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文会特别报道：美美与共，亚洲文明交流交融的经验与智慧

黄月平

滕文生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

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长

万 明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石竞琳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副教授

刘金祥 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主持人：了解亚洲，了解东方，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亚洲人应该做的，只有了解了我们自己，才能更好地学习和交流。怎样认识亚洲在历史上的地位？

张西平：长期以来，在“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二元对峙的思维方式和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下，亚洲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亚洲在古代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其发展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 如它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水稻的培植、城市的出现、宗教中的多元、宏大的神庙、铸铁、指南针、纸张、丝绸、文字与书写、大学、规模巨大的国家管理、杰出的艺术作品等等，现代西方史学家也都毫不吝惜地承认，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古典传统，与古代近东的文明尤其是巴比伦、埃及和希伯来文明，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深受其影响。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中肯指出的:“今天的西方文明，也可说就是欧美文明”，“与其说系起源于克里特、希腊、罗马，不如说系起源于近东。因为事实上，雅利安人，并没有创造什么文明，他们的文明系来自巴比伦和埃及。希腊文明，世所称羡，然究其实际，其文明之绝大部分皆系来自近东各城市”。

西方的历史学家一般把从哥伦布1492年横渡大西洋，发现北美洲和1498年达·伽玛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作为全球化的起点，进而说明工业化出现在欧洲，以此证明欧洲文明的优越性。实际上，全球化的时间要早于这个时间。蒙古所建立的草原帝国，开始使东西方的交流更为便利了。从1405年到1433年中国明朝的郑和船队已经进入印度洋，并到达东非海岸，实际上早在唐朝和宋朝时就有大量的阿拉伯商人住在中国南部的泉州等地从事贸易。从公元1000年到1500年印度洋一直是全球贸易的中心，阿拉伯商人掌握着从东非到红海口、波斯湾以及印度西海岸的贸易，印度商人控制着从锡兰到孟加拉湾再到东南亚的贸易，而中国人控制着从中国到印度尼西亚和马六甲海峡的南中国海贸易。亚洲在前近代时期(公元1500年-1800年)，也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在早期的全球化历史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国和印度是当时世界经济的中心。正是中国和印度的这些贡献，推动了近代西方的兴起。

主持人：亚洲各国之间文明交流，源远流长。不同文明、宗教、种族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并肩书写相互尊重的交流史，请问亚洲人民在交流交往中形成哪些交往规则和理念？

滕文生：亚洲各国各地区人民，经过几千年的社会实践，在自主与他助、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现实与未来等等的关系中，创造和积累了许多蕴含宝贵价值与智慧的思想理念。这里可以列举几条。比如：

和而不同、和合一体。其核心思想，就是主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要和谐相处。在中国历史上，和而不同、和合一体的思想是源远流长、深入人心的。它包括 “中庸中和，不走极端”“协商对话，求同存异”等理念。在历史上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他们的思想家提出的“非同非异”的“和诤”之说、“人与自然亲和”之说，也是阐述了 “求同存异”“天人合一”思想。在南亚和东南亚，从印度《奥义书》中的“梵我同一”和胜论学派的“和合是一种关系”，到诗人泰戈尔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伟大的事实”，到苏加诺将“潘查希拉”作为哲学思想基础统筹印尼的多元文化，再到东盟共同体将协商、和谐、合作作为核心价值以形成“不同国家的和谐体”，也都是体现了“天人合一”“多元一体”“和合一体”思想。

亲仁善邻、和平相处。这是认识和处理国家与国家关系的一种思想智慧。几千年来，亚洲各国各地区之间虽然也发生过不同范围、不同情况、不同性质的冲突和战争，但是，广大亚洲国家和人民对“亲仁善邻、和平相处”这一处理国家关系的原则，一直是向往和珍视的，而且这也是历史上亚洲国家之间关系发展的主流。历史上日本的圣德太子在制定“十七条宪法”时将“和为贵”列为第一条，朝鲜半岛学者提出“义命相敬”，阿拉伯学者主张“城邦（国家）合作”，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倡导过“世界一家”，乌兹别克斯坦诗人纳沃伊也称“没有比生活在友谊之中更美好的事情”，这些都体现了和平外交的思想。

义利结合、互惠互赢。这是关于认识和处理个人之间、社会之间、国家之间不同利益上的道义原则与物质利益关系的一种思想智慧。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主张明义正利、义利兼顾，倡导互利互助、合作共赢，是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个人交往、社会交往、国家交往中所践行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亚洲价值与东方智慧中富有特色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语中宣传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格言，印度《摩诃婆罗多》史诗中所高扬的利他主义思想旗帜，就是亚洲人民倡导义利结合、互惠互赢的鲜明写照。

