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至真斋主
（胡适）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一书中，用一个极难猜测的谜语“《无边落木萧萧下》打一字”，来嘲笑红学索隐派是“大笨伯”“猜笨谜”，误导了很多红迷，让他们误以为红学索隐派就是在搞牵强附会的“猜笨谜”，而胡适却把自己“考证”的研究方法贴上“科学”的标签，让人误以为“考证”是科学的。胡适创立所谓的“新红学”将近百年，在他的流毒影响下，一些不动脑筋的红迷一见到“索隐”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嘲笑是“猜笨谜”，而把那些牵强附会的“考证”视为学术。因为“官红”大都自称用考证的方法研究，民红大都在索隐，于是有些人就错误地认为只有“官红”有学术，民红都是妄言。“索隐”的研究方法因为被胡适嘲笑、批判，而胡适红学后来又成为官方红学，因此红学索隐派一度在大陆销声匿迹，只在港台地区自由地存在并发展。近些年，红学索隐派在大陆迅速兴起并蓬勃发展。然而，由于红学索隐派的一些研究确实存在大量牵强附会甚至雷人的观点，遭到红迷的诟病也不足为奇，学术必须在争鸣中剔除糟粕、发展精进。
什么是考证？考，就是推求、研究；证，就是验证、证实。考证就是根据资料来推求研究、证实和说明文献或历史等问题。什么是索隐？索，就是寻求、探索；隐，就是隐藏的事物、事实；索隐就是探求隐藏的事物、事实，以揭示隐微奥秘的道理。“索隐”语出《易经·系辞上》：“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 孔颖达疏：“索谓求索，隐谓隐藏。”我在《<红楼梦>就是一部谜书》一文中列举了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论证不采用索隐的方法就根本不知文章在写什么，文章背后的真相只有通过索隐才能揭示出来。而《红楼梦》大量的采用具有特定指代的隐语，这些隐语跟明遗民诗文中常用的隐语含义是一样的，读懂了明遗民的诗文也就读懂了《红楼梦》。如果不对书中的隐语含义进行索隐，那么也就看看其表面的“假语存”故事，即便如此也看得云里雾里。
胡适的错误在于，他在批驳红学索隐派研究结论的同时，也把“索隐”这个方法本身给彻底否定了。打个比方，如果“索隐”是镐头，“考证”是锄头，疏松田地就必须用镐头，而锄头是用来除草的，不能用来疏松田地。对于种地来说，镐头和锄头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研究《红楼梦》也是这样，“考证”和“索隐”这两个工具一个都不能少。《红楼梦》这部书因为作者故意隐去了“地域邦国、朝代年纪”，如果不搞清楚时代背景，那么就根本无法正确地揭示这部书的思想主旨。而“地域邦国、朝代年纪”就隐藏在书中，作者设置了隐语“机关”，只有采用索隐的手段破解那些“机关”，才能搞清楚时代背景。书中还有大量的明末清初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是被清朝统治者禁言的；书中的主要人物都有一层或多层影射，有的影射指向明末清初那段历史的关键人物，有的影射指向重要事件。这些是不能通过考证的方法搞清楚的，必须采用索隐的方法，打开通向真相的一个个“机关”，让真相浮现出来，我们才能知道这部书隐写的都是什么，思想主旨也就揭示出来了。
甲戌本“凡例”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梦幻识通灵’。但书中所记何事，又因何而撰是书哉？......何为不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以悦人之耳目哉？故曰‘贾雨村风尘怀闺秀’”我想，但凡具有一定文学知识和阅读感悟能力的人，都能正确理解这段“作者自云”，即作者把“真事”隐在了书中，而表面用“假语村言”来构建叙述故事。要想知道作者都把哪些事隐藏在了书中，就必须用索隐的手段把这些隐藏的“真事”给索隐出来。而胡适却把这段话理解为作者把“真事”隐没有了，即“真事”没有隐藏在书中。那么请问，如果作者没有把“真事”隐藏在书中，他写作这部书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让读者看他敷衍的“假语村言”的表面故事？那么这部书就真的价值不大了，这也是胡适一再贬低《红楼梦》的主要原因，因为他看到的只是作者敷衍的“假语村言”的表面故事，从他《答苏雪林书》、《与高阳书》中的言论就能看出来。尽管胡适标榜自己用“科学考证”的方法研究《红楼梦》，其实他也在索隐，他从“太祖皇帝仿舜巡”研究出来的隐写“康熙南巡，曹寅接驾四次”，就是运用了“索隐”的研究方法，只是他不承认而已。胡适尽管自诩研究方法是“考证”，并且嘲笑、批驳索隐派，其实他根本就没搞清楚什么是考证，什么是索隐。唐朝的司马贞运用索隐手段研究《史记》，取得了公认的成就，著作三十卷的《史记索隐》，恐怕胡适和那些批判索隐派的专家学者们对此一无所知。
