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武侠梦。然而历史中真实的大侠，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恣意潇洒、仗剑天涯，而是“舞刀弄剑，一点都不酷”，甚至因为名声，走上末路。
《资治通鉴》在汉武帝元朔二年里记了一件事：在汉武帝的亲自指挥下，政府查处了一个叫郭解的人，最后判了他死刑。司马光不仅把这件事的关键情节都交代到了，还长篇累牍地引用了班固和东汉末年著名学者荀悦的相关评论，来讨论这件事，前后加起来千把字。
《资治通鉴》以文笔精练著称，用一千个字来处理一件事，篇幅不算短。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资治通鉴》只用了六卷，平均一卷得讲九年，每卷最多也就一万字左右。所以《资治通鉴》的编纂有一个“潜规则”，不是对国家政治、社会民生有重大借鉴意义的人物和事件，一般不予录取。
郭解只不过是一个民间的侠客，这样一个小人物，汉武帝为什么要亲自出面处理他？《资治通鉴》又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篇幅来讨论他？
郭解其人其事
郭解是河内郡轵县人，他的父亲，在孝文帝的时候就是一名侠客，后来犯事被朝廷诛*了。可能是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年轻时候的郭解，虽然个头短小，但也喜欢仗剑任侠，一脸*气，“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呼朋引类，作奸犯科。除此之外，私造货币、挖人祖坟这类事也没少干。
以郭解为主人公的电视剧《剑行天下》剧照
但年长以后，郭解开始检点自己的行为，“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变得比较谦恭节俭，而且能做到以德报怨，给与别人帮助之后也不期待回报。有点做老大的派头了。
郭解姐姐有个儿子，仗着郭解的势力，做事比较霸道。有一次强灌着别人喝酒，结果把对方惹怒，死在人家刀下。对方也知道郭解不好惹，赶紧逃命。郭解的姐姐不干了，说郭解的外甥，就让人这么给*了，凶手都抓不住，你郭解以后在道上还怎么混啊？就把儿子的尸体扔在路边，想用这个办法来刺激郭解。
郭解早已打听到了凶手的藏身之处。这个凶手也感到比较窘迫，他知道郭解有势力，惹不起。最后只好跑到郭解那里自首。谁知郭解却对他说，这个事情不怪你，是我们家小孩不对，“公*之固当”，甚至还说你*得对。说完就把凶手给放了，然后郭解自己出面，把外甥收葬了。
这个处理结果，让很多人都对郭解感到很佩服，即便是亲外甥被人*了，也能理清是非曲直，不偏袒。此后信任郭解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来投靠他，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社会团体。
然而，从社会治安的角度看，郭解处理这件事的方法是有问题的。这是桩命案，该如何处理，应该由政府相关部门承担调查责任，司法介入进行处理。作为亲属，你怎么看这件事的是非曲直，你能不能原谅凶手，那是另外一回事，不应该影响法律程序的推进，更不应该擅自处理。
但在郭解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司法力量的干预，这说明什么？说明在当时的社会上，政府和法律不一定能起到有效的管理作用，而像郭解这样的人，很多时候声音可以比政府响。
所以像郭解这样的人，既因为有处理纠纷的能力而享有声誉，同时也让普通老百姓感到一丝惧怕。百姓怕官府，你居然比官府还厉害。于是在郭解的家乡，就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解出入，人皆避之”，只要一看到郭解，人们都自觉让路，躲得远远的。
《剑行天下》剧照
但有个人偏不信邪。此人见到郭解，居然“箕倨视之”，坐在那儿，两条腿往前岔开，像个簸箕似的，这在古代是一种很无礼的举动。郭解的手下非常气愤，当场就想把这个人给*了。郭解却阻止了手下，暗中问了这个人的姓名。
郭解是不是想打击报复呢？恰恰相反，郭解说：“居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在本乡本土被人不尊重到这种程度，说明是我自己的品德不行。于是郭解就要“修德”。怎么修呢？古代的时候，老百姓要为政府服徭役，一般每个壮丁一年里面要义务劳动一个月。郭解就跟当地管事的官吏打招呼，说轮到这个人服役的时候，就跳过去，不要让他承担徭役。
得罪郭解的这个人一开始很奇怪，眼看着就轮到要去服役了，怎么官府不找我呀？几年下来都是这样，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郭解在暗地帮他。这个人很感动，我之前对郭解这么不尊重，他不但不记恨，还帮我。于是就跑到郭解那儿去谢罪，表示要尊重他。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对于郭解来说，这是以德报怨，通过这样的举动又一次赢得了别人的尊重。但再仔细想一下，这里还是有问题。大家轮流服役，本来是一项制度。郭解一句话，此人就不用去履行义务，这是对制度的破坏，对其他百姓来说也不公平。郭解虽然立了德，但他立的是“私德”，同时却破坏了“公义”。
战国秦汉的游侠群体
郭解这个人物，《史记》和《汉书》都是把他放在《游侠传》里叙述。按照司马迁的分类，郭解属于布衣游侠的典型。
“游侠”这个群体，从战国一直到汉代，都非常活跃。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里面把这类人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卿相之侠，一类是布衣之侠。
