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勃评《技术图像的宇宙》丨技术图像时代的数字化生存

《技术图像的宇宙》，[巴西]威廉·弗卢塞尔著，李一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144页，49.00元

我们早已对今天的数字时代安之若素，但若是一个人在1985年就能够大差不差地预见今日的社会图景，且能于表象之上有所哲思，却是不能不令我们心生敬佩的。巴西学者威廉·弗卢塞尔的《技术图像的宇宙》，就是这样一部经典的理论著作。

所谓技术图像，指的是通过技术装置制作而成的图像。按照康德在《实用人类学》里对自我意识的洞见，物我两分、主客有别乃人类心智成熟之后的产物。自我与他者相区隔后，如何描摹这个外在的客观世界？这是一个由具象而抽象、由反映而创造的过程。大约两百万到四万年前，人们通过雕刻造像，将四维时空的连续经验记录于三维之内。而后，具有更高智慧的人类先祖开始创作以洞穴壁画为代表的图画，由三维进入二维的想象空间。约四千年前，文字的出现让人们的二维创作更加脑洞大开，此后的大部分人类思想都由这样的线性文本所承载。直至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文本自身逐渐变得模糊、细碎，从化学冲洗技术还原的传统相片到现代通信技术催生的数码摄影，一种马赛克般的粒子组合，经由指尖敲击按键即可一键生成的新的文化符号系统，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比特世界之下的技术图像的数字宇宙。

技术图像似乎以一种更低成本、更便捷的方式将我们从数千年来以线性文本为重要信息载体的历史中，重新带入那种柏拉图式洞穴之喻的摹本世界。但这只是一种错觉。真实世界的三维存在必然要求图像创作的开放性，每个人如同盲人摸象一般，角度是单一的，位置是变换的，时间是短暂的。图像编码的进化史告诉我们，创作者是“编”而非“著”，其意其志都不在于此，史前文化和传统图像的制作者试图把他们的主观性降到最低。文字作为新的符号体系生产出新的信息，图与文之间有了互动的可能，想象力有了新的用武之地，图像的制作者才开始关心作品的原创性。线性的文本推动着更为抽象的历史意识，图像创作才由自发的反应论转向自觉的生成论，图文并茂、有图有真相地共同呈现事实。

《三体》中的“水滴”降维打击的过程，极富想象力。为了更好、更具象化地理解万物，人们需要把各种粒子重新“组织起来”，让它们变得可微、可积、可抓取、可想象、可触摸。照相机就是这样一类装置，以不被察觉的方式，借助于光子对硝酸银分子的作用，化为照片，这就是技术图像。照片不是人工勾勒描绘出来，而是人造装置拍摄出来、组合出来、组织出来。装置是人类的产物，把各种信息凝聚于一个有序的二维界面。但装置的根本矛盾在于，它的运转程序是一个各种情况都可能随机发生的游戏，一种被编排的偶然事件。装置能够持续运行其任务，就像全自动卫星相机或城市霓虹灯上的闪光摄像头持续抓拍照片。装置本应是受人类控制的。装置的自动化、智能化也有可能带来装置的反噬，正如我们会被各种二维码所异化，或如《2001太空漫游》所呈现的那样。

世界被逐帧还原成粒子。在这个世界当中，主体和客体之间通过“按键”进行沟通。从集成电路到键盘再到移动终端，通过这些系统性的电子信息基础设施建立主客体之间的关联。这是技术图像世界版本的《人是机器》，将世界还原为力学驱动的“大力出奇迹”，从第二次科技革命向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转变，让工业时代的力学奇迹转向数字时代的比特神迹。按键的进化，经历了一个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低水平重复性劳动到创造性劳动的道阻且长的过程。这是一种抽象之抽象——二阶抽象。孤立的打字机、电视机是可控的、单向度的，而一旦它们再向前一步，成为平台体系的一部分，局面就开始失控了。互联网技术革命，似乎赋予“键盘侠”一种新解：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还是指尖上的行动主义？这种指尖自由的幻象，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经过行动、观察、概念化解释、计算性的触摸，按键的发送与接收创造了可视化的人类实践。

