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修例风波不断发酵，饭圈女孩联手帝吧网友再次出征，为“阿中哥哥”打call。“饭圈出征，寸土必争”的口号与2016年的“帝吧出征，寸草不生”遥相呼应。如何从传播学的角度解读此类网络民族主义现象？《国际新闻界》曾以2016年第11期整期探讨当年的帝吧出征事件，现再次推送该期专刊及相应精彩论文，以饕读者。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中国的政治传播与政治民主”（项目编号: 10XNJ029）的研究成果。
“帝吧出征，寸草不生；脑残不死，圣战不止”，如果说2016年1月20日的“帝吧出征”Facebook让大众媒体和许多不熟悉网络亚文化的观者感到新奇的话，那么其后的帝吧出征正在变成一种主流的日常仪式。
所谓“帝吧”（D8），最初是百度贴吧中的中国足球前锋李毅的球迷社区，但是在2005年中国足球表现不佳，李毅发表争议言论及行为引发批评后（李毅曾自夸“我的护球像亨利”，被网民讽刺为“亨利大帝”“李毅大帝”，“帝吧”之名由此而来），变成了一个网民恶搞李毅及中国足球、发泄不满情绪的空间，并逐渐由体育社区演化为中国用户数量最多的网友俱乐部（关注用户2600多万，发贴9.4亿多），形成了独特的戏谑与反讽亚文化。
2016年12月31日晚上9点30分，为了声援魏明仁，帝吧再次出征Facebook，在魏明仁、蔡英文、三立新闻、苹果日报、自由时报、台湾陆军总部的主页集中留言。起因是台湾南投县人魏明仁号召台湾民众于2017年元旦在彰化县参加升五星红旗和中国共产党党旗升旗典礼。
2017年1月20日下午，因为日本APA酒店拒绝撤回之前被微博曝光的在酒店房间摆放的否认南京大屠*等历史事实的右翼书籍，@Jiuers青年（前帝吧出征组织）在微博发布“出征”倡议书，目标是日本APA酒店、该酒店的CEO元谷外志雄为宣传右翼思想开办的学校圣胜兵塾，以及部分日本右翼分子（百田尚树、石平太郎等）的Facebook主页。不同的是，此次的行动标签不再是“出征”之类的战争概念，而是更加主流而严肃的“中国青年为历史发声”，还吸引了台湾网民加入。
帝吧有十多年的“爆吧”传统，但是基本限于百度贴吧的内斗，帝吧“走向海外”始于2016年初。针对台湾演员周子瑜的“台独言论”争议升级，再加之民进党蔡英文在总统大选中获胜，进一步引起了帝吧用户的愤怒，1月20日他们号召网民远征Facebook，在蔡英文以及三立新闻、苹果日报、自由时报等主页下留言洗版。这一当时引起广泛关注的网络运动建立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模式。随后在反对英国维珍航空种族歧视事件、抵制“台独艺人戴立忍”事件、抗议“赵薇背后的资本控制网络舆论”事件，再到上面提到的2017年初的两次事件中，“帝吧出征”模式一再重复，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民族主义运动剧目。
针对2016年的帝吧出征，学者们展开了比较深入的讨论，从行动者的逻辑、使用的符号、情感动员方式、组织方式等各方面均做了富有启发的探讨。本文打算在这些讨论及其他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从传播研究的角度对新媒体技术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进行理论阐释。主要讨论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新媒体技术条件下民族主义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二是新媒体技术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起到何种影响。
本文认为，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消解并*了新一代民族主义者的行为情境，使得过去不相关的思维和行为逻辑被打通，既改变了民族主义表达中使用的象征符号与表现形式，也为新一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动员、组织和实施提供了平台，更重要的是，它还促进了民族主义本身的变化与转型。在从基于大众媒体的民族主义到基于新媒体的民族主义的变化过程中，参与者成功地将新媒体驯化为建构民族身份的中介，同时他们的行为也被新媒体改变。结果新媒体不仅没有消除族群之间的差异与误解，反而催生了一种独特的像爱护爱豆（idol）一样爱国的“粉丝民族主义”（fandom nationalism）现象。
一
传播技术与民族主义
（一）民族主义与网络民族主义
首先需要说明，在日常话语中我们会区分好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坏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然而本文使用“民族主义”时，把它视为中性的学术概念，尽管这个概念在某些场合也会被污名化。
民族主义是一个内涵模糊的概念，其主张众多，但基本目标有三个：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最重要的核心观念是（民族的）真实性、连续性、尊严、天命、友谊（“爱”）和祖国（史密斯，2006：10）。按照传统的民族主义理论，民族主义的核心问题是政治统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其基本主张就是政治和民族单位应是一致的，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盖尔纳，2002：1-2；凯杜里，2002：1）。但是随着第三波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安德森，2003：134-158）告一段落之后，民族自治的问题虽然并未消失，但却不再是唯一的焦点。民族主义的核心议题不仅包括国土和政治问题，还包括民族身份与文化问题（Calhoun，1997）。“遥远”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常常在远离传统政治的文化领域或商业消费中被唤醒，并成为官方民族主义政治背后那个真正起作用的民族主义幽灵。因此相比于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运动，本文更关注自下而上的草根民族主义运动，以及其中个体的文化体验如何与宏大的政治勾连的问题。