开放包容、互学互鉴。这是关于认识和处理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的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一种思想智慧。历史反复证明，凡是搞所谓“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文化霸权主义的，无不以失败告终，都是自取衰亡之道。亚洲人民历来主张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的文明应该相互融通、互学互鉴，所以亚洲文明才能成其不断进步的历史局面。中国典籍中阐述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倡导的“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伊斯兰教教义中主张的“阿拉伯人不优于非阿拉伯人，非阿拉伯人也不优于阿拉伯人”，都闪烁着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思想智慧之光。而阿拉伯历史上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文明的互学互鉴的一次集中体现。

主持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主席多次在对外交往讲话中都提到 “协和万邦”这个词，怎样理解其中蕴含的中国古人邦交的传统？

刘金祥：璀璨辉煌的中华文明是一个博大的精神宝库，蕴涵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智慧，“协和万邦”就是一个经久传承、辉耀至今的精神符码，是我国传统文化始终秉持和践行的一种人文取向和价值理念。“协和万邦”语出《尚书·尧典》篇，原文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协和万邦”一词是在殷周后期诸侯纷争、邦国林立的背景下诞生的，其主张以道德感召和伦理教化为根本手段，以发展和治理好本邦本国为首要前提，通过协调异邦和感化他国，达到消弭矛盾、化解冲突、管控分歧、和平共处的目的，这不仅体现出一种中国古人处理邦国关系的高超智慧，而且表现出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珍视和平争取和平维护和平的优良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层面上的具体体现。“协和万邦”中的“协”是会意字，其中十表示众多，办表示同力，两个部首合起来表示众人共同努力；“和”则是形声字，本义是指和睦融洽，“协”“和”两字连缀在一起意味着只有齐心协力、共同合作，才能成就万邦之和顺、万国之和畅、万民之和谐。“协和万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合和万国”，是为了“保合大和”与“天下和平”。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不难发现人类由原始氏族递嬗为部落、部落联盟、酋邦乃至国家，是一个不断融合的漫长过程和逐步整合的复杂逻辑。而融合与整合的形式无外乎以下两种：一种是“以德服人”，一种是“以力服人”，前者主要是借助涵化融合的方法来达到“天下大同”理想境界，后者则主要通过战争兼并的手段以取得“万国咸来”现实功效。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价值观之一——“协和万邦”理念，一直以来首肯和彰显的是“以德服人”，弃绝和否定的是“以力服人”，正是由于封建社会大部分王朝的开明君主实施了“协和万邦”理念，才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和“大一统”国家的逐步建立。

主持人：“丝绸之路”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古代亚洲各国沿着古老的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频繁往来，互通有无、交流互鉴。怎样看待丝绸之路在亚洲文明交流中的作用？

石竞琳：丝绸之路将各民族、各地区联系在了一起，使分散的人类文明日益走向相互影响的整体。丝绸之路像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承载着往来辐辏的中外商人、使节、僧人、传教士、旅行家、冒险家……见证了中外物质文化、科技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交流、影响和交融，谱写了中古欧亚非大陆文明的辉煌成就，堪称近代以前世界历史展开的主轴。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外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实为人类文明的创举，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丝绸之路首先是一条贸易之路，是古代沟通东西方唯一的国际商道，官方的、民间的贸易在丝绸之路上络绎不绝，互通有无。各王朝政权在丝绸之路途经自己境内的沿线设有驿站，供商旅等人员往来歇脚、补充给养、贸易互市，构成了一幅幅熙熙攘攘的商业繁荣图景。丝绸、瓷器、茶叶是中国文明的符号，传播了友谊和文化，给东西方人民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中国的手工业品如铁器、纸张、漆器等深受亚洲各国欢迎。丝绸之路上中外许多农作物种子的贸易和传播，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饮食，例如中国在世界上最早培植水稻和粟，水稻最先传播到近邻，最后传遍亚洲和全世界；蔬菜和水果品种也互通有无。中外的动物品种也相互交换，例如波斯的狮子尤为中国人所喜爱，被尊为万兽之王，其石刻形象遍布大江南北，成为权威和实力的象征，也是经典的祥瑞动物。

