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临清贡砖从大运河飘到紫禁城 修建宫殿城墙明十三陵清东西陵

现在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十三陵之一的定陵内铺墁的都是此砖，在砖的侧面，有明永乐、正德、清乾隆等年号和“苏州府督造”等印章字样。由于金砖制造难度较大，故宫铺设金砖的面积也很有限，集中在东、中、西三条路线上。在故宫的核心建筑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所在的中路上，用的金砖是最大的二尺。中路外侧的金砖稍小，有一尺七的，也有一尺四的。

营建北京城所需砖块数量巨大，砌城墙用城砖，垒宫殿墙壁也用城砖。金砖数量有限，大量应用的砖块是由江南（今江苏）、安徽、河南、山东等四省的一些府、州、县的官窑厂烧制的，然后运到大运河，再由大运河运到通州张家湾以北的码头处上岸存放，朝廷在此专设官员进行管理，称为“砖厂”，该处也就叫做砖厂村。

陈喜波所长介绍说，山东临清是建设北京时所用砖料的主要供应地。明清近600年间，从临清“漂”到北京城的贡砖已经无法记数，明清北京各宫殿、城墙，明十三陵，清东、西陵所用贡砖，绝大多数在临清制造。临清烧贡砖的历史从明代初开始，明清两代在临清设有工部营缮分司，专门督造临清贡砖。

“古代贡砖之所以建在临清，一是由于这一带土质好，细腻而无杂质，俗称‘莲花土’，用这种土烧制的砖异常坚硬，是理想的建筑原料；二是临清的水质好，当时的漳卫河水质清澈，碱性较小，适宜制砖，国家文物局曾经将临清的古砖进行测试，其硬度达到200度，比许多石头还硬；三是临清紧靠运河，交通方便，烧出的砖可直接装船运往京城。”陈喜波表示，极盛之时，临清靠近运河的两岸“皇窑不下万座”。康熙时客居临清的江南文士袁启旭曾赋诗吟咏烧砖情形：“秋槐月落银河晓，清渊土里飞枯草。劫灰助尽林泉空，官窑万垛青烟袅。”

为什么是临清

运河改变了临清，临清砖又建造了北京，为何在众多的运河城市中，偏偏是临清有这样的殊荣？我翻看地图，直奔山东而去，只见临清正处在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交汇处，而那条从杭州流向北京的大运河，正好从南向北穿过聊城、临清，流经临清境内竟长达百余公里。于是一个小小的临清城在明清时期，凭借着京杭运河400年的漕运码头和货物集散地的地位，一跃成为和苏州、杭州、张秋齐名的四大商埠（俗话说，南有苏杭，北有临张）之一。尤其是明嘉靖年间到清乾隆初年，临清“帆船如林，百货山积，……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此时的临清州界超过15公里，人口达100多万，在北方城市中仅次于天津。

临清籍学者季羡林这样描述家乡当年盛况：“文人学子、达官贵人、贩夫走卒、赶考举子，只要从南方进京，几乎无不通过临清。遥想当年舟舶星聚，帆影云展；市尘扑地，歌吹沸天；车水马龙，商贾联翩。景象何等繁华动人！”给临清已然繁华的景象里再添一笔的，就是临清贡砖。

图为早已被废弃的临清河隈张庄古窑址，昔年红红火火的忙碌场景，已经被一片安静茂盛的玉米地所取代。

图为临清贡砖烧制技艺传承人景永祥在自家砖窑里，他随手敲击两块刚烧好的砖，倾听是否有代表合格的铿锵之声。这个新建的砖窑，仍旧延续着临清砖古老的技艺和传说。摄影/高红日

临清贡砖最初在全国并不是独占鳌头。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攻下旧都南京以后，准备营建新的都城北京，下令向全国征派建筑材料。当时政府在北京设立琉璃厂（现在的琉璃厂街是其遗存)烧制琉璃瓦，在“山东河南并直隶河间诸府俱建窑烧砖” 。

