐滥*的习气，入城后秋毫无犯，得到了昆明百姓的支持。
五月，大西军诸将召开会议，一致推选四王中综合能力最出色的孙可望为盟主，自此正式确立后张献忠时代组织架构，孙可望则成为大西军实际的*。
初登盟主位的孙可望便展现出独到的战略眼光，命大西军兵分三路平定云南，既攻沙定洲，也打沐天波。
而李定国则再次有机会充分施展自己的军事才华。
他先是一路追击沙定洲的军队横扫滇南，并于五月二十二日以地道埋雷炸塌城墙的奇策攻破阿迷州北大门临安府（今红河州建水县）。
随后迂回北上晋宁消灭敌视农民军的地方武装。
刘文秀挥师西进，一路平定大理、鹤庆、丽江。
大局已定后，孙可望运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使大西军统战价值最大化。
三百年后一位伟人曾高度概括统一战线工作的纲领：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
孙可望先是沿着半年前沙定洲的路线进攻楚雄，击溃明军，活捉杨畏知，随后与沐王府展开谈判，取消大西国年号，开始使用干支纪年。
纵然沐天波、杨畏知等人对农民军依旧怀有敌意，但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除了与农民军合作他们别无选择。
九月，沐天波回到久违的昆明，与孙可望盟誓“共扶明室，恢复江山”，大西军正式加入南明阵营。
当然，动荡中的南明小朝廷对云南鞭长莫及，大西军依旧保持实质上的独立地位。
1647年形势
短暂的曙光
时间来到1648年，南明抗清局面在不经意间发生好转。
一方面，满清剃发易服圈地屠*的暴行促使南明军民主动或被动团结起来反抗清军：
人即使没有民族气节，也有基本的审美观念；纵然没有审美观念，也有珍爱生命财产的本能。
另一方面，满清朝廷对汉人降将始终深怀警惕、充满歧视，而以“岭南三忠”为代表的抗清义士的事迹或多或少对汉人降将们有所触动。
还有一个原因不可忽视，绍武帝被俘殉国后，永历帝朱由榔的正统身份不再有争议，困扰南明四年之久的“国本问题”暂时趋于消弭。
南明内部出现了宝贵的团结局面。
永历帝朱由榔
仅半年时间，清江西提督金声桓、清广东提督李成栋、清广西巡抚耿献忠、清大同总兵姜镶、清延安营参将王永强、清甘州副将米喇印先后反正。
河南、湖北等地顺军余部顺势发动起义反清，忠贞营大举反攻湖南，而一直辗转东南抗清的郑成功则率军围攻泉州。
原本困守广西一隅的永历政权影响力扩大到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川七省及东南福建、浙江两省的沿海岛屿。
南明第一次抗清斗争高潮来临。
第一次反清斗争高潮
可惜好景不长，明军、农民军、反正明军之间的矛盾始终未得到根本解决，各股势力各自为政未能形成合力。
农民军仍然饱受打压，反正军反清复明前血债累累，反正后两头不讨好。
而南明统治阶级的腐败现象和官员内斗旧俗在困境得到短暂缓解的情况下反而愈演愈烈，这些原因最终导致他们被清军各个击破。
永历三年（公元1649年）至永历四年间（公元1650年），金声桓、何腾蛟、姜瓖、瞿式耜和李成栋相继殉国，南明此前光复的失地再度沦陷。
所幸郑成功在福建六战六捷，迫使清军主力东移，永历小朝廷才暂时免除提前覆灭的厄运。
大西军——发展不息，内斗不止
朝不保夕之际，永历帝收到了孙可望的橄榄枝。
在湖广、江西生灵涂炭时，云南地区却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作为云南的实际统治者，孙可望团结南明官员，大力发展经济，开垦农田，兴修水利，云南军民“挥汗如雨，民富庶兵精强”。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云南“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李定国则积极操练军队，以待日后反攻。
