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鉴定为“限制民事行为人”的老人，也有自己真心希望的监护人人选；一辈子被家暴阴影笼罩的老人，想在生命最后阶段“为自己活一次”；起诉子女要求他们赡养自己的老人，最想要的却是儿女亲情……
作为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静安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副庭长，白云长期扎根涉老审判一线，见证了太多老年当事人的辛酸。“我们手上的案子背后，是他们鲜活的日子。”在一次次法理与情理的平衡中，她用心、用情守护老年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我想让侄女当我的监护人”
2020年5月，白云审理了全国首例法定监护与意定监护相冲突的变更监护案。
如今提到这一案，白云首先想到的，还是她和助理趁被监护人孙老伯一人在家时“突击”拜访，老人一瞬间涌上眼眶的泪水，以及那句：“你是来保护我的法官。”
2019年，年过八旬的孙老伯居住的老屋迎来旧改，孙老伯可以分到300余万元动迁安置款。得知消息后，孙老伯的养女以检查身体的名义带他做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孙老伯被鉴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拿着这份鉴定报告，养女再向法院起诉，成了孙老伯的监护人。
孙老伯和养女的关系说来复杂。孙老伯曾患小儿麻痹症，自幼肢体残疾，父母、妻子均已过世。40多年前，孙老伯的母亲从孙老伯兄弟的孩子中挑出一个过继给他当养女。但几年后，养女又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直到2013年，离了婚的养女在上海无处可去，才再次带着孩子搬到孙老伯家中。
事实上，在房屋拆迁后，孙老伯已不再与养女共同生活，而是由侄女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孙老伯还与侄女签订了意向监护协议，确定当孙老伯不能辨识或不能完全辨识自己行为时，侄女作为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直到2020年，养女拿着法院的判决书，要代替孙老伯领走300多万元补偿款，事情在动迁组和家人之间“炸了锅”，孙老伯才知道，当时去的不是医院，而是鉴定机构。
于是，孙老伯的侄女起诉至法院，要求变更监护人。
白云在开庭
一方面是作为法定监护人的养女，另一方面是孙老伯自己指定的监护人侄女，当法定监护与意定监护发生冲突时，如何最大限度保障被监护人的权益？白云意识到，弄清孙老伯的真实意图，才是关键，也就有了“突击”拜访的一幕。
在这次拜访中，白云看到，在侄女贴心的安排下老人的生活温馨舒适。孙老伯也清晰表达了对侄女的信任。
“在办理变更监护案的过程中，我坚持尊重被监护人的意愿和保护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了审理。其实，监护案子的被监护人是属于沉默的一方，因为他无法像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一样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正因为如此，为了弄清孙老伯的真实想法，白云反复确认，不敢掉以轻心。
案子第二次开庭的时候，白云让养女、侄女和他们聘请的律师都离开法庭，只剩她和*员坐在孙老伯的旁边。“我问他如何安排日后的事情，你对监护的事宜是如何看的，你比较信任谁的时候，他和我说‘我相信我的侄女’。”
白云再次确认：“如果你其实更信任养女，只是你觉得这个在形势下，不好说出自己心里话，或者担心日后会影响养老，那么我愿意陪着你，把你送到你的养女那里。”
老人回答：“我死也不愿意和养女在一起。”
最终，综合各方因素，本着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和最大限度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原则，白云依法判决老人的监护权归其侄女。之后，该案也入选了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老年人权益保护第二批典型案例。
去年年底，白云来到孙老伯家中回访，“他看见我说，案子判好之后，我都胖了”。
在白云看来，只有走到群众中才能看到群众的急难愁盼
白云说，老人的话，更让她领悟到，自己手中的审判权，对当事人的生活能带来多么大的影响，“这个案子让我知道了要走到群众中去，才能看到群众的急难愁盼，才能更好地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做群众能听得进去的工作，解决好群众的问题，真正造福群众。”
“我想重新为自己活一次”