然而，嘉靖九年（1530），政府突然停止了河南并直隶河间诸府的砖窑生产，独在临清开窑招商。为什么临清会受到如此青睐？除了便捷的运河水路交通这一优势外，临清贡砖的品质也是重要的因素。山东聊城大学王云教授对临清贡砖很有研究，她说：“与河南相比，临清遍布的‘莲花土’非常适合烧砖。这里属黄河冲积平原，每次黄河泛滥时，总会留下一层细沙土，覆盖在当地的粘性土壤上，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层沙土一层粘土的叠状结构，沙土色浅白，粘土色赤褐，层层相叠，如莲瓣一样均匀清晰，因此被当地人称为‘莲花土’。制砖坯前取土的时候，有经验的工人一定会从上往下取到底，让各种土充分混合在一起，这样和泥抟坯才有角有棱、不易变形，烧出来的砖自然质量很高。”

官窑万垛青烟袅

走在临清运河岸边的旷野上，一堆堆散落残败的青砖，一个个微微隆起的土坎不时可见，“这就是明清时期临清贡砖的官窑遗址，那个时候这里遍布着朝廷的官窑。”指着附近的一个土丘，一位当地老人说。临清地图上，与官窑有关的地名也随处可见，如张窑、窑口、窑地头、陈窑、东窑、西窑、唐窑等等，都见证着临清贡砖曾经的辉煌。

1979年到1983年，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傅崇兰曾实地考察了临清砖，他对当年临清砖窑的规模、分布可以说了如指掌。据傅崇兰介绍，为了方便运输，明清两代所有临清砖官窑全部分布在运河两岸。具体分布是，从临清城区西南15公里的东、西吊马桥到东、西白塔窑，再到临清城区东北部的张家窑，最后延续到临清城区东南部的河隈张庄，总长30多公里。

有些地段窑分布十分稠密，如东、西吊马桥到东、西白塔窑，不到10公里的运河两岸，每20多米就有官窑一座（两个窑）。根据统计，东、西吊马桥有官窑72座；东、西白塔窑有官窑48座；张家窑和河隈张庄有官窑72座。共计192座，由于每个官窑无一例外地都有两个窑，因此共计384个窑。按每座窑分别划给40亩地（专供窑户取土、盖窑、堆柴、存放砖坯和成砖之用）计算，192座窑就占地7680亩。

已制作好只等入窑的砖坯，整整齐齐地码放在空场上晾晒。码放砖坯也并不是那么简单，很讲究手法和技巧——在小心翼翼地打掉模具的横框之后，砖坯还很潮湿柔软，需要熟练的工人轻轻地抡起它们慢慢地平放在地上，晾晒一会儿后还要给砖坯翻个儿，使其如图中这样立起来，能均匀地晾晒到各个立面。摄影／袁陶光

让人惊叹的数字还不止这些，如果按每处窑有50个工人算，192座窑就意味着每天有近万人在袅袅的青烟中忙碌。如果还算上为官窑提供柴薪的人、把贡砖送到运河码头装船的搬运工人，数量就更加庞大了。

历经明清两代，紫禁城里的灯火明明灭灭，临清的官窑却一直红红火火。清康熙年间客居临清的江南文士袁旭诗中还能让人感受到当时的盛况：“秋槐月落银河晓，清渊土里飞枯草。劫灰助尽林泉空，官窑万垛青烟袅。”

御窑的皇家特权

古代人闯祸，爱上山落草。有意思的是，小说《水浒》中著名的梁山离临清不过200多公里，临清人闯了祸却不去梁山落草，而是逃到官窑避祸。当地至今仍有“打架上官窑”之说，意谓不论你闯了什么祸，只要躲身官窑，就可平安无事。可以说，当时的临清砖窑就是一个独立式的王国。

据记载曾有一个馆陶县（与临清毗邻，属今河北省）人，因*人而跑到临清张家窑，请求留在窑上干活避难，说自己力大无比，推土、搬砖，什么活都能干。窑户段乔岭收留了他。不久，馆陶知县得知了此人下落，亲自来索要凶犯。段乔岭蛮横地说：“这个人在我这里干活，已经三年没有回家了，不会在你那里*人。”县官无奈，只好悻悻离去。