中国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关于华夷身份之辨古已有之，在面临外族入侵时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民族”的概念。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国传统的汉族意识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意识（Pye，1993）。虽然这些象征、神话、记忆、价值、传统等民族主义思想资源仍然存在，但是和其他现代民族主义一样，它们已经被重新加以建构与诠释，服务于现有政治目标（史密斯，2006；王明珂，2013）。所以本研究所谈的民族主义，主要还是中国近代以来在西方的入侵过程中逐渐建立的现代民族主义。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在两个方面激发了中国的民族意识：一是通过侵略使中国内部在反对外部力量的同时加强了团结；二是将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引入中国，西方的民族国家独立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树立了榜样。再加之传统的排满浪潮被革命党再次利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族）主义。不论是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的宣传，还是其后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宣传，以国家独立为诉求的民族主义一直是近现代中国革命的主要诉求之一（费约翰，2004）。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初就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在某些时候，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甚至超过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与统一，中国甚至和苏联、越南这样的同样奉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发生过军事冲突。
1949年之后，在承认国际主义的口号之下，中国共产党在对内对外宣传中依然并未放弃民族主义的诉求。当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发生冲突时，民族主义成为政权正当性的主要依据。尤其是在1989年东欧剧变之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处于低谷，民族主义便成为团结中国民众的最重要思想资源。以至于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党派精英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正当性刻意宣传、培植的产物（Zhao，2000）。
然而这一精英主导论忽略了中国民族主义情感的民间传统。由于传统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在官方民族主义、精英民族主义之外，中国的草根民族主义一直作为执拗的低音存在。尽管草根民族主义表面上经常与官方民族主义步调一致，但前者并不是后者的影子，有时可能还会与国家外交政策产生分歧。另外，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一看法也忽视了90年代以来媒体市场化背景下，媒体生产者为了盈利而有意煽动的民族主义情绪（黄煜，李金铨，2003）。
本研究所讨论的网络民族主义，主要是民间的草根民族主义。据考证，“网络民族主义”一词在中文世界里最早出现在2003年（李慕瑾，2003）。但是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网络民族主义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进入中国时就已经出现。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引发的抗议活动中，首次出现在强国论坛的前身“抗议北约暴行”论坛里。在其后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中，中国的网络社区曾掀起过一波接一波的网络民族主义浪潮。闵大洪观察到，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中国网络世界里，对国内事务持批判现实主义立场，对海外事务则呈现民族主义立场（闵大洪，2009）。郑永年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解释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发生，认为它与中国的崛起与国际秩序的*有关（Zheng，1999）。
（二）传播技术与民族主义
用史密斯的观点来看，民族主义既不是原生的，也不是由权力凭空发明的，而是取决于我们如何从文化历史传统中选择特定资源，重新加以诠释（史密斯，2006：29-34、81-89）。也就是说，关于民族主义的话语建构了民族的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播学视角在民族主义概念中便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位置。此外，传播技术作为一个技术/文化复合体，对民族主义话语构型本身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既有的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中，传播技术是经常被忽略的因素之一。最早将传播技术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是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的“印刷术——民族主义的建筑师”一章中他认为印刷物既易于扩散，同时其同一性与可重复性又易造成整齐划一的性质，地方口语成为大众媒介，使不同的地区逐渐实现同质化，最后导致血亲家族被经过训练的个体组成的群体代替（麦克卢汉，2000）。
