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武文化的武术思想
（摘自《中国精武文化探索研究》之五“一”精武文化的武术思想）
武术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智慧的结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与中华民族共生发展的文化载体，与中华民族同历风雨沧桑，成为维护中华文明的生命基因。几千年来，中国武术是在中华民族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深受民族文化思想精神的滋润和哺育，受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艺术、民俗与道德伦理观念等影响，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民族武学文化系统。武术的背后是思想、精神和文化，文化是武术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精武文化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在民族救亡图存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具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特色。它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内涵，具有重要的体育与社会人文价值，在中华武术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精武文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武术文化，对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在精武体育会的百年历史中，始终以“弘扬爱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为己任，传承着中华民族武术文化遗产和中华民族精神财富，为推动中华武术与体育事业发展，传承民族优秀传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1、精武体育与近代尚武思潮
自19世纪中后叶起，清廷腐败软弱，或遇外侮、或生内乱，有时甚至外辱与内乱并存。那时期的中国，积贫愈弱，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维新变法时期，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义士，他们认为强国与强民同样重要。很多中国近代革命志士、思想家以及军事家们，都对体育运动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在近代救亡图存中，曾涌现以“精武会”为代表的一些民间武术团体，它们都以武术救国为己任，特别是民国期间的一些体操学校，也以“增强中华民族体质，洗刷东亚病夫耻辱”为校训。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维新变法的发起人梁启超（1873—1929）曾慷慨陈词：“中国最需采补的西方精华乃是尚武！”他在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1900年的《少年中国说》中，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指出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热切希望出现“少年中国”，倡导振奋民众精神，具有强烈的鼓励性和进取精神，寄托了对少年中国的热爱和期望。梁启超在光绪三十年（1904）满清政府即将覆灭之时，发表了《中国之武士道》，这是为补足国民精神教育，追寻中国的武士道精神，实现中华复兴而撰写的尚武精神著作。作为近代救亡图存的呐喊，起到了团结国人奋起抗争的积极作用，展现出强烈的急迫感和使命感，以及激进的爱国主义情感，具有很大的感召力。一百多年前，面对列强入侵，国将不国的危难局面，南开学校创始校长张伯苓曾强调：“中国人之身体软弱以读书人为甚，往昔之宽袍大袖者皆读书人也。今日学校生徒，若非提倡运动，其软弱亦犹昔耳。”（《中国人所最缺者为体育》）曾经发出“强我种族，体育为先；平均男女，促进健全”，以及“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时代强音。早在1917年4月1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时年24岁的*同志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抱着对国家和民族高度负责的态度和精神，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践，以笔名“二十八画生”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发表《体育之研究》文章，对“国力荼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的状况，深感忧虑。在旧中国，中国人被人诬蔑为“东亚病夫”，炎黄子孙无不为之痛心疾首。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中，青年*看到了体育对增强民族体质、提倡武风、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作用，把体育上升到民族和国家兴衰的高度，为改变中华民族体质孱弱的状况而大声疾呼。