上边的3张演示图是临清贡砖的制作过程。图1是砖坯制作，用4块木板围成长方形模具，工人准确地将熟泥摔进去，挤压填满4个角后将多余部分刮平即可。图2是老师傅在指导工人烧窑，仅用鼻子老师傅就能判断烧窑的程度，等烧到烟闻着“喷喷香”，就能进入图3示意的工序：洇窑，通过在窑顶放水，渗透进窑内的水会还原烧好的红色砖块，要经过至少6天6夜，砖才变成我们常见的青色。

县一级的最高行政长官为什么拿一个小小的窑户没有办法呢？莫非窑户有什么制胜法宝？的确，窑场门两侧竖立的御赐虎头牌和黑红棍（清代还赐窑户黄马褂）就足以让这个小小的九品芝麻官胆战心惊，尤其是那根直径约10厘米、长约2米的黑红棍，虽为木质，却具有和尚方宝剑同样的威力，凡有私闯窑场或在窑场闹事者，用此棍打死，窑户可以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临清砖窑的特权，还体现在朱棣一道蛮横的圣旨上。永乐三年（1405），朱棣为一件事苦恼不已——营造宫殿的贡砖又供不应求了，虽然专门的运输船昼夜不停地工作，还是赶不上自己营造宫殿的速度。突然，他想到了父亲朱元璋曾经的一个举措：让路过长江的客船都顺带捎一些官砖到南京。每天行驶于京杭大运河的船只如梭，如果用这个方法，贡砖不就能以最快的速度运抵北京吗？想这里他嘴角不禁露出一丝微笑，于是立刻下旨：“船每百料（料：古代船只大小的一种计量单位，相当于明代尺度十立方尺，约为现在0.39立方米）带砖20块。”

开窑取砖时，窑场所有人心里都会充盈着丰收的喜悦。图中可以看出，窑内砖块的码放错落有致、极其讲究。行话说，“三分烧、七分码”，只有该稀疏的稀疏，该密集的密集，摆成合理的样式，码至适合的高度，才能使每一块砖受热均匀，达到理想的硬度。如果码放得不好，即使烧窑师傅技术再高也烧不出好砖，有时甚至一窑砖都可能被废掉。

朱棣之后，历任明代君主大有变本加厉之势：天顺年间（1457-1464），政府令粮船每艘带城砖40块，民船依船头长短每尺带6块；嘉靖三年（1524），规定每艘粮船带砖96块，民船每尺带10块；嘉靖十四年（1535），增加到粮船每艘带120块，民船每尺带12块之多。唯一可以豁免的，是为皇室进宫采购进贡鲜货的快船。

临清贡砖重的有70多斤，轻的也有近60斤，如果一艘船带120块贡砖，至少要额外地增加7200斤的重量，撑船拉纤都十分吃力。况且，派带的砖料如有损失，还要全额赔偿。这让当时有些官员也看不下去了，其中有一位叫张瀚的官员给皇帝写了一封信，说：“粮运带砖，始于一时权宜，今已遵行年久⋯⋯往运河渠通利，加带不甚苦难,然数止四十八块，不令过重以伤挽力。继因工作迭兴，用砖渐多，加带亦渐增益，以至载重难行。”但由于明清时代大兴土木几乎没有消停过，建完皇城建宫殿，建完宫殿建陵寝，张翰的信就如同石沉大海，强制性的搭带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不过，不堪重负的漕船和民船消极抵抗的事件却时有发生。有的民船害怕带砖，北上只好绕道。而漕船则偷偷地乘夜将砖头抛弃到运河沿岸。顺治十五年（1658）曾经在临清查获一起巨大的抛弃贡砖案：13艘漕船将所携带的675块贡砖抛弃到天津丁字沽一带，运完粮原路返回时，在临清还是遇到了审查，由于没能出示完成搭带贡砖的凭据，最后所有责任人都被严厉查处。

