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时，修文德，立武功，以臻至治，大唐疆域达到极广，友邦蕃国皆来朝贡，以瞻天朝。李贤作为太子，必然曾历经数次客使朝贡的大事，而这，也成为李贤珍贵的记忆。
故章怀太子墓中绘有客使图，这两幅表现外使蕃臣等待觐见的壁画在唐墓壁画中是罕见的存在。
客使图原有两幅，分居墓道两侧。今先观东客使图。
东客使图绘六人，其中三人是唐朝官员，另三人则是外邦人士。
东客使图 陕西乾县乾陵章怀太子墓壁画
唐朝官员的衣冠端庄郑重，三人俱戴武弁大冠，冠内有平巾帻，身着红色广袖衣，皂缘领袖，领口露出白色中单衣的领缘，腰间束宽带，带下悬长蔽膝，腰后则悬一条长及地面的纷，下着白裙，裙下露出翘头履。此冠服应为朝服，《旧唐书·舆服志》记载，“朝服，冠，帻，缨，簪导，绛纱单衣，白纱中单，皂领、襈、裙，白裙襦，革带，钩䚢，假带，曲领方心，绛纱蔽膝，袜，舄，剑，珮，绶”，壁画中官员穿戴与之大体相合，只是无剑、珮、绶，按理，其品级当是五品以下，七品以上的，但令人费解的是，这些官员却佩戴了五品以上官员公服的佩饰——纷，或许是因为唐代官员服制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些微变化吧。朝服是官员在参与陪祭、朝飨、拜表等大事时穿着的，可见壁画描绘的是一场隆重的礼仪，结合身后的外使，那么，我们所见的应当是唐代宾礼的场面了。
宾礼是国家的重要外交仪式，据《唐六典》载：“二曰宾礼，其仪有六：一曰蕃国王来朝，二曰戎蕃王见，三曰蕃王奉见，四曰受蕃使表及币，五曰燕蕃国王，六曰燕蕃国使。”从三位外邦人士的衣着仪态看，他们不太像是蕃王，故他们是蕃使的可能性更大。
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大明宫建成，此后它成为了帝国的政治中心。外使来朝的宾礼，也是在大明宫进行的。客使在唐朝官员引导下进入大明宫正门丹凤门后，再步至正殿含元殿外等待觐见皇帝。所以壁画中，三位唐朝官员交谈而三位客使等待的场景应当就发生在从丹凤门至含元殿之间。
这三位唐朝官员，过去往往被认为是鸿胪寺官员。但事实上，鸿胪寺负责的是外使的前期接待，“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而并不参与觐见仪典，且壁画中官员的武弁大冠也非鸿胪寺官员之服制，
察唐制，负责朝见引导的当是中书省之通事舍人，“掌朝见引纳及辞谢者，于殿廷通奏。……凡四方通表，华夷纳贡，皆受而进之”。且中书省流内九品以上官员可戴武弁大冠，又通事舍人从六品，朝服不带剑、珮、绶，这几点皆与壁画所见相符，故壁画中的唐朝官员很可能就是通事舍人中的几位。
接下来，要紧的问题来了，这三位外使来自哪里呢？
对于外使们的族属，学者们有许多猜测，有东罗马、高丽、日本、新罗、靺鞨、室韦、契丹等说。然而大多数猜测，是基于壁画所绘使者相貌服饰以及该国此时是否与唐朝处于友好交往关系中而作出的。但唐高宗时，与唐朝往来的民族众多，且地域相近之民族，其风俗服饰也相似。那么，要指认出壁画所绘究竟是谁，我们必须要有更确凿的证据。
由昭陵和乾陵蕃臣像，我们可以获得当时人表现外使蕃臣形象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所谓蕃臣像，并非是对某一民族的笼统描绘，而对有名有姓的具体人物的写实表现。依循此现实主义原则，章怀太子墓壁画之客使图也非随意绘之，而是对真实觐见场景的描摹，并且，这几场觐见应该就发生在李贤任太子期间。