他写道“今世百科之学，无论学校独修，总须力能胜任。力能胜任者，体之强者也。不能胜任者，其弱者也。”“肢体纤小者举止轻浮，肤理缓弛者心意柔钝，身体之影响于心理也如是。”他把体育作为提高个体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强调没有强健的身体，在知识、意志、心理、精神等方面也会受到大的影响。呼吁应大力提倡体育，提高国民体质，借以振奋民族士气。“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阐述了体育“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的四大作用，同时提出了学校教育要“德、智、体”“三育并重。“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于吾人研究之中，宜视为重要之部。”“学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此之谓也。“体育占第一位置”的思想，奠定了*体育思想、教育思想的基础。这也对他日后提出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主旨的“新体育”精神，具有重要先导作用。他最早萌发了终身体育的思想，“凡事皆宜有恒，运动亦然。”“日以为常，使此运动之观念，相连而不绝，今日之运动，承乎昨日之运动，而又引起明日之运动。”“运动既久，成效大著，发生自己价值之念。以之为学则胜任愉快，以之修德则日起有功，心中无限快乐，亦缘有恒而得也。”这种比较明确的终身体育思想，比正式的终身体育概念提出早了约80余年。《体育之研究》成文之时，现代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仅仅开始了11年。*在当时社会状况与体育研究水平下，提出如此内涵丰富、分析透彻、针对性强的研究成果极为难得，可谓体育文化思想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提倡用强健的体魄、文明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为国家和民族图强做出贡献。这振聋发聩的呼喊，警醒着一个民族，改变着一个国家，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中国共产党早期*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提倡“体育兴国”的新思想，曾发出过这样的警告，“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很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与陈独秀一样，主张德、智、体三育并重，“心力”和“体力”全面发展。*《体育之研究》这篇经世之作，切中时弊使人警醒，鞭辟之处引人深思，虽经世界沧桑巨变，岁月斗转星移，但始终绽放着耀眼的光辉。
精武武术和体育思想与近代革命思潮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被看作这一思潮的重要组织部分。在当时社会谋求图强的形势下，精武体育会的创立适合了当时国民的需要和爱国情绪，武术体育由此成为有识之士改造国民身体和精神，进而改造整个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手段。在这样历史背景下创立精武体育会，有着特殊的文化精神。在精武体育会创立之初，陈公哲就“立精武精神，以为训练会员之纲领”。这一精武精神的提出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相契合，与整个中国社会的尚武精神相呼应。精武体育会强调武术强身健体之作用胜过西洋体操，于强种保国都有莫大的关系，确立了“体、智、德”三育全面发展思想。精武文化，“精”寓意奋发图强，力雪国耻，扬我国威的民族精神，“武”即指民族自强不息的抗争精神。精武体育会以技击为主，以武德为皈依，不仅要练武强身，还要养成精武的道德品行。强调在让国民身体强壮的同时，还要注重国民人格、精神方面的完善和健全，在塑造国民健全人格和精神、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精武文化是中国武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它是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以弘扬国术武术为根本，以“强国强种”强健国民体魄与振兴民族体育为要务，以振奋民族尚武精神为灵魂，以修身正己、担当正义、舍己为人、“止戈为武”为宗旨的民族思想文化。
2、精武武术思想内涵
“乃文乃武，惟惟惟一”是精武文化的重要内涵，就是“专攻为精，止戈为武”，最终目的是振兴民族尚武术精神、强健国人体魄，使自己有保家卫国之能，成为世界维和平的力量。文武之道，天地之道，文以修身，武以强身；文能养德，提升修行，武能养人，激发潜能，这正是武术精神之“道”的内核。精武文化以传播和弘扬中华武术、培养民族正义力量为旨归，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武艺与西方体育的概念和内容有机结合，扩展了中国武术文化内涵，并将之推向崭新的高度。从本质上说，精武文化是中国一种武术文化，一种体育文化，进而凝聚发展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它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从传统文化与海派文化土壤里养育出来的一项文化遗产，传承至今，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爱国情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具有深厚的儒家思想文化底蕴，糅合了燕赵侠义精神与海派文化包容冒险创新的文化内涵，海纳百川，兼容并蓄，贯穿其中、始终不变的是力雪国耻、扬我国威的爱国主义思想。