御用光环的背后

尽管有特权的保护，但是御用光环的背后还是不乏种种严格的规定和管制。

据记载，明朝时临清设有工部营缮分司，相当于“国家建设部皇城建设局”。这一机构在清顺治十八年（1661）裁撤，改由山东巡抚分管。工部营缮分司下设砖厂，负责贡砖的征收、检验、北运。验收合格的贡砖用黄表纸封装好，通过船只运送到天津直沽厂，复检后运送到北京。在临清设有4个砖厂，有朝廷委派的太监主管，免不了徇私枉法，《金瓶梅》第三十五回就曾记载刘公公擅自“送”给西门庆500块贡砖以中饱私囊。但从官窑把砖运送砖厂再装船北运，劳命伤财多，费时费力，后来废弃，贡砖直接由分布在运河沿线的官窑检验、装船北运。

尽管经历了数百个春夏秋冬，目睹了砖隙间花草的岁岁荣枯，身上已满是岁月留下的伤痕，但贡砖上的临清印记却并没有随之漫灭，仿佛在向人们呜咽自己曾经的辉煌……

乾隆五十年（1785）《临清直隶州志》记载“岁征城砖百万”。当时每个窑每月可出1窑砖，每年可产砖1000多万块。为什么数据相差如此之大？因为后者所说只是未检验的“成品砖”，前者是经过多次反复苛刻验收后留下的优质砖。

“敲”和“看”是贡砖验收的主要方法，“以体质坚细、色白声响者方可入选”，要敲之有声，断之无孔。乾隆十四年（1749）《临清州志》记载：“砖价每块给工价银二分七厘；如挑出哑声者，每块变价银一分七厘；不堪用者每块变价银一厘七毫。”到了清末，每块成品砖改付工价钱2吊，其他酌减。贡砖运到天津后还要重新敲验。经过几道苛刻的验收程序，不合格的砖几乎到不了北京。

即使是被当成废砖，也会被妥善存放起来，不随意丢弃——似乎随时等待“废物利用”。乾隆十三年（1748）五月，北京建皇陵急需40万块寿工砖，要求临清方面2个月内完成。这可忙坏了山东、临清方面的官员，又是督促加班，又是赶建新窑，结果天公不作美，阴雨连绵，烧出来大部分是废砖。无奈之下，工部郎中奉旨到临清，在各砖厂、窑场经年所存的20万块废砖中重新敲验，居然能选出12.5万块可用的砖运往北京，同时依然以每块二分七厘的价格折算给窑户。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临清砖的质检严格到了何种程度。

◎◎◎临清贡砖上的铭文，类似其身份证明，带有丰富的信息，由此可追查到贡砖的生产时间、地点、负责人，甚至是直接制作这块砖的匠人。如图1铭文为：嘉靖八年窑户孙伦造，匠人王信；图2为：大工，嘉靖九年窑户卢钦兖州府造；图3为：嘉靖八年分督造，窑户杨杲。底图贡砖铭文为：嘉靖九年临清厂精造，窑户孙伦。有的贡砖还会署上用途分类，如“大工”砖为修建皇城专用，“内工”砖是后宫和故宫皇家御花园专用，“寿工”砖则是修建帝皇陵寝专用。 摄影／耿艺

临清砖上都有刻字，标注了生产年月、地点以及姓名，为什么几乎每一块砖上都会有姓名呢？这牵涉到制作这块砖的诸多人员。首先是窑户，相当于官窑“总经理”，掌管着朝廷划给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组织窑场的管理和生产，但并不是窑场的拥有者；其次是作头，相当于“部门经理”、“项目经理”，是窑场生产的参加者和生产直接组织者、指挥者；此外还有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匠人和技术含量相对低、从事驳杂劳动的工人。

贡砖上的姓名一般是窑头、作头和匠人等直接负责人的，如砖上有“万历二十七年窑户梁应龙，匠人赵田造”、“康熙二十八年临清砖窑户周循鲁，作头张名仕、张化豹造”。这种别具一格的“署名”方式，实际是为了体现“‘砖’责自负”和按质论价（按质量获得工价银），一旦贡砖出现问题，就能直接追查到个人。不过，普通游客去故宫、十三陵等地参观，却很少能发现“署名”的临清贡砖，傅崇兰说这是因为“署名”一面大部分被砌到内侧，他在上世纪70年代末曾从故宫的城墙残破处看到了这种“署名”。