因引导官员服饰郑重，故这几场觐见也应是正式且隆重的，且应被史籍所记录。
李贤自上元二年（675年）六月成为太子至调露二年（680年）八月被废，这五年间，察两《唐书》所载的朝贡事件恰好有三次，与东客使图外使人数相合。让我们来一一观之。
第一次朝贡事件发生在上元二年，朝贡主体是新罗。这一年，因为新罗接纳高丽叛众，又侵占百济故地，所以唐朝发兵征讨之，二月，刘仁轨在七重城大破新罗，又派遣靺鞨兵浮海攻打新罗的南境，斩获甚众。此外，皇帝还任命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军买肖城，三战，新罗皆败北。于是，新罗王法敏遣使入朝谢罪。为表达悔罪之意，法敏奉上的贡品甚是丰富，所谓“贡篚相望”。鉴于其诚意，皇帝宽恕了他的罪过，恢复了他的官爵。
新罗使者到达长安的具体时间，史书没有记载。但战争、新罗王决策和使者路途所耗时间，当超过了四个月，故新罗使者来时，李贤应已经成为太子了。于是，他首次以太子身份参与了盛大朝贡仪式，见到新罗使臣恭服于天威的诚惶诚恐，并从中领悟君王恩威并施的驾驭之术。
而观东客使图，其中有一戴鸟羽冠者，身着朱缘大袖白袍，系白腰带，下穿大口裤，足蹬黄皮履，按《旧唐书·东夷传》记载，“（高丽）官之贵者，则青罗为冠，次以绯罗，插二鸟羽，及金银为饰，衫筒袖，裤大口，白韦带，黄韦履”，与壁画中人物衣装正好相符。又南朝梁萧绎《职贡图》中的百济使者（的衣着）也与之相似。
百济使者 ﹝南朝梁﹞萧绎《职贡图》宋摹本（局部）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新罗“衣服，与高丽、百济略同，而朝服尚白”，壁画中使者的白袍与之正契合。学者对此人物，有“高句丽使者说”“新罗使者说”“渤海使者说”等观点，殆因这几个民族所居地域相近、衣装皆相似之故。而此时，高句丽已亡，虽仪凤二年（677年），唐朝封末代高句丽王高藏为辽东都督、朝鲜郡王，令他镇守本藩，但不久后他因与靺鞨沟通谋反，被召还且流放卭州，无遣使朝贡之事。而渤海国迟至武周圣历元年（698年）才建国，更与李贤无涉。因此，壁画中的戴鸟羽冠者只能是新罗使者，并且正是上元二年前来朝贡的这一位。
第二次朝贡事件发生在上元二年十二月，朝贡主体是龟兹。龟兹王白素稽为唐朝所扶立，且被授右骁卫大将军、龟兹都督府都督，因此，事唐朝甚殷勤，朝贡不断。这一次，他所奉献上的是名马。唐朝皇室尚武，好骏马，龟兹王的贡献必然让龙心大悦。
客使图中有一高鼻深目、短发秃顶、着双翻领袍者，有学者认为他是东罗马使者，因其发型与史*载的东罗马国人相似。然细察之，衣装就对不上了。东罗马时期男子外衣主要有达尔马提卡（dalmatica）和帕鲁达门托姆（paludamentum）。达尔马提卡通常由一块十字形布对折缝合，或由两块T字形布缝合而成，中间留领口。而帕鲁达门托姆是一种由长方形织物制作的斗篷，通常披在左肩，而在右肩上用扣固定，《旧唐书》称拂菻国男子“披帔而右袒”，可能就是对帕鲁达门托姆的描述。在一幅马赛克镶嵌画中，查士丁尼大帝所服即为帕鲁达门托姆。
查士丁尼与廷臣 拜占庭帝国时期（约547年） 意大利拉文那圣威塔尔教堂马赛克镶嵌画
使者出使时当着本族礼服以示庄重。虽唐代阎立本《步辇图》中，吐蕃松赞干布之使者禄东赞所服为波斯锦袍，或许是对其族“衣率毡韦”的习俗有所自惭。但东罗马帝国立国久远，文明深厚，衣冠华贵，其使者无有着他国衣装之必要，此使者当非来自东罗马。