在民族主义的理论家之中，最看重传播技术的莫过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他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援引印刷文化史学者爱森斯坦的研究，提出印刷技术是促进某一群体超越面对面共同体的想象，形成对于陌生群体的共同体想象的关键因素。因为新型印刷机大量生产报纸、小说，围绕着特定方言，人们唤起或挪用集体记忆，用复数的（如“我们中国人”）名词，建构起群体身份的想象。
然而，仅有印刷技术还不够，现代印刷机还必须辅之以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当印刷品本身成为有利可图的商品，才能大量地复制和扩散承载民族想象的现代印刷品。他还以中国为例，说明尽管中国很早以前就具备了大量印刷的技术，但是由于缺乏资本主义产生关系的推动，最终没能形成他所说的“印刷资本主义”，并没早于欧洲形成现代的民族主义（安德森，2003：34-56）。当然，这个解释可能稍嫌简单，中国的早期印刷业也未必没有形成一定的市场规模（周绍明，2009：39-73）。甚至在中国语境下，印刷文化可能并不是形成中国的“想象共同体”最重要的因素。杜赞奇认为安德森忽略了口头文化和神话的影响（杜赞奇，2003：41-42）。但是值得重视的是，安德森没有将传播技术看作孤立的因素，而是将它看作与生产关系一同发挥作用的因素。不过，作为一个强调文化因素的学者，他在这里不恰当地将技术与生产的关系割裂，没有意识到技术作为技术/文化复合体，本身就是生产关系。印刷机成为一种社会需求的时候，印刷机才能影响社会；同样，当印刷品被赋予一定功能与意义之后，大量印刷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方式。
这暴露了在已有的民族主义理论对传播技术的论述中，有一个共同的缺陷，要么认为传播技术单向地决定或规定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实践，要么认为技术仅仅是扩散民族主义的工具。这些看法均低估了传播技术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及实践的复杂关系。我们只有驯化传播技术，赋予它特定的意义之后，作为一种技术/文化的复合体的传播技术才能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使用者赋予媒介的意义影响了媒介，限制了它能力的展开。反过来，当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技术参与我们的文化建构和日常互动之后，它就中介了我们的感知与经验，甚至中介我们的行为。这种从文化的视角理解媒介与社会关系的相互“驯化”说对于理解传播技术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也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视角（西尔弗斯通，2004；莫利，2010；潘忠党，2014）。
在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对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当下民族主义的外在特征的变化作一简单描述。首先，当下的网络民族主义与吴旭21世纪初所描述的网络民族主义有一个明显的不同，早期网络民族主义的议题基本来自现实政治事件或大众媒体，而新网络民族主义运动常常起源于网络自下而上的议题设置。像“帝吧出征”的导火索周子瑜事件、APA酒店右翼历史书事件都肇始于微博，并在网络空间中发酵。互联网去中心的草根化的表达，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具象化提供了大量象征资源。这种自下而上的自我动员让民族主义变得平易近人，更容易与日常生活、自我身份勾连在一起。
这个问题在新媒体时代具有普遍性，并不为民族主义所独有，相比之下，新媒体环境中民族主义的表达符号与组织动员两个方面则更值得关注。
二
新媒体与民族主义的表达
（一）新媒体与帝吧表达风格的形成
按照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的说法，媒介最终会改变我们的感觉和表达方式。围绕特定媒介技术所形成的媒介域或话语网络会深刻地塑造着社会的表达结构（德布雷，2014；Kittler，1992）。而萨匹尔—沃尔夫假说则认为，语言反过来又会塑造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与思维方式。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的互联网不仅贡献了大量新词，而且各个网络亚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与世界观。在数次帝吧出征中，不仅有传统帝吧的反讽、戏谑、父权的表达方式，更引人注意的是其语言表达方式出现了多样化的迹象，一改传统的激烈语言，总体上变得更加文明与柔和。
中国近代以来屈辱历史的集体记忆，导致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中的情感以怨恨、愤怒、仇恨为主要基调，其语态也比较强烈甚至激烈。进入网络时代之后，20与21世纪之交的网络民族主义运动中仍然延续了这种情感与表达，从《中国可以说不》（1996）开始到反抗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1999），网络民族主义表达方式以强硬与愤怒为主（Xu，2007）。但是在2016年初以来的“帝吧出征”中，表达方式与符号却有了明显的变化，既不同于传统的民族主义表达，也与之前贴吧爆吧时所使用的表达方式不同。
首先，那种以怨怼为底色的沉重情感已经被更为轻灵的反讽、戏仿、戏谑所替代。在针对“不明真相的同胞”的交流中，甚至“爱”的主题占据了主导。据统计，出征者在蔡英文Facebook主页上重复十次以上的模板中，91%均为“爱”之话语（王喆，2016）。