精武文化的内涵很丰富，在一定意义上说，精武文化是儒家思想、燕赵侠义精神与海派文化融合的产物。它已升华为中华武术乃至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精神和文化，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畏强敌、顽强拼搏、敢于担当、勇于奉献精神的集中体现。精武文化在中华武术文化中独树一帜，在现代中华武术思想文化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霍元甲由一名普通的民间武师，成长为具有进步思想的爱国武术家，除了受武术世家深厚武学熏陶之外，他的武术思想与进入“怀庆药栈”受到掌柜农劲荪启蒙影响有密切关系。农劲荪多次强调，武术界存在的门派之争属愚昧行为，因为争斗互相残*导致数代纠缠不休更是没有任何价值。指出在民族危难之际，武术家要胸怀宽阔，团结对外，为国家民族强盛做些事，如此，那才是真正的武术家。在与农劲荪的朝夕相处中，逐渐接受了新思想，产生了以武术“强国强民”的救国思想，并希望通过中华武术精神，来唤醒沉睡中的中国人民的斗志。在怀庆药栈，农劲荪很看重霍元甲，将之升为管事，从而也使霍元甲有更多的时间习武强身。
霍元甲所处的年代，国家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一般的习武者只是为了防身自卫而练武，或者为了生存谋生而练武，而霍元甲是个有远大抱负的练武者。他跳出了个人利益的小圈子，拥有忧国忧民之心和更高的格局与宽阔胸襟。一人习武可以强体，一家人习武可以强家，一国人习武可以强国，深知练武强身、强族、强国的道理。他认为，国人练习武术，不仅能强身健体，更应该上升到“以武强种、以武强国”的高度，使得武术成为增强国人体质、振奋国人精神、树立国民自尊心的一种有效手段。霍元甲生活在一个武林门户观念极强的年代里，传统武术道德观念和民间习俗对他影响很深。但他能够屡屡冲破门派的束缚，兼容并蓄，以少有的开放观念面对天下武林，积极倡导“拳术天下公有”的思想，体现了霍元甲包容宽广的胸怀和在武术方面的进步思想。这种思想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也对日后精武体育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他倡导以武术“强国强种”的武学思想，将武术与国家的前途命运与民族危亡紧密相连，用自己的侠义丹心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壮丽篇章。
精武体育会离不开同盟会与国民政府和爱国人士的支持，他们的进步思想激励着精武会的发展。支撑精武体育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同盟会在上海的主要成员。精武体操学校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陈公哲曾说：“公哲虽受维新、革命学说之熏陶，而以爱国为心。”他说：“当时的中国民族，有以‘东亚病夫’之诮。余尝考其所至之由，夫每个民众身体之不健全，亦即全体民族之不健全，欲泄此耻，厥为提倡国民体育耳。盖无体育不足以强身，无体育不足以强民。”强调对中华武术体育的重视，发挥体育对强国强民的重要作用。精武体育会成立之初，就“具备有武化全民之企图”，将以实现体育“强种强国”的爱国主义思想作为精武文化的核心和灵魂，这种以“铸民族魂”为目的的体育思想被后世广为传扬。在民族危难的重要时刻，精武文化为积贫积弱的中国擎起了一面振奋民族精神、弘扬中华国威的旗帜。孙中山也十分强调发展传统武术体育，提倡要弘扬民族精神，发展国术体育活动，提出“欲图国力之坚强，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他说︰“我国囊昔仅袭得他人物质文明之粗末，遂自弃其本体固有之技能，以为无用，岂非大失之计耶。”认为无论科技如何进步，体育的技击功能绝对不能丢弃，否则都是取他人的粗末而丢弃自己的根本，其结果只能是“积弱愈甚”。霍元甲及其追随者陈公哲、卢炜昌等人，为发扬“精”、“武”之国魂，振奋民族精神，在上海建立精武体育会，为中国武术的普及与发展，为中西体育的沟通与融汇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由此而激发了国人的危机意识，迫使国人认识到自强保种的紧迫感和重要性，进而希望通过体育来达到改造国民体质和性格，最终达到改造整个中国社会的目的。进入20世纪初叶，中国依然面临着一个内部腐朽、外强入侵及国民体质羸弱的危机，社会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鸦片战争以后，国势不振、国人蒙羞的原因，认为国家积贫积弱，民族萎靡不振，不仅是输在了科技上，是输在了制度上，但更重要的是输在了民族的精神上。这种缺乏的精神，那就是自强不息、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尚武精神。一致认同“国势衰微，欲弱为强，必须先谋种族强盛”。因此强国强种这种体育思想具有很高的社会认知度，并形成一种社会思潮，这一思想与精武体育会的尚武精神和思想相一致。精武体育会一直是一个以教授弘扬中华武术，以及培养革命力量为主要活动和任务的群众性团体，很长一段时间承担和发挥着的练兵功能，它与中央国术馆、地方国术馆等其它武术团体存在着天然的不同。精武体育会的特点，是开放，包容，和谐，全面，专精。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授武术的团体，而且还是一个开展近现代体育及文化的综合社团，它在社会服务方面，展示出独到的一面，首开社会体育风气之先河。