卿相之侠，最著名的就是战国四公子。他们就凭借着自己的财力和政治地位豢养了一大批才能之士，称为“门客”。此风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代，比如淮南王刘安，就是汉武帝时代典型的卿相之侠。
▲ 淮南王刘安的门客苏飞、目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合称“淮南八公”，后在道教传说中被衍化为八位仙人。
另一类布衣之侠，在汉代初期尤其多，郭解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位。他们虽然只是平民，但也在社会上形成了自己的势力。
不过收养门客、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并不是游侠最核心的特征。司马迁曾经总结过，无论是卿相之侠还是布衣之侠，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 一诺千金，为了帮助别人解决困难，甚至可以不惜自己的生命。这才是游侠的真精神。
当时洛阳有两户仇家势同水火，很多有名望的人都来调解，都没能成功。有人想到了郭解，专门把郭解从轵县请到洛阳来。郭解一出手，仇家还真给面子，同意和解，可见郭解声望之大。
但这还不是故事的高潮——郭解一看事情解决了，就对当事人说，这件事洛阳本地这么多有名望的人都来调解过，你们都没给面子，现在我一个外地人跑过来一调解就成功了，这话传出去，那些洛阳大佬多没面子啊！我现在连夜就回去，你们就装作这事还没完，等改天洛阳本地的闻达贤人再来调解，你们借坡下驴，当众再和解一次，也算是给那些大佬们一个面子。
大家看，郭解不仅做好事，做好事还不留名，想着法地把功劳让给别人。汉代的活雷锋啊！
郭解的作为，让我们想到窃符救赵的信陵君。无论是作为卿相之侠的信陵君还是作为布衣之侠的郭解，都非常有个人魅力，令人想望他们的风采。
信陵君窃符救赵
但另一方面，无论是窃符救赵，还是郭解称霸一方，他们解决问题的手段，都不是走常规途径。这些行为，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非常严重的罪行。
正是这些超越于体制之外的非凡手段，成就了郭解的声望，也给他种下了死因。
大侠之死
中国古代的皇帝，很多都是刚即位就开始替自己造陵墓。
汉代的传统，一个陵墓建成，就要迁徙一批人口到这个地方，把这个地方给充实起来。但这些迁徙人口不是随便挑的，往往是那些在自己的家乡有一定势力和影响力的人。为什么要把这些人迁走？其实这是中央政府控制地方社会的一种手段。因为这些人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大，有纠合群众反抗政府的潜在能力。
借着茂陵初成的契机，汉武帝下令，家产达到三百万的巨富之家，要迁居茂陵。
郭解的家产不够这个数。但郭解在地方上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三百万家产。一位姓杨的地方官吏就把郭解也列入迁徙名单了。为此，大将军卫青亲自到汉武帝那儿替郭解说情，说郭解家里很穷，不符合家财三百万这个标准，应该不在被迁徙之列。汉武帝却说了一句话：
“ 解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
郭解一介布衣，居然能让大将军亲自为他说情，看起来家里不穷。所以汉武帝断然要迁徙郭解。
郭解往长安方向走，一进函谷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当地有名望、有势力的人，不管以前认不认识郭解，都争着和他结交。关中已是天子脚下，郭解还能受到这样热捧！
就在官府迁徙郭解前后，郭解手下把当初迁徙郭解的杨家父子都给*了，算是替郭解出气。杨家人到长安告状，郭解手下又到长安，把上京告状的人给*了。如此胆大妄为，令汉武帝再次关注郭解，亲自下令要把郭解捉拿归案。
郭解被捕受审，又翻出不少旧底子。其中一件旧案是，郭解在轵县老家，有一位儒生批评郭解“专以奸犯公法”。就因为这么一句话，郭解的手下就把这位儒生给*了，并且把他的舌头割了下来，非常残忍。但这件事，郭解确实不知情，而且手下众多，也不知道到底是谁*。
办案官吏说，此事不能怪郭解；但御史大夫公孙弘却说：“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之。”郭解一个平头百姓，有这么大的权势，人虽然不是他*的，但这比他自己动手*人还要严重。最后汉武帝同意公孙弘的意见，不仅判了郭解死刑，还诛灭了他的家属。
一位平民的死刑判决，竟劳动皇帝本人再三过问，看似不可思议。但这正表明，郭解和汉武帝之间存在着不可调解的矛盾。在汉武帝看来，郭解擅作威福，分明是在向皇权示威。
站在我们今天的立场来看，很容易看到郭解这类人物的两面性。一方面，这类人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和威信，建立了一套解决民间纠纷的模式。但另一方面，他们处理纠纷的方式，很多都是法外行为，有时候甚至极端到要靠*人来解决问题，这又是在破坏社会治安。他们是民间社会的活力，同时也是法治化的隐患。
司马光之所以愿意在《资治通鉴》中花费大量笔墨来描述郭解现象，原因也正在于此。作为政府权威与社会秩序的拥护者，司马光在书中虽然自己发表观点，却大量引述班固支持汉武帝打击郭解的文字，而没有采纳司马迁对郭解的同情之论，显然也是在借此表达他自己的态度。这也提醒我们，在讨论不同历史学家的叙述时，不能用机械化、简单化的眼光去看问题，而是要深入分析每一个细节，这样才会得到更深刻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