其次，在使用的符号上，拼贴制造的夸张、恶搞、多义的“表情包”取代了单一的政治口号。虽然符号中也不乏“八荣八耻”之类的政治口号，但是这种共产党内的道德口号用在这里已经带有了戏谑的意味而离本义甚远。有的研究者使用了道金斯提出的“米姆”概念来指称这种易于复制，具有多义性、参与性的网络视觉符号（士弗曼，2016；郭小安，杨绍婷，2016）。这些异于日常表达规则的符号本身如此具有传染性，以至于被攻击的媒体的编辑，也逐渐学会了以同样的反讽自嘲的表情包进行回应。不过，由于在这些回应中直接挪用了帝吧出征者的表情包而未清除图像上水印，又引发了出征者新一轮的调侃。
表达方式的变化，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结果，与进入到21世纪之后两岸关系的整体趋向好转、青年之间的现实与文化交流密切有一定联系，甚至可以说与90后、00后与其前辈之间的代际文化差异也不无关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传播技术本身的变化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甚至于90后、00后与之前群体的代际差异本身也受到传播技术的影响。
帝吧文化的形成与网络技术的出现有着密切关系。百度贴吧这样一个以自建话题为特色的互联网商业产品，自我演化出复杂的社会群体分类体系，早已经突破了具体而单纯的话题分类，将威廉斯所说的社会感觉结构纳入其中（威廉斯，2008），形成情感共同体。过去无法建立联系的人被集中在了一起，城市的底层青年或对现状不满的青年，他们把他人用来嘲笑自己的“屌丝”作为标签加诸自身，并且通过自我贬低和反讽自娱自乐。如果没有网络，在现有的权力体系中，他们注定会被大众媒体与主流社会遗忘。但是通过贴吧这样一个开放体系，他们聚集在一起，通过独特的恶搞、反讽、自黑及愤世嫉俗的气质，将自己与其他群体区隔开来。例如“帝吧”的名称就是通过对国足运动员李毅的自我吹嘘的戏谑而来。“李毅大帝吧”这个名称充满了反讽的气息，本来应该是否定、厌恶的情感，反而反转成了貌似认真的膜拜，有人专门依照司马迁《史记》的写法写了《李毅大帝本纪》，形成一种独特的“高级黑”风格。这种表达风格的讽刺对象逐渐从中国足球，转向了社会公共事件和身边的个人经历，并且为了逃避网络审查，隐晦地将这种表达方式与反主流文化联系在一起。
这些用户还以“屌丝”为核心词，提出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合成词，如“矮丑穷”“矮矬穷”“土肥圆”“女屌丝”“高富帅”“白富美”“黑木耳”“粉木耳”等等，或者为一些原本就在网络空间具有一定流传度的词语如“女神”“喜当爹”“逆袭”赋予新的含义，从而编织出一套独特的符号体系，进而运用这些符号创作出一种风格粗鄙的“内涵文”，以此承载这个亚文化群体对于社会的集体想象和价值观念。这个群体的成员将“给高富帅跪了”“给跪求别说”“吓尿了”“跪舔”等短语作为口头禅，以一种自我降格、主动认输、自动缴械的“精神失败法”，表达和应对中国当下社会文化存在的一种结构性矛盾——中产阶级意识形态询唤与阶层分化乃至阶层固化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林品，2016）。
在帝吧成员所推崇的“内涵文”（如《我曾经是个网管》）中，常常自居为失败的社会底层，对自己的处境既无可奈何且自嘲，但对于成功者的不择手段或缺乏良知又极为厌恶鄙视，充满因悲情所产生的底层道德优越感。正因为这样的自我定位，他们对于高高在上的明星及其盲目追随者们采取敌视态度。因此他们一直扮演着“反粉丝”的角色，频频向明星的贴吧发起爆吧行动。
尽管帝吧吧主几经更换，口号也从“毅丝不挂”变成现在的“众人皆帝”，逐渐加入正能量，但是其标榜的“原创精神、恶搞主义”的表达风格基本还是保持了下来。底层的自卑与反叛混合而成为一种独特的表达风格，这样的风格经过各种运动扩散，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这种混合了戏谑、戏仿、反讽、自嘲、愤世嫉俗、刻意鄙俗、善恶分明、父权、民粹等特征的表达方式也体现在了帝吧出征的符号中。
（二）流动的多义性与游戏性
2016年初的“帝吧出征”的令人意外之处是在人们熟悉的帝吧戏谑反讽的表达风格之外，又渗入了积极、温情的元素。其中出现了许多大陆的风景名胜与地方特色美食，以此来“感化”主张台独的台湾网民。
许多论者将这些改变归因于被称之为“小粉红”的90后迷妹的加入（王洪喆，李思闵，吴靖，2016）。但是如果放到特定的语境下来看，这些表面上看似温和的风景与美食，其实也包含着帝吧的戏谑元素。前几年，一些台湾艺人曾经在综艺节目中指责大陆城市环境差，公厕卫生条件让人难以忍受，甚至还认为大陆吃不起茶叶蛋。这些言论都曾在大陆网民中引发过集体愤怒。在此语境下，这些展示城市高速发展与食品丰富的图片其实包含着反讽的意味。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正因为帝吧的这种半真半假的高级黑加自嘲的表达，使意义具有流动的多义性与暧昧性，很难将其锚定在一处。比如旁观者认为是征伐，但参与者认为这不过是互相逗趣的游戏（Fengshangyue，2016）；有研究者认为这些统一制作的表情含有强烈的父权主义色彩，但女性使用者却认为她们是在调侃和自我赋权（严蔷，2016）。同样地，风景与美食除了具有反讽意义外，也具有传统民族主义表达的保守色彩。民族主义的研究者们早就注意到风景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表征领土的风景并不是纯粹客观的自然景观，而是渗透着特定群体的选择与意义建构，并充当政治身份认同的中介物（史密斯，2006：32；达比，2011）。
除了流动的多义性之外，新的网络民族主义表达还具有强烈的传播游戏（communication play）特征。传播游戏是心理学家史蒂芬斯提出的“传播游戏理论”的核心概念，他认为除了功利目的的传播（即作为工作的传播）外，还存在着一种为传播而传播的超功利的、追求自我愉悦与提升的传播（即作为游戏的传播）。在后一种传播中，传递信息本身已经不是主要目的，更重要的是传播主体的快乐与自由（Stephenson，1967；刘海龙，2008）。在这一传播游戏中，除了研究者已经提出的在出征者内部建构身份同一性的作用外（王喆，2016），其对外传播与交往功能也值得关注。许多出征者用了“调戏”这个词，如果剥离其中的男权色彩，这本身就是一种传播游戏——至少在参与者看来是如此。知乎ID为“马前卒”的用户评论说：
