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司马相如,大多数人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他与卓文君那段艳阳天下的情缘。
但单单将他与这段情爱纠缠一笔勾销,实在是有失偏颇。
司马相如不仅是一位文坛大家,更是一位多才多艺、贡献卓著的杰出人物。
那么，他的一生里到底都做出了什么贡献呢？
司马相如自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但若仅以文学的成就来评价其一生,则是不全面的。
因为他在语言文字、政论及政治活动、音乐美学等几个方面也颇有建树,在蜀文化的发展史上发挥过承先启后的作用。
司马相如所作大赋均采用了大量的字和词并在造词造句上已充分考虑到文章段落和对偶句间的音韵谐调。
可以说大赋本身就是一部未加系统整理的字书和辞书。
他所撰编的《凡将篇》,班固说:“史游作《急救篇》,李长作《无尚篇》，皆《仓颉》中正字，《凡将》则颇有出矣。”
蒙文通先生认为所说指“《凡将》却有蜀地的新字出《仓颉》之外。
可见《凡将篇》中收入了当时蜀地的文字,对推动汉语言文字的发展,有其积极的意义。
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和《难蜀父老》,实力两篇情理充分,文辞明畅,极具说服力的政论文。
《檄文》针对中郎将唐蒙为通夜郎开道,在蜀“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即将发生地方动乱的情况,喻告安抚巴蜀人民“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发军兴制”之举，“皆非陛下之意”说朝廷本意乃是为开通西南夷地区，解决“道路辽远，山川阻深的不便。因此,巴蜀人民无须惊恐不安。
《檄文》还说,地方应当服役的人或有逃亡、自戕者,皆非臣民应尽之责,是“死而无名”.“耻及父母,为天下笑”的事;作为臣民应当“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
从事实、情理、利害诸方面晓喻巴蜀人民,明白割切,致事态得以平定,夜郎道也从而得以略通。
《难文》则针对蜀中父老及朝廷大臣“通西南夷不为用”的说法据理加以批驳,从形势及道理上阐述了通西南夷对维护国家的统一,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以及西南地区的共同发展与繁荣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相如受命在蜀为中郎将时,还深入到当时的邓、答、冉骁、斯榆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奔走联络,使各族各部落都统一在朝廷的号令下,进而相互信任,拆除关隘,疏通道路。汉朝还于此设置都尉,领十余县(属蜀郡)。
在此基础上,汉朝又与新开发的拜罚(今贵州中部)、邓都(今凉山彝族自治州)等加强了联系。在朝中,他还敢于上《哀二世赋》,以“持身不谨，····-信谗不寤”的秦亡教训讽速好大喜功的武帝,也堪称亢直之臣了。
司马相如善鼓琴,他不仅技艺娴熟,且已深谙音乐的感情表达作用,故能倚声传情，一曲《凤求凰》,即能深深地激发知音文君的慕悦之心。
他和卓文君的爱情传为千古佳话。他俩是我国古代追求婚姻自由的一对勇敢带头人。他们还不耻劳作,敢于向当时的尊卑世俗观念挑战，更是难能可贵。
还应该说相如对于美学也是有相当理解的，从他的著作中,不难觉察他在描绘和声调上均有对美的追求。
早期的巴蜀文化,大致可分为以实用科技为主的西北氏羌文化和以哲学、文学、天文数术为主的中原秦楚文化两个系统。
前者突出地表现在农业、水利的发展,青铜冶炼、雕铸的工艺和陶、石器的烧制、琢磨、造型等方面;后者突出地表现为黄老之学、天文数术之艺和辞赋文学之盛等方面。
它们一侧重于自然科学领域一侧重于人文科学领域,以后逐渐融合土著文化而发展。这种蜀文化的人文学部分为时最早,且在文字上反映出来而保留至今的,厥为司马相如著作。
谓相如作品中有仙道思想,在《子虚》、《大人》二赋中最易见其幽思玄远,故武帝读后“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赋中所及天文历数之处亦不少《封禅》之奏更可见数术杂入之迹。
至于其启后之功，则正如班固所说.“西蜀自相如游宦天下,而文章冠天下。”