精武体育会在武术外的业务多到让现今的观众无法想象，承担着众多体育社会功能，除了现代西方体育中的足篮排三大球、田径、赛马等项目展开外，还有很多现今“体育”一词无法包含的内容。这一转型，是在精武会第一代弟子陈公哲、卢炜昌、姚蟾伯等努力完成的。精武会业务上的这一转变，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在精武武术的基础上形成的，进一步拓展了精武武术发展的空间。精武体育会用体育诠释武术，武术从此找到了新的安身立命之地——体育。同样精武体育会把武术融入体育之中，也促进了体育的发展。他们深知武术在强国强种方面的独特作用，将武术与体育并重。精武体育会的发展是近代中国武术文化发展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摈弃了旧有保守思想观念，既继承传统又创新发展，充分发挥中国武术体育文化之长，促进了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文化的结合，对促进中国武术的传播与发展，推动中国体育运动进步起到重要作用。
霍元甲深受燕赵文化精神的浓厚滋养，剑气若虹，知大义有大德，侠肝义胆，义薄云天，凝聚着抵御外侮的民族傲骨、为国为民的浩然正气、舍生取义的高贵人格，从而养成了担当正义、不畏强暴、任侠好义的精神和品质，这对他在民族危难列强入侵的时代，面对西洋大力士叫嚣与对国人的侮辱时，他毫不犹豫，毅然挺身而出，迎战赴约比武，以高超的武艺打击了西洋大力士的嚣张气焰，为国雪耻，为民族争气，大大激发了中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和爱国热情。霍元甲代表了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精神，已经成为国民爱国主义思想的一面旗帜，成为中华武术精神的象征。他力挫西洋大力士与打败日本柔道会武士，都是为了民族的尊严、自信心和荣誉，为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他置生死于度外，将个人价值的实现放在国家民族之上，为国舍命，而不是为了一己之名利，这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精神，是令人无比敬佩的。公者千古，私者一时，他的精神，日月同光，光照千秋。霍元甲文武双全，有勇有谋，武德高尚，德艺双馨，不仅是具有高超功夫的武术家，更具有崇高的人格魅力。真实的霍元甲远比后来演绎艺术创造出来的还要完美，更富感染力、穿透力和影响力。
3、霍元甲与津门武术
天津武术是中华民间武术的典型缩影，是古老中华武术文化的重要代表，而迷踪拳就因霍元甲的侠义爱国精神，威震西洋大力士与打败日本柔道会武士的事迹，以及创办上海精武体操学校而名扬海内外。霍元甲是燕赵大地滋养出的一代武林宗师，是燕赵大地武林豪杰的杰出代表，他植根于燕赵文化的深厚沃土之中，侠肝义胆，担当正义，具有勇士与武士的风范和民族气节。他最可贵的精神是关键时刻敢于亮剑，具有勇于战胜对手的坚定信念和决心，敢于抵抗外辱的无畏勇气和傲骨，舍生忘我的英雄侠义气概，以及忠心爱国的民族精神。他的人格魅力与精神，与为之奋斗的武术事业和他自身的武学造诣为国人所崇拜，他的武术思想和精神，成为一直激励国人奋发图强的精武精神。
精武武术发源于天津西青区精武镇小南河村，它的武术思想与燕赵大地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天津古属幽燕之地，“自古豪杰命断，只为护住一座幽州城！”它是燕赵大地的重要区域，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武林豪杰云集，英雄侠客辈出，名人荟萃，灿若星河。特别是清末、民国时期，出现了一批武术家，他们敢于藐视挑战世界列强的挑衅，表现出慷慨悲歌的侠义精神与爱国思想，他们像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照耀着那个时代的武林江湖。天津有浓厚的尚武之风，在清末与民国时期，天津人尤其是周边区县都爱舞刀弄剑。古老的幽燕文化造就了天津武术人的侠义之风，世代相传，具有“慷慨悲歌，好侠任气”的精神传统。
天津简称津，意为天子渡过的地方，别名津沽、津门，始于隋朝大运河的开通，唐中叶以后成为南方粮、绸水运的水陆码头。 金代在直沽设“直沽寨”军事重镇，元朝设“海津镇”。明朝永年二年，筑城设卫，称天津卫。天津卫自古就是京城门户，南北漕运的重镇，凭借通运河、海河与连渤海的优势，成为联系京师、关东与山东的枢纽总汇。“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得天独厚的地理分布，使天津成为南北船舶必由之路。天津卫最初居民是大多是军人，军人日常要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这也为后来天津传统武术的成熟和民间尚武风气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天津作为中国武术的重要传承地和发源地之一，具有浓郁的燕赵地域文化底蕴和特征，它的发展甚至影响着燕赵武术文化的风格倾向。天津文化底蕴深厚，皇城根文化、京师文化、军屯文化、运河文化、盐商文化、老城文化、码头文化、市井文化、寓公文化、租界文化、精英文化等在这里栖息，又是一个移民城市，多民族文化融合，文化积淀丰富，促成了天津卫文化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包容性。北边的游牧文化与南边的黄河农耕文化，两大文明在这里相互激荡、相互融合、交相辉映，形成一个多元共存、多样化统一的天津卫文化。长期生活在天津卫的百姓，受到自先秦以来数千年传统文化的浸润熏陶，形成独特的天津卫文化特点与风貌，慷慨仗义，古风淳朴。天津这座城市与水密不可分，是“当河海之冲，为畿辅之门户”，也是江南漕运上达京城的必经枢纽。