科技文化的交流与交融。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的养蚕缫丝、冶铁、桥梁建造、造纸、雕版印刷、种茶、医药、炼丹等领先技术都相继外传，促进了当地的文明发展。例如中国的种茶术传入印度、斯里兰卡，使其日后成为种茶大国；井渠法是中国人的发明，甲骨文中就有井字，秦汉之际凿井技术西传，至今仍为中亚、西亚人民提供便利。域外的科技如埃及先进的玻璃制造术、印度的熬糖法、印度和阿拉伯的数学、天文历算、医药也传入中国。青花瓷是中外人民都青睐的中国瓷器，然而青花瓷在元代成熟却吸收和融汇了外来文化，无论在用料、纹饰、造型上都主要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成为海内外收藏的珍品。

精神文化的交流与交融。精神文化是伴随物质文化而产生的重要文明形态。多种宗教、思想、文化、艺术等精神文化在丝绸之路上交流、激荡、融汇、发展，促进了各国文化的繁荣。中国的儒学、宗教、汉字、文学、建筑、艺术、美学、服饰文化、生活方式等惠泽了朝鲜、日本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形成了儒家文化圈。而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古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语言、文学、音乐、美术、建筑、习俗中无不留有佛教的印记。丝绸之路上民族、宗教、文化等往来传播，和平共处。中国有大量各民族侨民居住，从汉代起中国就设立了鸿胪寺来管理外国事务。北宋时期犹太人来到开封，最后完全被中国人同化；伊斯兰教的传入，更是在元朝形成了一个中国新的少数民族回族。中国对异族、异教宽容以待，对各种文化兼容并蓄，因而使中华文明因海纳百川而博大精深，文化多元，生生不息，愈发具有融合外来文化的能力。

制度文化的交流与交融。中国古代完备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法律体系被许多近邻国家视为典范。日本曾4次派遣隋使、11次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制度文化，推动了日本的大化改新，完成了日本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朝鲜高丽国初建时，政府机构设置略仿唐制，到元朝又仿元制。越南黎氏王朝“定文武官制，一遵于宋”。中国的科举制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开明的选拔官吏的办法，直接影响了许多现代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

总之，丝绸之路是一条友谊和平之路。在这条联结古代东西方的重要通道上，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纵横几万里，上下数千年，绵亘不绝，经久不衰；各民族文化互相滋养、融合，多元共荣，影响深远。2014年，丝绸之路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名至而实归。如今，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是对古代丝绸之路的发扬光大，在新的时代必将激发沿线各民族文化的伟大创造力，进一步促进各民族文明的交流与发展，美美与共，共创辉煌，谱写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主持人：关于古代亚洲各国之间交流互鉴最好的例子是郑和七下印度洋，能否具体阐释一下郑和七下印度洋的深远意义？

万明：明代中国是东亚大国，明初从农耕大国向海洋大国发展的趋势及郑和七下印度洋形成的国际秩序以及亚洲文明交流的扩展，理应成为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

在印度洋国际交往中，明朝具有很大的国际影响力。郑和的远航印度洋使明朝的中外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也展现了明朝对外交往盛况空前。在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笔下，所有使团到达之处，无论大小，皆称之为“国”，这无疑是明代国家外交观的体现。马欢《瀛涯胜览·序》记述每到一国，郑和使团首先开读诏书，在与各国确定政治上的邦交关系后，便是一种正常的政治新秩序的建立及国际贸易网络的形成，对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郑和七下印度洋，将今天的东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南亚乃至东非、欧洲等地，连成了一个文明互动的共同体。使团不仅起到了沟通域外的重要政治作用，更引发了中外文明交流高潮的到来。永乐二十一年，出现了西洋古里、柯枝、加一勒、溜山、南浡利、苏门答剌、阿鲁、满剌加等16国派遣使节1200人到北京朝贡的盛况。在和平外交理念的基础上，明初将中华秩序的理想付诸实践，建立起一种国际新秩序：“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至今也具有启示。

郑和七下印度洋，在与各国“共享太平之福”理念指导下的大规模国家航海外交过程中，明代中国以一个负责任的海洋大国形象出现，在促使印度洋地区国家权力整体上扬的同时，维护了海道清宁，人民安业；与各国公平交易、互利互惠，推动了区域国际贸易网络活跃发展，开创了印度洋区域各国跨文明和平对话与合作发展的新局面。重新审视明初拓展至印度洋的国家航海外交行为可以看到，中国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走向海洋，全面贯通了古代陆海丝绸之路，史无前例地将中华秩序的理想在印度洋付诸实践。作为平衡区域国际政治经济势力的大国角色，作为负责任的海上强国，明代中国维护和保证了东亚乃至印度洋区域的和平与秩序，为世界从海上连成一个整体、从区域化走向全球化做出了重要基础性贡献。这段历史对于今天也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主持人：应该看到，由于起源、地域、理解上的差异，在一些文明之间存在相互理解不深、矛盾甚至冲突等现象。今天该如何寻求亚洲文明的共享和共构？