具体到远征事件本身，从双方发言看，大陆网民把意识形态融入娱乐段子的能力明显更胜一筹。这说明港澳、海外华人网民和大陆中文网民相对隔绝，反而大大降低了自己的文化创作能力和严肃话题讨论深度。从中文互联网结构发展的角度说，他们才是被“墙”掉的一方（马前卒，2016）。
在以帝吧为代表的大陆网民眼中，游戏性的表达能力本身是一种制造优越感的文化资本，这种表达的精髓在于随手拈来的幽默，不着痕迹的反讽，通过“斗图”“碾压”对方，表现智商。这是一场纯粹的语言（包括图像）游戏。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不过是一场精神胜利，但在当局者看来，这种传播还具有“对话”的功能。从台湾媒体的网络编辑的表现来看，他们开始渐渐适应大陆青年这种表达方式，意识到这是一个传播游戏，学会忽视其中的意识形态，并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一位参与者认为“大家不过是假装来打架”“带的都是面包而不是砖头”：
交流最可怕的不是内容的对错与否，而是连交流的*都没有了。就好像一对恋人吵架，如果连骂的心都没了，这段感情就真没了。我并不指望这种做法可以唤醒多少台独青年，或者说能让统战前进多少，甚至改变国家形象，但是有一点，就是像我们刚才讨论的一样，整个骂战，斗图到最后都变成了互相讨论美食和美景的时候。就说明，只要有交流的意愿，总比两个人都不说话强。fb大战的目的不在于说服任何一方，而是让双方都知道，对方不是只能看标签的敌人，而是活生生的人（Fengshangyue，2016）。
当然，至于这种一厢情愿的“对话”是否能达到促进交流的预期效果，还要从接受者的角度加以考察。可以注意到，2016年初，出征者所使用的图像中的文字或表达的语言，均为简体字，就像他们认为对岸网民看不懂自己的“火星文”并不是传播者的问题而是接受者的问题一样，并未从接受者的角度考虑效果。网络民族主义表达中戏谑表象下的话语霸权与符号暴力倾向值得我们注意。
三
通过新媒体的动员、组织及实施
互联网的研究者Rheingold很早就注意到通过网络技术，传统的乌合之众之间可以通过新的方式，建立起有效的合作机制（Rheingold，2003）。舍基也提出了“无组织的组织”概念，提出在一定的规则与奖惩机制的作用下，互联网上看似缺乏联系的用户也可以建立起严密的组织，实现特定目标（舍基，2012）。在数次帝吧出征中，可以看到类似的机制在发挥作用。这些出征者是通过贴吧、微博、QQ群或其他社交媒体临时招募而来，通过QQ群分工协作。比如2016年初的出征就分成两个总群及一个前线部队，每个总群下又设有6路纵队，责任分别包括情报工作（收集台独言论和图片）、宣传和组织工作（发帖招人）、武器装备工作（制作图片和言论）、对外交流工作（时差党加外语翻译）、战场清理工作（Facebook举报、赞）、粤语组。他们还制定了出征纪律：使用文明用语，不发侮辱性图片、*图片、黄图，只反台独不反台湾人民。
尽管组织严密，但是这样的结构仅仅存在较短的时间，攻击结束之后便解散，这种动员、组织、实施均在网上通过一系列传播行为完成，片刻之间瓦解的“快闪”式行动超越了传统民族主义的组织动员方式。当然，这种方式在以网络为媒介的社会运动中并不鲜见，引人注意的是帝吧出征参加者的行动模式及其训练并不是通过传统政治运动完成的，而是在充满商业气息的粉丝团与网络游戏中形成的。
许多研究者发现，2016年“帝吧出征”的成员中加入了一支新生力量，她们被许多观察家称之以“小粉红”（严蔷，2016），意思是指年纪较小的爱国粉丝群体或“迷妹”，其中女性占据相当高的比例。她们多为90后，平时不太关心政治，却十分关注娱乐圈动态和网络文学，喜欢明星偶像，自发性地参与到网络民族主义运动中。如果说以往的民族主义被普遍视为是强硬的男性现象（male phenomenon）（Özkirimli，2010：175），那么帝吧出征则彰显出了一些女性气质。
初步的研究发现，这一印象可能属实。因为不仅“帝吧出征”的表达风格与之前的爆吧行动相比有了明显的软化，而且其行为逻辑与组织方式也具有粉丝团的特征。首先，粉丝们不仅被动地消费明星的作品，还会把偶像作为内在现实与外在现实之间的“过渡客体”，积极地参与偶像的建构（Sandvoss，2005），把偶像的生活与工作看成是自己的事业，维护他们的利益，替没有拿到好角色或在生活中受委屈的明星出头，与其他明星和粉丝展开口水战。其次，由于经常和其他粉丝群体发生网络战争，同时为了向其他粉丝群体炫耀自己的偶像更受欢迎，粉丝群体内部便逐渐建立了严密的组织与分工，组织表演、接机、庆生、拉票等活动。这些特征在“帝吧出征”中都表现得比较明显（王洪喆，李思闵，吴靖，2016）。
由于粉丝群体经常跨国和跨地区活动，他们会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与当地粉丝群体发生龃龉。而且“爱国”本身也常常成为明星及其粉丝用来打击竞争对手的武器。大陆明星的粉丝常常指责其他地区明星辱华，从而抬高自己偶像的地位。这导致“小粉红”们在日常的商业消费过程中将国家、民族与自我身份认同融为一体。
从“国家面前无偶像”到“祖国才是大本命”，看似只是在相同逻辑链上往前多走了一小步，但正是这一小步，使得当年“六九圣战”中的对垒双方，站在了同一面旗帜之下，拥有了同一个“爱豆”。而彼时无法表述、无法自辩的韩星粉丝们，也得以借用这一策略，堂堂正正地将祖国奉为一切具体爱豆之上的“至高爱豆”（安帛，2016）。
除了粉丝群体的行为逻辑对网络民族主义运动组织动员的影响外，网络游戏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和跨国追星一样，网络游戏，尤其是跨国网络游戏，是比较容易产生民族主义身份认同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更容易因为语言和文化差异，感觉到国家的边界，进而在游戏的竞争与威胁中，寻求地缘群体的庇护，产生民族身份认同（Salter，2011）。
管理部门关于国外网络游戏的审批制度也会间接制造类似的民族身份体验。由于《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中有关于不适合在网络出版物中出现的内容的规定，新游戏要经过审批方能引进，因此其上线时间常常会晚于其他国家，甚至会被无限延期。这导致某些游戏的骨灰级玩家常常到其他地区的服务器上参与游戏，经常被当地玩家嘲讽和排斥，体会到“寄人篱下”的屈辱感。这使得网络游戏的玩家们在远离政治的商业游戏世界中，反而体会到比现实中更实在的民族身份。例如，2010 年因为《魔兽争霸》游戏的审批过程漫长导致中国游戏迟迟不能上线，百度魔兽吧制作了一个当年轰动一时的《看你妹之网瘾战争》的视频。在其结尾处有一段悲情的独白：