“相如以其杰出的创作成就,极大地影响和带动了蜀文化的发展繁荣。稍后的文学家王褒文学家、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扬雄诸人即可谓其继承者。其中,扬雄在哲学方面还有更为广泛和系统的论著。
余如严光、李尤诸人,或在易道上有新解或在文学上有继承,可谓蜀学代有传人。
关于司马相如的成名与文翁守蜀的先后问题曾发生过一番争论。从《史记》、《汉书》的相关记载看,相如游宦京师,早于文翁守蜀。
按汉武骑常侍一职,为随从皇帝游猎的年轻武员。则相如任此职时,应为 25 岁左右，时约为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 年)前后。而此时相如已好辞赋,而景帝不好故不乐其职。
“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之徒。相如见而悦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
也说明相如早好辞赋,故悦邹阳、枚乘之徒,宁去职以从之游。通过与邹、枚等早期辞赋家的相互切磋,相如学艺得到进一步提高，于是写成了其著名的第一篇大赋一《子虚赋》。
梁孝王卒于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 144 年),相如写成此赋当在此年以前,故至少早于文翁守蜀(公元前142 年左右)数年。
至于《华阳国志·蜀志》先述文翁,乃是以其兴水利,立学校,民物阜康,蜀学昌盛.惠及巴蜀之故。
以后,明修《四川通志》近年《历代文化名人在四川》等书籍遂因之。其实，常球对“(蜀)文翁(后)始知书学”的说法是极力反对的。他在同书《序志》中引《蜀纪》曰:“大人之乡，方大之国也。”
谓“至于汉兴,反当荒服 ,而无书学乎? ......汉末时,汉中祝元灵性滑稽,.....·聊著翰墨，.·...·惟智者辨其不然,幸也。”
《史记》索隐引秦安云:“文翁造相如受七经”则属误说。
近世,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徐仁甫两先生对相如先于文翁守蜀成名的史实早有辨说,谓:文翁尚未到蜀,相如已游宦在外;文翁所造,巧“郡县小吏”,决非游宦京师诸侯以文章显于世的司马相如。
又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 136 年)议置五经博士,相如作《难蜀父老》在元光六年(公元前 129 年),时相如为郎已数年,是第二次游宦京师了，自然不会有相如东受经的事。
先秦蜀文化的存在,即产生司马相如的文化背景,所指乃就中原秦楚文化系统而言。蜀遭秦火,文字典籍未能得传,然蜀人好文则古已有记。
《华阳国志·蜀志》称:“(蜀)多斑斓文采”“(蜀)与秦同分(分野相同,风俗相近),.·在《诗》文王之化,经乎江汉之间,秦幽同咏,故(蜀)有夏声( 华夏的语言音乐等)。
据《四川通志》载，周穆王时,已有仙道李脱、李真多等在蜀修炼;成书于西周的《山海经》,据蒙文通师《略论山海经》称，其中《海内经》四篇、《大荒经》五篇皆蜀人所作。
春秋中期,整灵王蜀，必然带入荆楚文化,开明五世迁治成都,立宗庙,用荆乐,崇“五行”等是其明证。
春秋后期,老子西行过幽谷,为关令尹喜著《道德经》,临别告曰:“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说明“老学”入蜀。
约在此期,又有蜀人长弘明阴阳数术之学,传孔子曾就其问乐,为蜀中有记载的早期阴阳家和音乐家，并极有可能为此后落下阁天文历数一派的渊源。
春秋末期,孔子弟子蜀人商瞿传《易》学于蜀。战国中前期,商鞅被刑,其师尸佼恐诛,逃亡入蜀,造论二十篇六万余字,说明法家之术亦在蜀流传。
结语《汉书·艺文志》:道家有《臣君子》二篇、《郑长者》一篇,班注云:“蜀人”，“六国时先韩子、韩子称之。”商瞿、臣君子之流可能即严君平易数派的渊源。
据徐仁甫《司马相如与文翁先后辨说,早蜀文化的繁荣与秦徒六国豪侠及其罪人入蜀带入异地文化有重要关系。
如卓氏、程郑一辈工商业者,发展了巴蜀的经济;吕不韦舍人多迁蜀,即有参与《吕氏春秋》的撰写者,是杂家之学传入蜀;“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其中也有许多知识分子带入了大量的秦文化。
在司马相如的作品中，多处引经据典,显然可见其曾熟读诸如《五经》、《山海经》《庄子》、《楚辞》等多种古籍,说明这些古籍在蜀早有传承。
足见蜀在文翁前,并非茫昧之地,而早为文化繁荣的一方沃土,故能产生像司马相如这样杰出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