临清砖是怎样炼成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故宫、天坛、聊城光岳楼等古建筑先后展开维修，纷纷来到临清买‘贡砖’，结果令大家非常失望——历史上名震全国的临清贡砖，那时竟没人烧了！”临清市博物馆原馆长马鲁奎说。

这种尴尬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才得到缓解。1996年，作为当年官窑匠人后代，年过花甲的景永祥感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决定自己办砖厂恢复“贡砖”生产。但是，由于贡砖烧制成本高、周期长、工序多、绝大多数工序要受人力等多种因素制约，砖厂经济效益不是很好。景永祥只好烧一些周期短、价格便宜的红砖用来补贴。即使是这样，他依然执著地坚守着临清贡砖的烧制，默默地传承着这一传统工艺。

明定陵开放以来，游人如织，但很少人注意地宫入口处的金刚墙。金刚墙是古代陵寝地宫与外界的唯一通道，对坚固性要求极高。如图所示，定陵这面高8.8米、厚1.6米的金刚墙，除了墙基的石条，全部用临清砖砌成，砖上面铭刻有“寿工”字样，是临清专为建造定陵而烧制的。

景永祥的坚持最终得到了回报。2008年，“临清贡砖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景永祥也被确认为“临清贡砖烧制技艺”项目传承人。据说，来自全国各地到他这里来购买临清砖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

临清砖究竟妙在何处呢？有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现在制造的砖的一般硬度是70号，国家文物部门曾经用回弹仪对临清舍利宝塔上的临清古砖进行测试，其硬度竟然达到200号，比许多天然的石头硬度都大。是怎样的方法，让手工的产品居然胜过了天作之物呢？

傅崇兰接受笔者采访时明确表示，他得到山东方面的嘱咐，不可透露临清砖的详细技术。景永祥也强调，有些技术只能慎重传给徒弟，不可外传。这又给临清贡砖的烧造工艺加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不过这些疑团在山东大学博物馆馆长于海广及临清博物馆馆长魏辉深入调查后所撰写的《莲花土的妙用——临清烧制贡砖技术》一文中都能找到答案。

令人惊叹的是，文中提及：如果从零开始，烧一窑临清砖，至少要三年零两个月时间。据魏辉介绍，临清贡砖的制作包括取土、上垛、过筛、滤泥、制坯、装窑、烧窑等工序，其中需时最长的是上垛。上垛是在取到临清特有的莲花土后，要将土运到存土场堆成大土堆，一任风吹日晒、霜冻雪飘，目的是降低其碱性，同时让其粘性变得均匀，使生土变成可以使用的熟土，仅这一道工序就需要3年左右。

在景永祥的砖厂，不时会上演这样奇妙的场景——一位彪形大汉抡起钢叉铲起一块湿泥，用力摔到地上，然后又铲起来接着摔，如此反复几次之后，大汉就把这块泥丢在一边置之不理了。原来，用力地摔打是为了减少泥中的气泡，而将其晾在一边一段时间，就正像我们发面蒸包子时需要醒面一样，给泥一个休息和醒发的时间，使其更加柔软。连对泥料的处理，都如此之复杂和用心，无怪乎临清砖能成为御用之物了。

不仅仅是工序的精致，连烧造临清贡砖的燃料也有讲究。“打官司的是秀才，烧砖的是豆秸”，这句至今仍流传在临清的俗语，讲的就是烧青砖一定要用豆秸杆。据说，临清的豆秸杆烧起来火候均匀，烧出来的砖，质量和色泽都很好。

景永祥经常在窑旁一待就是一天，尤其是碰到需要掌握火候的关键日子，他说，一窑砖，烧制需要30天，在烧到20多天的时候便要停火。至于什么时候停火，很有学问，火候掌握不好，烧制出的贡砖质量便会大有不同，这个时候便需要他去闻砖窑里冒出来的烟味，“当烟闻着香喷喷的时候，就可以停火了。”景永祥这样形容，至于被他形容得如此美妙的气味到底是什么样的？老人避而不答，这大概就是临清贡砖最后的秘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