而在龟兹国，翻领袍就是很常见的衣装样式了，克孜尔石窟壁画所表现的龟兹贵族，往往身穿翻领锦袍。
龟兹供养人 6世纪 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第189窟壁画
又龟兹国“俗断发齐顶”，可见短发是其国人的普遍发型，且龟兹作为东西文明交汇地，其国人亦多有欧罗巴人种血统者，高鼻深目是其特征。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客使图中的着翻领袍者更可能是龟兹使者，正是他，牵着千里之马，远道而来。
第三次朝贡事件发生在上元三年（676年）二月，朝贡主体是坚昆。坚昆，又名黠戛斯，处唐之西北方。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黠戛斯酋长俟利发失钵屈阿栈曾亲来朝贡，唐太宗封其为为左屯卫大将军，坚昆都督府都督。其王自称是西汉李陵之后，而李唐亦号称出自陇西李氏，故叙为同宗。唐中宗曾说“而国与我同宗，非它蕃比”，可见亲密。这一次，黠戛斯遣使献上名马，此地马素以壮大出名，可谓雄骏。
客使图中有一着毛帽、披皮斗篷、穿毛裤者，向来被学者视为是东北一带靺鞨、室韦等族人。但好穿貂者并非只有东北人，居西北寒冷地带的黠戛斯人也对皮草情有独钟。史载，黠戛斯“服贵貂、豽”，他们的王冬季戴貂帽，其余下属则戴白毡帽，贫贱者不戴帽，但以皮为衣。因此，此使者应当是黠戛斯人，且是一名戴毛帽的贵族，他刚在漫长的旅途中度过了一个冬天，二月才到长安，故还是这般冬装打扮。
经以上一番分析，我们发现，史*载的三次朝贡来使恰恰与东客使图所绘三位外使衣装样貌符合，由是，我们揭开了东客使图三位使者的身份之谜，他们正是李贤为太子期间来大唐朝贡的使臣。壁画是对李贤所历经的外交盛事的纪实，只不过，画工们将三位不同时间来朝的使臣画在了同一个画面里。
在墓葬中使用外使蕃臣的形象并不是中原的传统。秦汉诸君在地下世界继续统辖千军万马，却不曾将臣属之异族人纳入永生之陵的图像中。而热衷于这么做的，是创造了世界史上第一个大帝国的波斯人。在阿契美尼德王朝都城波斯波利斯的觐见大殿台阶壁上有大幅浮雕，刻画了帝国属下的各族使者携带贡品，在波斯或米底官员的引导下步入大殿以觐见万王之王的场景。
各族侍者觐见 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 伊朗法尔斯波斯波利斯觐见大殿浮雕
同样的，在阿契美尼德诸帝的陵墓壁上，帝王的狮子宝座也是由各族人共同擎起的。
各族人托起国王宝座 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 伊朗法尔斯波斯波利斯阿塔薛西斯三世崖墓浮雕
波斯由伊朗高原一隅之小小民族瞬间崛起为大帝国，治下部族蕃国无数，为凝聚诸多民族以维系帝国稳定，各族蕃臣自然在帝国的政治图像中占据重要位置。
而当大唐帝国开辟四方，李世民被尊为“天可汗”时，广有四海、万邦归顺必须要成为帝陵呈现的一个主题。于是，唐太宗昭陵前竖立起仿佛真人大小的十四位蕃君长石像，以体现太宗皇帝所受到的广泛拥戴。随着领土的扩大，高宗乾陵前竖立的蕃臣像达六十一尊。
蕃臣像 唐代 陕西乾县乾陵
这些不同种族的蕃臣象征着普天之下皆沐王化的盛况。
由此再反观章怀太子墓中的客使图，其意义恐怕就不只是记录李贤曾参与的外交事件那么简单了。帝王应当心系天下万邦，而作为太子，李贤也拥有了这般的胸怀。故客使图的出现，是对李贤曾经的太子身份的一种强调。这个身份，显然对李贤及其后裔而言，非常重要。