在历史发展中，大运河文化对天津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造就了河西务、杨村、北仓、杨柳青、独流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名镇，培育了运河两岸商贸、民风、建筑、饮食、风俗、艺术等诸多方面文化的发达，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和物质历史文化遗产，也促进了南北武术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天津武术与大运河沿线沧州、京城武术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运河漕运文化发达，孕育了天津丰厚的武术文化的土壤，可以说千年大运河滋养了天津武术的成长与发展。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浙江、苏闽等各地的武林豪杰与船户、商贾、官吏等来往天津的很多，慢慢聚起了一批“以拳谋生”、“以武会友”、“以武结社”的武林人士。天津卫作为北方幽燕尚武之地，武术门派层出不穷，流传武林的重要门派拳种很多，代表性的有迷踪拳、少林拳、拦手门、八卦掌、弹腿、太极拳、八极拳、翻子拳、摔跤、通背拳、形意拳、燕形掌、武当拳、螳螂拳、青山拳、飞龙掌、戳脚、青龙太乙十三式、太极梅花螳螂拳等。
燕赵文化具有重义轻利、勇武任侠的品质，充满着“铁肩担道义”、“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有容乃大的“贵和尚中”思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慷慨悲歌、好侠任气”的精神传统，是燕赵大地所独具有的代表性文化特征。古老的燕赵大地孕育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燕赵武术文化，形成了刚健有为、尚武自强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对中国武术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燕赵武术拳种在燕赵武林人士的广泛传播下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它们在融合之中凝聚的武术技艺和武术理论，成为燕赵武术文化的精髓。燕赵大地铸就了一代大侠霍元甲的王者风范，也孕育了他慷慨侠义的思想和精神。二十世纪初曾在津门教授武功的武师群星璀璨，李存义、李青山、韩慕侠、张占魁、吴秀峰、孙禄堂、刘云普，个个都是民国年间威震南北的武师侠客。
中华武术培养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武术史上，很多武技高超的人和普通的习武者都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首要目标，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特别是近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关键时刻，许多武林豪杰纷纷挺身而出，为国家和民族的存亡，抛头颅，洒热血，表现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中华民族在历史的危机关键时刻总是有真正的民族脊梁挺身而出。在清末民族危亡、百业萧条、列强侵略、任人宰割的年代，霍元甲就是在关键时刻出现的能够支撑中国民族脊梁的英雄。燕赵自古多豪杰，光照千秋正气浩。霍元甲代表了燕赵武术文化的思想和精神，凝聚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和侠义情怀，成为津门武术的一面鲜明旗帜，这是燕赵武术思想精神的重要体现。
一种文化的形成一定是某种生存结构的匹配性状态和匹配性产生，决不会无缘无故的发生。精武文化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在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状态下，中国民众强烈渴望和迫切要求改变受压迫、受欺辱任人宰割的现状，从而也催生了精武文化的产生。霍元甲是精武体育会的先驱者和精神支柱，是精武体育会的永远不朽精神之“魂”和灵魂之“魄”。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霍元甲挫败西洋大力士与日本武士的行动，就不会有精武文化的产生，也就演化不出精武思想和精神。在那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太需要出现一位敢于为中国人出头、提振民族精神的人来使萎靡迷茫的国人看到希望，从而凝聚天下人心，这也是霍元甲成为近代武术精神化身的重要原因所在。精武文化是一种深刻而广泛的思想文化，它与武术和体育发展息息相关，但它的影响又远远超过武术对社会和民众的影响，它是一种民族精神象征和传统美德彰显，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民族思想文化精髓，应当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世代流传。
4、霍元甲故乡小南河
天津作为精武文化的最初萌发地，在中国近代史上，出了一位民族英雄、一代武术大师霍元甲。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小南河，位于天津西南约10公里，具有历史悠久，至今建村已有600余年历史。宋熙宁四年（1071年），建小南河呰（现在小南河村），时为宋代的军政组织。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小南河出现屯田。明永乐二年（1404年），马氏尚礼、尚信、尚智弟兄三人从南京迁到小南河，立马建村。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霍元甲之六世祖霍利通从东光县迁到小南河定居。小南河村因近代爱国武术家霍元甲的故里、“精武文化”的发源地而扬名天下。