主流红学紧跟胡适批判索隐派的专家就是华东师范大学的郭豫适教授。他还出版了一部批判索隐派的专著《半砖园斋论红学索隐派》，他在《代自序：拟曹雪芹‘答客问’》中，杜撰了一个曹雪芹接待索隐派访客的故事，批判了索隐派红学家陈康祺、蔡元培、寿鹏飞、邓狂言、景梅九、阚铎等人。尽管郭教授反对胡适的“家事说”“自传说”，但是他跟胡适一样也坚决反对索隐派的索隐、影射。他还假借曹雪芹朗读歌德的《自传·诗与真实》：“我写东西时，我便想起，一个美术家有机会从许多美女中撷取精华，集成一个维纳斯女神的像，是多么宠幸的事。我因不自揣，也模仿这种故智，把许多美女们的容姿和特性合在一炉而冶之，铸成那主人公绿蒂；不过主要的美点，都是从极爱的人那儿撷采来的。好诠索的读者因此可以发现出与种种女性的相似之点，而在闺秀们中，也有人关心到自己也许是个中的人物。这样，好些自以为是的绿蒂却使我不胜其烦，因为逢人都想确知真正的人是在哪儿。”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纯粹是现实主义小说，郭教授把歌德这段话搬出来肯定是把《红楼梦》也当做了现实主义小说，请问郭教授：《红楼梦》中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可以在仙界和尘世自由往来，补天石可以幻化成扇坠大小的通灵玉并且还能口吐人言，马道婆可以用纸人念咒施魔法魇住王熙凤和贾宝玉，等等，这是什么写法？这岂不是魔幻、玄幻的写作手法吗？还有书中大量的“意象”、“符号”、“隐语”等，如果还认为《红楼梦》是纯现实主义作品，那是严重误读！
（俞平伯）
新红学的奠基人之一俞平伯先生具有令人钦佩的学术精神，他敢于不计名利得失否定自己以前的错误观点。晚年的俞平伯在《从“开宗明义”来看<红楼梦>的二元论》一文中写道：“人人皆知红学出于《红楼梦》，然红学实是反《红楼梦》的，红学愈昌，红楼愈隐。真事隐去，必欲索之，此一反也。假语村言，必欲实之，此二反也。”这等于是在否定他跟胡适一起开创的新红学，并且意识到“索隐”研究方法对《红楼梦》的重要性。他在1986年11月应邀访问香港时，发表了著名的演讲：《索隐派与自传说闲评》。他说：“（索隐派和自传说）在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又是互有得失。谁是谁非，很难一言论定。”“索隐派务虚，自传说务实，两派对立，像两座对峙的山峰、分流的河水。”“索隐派的研究方向是逆入，自传说则是顺流。”“追踪他们（索隐派与自传说）共同的疑惑，源远流长，历时二百年，这绝非出自偶然，是与明、清改朝换代的历史有关。”“索隐、自传两派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但他们都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资料这一点却是完全相同。只是蔡元培把它当作政治的野史，而胡适把它看成是一姓的家传。”俞平伯先生对索隐派的索隐结论也是很宽容的，他说“猜谜的即使猜不着，也无伤大雅，一笑了之就是了。”
主流红学的一些中青年学者也意识到了“索隐”对研究《红楼梦》的作用。2016年京津冀主流红学家在北京召开了“红学发展的希望及未来”专题座谈会，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赵建忠在会上说：“指出了红学索隐派的症结所在，并不是将其全盘否定，至少在《红楼梦》阐释史上，这个学派对于纠正此前红学史上的评点、题咏、杂评家们对作品释义的发散性，还是起到一定约束作用的，尽管是以浓缩了《红楼梦》博大精深的历史容量为代价。如果红学界组织召开一次‘红学索隐派’专题研讨会，同时吸收史学界朋友加盟，那么对这个学派的认识应该会更客观、辩证。”首都师范大学詹颂副教授说：“提到索隐派，我们立即想到蔡胡之争，想到胡适先生对索隐派的‘猜笨谜’‘笨猜谜’之讥。