当我们的目光转向西壁时，将见到另一幅客使来朝的场景，与东壁相似，却又有所不同。
西客使图亦绘有六人，三人为唐朝官员，三人为异族人士。
西客使图 陕西乾县乾陵章怀太子墓壁画（摹本）
显而易见，此处唐朝官员的衣冠穿戴显然没有东客使图中那般隆重，他们头戴高顶幞头，上身穿绯色大袖褶，下身着白色大口裤，脚蹬乌皮靴。这一身衣装被称为“袴褶”，是唐朝官员的一种公务常服，甚至连天子和太子也可以服之，“每日入朝，常服袴褶”，与大礼仪时穿的朝服相比，自然是简易许多。褶的颜色标识着品级，《新唐书·车服志》称“袴褶之制，五品以上，细绫及罗为之，六品以下，小绫为之，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绯，七品以上绿，九品以上碧”，由此可见，这三位官员当是五品以上者。
又壁画所见的高顶幞头，可能是当时一种具有政治意味的时尚。因唐初的幞头顶较低，即所谓“平头小样”，而武周时，“贵臣内赐高头巾子，呼为‘武家诸王样’”，至中宗朝，风俗又为一改，“又赐百官英王踣样巾，其制高而踣，帝在藩时冠也”，即这种幞头不但高顶，且顶还呈扑倒状。幞头样式的变化也体现着权力中心的厮*争夺。而中宗李显的死亡，使得这种顶高而踣的幞头被视为一种不祥的服妖。章怀太子墓中的官员所戴高顶幞头，形式更接近“武家诸王样”，或许壁画绘制时中宗尚未提倡英王踣样巾，于是，属于武周朝的时尚印迹就这样留了下来。
在三位异族人士中，第一位披发于脑后，着窄袖圆领袍，腰系革带，带下悬有一把短刀。他被认为是突厥人，因突厥风俗，“被发左衽。……佩饰则兼有伏突（短刀）”。这种带下平悬短刀的做法，在许多草原突厥石人，甚至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阿弗拉西阿卜大使厅壁画里的突厥武士身上都能看到。
突厥石人 唐代 新疆温泉阿尔卡特墓地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突厥武士 7世纪 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阿弗拉西阿卜大使厅壁画
第二位以带束发，《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称其额部、面颊、鼻梁和下颚均涂有朱色，因原壁画已毁，现仅存摹本，所见便不分明了。阎立本《步辇图》所绘吐蕃侍臣禄东赞便头系束发带，又察吐蕃人“以赭涂面为好”，因此，这应当是一位吐蕃来客。
吐蕃使者及导引官 ﹝唐﹞阎立本《步辇图》宋摹本（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第三位头戴尖顶胡帽，身着双翻领袍。其实，戴尖顶帽、穿翻领袍的胡人俑在唐朝非常常见，它们普遍被认为是对活跃于丝绸之路的粟特人的写照。又诗云“织成蕃帽虚顶尖”，描绘的就是一位跳胡腾舞的石国胡儿。故壁画中的这位，很可能也是来自中亚的昭武九姓国家的粟特人。
胡商俑 唐代 河南洛阳出土 洛阳博物馆藏
虽然构图相似，但西客使图所要表现的并非是同东客使图一样的宾礼场景。其原因，一是唐朝官员着常服，而非朝服；二是突厥人和粟特人皆持笏板，表明他二人已是大唐所封之官，而非外使。唐朝时，内附突厥人众多，不少在朝廷任官，而粟特人因其通达广识，也在朝中如鱼得水。因此，西客使图更有可能表现的是太子的公务接见，突厥人和粟特人皆是以大唐臣子的身份谒见太子的。