在这一年里，我和其他热爱这个游戏的人一样，为水灾，为地震而痛心哭泣，为载人航天，为奥运会而加油喝彩，我们打心眼里，就不想我们在任何一个方面落后于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而这一年里，却因为你们这些人，我们迟迟不能与地球上其它国家的玩家一起，一决高下，为了真心喜爱的游戏，我们委曲求全，我们被迫离开，我们冒着被封号的危险去美服欧服，他们骂我们是金币农民，我们顶着上万的延时去台服，他们说我们是大陆蝗虫，这些何其贬低的称谓，我们都在默默地承受，我们凭什么就不能拥有每小时4毛钱的廉价娱乐？（王洪喆，李思闵，吴靖，2016）
与粉丝群体相比，网络游戏玩家也十分擅长于群体的动员与组织（麦戈尼塔尔，2012）。对于他们来说，群体的动员、组织与日常游戏中组团参与没有太大区别，他们在平时的游戏中经过不断地演练，已经对这样的行动方式轻车熟路。所以才可以出现一系列帝吧出征中表现出的高度组织性与纪律性。
总之，在网络粉丝团与网络游戏玩家的日常体验中，遥远的国家会变得具体而切近，网络商业消费让个人与国家融为一体，网络一代将国家内摄到自我之中，建构了民族主义的主体。同时这些日常网络消费行动也为他们参与网络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各种资源与技能。这些都反映在一系列帝吧出征的思维与行为逻辑之中。
四
新媒体与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
（一）边界消融与驯化
以上已经在现象层面初步描述了近年来在新媒体的影响之下中国民族主义的新变化。应该如何理解这些新变化，它们说明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媒介技术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这些是我们最后试图总结的问题。
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cyber nationalism）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它是随着中国接入互联网后逐渐出现的现象。最初，网络只是现实中国际关系和民族主义的映像或者工具，在“网络”与“民族主义”之间，网络只是民族主义的配角。在一本较早地系统梳理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专著中，现实的政治事件基本主导了网络民族主义发展的线索，这展现了早期网络民族主义的逻辑（Xu，2007）。但是随着真正的网络一代，90后登上历史舞台后，“网络”不再甘于作配角，开始改变“民族主义”。其实这一进程早在2000年后80后登上民族主义运动的舞台就初见端倪，欧逸文在他的《野心时代》对于2008年前后青年网民中出现的民族主义的描述中已经敏感地看到了这一变化（Osnos，2014）。在王洪喆等人的研究中，代际差异而不是现实的政治事件成为划分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重要标准。他们按照70后、80后、90后总结网络民族主义的特征。如果说60后、70后的行动者（1998-2005）主要是关注现实的国际关系问题，具有现实批判特点的话，那么从80后的“知情者”与“玩家”行动者（2008-2010）开始，民族主义开始在远离政治的消费领域自然生长，具有了自下而上的草根特征。而90后成为行动主体时（2010至今），全球化的商业文化消费不但没有消弭地区身份认同，反而强化了民族感情与身份认同，他们把追星与网络游戏的表达方式、行为方式和组织方式引入网络民族主义运动中，改变了整个运动的面貌。
以代际差异取代现实政治事件来考察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更具有启发性，然而对于理解网络民族主义而言，代际差异只是一个方便的标签，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是被解释变量而不是解释变量。代际差异是众多复杂因素的产物，60后到90后的几代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高速发展与社会变迁，不可避免地被烙上了强烈的时代印记。除了众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外，本文认为传播技术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按照传播学者约书亚·梅洛维茨的观点，传播技术是形构情境的空间机制。他以电视为例，认为电子媒介的最大影响在于摧毁了印刷媒介长期以来制造的社会空间感。印刷媒介对于世界的再现必须经过语言的中介，它在识字者与不识字者、具有某种阅读兴趣和不具有某种阅读兴趣者之间制造了社会情境的区隔，这导致儿童与成人、男性与女性、精英与大众、白人与黑人对于现实的想象被媒介空间塑造。这种对于空间的想象构成了个体行动的社会情境，于是按照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使用不同媒体的群体在行为模式上便会产生差异。电视的出现，打破了印刷媒体建构的空间感，导致原有行为情境边界的融合，不同群体的行为因而发生变化（如儿童的成人化），甚至引发社会变革（如人权运动与女性主义运动）（梅洛维茨，2002）。
梅洛维茨讨论的媒介主要限于电视。然而从更长时段来看，电视与印刷媒体都是大众媒体，所不同的只是消费门槛的高低。而网络的出现则不仅打破了大众媒体所营造的空间感，而且将信息获取、娱乐、商品消费、教育学习、社会交往、组织管理、政治动员等过去由不同的社会机制完成的功能都整合到了一个平台上。如果说60后、70后还只是将网络整合进已有生活方式的话，那么作为网络原著民的80后、90后的生活方式则完全由网络塑造。他们的学习、社交、游戏、新闻获取、消费、情感交流等诸多功能都通过网络完成。如果对于他们的前辈来说政治是现实的、严肃的话，在他们看来，政治与追星、游戏等娱乐活动就是一回事。游戏与追星中会遭遇民族身份的问题，反过来政治问题也可以通过游戏与粉丝群体的表达、行为方式加以解决。最终，粉丝团的行为逻辑与网络游戏的行为逻辑自然而然地与民族主义的逻辑在一个屏幕上被勾连和整合在一起，构成梅洛维茨所说的“中间领域”的行为。