“我得了肺癌，晚期，活不了几天了。”一起离婚案件开庭前，76岁的原告王阿姨当着白云的面脱下假发，一边流泪，一边担心自己刚刚去医院做了放射性治疗，身上有辐射，会不会影响旁人。
白云手中的案卷材料里，有着王阿姨的种种苦楚——常年遭受丈夫家暴的王阿姨，在身患重病后，丈夫非但不肯出钱，反而对其变本加厉地拳打脚踢。
家暴的阴霾，在王阿姨幼时就已笼罩下来。老人从小目睹母亲被父亲家暴，想不到等自己进入婚姻，竟重复了母亲的命运。
当生命进入倒计时，忍无可忍的王阿姨终于想要为自己活一次，起诉离婚并且要求分割夫妻财产，主张因家暴造成的身体和精神损害赔偿：
“拿到属于我的这笔钱，我就找个地方过完最后的日子。”
从法律角度来看，案子其实很简单。“夫妻名下两套房产，这是夫妻共同财产，卖了房子把房款一分，案子就结了”，但看着重病的王阿姨，白云不禁想到，如果等判决下来，卖房一整套流程走完，或许老人已经不在了。
考虑再三，白云想试试通过调解帮助王阿姨尽快解决问题。按照过往经验，亲属是化解涉老案件矛盾的重要助力，更何况，根据王阿姨的陈述，儿子正是她隐忍至今的主要原因。
然而，家暴的阴霾显然也传递到了儿子身上，当白云尝试从儿子身上突破时，他表现得十分抗拒。
儿子告诉白云，从记事起，父亲就在打母亲，他试图保护母亲，父亲索性连带着他一起打。他告诉白云，他现在是外企高管，年薪百万以上，身边优秀的女孩很多，可他就是根本不想恋爱结婚，身边也没有可以谈心倾诉的朋友。
当他得知，母亲隐忍多年是因为放不下自己，希望给他一个完整的家时，他更是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离开家，是我从小的梦想。”
看到他愿意打开心扉袒露心结，白云一边倾听一边劝说：“她毕竟是你的母亲，你一定希望她生命最后能过几个月舒心的日子”。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深聊，他终于答应出面说服父亲。
后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离婚协议。被告先拿出50万元给原告王阿姨，并承诺在百年之后将房产留给两人唯一的孩子。拿到调解书的那一刻，王阿姨特别激动：“死之前，我终于为自己活了一次。”
事情解决后的一个春天，白云再次给王阿姨拨去回访电话，但电话没有接通。后来，白云才从王阿姨的律师那里得知，阿姨已经去世了。“在王阿姨生命最后一段时间里，我们解决了萦绕她一生的心事，对她或许是一种安慰，但我还是很长时间都没办法释怀。”白云坦言，王阿姨的案子，让她认识到：
“我们作为法官，既要置身事外，也要置身事内，既要客观公正，用法律思维帮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也要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地了解当事人的真正需求。”
“我想把我的亲情找回来”
白云还曾审理过这样一起赡养纠纷案。
钱阿婆育有 4 名子女，其中一子已过世。二十多年前，钱阿婆老房动迁，阿婆将分得的 8万余元给小儿子，和小儿子自己分得的8万元合在一起，用于购新房，约定由小儿子负责她今后的一切费用。
此后，钱阿婆一直住在小儿子家，后因家庭矛盾于 2022 年入住护理院。可是，钱阿婆凭退休金无力承担护理院的费用，无奈之下，已经90多岁的钱阿婆起诉子女要求各子女支付赡养费，用于填补护理院费用和养老金之间的缺口。
可是，另外两名子女却因为小儿子拿了钱、自身能力不足等原因不愿支付，小儿子却觉得自己虽然拿了8万多元，可是也确确实实照顾了母亲20年。
在案子办理的过程当中，白云对此进行多次走访和调解。在钱阿婆所在的养老院，90多岁的阿婆真诚地告诉白云，她不仅仅是想赢了官司，还想把孩子找回来，不想赢了官司却丢了亲情。
“我也告诉她，我们是家事法官，我们更愿意像家人一样站在一起解决问题。”白云说道。
在钱阿婆小儿子家，经白云真诚沟通，钱阿婆的小儿媳妇也袒露心扉，讲述了多年来照顾钱阿婆的点点滴滴，和她对如何赡养钱阿婆的意见和建议。
通过白云的多次调解，最终各位子女都同意给付赡养费。白云还给一家人在法庭外拍了一张全家福。
“我印象很深的是，去养老院给钱阿婆送调解书时，她没有哭。后来，我说，‘我还给你带了个礼物’。”白云说，当她从包里拿出给三个子女拍的全家福时，钱阿婆一下子就哭了起来。
“她第一反应和我说了一句，感谢党，感谢政府。”白云说，“阿婆旁边的护工阿姨拉着她的衣角说，‘伊拉是法院里厢额，侬要感谢法院’，我当时笑了笑说，没关系，都是一样的。”
“我当时就在想，在老人心中，在普通老百姓心中，我们什么样，法院就什么样；法院什么样，可能党和政府就是什么样。”
白云深深体悟到，作为法官，在办理每一起涉民生案件当中，都是在厚植党的执政根基，“作为一名党员法官，我想正是这份温暖和强大的力量，推着我不断往前走，去践行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新闻晨报·周到APP 记者 姚沁艺
图片 | 上海静安法院
来源： 新闻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