然而在欣欣向荣之余，南明政权长期存在的内斗恶习也出现在大西军内部，内斗的双方正是孙可望和李定国二人。
前文曾提到，早在贵阳时，孙可望和李定国便因前途问题产生争执。
平定云南后，孙可望逐渐产生割据一方的想法，这一想法刚说出口便遭到李定国的驳斥：
肇庆已有君，永历其年号也，不度德量力，妄自尊大，其欲自取灭亡乎？
碍于李定国在军中威望很高，孙可望转而寻求“挟天子以令诸侯”。
孙可望一边调虎离山命李定国进军滇南消灭仍负隅顽抗的沙定洲。
一边派使臣前往永历行宫肇庆，请求永历帝册封他为秦王，以打破云南“三王议政”的政治平衡（此时四王之一艾能奇已在征讨土司的战役中阵亡）。
然而孙可望的如意算盘落空，在云南百姓“乐于挽运，不知其苦”的帮助下，李定国兵贵神速，很快攻克阿迷州，生擒沙定洲，顺利班师。
一向“内斗内行、外战外行”的永历小朝廷则为封王一事展开激烈的争论。
腐儒们高呼“皇明祖制，异姓不可封王”，地方官员们则因深恐孙可望爬到自己头上而竭力反对。
但城外不远处便是清军的铁蹄，而清军对汉人降将的封赏一向大方，永历帝极为担心拒绝封王会把孙可望推往对面。
两相权衡之下，永历帝决定封孙可望为“平辽王”。
二字王和一字王，如阿迪达斯和阿迪王，一字之差，价值天壤之别。
孙可望最初试图隐瞒事实，像失业青年假装上班一样，佯称自己已被封秦王，改云南省为云兴省，开始自铸钱币。
扯皮之余，孙可望倒也不忘兴复之志。
自称秦王的次月，孙可望就命大西军兵分两路出滇，很快李定国平定贵州，刘文秀平定川南，大西军根据地面积稳步增长。
大西军平贵州
忠君与爱国——无法割舍的孪生兄弟
在此期间，李定国和孙可望的路线分歧又一次公开化。
李定国在贵州偶遇一位明朝官员黄应运，黄应运称赞李定国：
若借三百年天子之名号，加以将军之神威，统率罴虎，扫荡不庭……天下谁敌将军者？
两人一见如故，歃血为盟“誓扶明室无二心”，孙可望知道此事后将黄应运*害。
显而易见，孙可望和李定国的分歧在于由谁领导抗清斗争。
孙可望认为该由自己担任领袖组织反攻，而李定国则坚持尊永历帝为正统。
在南明政权存续时，孙可望的想法饱受抨击，南明官员斥责其“无父无君”。
而南明覆亡后，更多人则批评李定国对永历帝太过愚忠，反清迫在眉睫但复明大可不必。
毕竟昔日朱元璋恢复中华后也没把赵宋后裔请出来登基，甚至臭名昭著的汉奸吴三桂蓄发反清时汉人百姓也一度群集响应，莫非孙可望的操守还比不过吴三桂？
这儿我要为李定国说句公道话。
主观来说，相比欧洲在近代才诞生民族主义思想，中国的民族主义理论“华夷之辩”早在春秋时期便已深入人心。
春秋时期的“华夷之辩”
然而当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后，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考虑，将“忠君爱国”与“华夷之辩”密切绑定。
西晋后游牧民族多次入主中原，以孔府后人为代表的大儒们鼓吹“天命论”，肯定统治者具有民族主义的解释权，以至于北魏称南朝为“岛夷”，蒙元称南宋为“南蛮”。
李定国选择联明抗清，源于赤诚的爱国情怀，而在封建社会下“爱国”的前提必然是“忠君”。
甚至连封建社会的掘墓人孙文，在推翻满清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前往孝陵祭明太祖朱元璋以告光复之功。
作为一位生活在封建社会的人，李定国没第三条路可选。
另外一方面，客观来说，永历皇帝是能团结各派抗清势力的最大公约数。