这大约也是新红学大行于世之后学界对索隐派的普遍看法。但是在读了潘重规先生的红学著作之后，我开始重新思考胡先生的这个评价。潘先生被学者们称为新索隐派，他的索隐指向作品本事与主旨等多方面。他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明遗民，主旨是反清复明，他从《红楼梦》中找到了隐藏的明清易代史。潘先生是黄侃、王伯沆先生的高弟，一位在经学、小学、敦煌学等多个领域有杰出成就的学者，为什么解读《红楼梦》也走了索隐的路子？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文本因素。《红楼梦》作者自称此书“实录其事”，但‘将真事隐去’，这岂非明示读者去探寻隐藏的真事？而《红楼梦》丰厚的内涵也足以激发读者的索隐兴趣。自《红楼梦》问世之日起，索隐即如影随形，这大概是一个重要原因。潘先生认为胡适先生的‘自叙传说’其实也是一种猜谜，并非毫无道理。第二，学术传统。本事索隐在中国历史与文学研究中源远流长，潘先生的索隐是这一传统的延续。他的索隐建立在大量史料比对的基础上，并不是随意的比附。他还专门探讨了中国文学与文字中隐藏艺术的传统，为索隐找到了充分的理据。他是自觉的索隐派理论奠基者，虽然他对研究者将其归入索隐派并不接受。索隐派在以新红学为正统的红学史书写体系中基本上是一个干瘪的反面标签式的存在，这无助于人们了解这一重要派别产生的根源以及它的流变、特点与影响。如果研究者不囿于成见，对蔡元培、潘重规先生这样的一代大家做深入的个案研究，对这一派别做多方面、多角度的考察与分析，红学史的书写将更为公允、厚重。”
《红楼梦》是一部有很多隐语的“谜书”，必须要用索隐的方法才能揭开谜底。以蔡元培为首的旧红学索隐派之所以被胡适嘲讽为“猜笨谜”，是因为他们牵强附会的索隐结论造成的，而不是索隐的路子走错了。旧红学索隐派之所以索隐结果错误百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制定正确的索隐规则，胡乱索隐。蔡元培给自己制定的“索隐规则”是：“品性相类”、“佚事有徵”、“姓名相关”。应该说蔡元培意识到了索隐不能漫无边际没有规则地随性发挥，但是他制定的“索隐规则”并不完善，缺少了最重要的部分，再加上他对《红楼梦》时代背景的时间定位不准确，认为时代背景是清初，没有明末和南明，导致他的索隐结果几乎全错。
因为《红楼梦》隐去了“地域邦国、朝代年纪”，其时代背景必须要通过“索隐”的手段来确定，当初胡适竭力排斥索隐，导致一错百年，结果正如俞平伯所言：“红学愈昌，红楼愈隐。”《红楼梦》的真相一直被胡适红学所蒙蔽。我们吴氏红学通过索隐确定《红楼梦》的时代背景是明末清初，而胡适红学却认为是清中期，时代背景错了连同作者也搞错，这样的考证即便打着科学的旗号也绝对不能得出正确的结果。因为胡适红学是官方红学，一代又一代读者被其误导，在教科书洗脑式教育下的红迷大都是普通爱好者，让他们转变观点是很难的。而对于那些致力于红学研究的红迷来说，掌握“索隐”的研究方法是必须的，“索隐”是揭开《红楼梦》真相的必由之路。下面我就用《红楼梦》文本中的一段情节讲解如何索隐。
第五回宝玉跟着贾母去宁府赏梅花，困倦了要午睡，秦可卿就领着宝玉去休息。书中写道：“当下秦氏引了一簇人来至上房内间。宝玉抬头看见一幅画贴在上面，画的人物固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图》，也不看系何人所画，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副对联，写的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甲戌本双行夹批：看此联极俗，用于此则极妙。盖作者正因古今王孙公子，劈头先下金针。〗〖甲戌本眉批：如此画、联，焉能入梦？〗既看了这两句，纵然室宇精美，铺陈华丽，亦断断不肯在这里了，忙说：‘快出去！快出去！’”