据《宋史武经总经前集》载，小南河本是北宋时沧州横海军所设的一个军寨，随着辽、金的南侵，军寨失去了边防的意义，而演变成一个村寨。尽管变成村寨，习武之风却在民间延续下来。在抗击辽、金以及明初燕王扫北等重大军事活动中，这里的百姓都曾有过杰出表现。上马击狂虏，下马事耕耘，千百年来，这里的人民一直过着亦兵亦农的生活。清末，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不安，当时的小南河村习武风气很盛，这一则是为了保卫家乡，二则是为了防身。1869年霍元甲出世于该村，小南河从此也注定要闻名天下。文化的传承是一个潜移默化、熏陶渐染、润物无声的过程，文化对人的塑造也是个缓慢的过程。小南河霍家充分继承东光霍氏先祖之遗风，崇文尚武，作为迷踪拳武术世家，武学与医道根基深厚，特别是深受儒家的仁爱、礼仪、道德、信义等传统思想文化影响，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霍家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在择师授徒上有“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等戒约，家教甚严，有极强的家族荣誉感和优良文化传统，非常重视家族武学的名声和声誉。霍元甲深受家传武学文化的影响，自小就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和正直善良人格与大丈夫气概。正如《正气歌》（南宋诗人文天祥）所言：“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霍元甲追求正义，刚直不阿，显示出忠信仁义、浩然正气的力量。在生活处世方面，他为人正直善良，忠孝仁义，心胸宽广，诚实厚道，谦逊好学，勤劳能干，勤俭持家；在性格方面，他刚毅倔强，胆识过人，低调稳重，侠肝义胆，任侠好义，重诺诚信；他靠着自己勤劳双手和宽厚的肩膀勤勤恳恳的谋生和生活。这个武术世家世代以种田为生，过着与大多数村民一样的农家生活，与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农民走过的路并无二致，平凡而平静，操劳而艰辛，奔波而劳碌。年轻时的霍元甲干得大多是力气活，以码头装卸工“扛大包”为生计，生活的磨砺与历练，使他养成吃苦耐劳、勤劳朴实、勤奋能干、不服输的品质，同时也锻造了坚强的意志与刚毅果敢的个性。作为已传七世的武术世家，传统武德教育对霍元甲影响很大，从小受父辈教诲，耳濡目染，以德为上、行侠仗义、“不欺人、不害人”之观念早已深入思想之中。他的武德修养以儒家伦理纲常为根基，深受“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礼义廉耻”、“孝悌德善”等武德教育的影响，勇而有节，持节守信，履信抱义，高风盖世，浩气填胸，侠肝义胆，义薄云天，蕴含着忠、信、仁、勇、智、礼、义等传统武德和民族精神。他接受武术世家传统武术的训练，以家传武学“练武之道，皆为防身，振我华宗，保我国民”为要求，将“拳以德立”思想深入精神之中，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朴素爱国之心，体现了儒家文化侠肝义胆、忠信仁义礼的思想精髓。
小南河霍氏武术世家，尚武之风浓烈，及至霍元甲，其时已历二百余年，代代相传，从未间断，在幽燕之地颇有影响。霍氏家族奋六世之余烈，有深厚的武学文化积淀，造就了一代迷踪拳武术大师霍元甲。他勤奋好学，刻苦练功，自强不息，积极上进，不仅将霍家家传“迷踪拳”绝技悉数继承，并且还用心研习各家武学精髓，将之融会贯通，顿悟武术真正奥义，改创为更具实战威力的“迷踪艺”，从而达到高超武学境界。关于“迷踪艺”的形成时间，应从“脚行”做管事开始，主要是在“怀庆药栈”做代理掌柜期间进行的，他将祖传迷踪拳推向了崭新的高度。霍元甲在进入“怀庆药栈”当帮工后，通过与有日本留学经历的爱国人士农劲菘的交往，逐渐把自己的正义感和爱国情怀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体现出以武术“强国强种”的救世思想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精神思想的追求。使他在武术思想认识上得到了升华。认识到武术强身，不仅仅限于个体，要让更多的人强健起来，只有这样国家才会有希望，才能摘掉“东亚病夫”耻辱的帽子。
精武文化追根溯源，是霍元甲创办的精武会，若再探寻其渊源，那就要搞清武术本身的源头。武术源于华夏祖先与自然界的恶劣环境、野兽及同类而进行的生存搏斗，从一开始就是不畏困难、不惧强恶、不甘屈服、自立自强的精神的产物。中国武术起源与战争密切相关，也是古代军事战争传承的技术，所以兵器被称为“武器”，军事被称为“武事”，军备也被称为“武备”。几千年来，武术的本质属性是其技击性和教育性，习武可以强身健体，修身修德，亦可防御敌人进攻。习武者在长年坚持不懈的练功实践中，需要有吃苦耐劳、坚持不懈的精神。尚武能够培养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同时为提高技击能力、强健体魄、实战对抗、拼打攻防，在与严酷生存环境作斗争的艰辛锤炼过程中，磨练意志，鼓舞斗志，培养顽强拚搏、坚忍不拔的优良意志品质。武术作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生存技能，拥有消停战事、维护和平的力量，是中国人安魂、立命、守魄的法宝，成为维系民族生存发展的“魂”和承载中华儿女生命基因的“魄”。