永历帝朱由榔
永历政权的统一领导是西营、顺军、明军、土司、士绅、郑军等各派势力搁置争议团结一致的基础。
试问郑成功、李成栋、瞿式耜们，有什么动机和义务效忠孙可望呢？
这个道理孙可望本人也明白，永历帝此后曾被孙可望软禁长达三年，手下多次劝孙可望称帝，孙可望表示“我登九五，又有何难，但恐人心未附”。
孙可望——挟天子以令诸侯
说回孙可望，大西军平定贵州后，孙可望选择远走贵阳，留李定国镇守云南。
至于孙可望的动机，于公，他想把云南模式移植到贵州，进一步壮大大西军实力，于私，艾能奇战死后，刘文秀态度模棱两可，继续留在昆明容易陷入被动。
到达贵阳后，孙可望的秦王梦还没做多久，真相便不胫而走，一头是永历朝廷无能狂怒，一头是云贵官员背后揶揄。
暴怒的孙可望索性动用武器的批判，派精兵五千大摇大摆攻入永历帝所在的南宁，刺*两位大学士。
随后孙可望不顾李定国孙可望“大局为重”的劝阻，再度上书索要秦王封号，甚至不惜得罪云南地方官员的代价，斩*派去面圣的杨畏知。
触摸到孙可望底线的永历帝选择妥协，但他在妥协之余仍留有一丝倔强，改封孙可望为冀王。
永历帝又当又立的行为再次激怒孙可望，他执意要求封自己为秦王。
孙可望的反应可以理解，若他坦然受封冀王，便坐实了此前冒充秦王的事实。
永历帝本想采取拖字诀，殊不知等来了清军的铁蹄。
永历五年（公元1651年）清军入侵广西，南宁很快沦陷，永历帝逃跑至中越边境。
清军接踵而至，永历帝退无可退，孙可望趁机派兵将永历帝接到贵州安隆（今贵州省黔西南州安龙县），随即将其软禁。
自己则开府贵阳，设立六部百官，永历帝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安隆”为“安龙”，安慰自己仍是天子。
安龙永历皇宫
李定国、刘文秀对永历的窘境爱莫能助，只能供奉一些钱币、粮食，以表忠心。
孙可望“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为求仁得仁，永历帝被迫允许孙可望朝中大小事务可先斩后奏。
云贵老百姓称孙可望为曹操，称李定国为诸葛亮，消息传到二人耳朵里，孙可望颇为受用。
李定国则表示“不敢自比武侯，能像关羽、张飞、姜维一样以死报国就足够了”。
桂林大捷——孔有德授首
为国尽忠，李定国没有等太久。
清军攻陷广西后，谋划进犯贵州，大敌当前，大西军再度团结起来，李定国主动请缨出滇抗清，孙可望表示同意。
永历六年（公元1652年）三月，李定国率精心练成的八万雄兵反攻湖南，出征前李定国定下军规：
不*人、不奸淫、不抢财货、不宰耕牛、不放火。
军纪井然的明军与八旗军形成鲜明对比，李定国本人即将在明末抗清史上写下最壮丽的诗篇。
进入湖南后李定国势如破竹，接连光复沅州（今湖南省芷江县）、靖州（今湖南省靖县），守城清军几乎全军覆没。
随后李定国挥师南下，歼灭清军五千余人，光复宝庆（今湖南省邵阳市），清军一触即溃，纷纷北逃长沙、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
六月，李定国兵分三路南下收复广西，左路军克广西北大门全州，右路军克严关（今广西兴安县严关乡），自己则亲率主力直取桂林。
满清广西最高将领定南王孔有德出城解围失败，清军死伤惨重，“浮尸蔽江下”。
李定国此次出征充分利用地方优势，带上了五十头战象。
冷兵器时代大象战斗力宛如刀枪不入的坦克装甲车，清军引以为傲的骑兵被战象撵得粉碎，“死亡不可胜计，横尸遍野”。
六月三十日，明军包围桂林，孔有德尝试突围，还未等大军反击，清军战马已被明军战象吓得屁滚尿流。
南宁、柳州、梧州等地清军解围相继被李定国打败，孔有德只得在孤城中坐以待毙。
七月四日，明军攻破桂林，孔有德在象鼻山前的定南王府中自焚而死.