书中没有交代“上房内间”是不是贾蓉的，我猜测应该是贾蓉的房间，因为接下来秦可卿就让宝玉去了自己的房间午休，而秦可卿房间的陈设与她的身份是协调的。那么宝玉为什么一看见《燃藜图》这幅画和对联就说啥也不在这个房间住了呢？这就需要考证和索隐，考证《燃藜图》的作者、内容，索隐与《燃藜图》有关的历史典故。经过图书资料查询和网上资料搜索，没有找到《燃藜图》这幅画的作者和内容，剩下的只有采取索隐的手段了。设定“燃藜”为关键词，看看与“燃藜”有关的历史典故都有哪些？通过图书查询找到了晋朝王嘉《拾遗记》的有关记载：“刘向於成帝之末，校书天禄阁，专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黄衣，植青藜杖，登阁而进，见向暗中独坐诵书。老父乃吹杖端，烟燃，因以见向，说开辟已前。向因受《洪范五行》之文，恐辞说繁广忘之，乃裂裳及绅，以记其言。至曙而去，向请问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闻金卯之子有博学者，下而观焉。’乃出怀中竹牒，有天文地图之书，‘余略授子焉’。至向子歆，从向受其术，向亦不悟此人焉。”
《燃藜图》这幅画的典故与《红楼梦》中的人物贾蓉或贾宝玉有关联吗？如果有关联那就说明这个索隐结果是正确的，否则就要重新研究，而不能牵强附会地猜测。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也认为《燃藜图》这幅画出自《拾遗记》中刘向的典故，但是他们认为刘向的这个典故是“以此为勤学苦读之喻，是故配此画的联对，亦有‘学问’与‘文章’之语。”这幅画贴在贾蓉的房间，是教育贾蓉要勤学苦读？检索《红楼梦》的描写，我们没有发现有谁劝贾蓉“勤学苦读”，贾珍对贾蓉的行为基本是放任不管的。贾政倒是经常教育贾宝玉“勤学苦读”，而贾宝玉厌恶八股文和科举，似乎《燃藜图》这幅画教育贾宝玉比较合适，所以贾宝玉见了这幅画产生了厌恶情绪。可是这幅画却贴在贾蓉房间，很显然不是用来教育贾宝玉的，而是用来教育贾蓉的。这就造成了索隐的结果与被索隐的事物不协调。有人说《燃藜图》这幅画是要让贾宝玉学习治国方略，理由是太一精传授给刘向的是《洪范五行》，而《洪范五行》是《尚书》的一篇。既然要让贾宝玉学习治国方略为啥这幅画贴在贾蓉的房间？为啥太一精不是传授给刘向整部《尚书》而是只传授《洪范五行》？看来这种解释也是牵强的。我们要抓住这个典故的核心——太一精传授给刘向《洪范五行》来索隐解读。
《洪范》是《尚书》里的一篇文章。《尚书》又称《书》或《书经》，它是自尧舜至夏商周跨越两千余年的历史文献。由孔子编纂并作序。据《汉书·五行志》记载：“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箕子是纣王的伯父，官太师，封于箕。纣王荒淫，不理国事。箕子进谏不被接受，于是佯狂为奴。周克商的前一年，纣王*王子比干，囚禁箕子。公元前1066年，武王克商，又命召公释放箕子。后二年，武王访问箕子，问殷为何灭亡，箕子不忍说殷的恶政。于是武王改问上天安定下民的常道，箕子便告以洪范九畴，意即大法九类。史官记录箕子之言，写成《洪范》。《洪范》托武王与箕子对话，言大禹治水有功，上帝锡予其“洪范九畴”。其中提出木火土金水五行及其性能作用。主张天子建立“皇极”，实行赏罚，使臣民顺服。认为龟筮可以决疑，政情可使天象变化。
《洪范》成为汉代“天人感应”思想的理论基础。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黄老”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建立起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元光元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他把《春秋》中所记载的自然现象，都用来解释社会政治衰败的症结。他认为，人君为政应“法天”行“德政”，“为政而宜于民”，否则“天”就会降下种种“灾异”以谴告人君。如果这时人君仍不知悔改，“天”就会使人君失去天下。
（刘向）
刘向是汉朝皇室宗亲，太一精授他《洪范五行》及天文地图之书，开其聋聩，让他著书立说，警示当朝及将后各代统治者。刘向继承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他撰写了《洪范五行传论》一书，梳理了自西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至西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的符瑞和灾异。他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为理论，论证符瑞和灾异与国政得失的关系。