如前面所说，传播技术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地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而是一种双向的驯化。媒介既不是民族主义的工具，也没有简单地决定了民族主义的形态。使用者们把网络看成是日常生活展开的空间，是他们想象这个世界和与这个世界发生关系的界面，就像空气和水一样理所当然。因此，网络中介或建构了新一代的网络用户的民族想象。反过来，使用者对新媒体的意义赋予，也影响了媒介本身。作为一个具有乌托邦气质、超越地理空间和文化、去中心的平等的传播机制，网络却在帝吧出征中意想不到地扮演了相反的角色，它成为培育民族主义的沃土。青少年网络用户在网络空间的行动中体会到民族意识，又通过网络行动进一步确认民族身份。民族主义和网络构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新一代网络民族主义者对网络新技术的成功驯化体现在空间、时间和语言三个维度上。
在空间维度上，“帝吧出征”的小粉红之中不少人第一次翻墙，他们违规越过象征国家网络空间主权边界的防火墙，进入到陌生的异域——Facebook。他们抱怨Facebook用不习惯，或用户体验不如国内网站。在帝吧出征的轶事里，可以看到一个引用率颇高的段子：本应攻击“三立新闻”的出征成员误入“三立娱乐星闻”的Facebook主页，在热心的小编指路下方找到三立新闻（hansey，2016）。就像安德森和Calhoun所观察到的那样，19世纪以来地图在建构民族想象的过程中曾经起到过重要作用。与日常经验迥异的上帝视角、被精确勾画的国家边界、象征不同国家的色块，这些“科学”发明让民族的观念得以建立或强化（安德森，2003：195-202；Calhoun，1997：12-18）。“帝吧出征”中的青年跨越网络空间，第一次被“引导”到陌生的“绿营”脸书主页，留下自己的痕迹。这种异域空间的体验甚至历险反过来深化了参与者的民族意识。
“帝吧出征”之所以被隐喻为“出征”，视觉效果体现在集中于某个时间的洗版，甚至造成服务器不堪重负。与此同时，参加者利用刚刚兴起的网络直播平台，直播整个出征过程，将其进一步具像化。这种被具像的共时的集体行动唤起了集群（crowd）中特有的身体聚集的记忆。QQ群和贴吧的行动前动员、同一时间的集体留言建立起了安德森所说的对于陌生人的“共同体的想象”。有研究者把它视为柯林斯笔下令集体兴奋的“仪式互动链”，通过参与，激发了更深的情感体验（刘国强，2016）。正因为如此，不少参与者事后回忆，正是这次出征，让他们变得更加爱国了（王喆，2016）。
语言的同一与差异是形成共同体想象的重要线索，翻墙到台湾媒体及*脸书主页的小粉红们使用统一的表情包与帝吧特有的恶搞语言，让对方一头雾水。这种自我表演强化了作为亚文化群体的身份认同。对方反应的笨拙和不合乎大陆网络表达规则，又成为出征者嘲笑的目标。这让行动者产生“打击成功”的幻觉，预言得以自我实现。
然而这种带有霸权色彩的语言优越感强化了族群之间的差异，造成区隔与对立。这其实与民族统一的目标并不一致（比如周子瑜道歉视频是激发了更多的愤怒对立还是共识及转变呢）。这说明基于个人身份政治的粉丝民族主义与官方的民族主义政治之间仍然存在张力，未必会成为后者的附属物。简单地把二者划上等号会忽略了它们之间的思维与行为逻辑的差异。
（二）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
质言之，对于以90后为主体的网络民族主义者来说，网络技术与民族主义这两件过去不相关的事物在个人主体建构的过程中合二为一。这改变了网络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将这种新型的网络民族主义命名为“粉丝民族主义”（fandom nationalism）。简单表述，就是“像爱护爱豆（idol）一样爱国”。与之前的民族主义者不同的是，这些以小粉红为主体的民族主义者将追星的方式平移到了国家那里。他们认为自己拥有国家，他们投入情感，自认为有责任让国家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成为最优秀的那个，在国家遭受不公正对待时，会主动向竞争对手宣战。他们平视、参与而不是仰视崇拜，将国家个人化。从心理学上来看，这一点与他们对偶像的心理完全相同，他们将国家建构为自己内在现实与外在现实之间的一个“过渡客体”，实现与外部的交流、自己身份的建构。“在‘民族主义小粉红’眼里，国家只不过是另一个偶像——‘祖国才是大本命’。爱国，也许就是爱诸多爱豆偶像之中，更为大义凛然的那一个。而国家，则必须像一个伟大的偶像一样，和同样强大的对方偶像对垒，敌人越强，对垒越激烈，越证明自己选择偶像的正确”（严蔷，2016）。
综合上面的分析，粉丝民族主义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 以web 2.0技术，尤其是社交媒体为组织动员与行动平台。2. 参与主体为平时远离政治的青少年网民，包括一些被称为“小粉红”的女性粉丝群体。3. 表达方式带有极强的网络亚文化风格，其情感不是传统民族主义表达中常见的仇恨与愤怒，而是反讽、愤世嫉俗甚至正向感情。4. 对国家的情感带有粉丝对偶像的特征，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5. 以网络游戏和粉丝群的动员和组织方式进行联合行动。6. 不是消极地接受精英的宣传，而是积极参与对国家意义的建构与生产，将自己的想象投射到国家上。7. 具有青年亚文化特有的反叛性，目的是为了获得特有的身份及社会承认。“爱国”被行动者想象成与主流的功利主义和犬儒主义文化相对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行为。8. 在全球文化的影响之下，网络民族主义的参与者并不全是思维狭窄的民族主义者，相当一部分是对西方文化有一定了解的、学历较高的青少年，有一些还是在西方学习的留学生。
五
余论：作为服从的反抗
在讨论完粉丝民族主义及其与传播技术的关系之后，自然会涉及到如何理解和评价的问题。虽然这不是本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但是仍有一定讨论价值，这里暂且抛出几个问题，有待后来者进一步讨论。
首先，对于粉丝民族主义的主体不宜做“脑残”“愤青”“被洗脑”等简单判断，必须将其行为意义放到社会语境与脉络中加以理解。青年的特征是反抗，但是当反抗本身成为主流时，服从反而变成反抗（莫利，2005：46）。爱国是一种主流价值观，但是当社会的功利主义和犬儒主义占据上风，解构了官方宣传中所提倡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当自由主义、个体主义超越集体主义成为社会主流时，素朴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却具有了反叛性。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下，这种为了获得独立身份的青年亚文化，反而表现为服膺国家权威。