中国人如果没有强健的体魄，就不可能改变积贫积弱的落后局面。霍元甲倡导的尚武强身、强国强种、抵御外辱的武术思想，力在唤醒国人奋力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与荣誉，这正是近代中国人最需要提倡的一种民族思想。精武体育会“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的宗旨，得到华夏子孙、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的普遍认同。精武体育会倡导弘扬中华武术，联合武术门派，团结一致，发扬国粹，促进武术从民俗文化向体育文化的提升。同时注重武术的和谐发展，开辟全新的武术弘扬与传播模式，推动武术城市化与国际化进程，成为近代武术发展的典范，为中国武术的普及与发展，以及中西体育的沟通与融汇等作出了积极贡献。霍元甲武术思想，吸收了中华文化塑造人格精神的终极核心价值，将武学融入到社会救亡图存运动中，与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重在唤醒了人民群众对民族身份与民族尊严的心理自主自尊意识，这是一代英杰霍元甲对中华传统武学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精武文化丰富了中国武术思想文化内涵，为促进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精武体育会在宣扬霍元甲武术理论和精武精神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5、精武武术思想发展
精武文化是在一百多年前国家积贫积弱、民族危亡的情况下产生的民族思想文化，体现了中国人不畏强暴、敢于担当、奋发救亡的思想和精神。爱国武术家霍元甲以超人的胆略、无畏的精神力挫俄、英大力士与日本柔道会武士事迹，契合了当时民众的民族救亡运动形势，振奋了民族精神，大扬中国人志气，唤醒了无数国人沉睡的灵魂，使霍元甲成为中华民族顶天立地的大英雄。霍元甲亲身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以及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北京，火烧圆明园，清政府一次又一次失败和割地赔款，使国人丧失了斗志，看成不到希望，甚至陷入绝望的境地。天津有9个列强国家的租界地，霍元甲日常谋生就在租界地之侧，亲眼目睹并感受到国家民族落后遭挨打的耻辱，目睹了这一带老百姓深受外国人欺压的状况，他的爱国思想也就在样的环境中形成起来。他要武术救国，所以他才有之后一系列的行动，迎战西洋大力士和日本武士，为国人长志气，以及创办精武体操学校。霍元甲打败日本柔道队武士，阻止了日本人企图摧毁精武体操学校的图谋，为以后精武会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1910年，创办精武会之初，霍元甲追求的就是武术救国、强国强种、雪洗“东亚病夫”耻辱的思想。他倡导天下武林豪杰都把武术奉献给国人，强健国人体魄，振奋民族尚武精神。霍元甲希望通过武术振奋民族精神，强健国民体魄，唤醒国民精神。正如精武会会歌《精武颂》所唱：“国不强兮招毁灭，人不强兮难自立。振我精神锻我筋骨，充我智能坚我魄力。百炼此身如钢铁，任何威武不能屈。大家齐努力，发扬精武式，卫国魂，尽天职。”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精武体育会会员们“大家齐努力”，为振兴中国体育作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20年代，精武会得到蓬勃发展，于是在1920年8月7日，上海精武体育会特派陈公哲、罗啸璈、陈士超、叶书田、黎惠生五人出访南洋，史称“五特使下南洋”，他们带着《精武本纪》、精武会章程等书籍资料，以及精武自拍的影片，先后到访了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出色地宣传活动，将精武精神传遍南洋。之后，精武会在南洋各地纷纷建立，促进了精武会在东南亚诸多国家的迅速发展。1923年5月24日，霍元甲次子霍东阁受中央精武的派遣，只身奔赴南洋爪哇岛创办精武会。历经两年时间，霍东阁在爪哇岛共创办8个精武会。当时在国内八省和南洋十一埠，共建分会四十三处，会员四十多万人，各地皆奉霍元甲为“精武之祖”。
霍东阁多才多艺，又精于医术，在上海精武会时还教国文，在书画方面亦有一定的造诣，在印度尼西亚时还曾自制飞天自行车。霍东阁在《南凕精武大事记》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精武之所以能得国人之信仰，缘其具有改良风俗，化除疆域，统一民族，进而谋全世界人类之健康，不使有此强彼弱之弊，而收一视同仁之功之大愿望。”这一时期的精武会走出国门后，胸怀更博大，信念更坚定，立足更高远，是为谋全世界人类之健康，消除一切柔弱弊病，不使有此强彼弱之弊，而收一视同仁之功之大愿望，从而谋求世界和平。体育是中国人健康重要的保障，只有国民拥有强健的身体，中国才能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
关于”精武元祖“的称谓，最早出自1926 年 《佛山精武月刊》登载 《如何纪念霍元祖》一文，第一次发明以“元祖”称呼霍元甲。曰：精武徒果欲研究 “如何纪念霍元祖”之一问题乎，请得师其 ( 夫差) 语曰: “不肖……尔忘元祖之死乎……”口自诵而心自维，固不必须入于门也。果能念之不忘，是岂徒个人社会国家蒙其泽，将举全世界全人类而胥食其福也。元祖这一称谓后来也被多个与佛会交流密切的梧州、越南、怡保等地精武所使用。