这种庶徵谶纬学说当然也被文学作品所吸收。《三国演义》第九回，一首小儿歌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不但预示了董卓专权暴政阶段的结束，也宣告了各路诸侯你争我夺、此消彼长、竞相逐鹿、争雄问鼎时期的开始。《红楼梦》是运用庶徵谶纬手法的集大成者，书中谶语类型有图谶、诗谶、谜语谶、话语谶（所谓一语成谶）、行为谶（行为举止甚至跟谁在一起都是谶），还有声音谶等。可以说设谶语做结局伏线是《红楼梦》的主要写作手法。
这幅《燃藜图》表明了《红楼梦》一书谶语写作手法源自刘向的“庶徵谶纬”学说，同时也在警示贾府到了行将衰亡之前会有异象出现。到了第77回晴雯重病，怡红院的海棠花无故死了半边，印证了《燃藜图》的典故在本书中的作用。贾宝玉看望重病中的晴雯后跟袭人有一段对话，向我们阐释了“庶徵谶纬”。
宝玉道：“不是我妄口咒他，今年春天已有兆头的。”袭人忙问何兆。宝玉道：“这阶下好好的一株海棠花，竟无故死了半边，我就知有异事，果然应在他身上。”袭人听了，又笑起来，因说道：“我待不说，又撑不住，你太也婆婆妈妈的了。这样的话，岂是你读书的男人说的。草木怎又关系起人来？若不婆婆妈妈的，真也成了个呆子了。”宝玉叹道：“你们那里知道，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便极有灵验的。若用大题目比，就有孔子庙前之桧，坟前之蓍，诸葛祠前之柏，岳武穆坟前之松。这都是堂堂正大随人之正气，千古不磨之物。世乱则萎，世治则荣，几千百年了，枯而复生者几次。这岂不是兆应？小题目比，就有杨太真沉香亭之木芍药，端正楼之相思树，王昭君冢上之草，岂不也有灵验。所以这海棠亦应其人欲亡，故先就死了半边。”
贾宝玉列举的这些人物都跟当时的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孔子是儒家创始人，在封建社会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诸葛亮辅佐汉室宗亲刘备建立蜀国，希冀匡扶汉室统一国家，六出祁山北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岳飞是抗击金国的民族英雄。杨贵妃使唐明皇整日沉迷享乐，疏于朝政，导致安史之乱爆发，差点亡国。王昭君与匈奴首领和亲，使汉朝与匈奴和好免于战争。贾宝玉把自家院子的一株海棠花死了一半，跟晴雯的死联系起来，又举出孔子庙前的桧树、坟前蓍草，武侯祠前的柏树，岳飞墓前的松树，说“世乱则萎，世治则荣，几千百年了，枯而复生者几次。这岂不是兆应？”这就是庶徵谶纬与国家兴衰治乱的关系。作者借宝玉之口说出这种思想，贾家岂不是“以家喻国”？直到此回贾宝玉这番议论的情节才与第五回《燃藜图》所隐含的寓意对榫。贾宝玉观《燃藜图》心中不快、惊惧之谜底也就揭开了。《燃藜图》这幅画不是什么刘向勤学故事，这副对联也不是劝学励志之言。太一精传授给刘向《洪范五行》，而贾宝玉学过四书，旁学杂收想必也了解“庶徵谶纬”学说。他唯恐谶语中的凶谶在自家成真，于是看到《燃藜图》后引起不快乃至惊惧，不肯在这个房间休息了。后面贾宝玉在秦可卿房间酣然入梦到太虚幻境漫游，与《燃藜图》的典故是衔接的。在太虚幻境警幻仙姑给贾宝玉看《金陵十二钗簿册》，那上面的图画、判词预示了裙钗的未来命运，这都是《燃藜图》典故中的“庶徵谶纬”内容。
通过以上对《燃藜图》的索隐讲解，足以说明解读《红楼梦》这部书必须要用索隐的方法。通读了胡适的红学著作和文章，明显感觉到他对《红楼梦》这部书缺乏深入研究，他对这部书的写作手法尤其缺乏认识，导致他的红学观点很浅薄。他不但不懂索隐研究手段，还嘲笑他人用索隐的手段研红，他的学术观和学术态度就很成问题。胡适红学借上个世纪中期的政治力量成为官方红学，导致一大批学者盲目跟风都陷入了谬误的泥潭。只有俞平伯晚年幡然醒悟：“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之的当了！”振聋发聩之语不知能否唤醒那些至今仍然追随胡适的红学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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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王华东 编辑：潇湘夜雨
深度解读，高屋建瓴。吴氏红学，高端学术。 知识的盛宴，智慧的光芒。
新观点、新视角，同一部红楼梦，不一样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