惟有吐蕃人未持笏板，说明他的身份与突厥人和粟特人不同，那么，他出现在此场合中，意欲何为呢？
察史书，李贤在任太子期间，除了前文所述的三次朝贡外，还有一次重要的外交事件。
仪凤四年（679年）二月，吐蕃赞普芒松芒赞（即松赞干布之孙）亡故了，唐朝遣使前去吊祭。六月，改仪凤四年为调露元年。十月，文成公主遣其大臣论塞调傍来告丧，并请求和亲，不过没有被允许。但是唐朝派遣郎将宋令文出使吐蕃，去参与赞普的葬仪。
这年五月，李贤再次监国。一般太子监国，发生在高宗李治和武后离开长安、前往东都洛阳的时候，而据《旧唐书·高宗本纪》，直到次年十月，銮驾才回长安，那么，当文成公主的使者来到长安时，正是太子李贤负责了此次外交接待。因此，西客使图中的吐蕃使者应当就是史书中提到的论塞调傍。
论塞调傍可能并非官方使臣，因吐蕃赞普年幼，噶尔氏家族专权，又史书明言，“文成公主遣其大臣论塞调傍”，故论塞调傍的身份应该是“公主的使者”，表达的和亲请求也是公主的意愿。加之此时皇帝皇后皆不在京，使者无法面圣，只能先谒见太子，故此次会见不以蕃使见帝王所用的宾礼，这便解释了为何西客使图中的唐朝官员穿公务常服，而非宾礼所要求的朝服。
论塞调傍远来请求和亲，这让人不禁联想到唐太宗时禄东赞为松赞干布请求和亲一事，而此事件，已由阎立本的生花妙笔，绘成《步辇图》。
对照《步辇图》和西客使图，我们会发现一个布局上的惊人相似之处：《步辇图》中，禄东赞前方站一红袍者，或为引导之官，其人髯须络腮，似为胡人，后方站一白袍者，或为通译之官，二人皆手持笏板，而独禄东赞因蕃使身份，不持笏板；西客使图中，论塞调傍前方站一突厥人，后方站一粟特人，二人也皆持笏板，独论塞调傍不持笏板。那么，突厥人和粟特人在吐蕃使者谒见的场景中起到什么作用呢？
吐蕃来使，习俗不娴，语言不通。为了使谒见顺利进行，唐朝这边也需要安排能与吐蕃使者顺畅交流的官员，来起引导和通译的作用。汉人中，通吐蕃风俗和语言者可能不多。而突厥，此时已与吐蕃地域相接，故两族人或多有来往。又粟特人行走东西，识多见广。因此，此处的突厥人和粟特人很有可能是太子李贤请来协助谒见之仪的。而以此反观《步辇图》，其中那位红袍官员也许也是一位熟悉吐蕃风俗的胡人。
因此，西客使图其实就是李贤时代的《步辇图》，它们拥有着相同的用意，即记录吐蕃使者向大唐请求和亲的事件。
至此，我们还只是揭示出了西客使图的表面意义。命运吊诡，历史将赋予它更多的深意。
李贤有三个儿子，但只有次子李守礼熬过了武周朝的血雨腥风。据李贤墓志的记载，李贤之弟李显即位后，神龙二年（706年），李守礼前往巴州迎回父亲李贤的的灵柩，使其归葬乾陵。而他也必然曾对父亲坟墓的修建尽心尽力，客使图壁画可能便是在他的授意下绘制的。
当李守礼目睹着画匠在墓道壁上画下那他幼年曾听闻的吐蕃使者谒见场景时，他不会想到，这次谒见竟然会系关自己女儿日后的命运，犹如风起于青萍之末。
就在李贤归葬乾陵的的后一年，神龙三年（707年），吐蕃赞普派遣大臣悉董热来进献方物，并且像28年前那样，提出了要与大唐结亲的请求。这一次，李显没有拒绝，但是，他也没有派出自己的任何一个女儿，而是将侄孙女，即李守礼的女儿李奴奴封为金城公主，嫁给了吐蕃赞普赤德祖赞。
于是，西客使图壁画，竟然成为了谶语。
至于若干年后，大唐盛极而衰，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吐蕃趁乱攻入长安，拥立了李守礼之子、金城公主之兄弟李承宏为帝。这段纷繁也能从西客使图上寻得根源。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