精武武术的思想可以从孙中山《精武本纪·序》中得到集中体现。他重视武术的价值和作用，倡导以武术强健国人体魄，让国民能够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表现出勇武与抗争的精神。1919年，孙中山受邀参加精武会成立十周年庆典，他亲笔为精武会题写了“尚武精神”四个大字，这是精武体育思想的真实写照。孙中山为《精武本纪》所作序文中道︰“精武体育会成立既十年，其成绩甚多，识者称为体魄修养术专门研究之学会，盖以振起未来体育之技击术为务，于强种保国有莫大关系。推而广之，则吾民族所以致力于世界平和之一基础。会中诸子为《精武本纪》既成，索序于余，余嘉诸子之有先知毅力不同于流俗也，故书此与之。”他同时把武术与军事战术联系起来，强调体育之技击术于强种保国关系至大的思想，曰“慨自火器输入中国之后，国人多弃体育之技击术而不讲，驯至社会个人积弱愈甚；不知最后五分钟之决胜，常在面前五尺之地短兵相接之时，为今次欧战所屡见者，则谓技击术与枪炮飞机有同等作用，亦奚不可？”孙中山有感于当时中国民弱国衰、列强环视的现实，充分肯定了武术在强种保国方面的作用，必须矫正文弱之风，提倡民族爱国尚武精神，发出了弘扬中华武术的呼吁。在新世纪提倡霍元甲的精武精神，大力弘扬他的武道思想，对强健国人体魄，传承中国武术精神，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以及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武术在战乱频发的民国时代，要得到真正的发展，就需要一个更为稳定的平台，只有形成团体，才能更好地传承中华民族武术文化，才能更有效地弘扬民族精神。精武体育会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注重发挥团体的作用，这对于促进武术体育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霍元甲所改创的“迷踪艺”，是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精武武术的精华，随着精武文化的发展已广为世人所认识。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小南河村作为爱国武术家霍元甲的故乡，2010年11月13日，在霍元甲家乡精武镇小南河村举办“精武会创办100周年”“霍元甲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6个精武会同仁齐聚一堂。大会提出“爱国、尚武、修身、正义、助人”的精武思想，得到世界各地精武会同仁一致赞成。上海虹口作为海派文化的发祥地，也是精武文化的诞生地，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就坐落于此。精武文化虽诞生在上海，却活跃于世界各地，其意义超越了武术与体育的范畴，成为弘扬中华武术文化、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思想文化。上海精武会在新出版的《精武本纪》百年庆典一节中说：“2010年适逢上海精武总会成立100周年。历经百年风雨，精武体育总会始终秉承‘爱国、尚武、修身、正义、助人’宗旨，坚持弘扬中华武术，传承华夏传统文化瑰宝。”在精武文化发展中，不论是霍元甲还是霍东阁，他们当年提出的精武文化理念，无不包括着丰富的武术思想内涵，这也是天下精武体育会“始终秉承”的宗旨。“精武”二字中，所谓“精”也指的是一种精神力量，力雪国耻、扬我国威，是精武精神文化内涵之精髓。
所谓“武”，也指的是一种物质力量的象征，是物质文明的保障和导向。在民族危难的重要时刻，精武体育会为中国擎起了一面振奋民族精神、弘扬中华国威的旗帜。精武武术的强大，在于它思想的强大，精神的强大，文化的强大。精武文化的灵魂是其蕴含着的思想和精神。拿破仑曾经说过：“世上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我们弘扬精武文化就是要弘扬它的思想、精神，让精武思想和精神代代传承下去。精武文化“专攻为精，止戈为武”，最终目的是强健国人体魄，使国人有保家卫国之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历史证明，精武会为国为民的精武精神永远不变，“爱国、尚武、修身、正义、助人”的思想和会训永远不变，“乃武乃文，惟精惟一”的理念永远不变。大力推动精武武术文化建设，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对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万里长城永不倒
千里黄河水滔滔
迷踪拳出扫国耻
精武英雄长天啸
旧世民弱家国难
血染青史留辉照
神州崛起民自强
精忠报国志气豪
（该文经天津精武体育总会、天津霍元甲文武学校与霍元甲曾孙霍自正老师审阅同意）
2023年11月2日
作者简介：卢飞宏，字翰林，号浮来居士，别号东方飞宏，东海卢氏，飞宏子，1966年出生，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原籍山东省日照市人，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工作。曾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公安机关工作二十余年，历任刑侦科长、刑警大队教导员、队长与政法委领导等。中华文圣拳全国总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当代武术名家，非遗武术文圣拳第九世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世界华人运动会中国山东分会济宁分会副主席，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研究专家，山东省青少年非遗武术教育研究中心研发专家，吉林省武术科普专业委员会高级顾问。《文圣拳武学三部曲》编者，即第一部《圣拳经典》（作者：卢飞宏、张丽光），第二部《文圣论道》，第三部《大道之行》（上、下册）约200余万字的武学巨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