正因为如此，爱国或许并不一定是小粉红们真正的目标，获得承认也许才是这些行为的深层指向。诚如杨国斌所指出的那样，帝吧出征与其说是跨文化的出征，不如说是一种自我表演（杨国斌，2016）。就像纽约时报广场的国家形象广告一样，这种跨文化传播的真正观众是参与者自己。他们在这场狂欢仪式加表达游戏中，通过独特的表达，成功地创造了自我身份，建立起了匿名的爱国青年共同体的想象。正如追星一样，重要的不是偶像本人，而是通过这个过渡地带的幻像（illusion），完成自我的探索与试验，实现内在与外在世界的对接（Winnicott，1953）。
粉丝民族主义的主体平均年龄不大，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缺乏理性或缺乏思考。相反，他们的文化水平并不低，视野也不狭隘，对于政治、商业消费文化和男性霸权本身都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甚至有一些就是在海外的留学生（“时差党”）。周永明曾经基于对铁血军事论坛的军迷分析，提出了“知情的民族主义”（informed nationalism）的概念（Zhou，2006：208-230）。在小粉红群体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情况。他们有较高的媒介素养，知道如何制造热点，同时对帝吧出征的传播效果有着清醒地认识，虽然热情参与，但并不认为出征本身真能够对现实有什么改变，甚至对他们自己声称的宣传、教育作用也不乐观（Fengshangyue，2016）。一位人类学学者曾经在帝吧出征后，将帝吧对女性粉丝群体使用父权式的表达方式（如将祖国称为父亲，台独分子称为儿子）表示了遗憾，但是很快一位晋江文学论坛（“小粉红”概念的诞生地）的网民纠正了她的说法，认为她们不是屈从父权，只不过是通过调侃来瓦解父权，其目的是自我增权（empowerment）（严蔷，2016）。尽管这一解释是否合理还有待讨论，但至少说明“小粉红”们在权力问题上是十分自觉的。
第三个值得讨论的是全球消费文化的影响。前面的分析中曾提到，远离政治的商业粉丝文化、跨国网络游戏，乃至于个人商品消费的体验不仅没有弱化国界，反而会唤起参与者的民族意识。尽管消费者对于明星背后的资本操控、媒体的商业运作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然而不能忽略的是这种感性的民族主义体验可能带来政治民粹主义，把严肃政治的规则与消费逻辑混为一谈。
最后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该如何评价粉丝民族主义？2016年“帝吧出征”之后，这一违反国家网络管制的自发运动给官方评价出了一个难题，不过官方媒体的反应以正面肯定为主，回避了这场“远征”违规的一面，低调地对这场运动中青少年的爱国热情给予了肯定。民间对这场运动的评价则出现分化，折射出中国当前政治意识形态碎片化的现状。这里并不打算做一个是非判断，而是试图突破简单的思维方式，希望从传播研究的角度展开这个问题被忽略的复杂层面。
2016年12月24日，网络上播出了一段龙应台10月7日在香港大学所做的《一首歌，一个时代》的讲座视频。演讲互动中，当龙应台问起对观众影响最大的一首歌时，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周伟立回答说是《我的祖国》。龙应台邀请周伟立教授演唱时，全场观众由弱变强合唱起了全曲。在香港与大陆的文化与政治冲突的背景下，这段视频挑战了很多“常识”，其中之一就是民族主义未必只是国家政治范畴，它也可能是个体或群体的日常记忆。这首曲调抒情优美、歌词充满山水意境的仿民歌通篇几乎没有提到国家与政治，但是放在《上甘岭》所表现的艰苦坑道战语境中，又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蕴。前面讨论过风景与身份认同的联系，即使是抽离这个语境，“大河”与如画的风景本身也隐喻国家与主权。正因为文化产品与政治的这种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它才具有了从政治一直延伸到个体记忆的多义性。因此简单地用一个逻辑来解读它，必然是偏颇的。
粉丝民族主义也具有相似的特征。当国家作为一个主观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过渡客体”出现时，它就和明星一样，具有了多义性与临时性。它可以是一场爱国的政治行动、盲目的政治征伐，也可以是一场传播游戏和粉丝行动。网络民族主义者不仅是民族意义的消费者，而且积极参与对民族主义的再生产。他们不再只接受精英对民族的阐释，而是自下而上地进行多元的民族意义建构。这使他们摆脱了官方意义的束缚，建构与想象了一个理想的“中国”形象（开放、强大、独立、和平、宽容等），并将对自我的期待投射于其上。虽然这种建构有幻觉（illusion）的一面，但是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种关于民族的话语中蕴含的积极因素，给重构现实中国及中国形象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当然，前提是这种再诠释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是对其他身份的补充而不是压制。
粉丝总会长大，终有一天会把人生的中心从充满幻觉的“过渡客体”转向现实世界。所以与其对不稳定的当下做出简单判断，不如去探讨粉丝民族主义将来会给粉丝们留下什么记忆，如何将这样一种记忆转化为更积极的面对现实的态度。
原文刊载于《现代传播》2017年第4期，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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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执编 / 大鱼 彤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