这位自辽东带着火炮降清始一直对满清忠心耿耿的汉奸、江南大屠*刽子手，崇祯点名的叛臣首恶，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代价。
其妻自缢前倒看得明白，告诫儿子孔庭训：
苟得免，度为沙弥。勿效乃父作贼一生，下场有今日耳。
只不过孔庭训还没想好如何反思便被明军擒获，李定国亲自下令将其处斩。
与他同时被俘的还有此前降清的南明大小官员原明庆国公陈邦傅、文水伯陈曾禹、清广西巡按王荃可、署布政使张星光等人，满清在广西的行政力量几乎被一网打尽。
随后，李定国坐镇桂林，指挥明军四面出击，先后光复平乐、柳州、合浦。
不堪忍受满清暴政的广西百姓云集响应，往往明军未到便*掉满清官员宣布光复，八月十五日，明军攻克梧州，广西全境重现华夏衣冠。
广东清军如惊弓之鸟，一度计划弃守粤西以保全广州。
李定国特意在桂林摆下庆功宴，席间李定国以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为榜样：
文、张诸公其精忠浩气，固足以光昭青史，为天地生色，然吾侪之对于国家，窃不愿有此结果也。
大胜之余李定国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仍然一心恢复中原。
以此同时，李定国的捷报传回贵阳，军民欢呼，唯有一直忌惮李定国军功的孙可望心怀不满。
他表面上奏永历帝请封李定国为西宁王，背地里则暗令李定国的部下对其加以监视，并命令李定国出兵湖南。
李定国两蹶名王
李定国被迫在安排好留守官员后匆匆北伐湖南，李定国未曾想到，这次匆忙的军事行动，却造就了明清战争中最辉煌的胜利。
早在李定国七月出师光复沅州、靖州时，消息传至北京，清廷震动。
顺治帝任命努尔哈赤之孙、清初理政三王之一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统八旗精兵南下支援，并亲自送他至北京郊外。
顺治帝
尼堪原计划进攻贵阳，殊不知走到半路便得知桂阳失陷、孔有德兵败身死的消息，随即改变路线，计划自湖南南下广西。
尼堪不会想到，湖南将成为他的葬身之地。
八月底，李定国从桂林誓师北伐，接连攻克全州、永州（今湖南省零陵市），清军望风而逃，“兵锋未至，千里无人”。
九月，李定国光复衡州（湖南衡阳），稍事休整后兵分两路，一路北上，连克长沙、常德、岳州，饮马长江；一路东进，包围赣西重镇吉安，华中震动。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赞曰：
兵出凡七月，复郡十六，州二，辟地将三千里。
最难能可贵的是，明军依旧保持着出征时的军纪，驻守长沙期间“居民不知有兵，入市输买”，这一切自然是李定国的功绩。
湘桂的迅速易主再次震惊了北京的顺治帝，他急忙任命熟悉明军情况的昔日大明五省督师洪承畴担任西南五省经略，并急令定远大将军尼堪率十五万精兵扑向长沙。
洪承畴
值得一提的是，尼堪昔日曾跟随豪格在四川与大西军交战，新仇旧恨，李定国将一次性清算。
十一月，尼堪进抵长沙，马进忠率领的明军经过苦战后被击败。
李定国随即改变策略，命正面的明军后撤至衡阳，引诱清军渡过湘江的同时将冯双礼、马进忠两部明军埋伏在衡山两侧，待清军进入包围圈后将其全歼。
十一月十九日，日夜兼程的尼堪到达衡州。
李定国带领四万明军主动出击，两军在衡州城外反复拉锯，不分胜负。
五天后双方再战，明军刚一交上火便佯装不敌南撤，尼堪不知有诈，带兵追击二十多公里后才发现陷入明军重围。
等待已久的明军主力发起围攻，清军伤亡惨重。
尼堪本人被李定国亲手斩*，顺治赐予他的铠甲、绣旗也被缴获，群龙无首的清军大败而逃。
李定国出征路线
值得一提的是，自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起兵至南明政权灭亡，长达六十年的明清战争中，尼堪是阵亡的最高级别将领。
尼堪尸体回京时，顺治帝辍朝三日，并命亲王以下、二品以上的所有官员到郊外十里迎接。
李定国正准备率军大反攻，才发现冯双礼、马进忠的部队久久不到。
一声叹息后，知道无法扩大战果的李定国只得罢兵，衡州之战兵败垂成。
事后李定国方知是孙可望从中作梗，战前便暗令部下不得助他反攻，七个字评价孙可望：有才无德危险品。
大明最后的辉煌
李定国自出滇抗清以来，以西南两省之国力，不足一年便纵横数千里，光复两省，击败清军数十万，斩*清军将校一百余人、轻车都尉以上的清军高官近四十位，两位亲王授首。
李定国一举打破八旗军自入关以来几乎战无不胜的神话，满清君臣甚至到了“闻定国名，股栗战惧”的程度。
顺治帝表示“我朝用兵，从无此失”，一度计划放弃湘、粤、桂、赣、川、滇、黔七省与南明议和。
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对李定国给予高度评价：
逮夫李定国桂林、衡阳之战，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戊午以来全盛天下所不能有。
遗憾的是，李定国本以为这是南明反攻的序章，未曾想，这竟是大明最后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