卓新平：寻求亚洲文明的共享和共构，求同存异或和而不同，都要求我们尽量找出不同文明的可能共同性，即发现大家所能公认的共同点和不同文化得以汇聚的契合点，为此还需要回避矛盾、协调分歧、防止冲突的共在之智慧。对此，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的中国儒家传统能够提供一定的启迪或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中国儒家文明实质上是主张有机共构、形成和谐整体的和合文明。其“天容万物”“海纳百川”之境界源自阴阳共处的“太极”理念及其合二为一的“和合”哲学，这使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追求“一体而多元”的“中和之道”，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和合智慧”。这种观念被视为顺“天道”、有“天理”之神圣思想，而其对“多样性中的统一”之凸显亦为今天“全球化文明”的理念奠定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上“世界大同”“协和万邦”之理论基础和历史根据。这种体现中华文明之本真的精神元素在儒家发展中得以系统化、体系化，成为中国社会维系其长久整合之普遍共识的文化基因。所以说，中华文明的发展与亚洲文明有机共构，乃其重要代表和体现。以这种儒家理念为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之支撑，中华民族虽然历经坎坷，有过复杂的风云变幻、社会变迁，却始终保持了这种多元通和、多元一统的精神传统，坚持其“整体性”“内涵式”和“共构型”的文化发展，倡导并高扬这种和谐共融之文明。

多元求同、多样致和的理想境界是“人类一家”“世界大同”，这在近现代同样是诞生在亚洲的巴哈伊教中进而得到了集中体现。本来，巴哈伊教在中国社会处境中曾被译为“大同教”，但因其信者发现当时许多宗教也有“大同教”之称，如佛教、儒教，甚至相关民间宗教等，故而不得不放弃其意译而保留其音译。或许，这就是亚洲宗教及亚洲文明所共有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然，多元中的真正之“同”在绝对意义上可能仅为一种理想境界，让人永远向往和梦寻，具有其精神动力的价值。但“和”则是可以做到的，值得去努力争取的。因此，我们应该把“同”的理想化为“和”的现实，形成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沟通和关联。亚洲宗教文化在“多元化”“多样性”中对话交流，在其存在意义上争取聚同共构，这正是人类未来共存的智慧之思、可为之举。

主持人：五年前*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精辟指出文明是多彩、平等、包容的，向世界深刻阐释了中国的文明观——“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该如何在文明交流中向世界展示以文化人的交往理念和价值追求？

张西平：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东方大国，一个历经苦难，不断奋斗而快速崛起的大国，一个已经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大国。它需要向世界展示自己灿烂悠久的文明，它需要让世界了解东方的智慧，它希望与世界分享一个发展中国家走向成功的经验。

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大国的崛起，世界文化的权力版图也将因此而改写。中国文化在走向世界中，向世界学习，在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聆听着世界各国文化的精彩。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华文化向世界的展示过程就是一个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伟大历史过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文化影响力日益扩大，国际舆论格局“西强我弱”的差距正在缩小。我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日益提升。另一方面，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增强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任务之艰巨，前所未有。

文明的中国，发展的中国是一个完整的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当代中国以其前所未有的蓬勃力量，创造了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中国道路正在展现其无穷的魅力。

美美与共，和合共生，这是中华文化长期积累的智慧。中华文明在其长期发展中，不断吸收外来文明，才形成今日之形态。中华文化对佛教文化的吸收是人人皆知的，今天我讲的“世界”，“现在，过去，未来”都是印度文明给予我们的，而“南极，北极，南北回归线”这是西方文明给我们的。今天我们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不是走向“独尊”，恰恰是展示我们向其它文明学习的过程。从古代的丝绸之路到今天的全球化，任何文明，任何文化都不可能独善其身，都不可能高高在上。文明因平等而交流，因交流而多彩，亚洲文明的重述不仅唤起我们对亚洲古代文明的敬仰，激发起亚洲人民对自己多彩文化的自豪，更预示世界多元文明大合唱时代的开始！这是全球化的历史必然。

来源：北京日报

流程编辑：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