技术图像是一种凝想而成的表面，将其放大后，我们看到一个个化学粒子组成的照片、图像、微粒的集合。换言之，这是一个人造物的体系。数码产品的虚拟性在于，它们的产品根本不是图像，亦非化学合成。所见即所得的视窗操作系统及后来衍生开来的系列移动数据操作平台，是一种超真实的模式，虚则实之、实则虚之，黑客帝国的仿真世界里，有生于无、多来自一，熵增最终导向热寂。对技术图像来说，其产品都不是复制品，而是创造物，不是肖像画，而是可再造、可“美颜”的合成图像，一种仿真油画。

人与技术图像的互动，让后者成为中心，而人自身被边缘化。技术形象指向一个人，挤压着他，甚至在最私密的空间里都能找到他。技术图像也通过各种渠道嵌入私人生活中，同时封锁了公共空间，逼仄狭小的空间逼迫出不问世事的“技术宅”。人们在不同场域的表演就是戈夫曼意义上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这是一种被纳入技术图像框架下的非黑即白的简单政治结构——技术图像丢出了一张二向箔，瞬间将丰富的现实世界和复杂的人心百态降维裁剪和压缩为一张苍白的纸张。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当我走向世界，我会在世界中失去自我。当我走向自己、整合自我时，我又失去了世界。这是原生方式与再生方式的矛盾。黑格尔把苦恼意识作为意识的唯一形式，因为快乐并不是意识，趋乐避苦是一种本我层次的本能。如此，则更需要改变思维、改变观念、改变共识，让工具不再助纣为虐，人们避免娱乐至死。最理想的状态是站着把钱挣了，可是，“码农”造反，十年不成。信息技术已经摧毁了既有的社会结构与基础设施，任谁穿越回十年前也会恍如隔世。数字化已经架空了很多原有的权力体系，提供了新的渠道和赛道。平台经济的出现，毕竟真切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从前被不屑一顾的“边角料”时间都被充分挖掘利用，成为数字化生存的组成部分，一切都不可能再回到从前。

技术图像因互动而持续迭代。傻瓜式操作、人机对话的智能程度提高，从起初在电脑中调用一个莫奈作品都颇嫌费力，到ChatGPT所写的论文以假乱真，不过二十年光景。对话也是一种训练，这种训练本身是人机深度交互的结果，这场语言游戏的对弈双方都值得敬重，因为互相成全。当然，大语言模型的训练在对话中加速信息的生产、生成、迭代，同时也加速信息垃圾的炮制。GPT在惊艳世人的同时，也是烦琐哲学的大师。它固然加速了信息的生成，但这种生成的机器也是一种受控的偶然性语言游戏。这个超级大脑仍然受困于既有的信息无法实现突破，信息的自我膨胀使稳态不可得，最终归于平庸和愚昧。存储载体的突破也制造了海量的信息垃圾，言之无物、废话连篇的形式主义文风、文体同样不会再有任何容量上的限制。文本的有限性、清晰性要求消失，互联网“话痨”的边际成本就可忽略不计。信息的异化使得自我被束缚其中，“我即是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此处的“为”既是四声也是二声，而负熵才指向人的自我解放。

更有趣的地方在于创作主体的消隐。传统社会中，创造源自于个体的自由想象。虽然艺术源于生活、建立在既有信息之上，但创作主体清晰可辨。信息社会的技术图像既非一次性生成，而是非物质的、可复制的、无形的，又可无限复制、复写、修改，那么创作也就成其为一种集体创作，创作主体变得模糊不清。却说AI作图，请问作者为谁？当真以为机器可以无中生有、开天辟地吗？这是真正的群众创造历史的时刻，集体意向性决定一切。由此畅想开去，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不啻为一种宗教改革，无人可再垄断信息，宗教的自动化也就是去权威化。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何以为始？何以为终？机器替代劳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历史进程一经开启，正确的应对就是让头脑变为CPU而非硬盘、外接存储器，需要真正提高的是处理复杂事项的决断能力与效率。

在信息社会之前，以线性文本为主要载体的人类文化历史，大都经过选择而层垒式地沉淀堆积下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有更大的概率继续“活”在史册之中。自由，也就是信息在互动中生成更为全面系统的记忆。一切存储于物质性介质之中的信息都注定衰朽，惟其衰朽周期有异。一张动物的皮，取自自然，被打磨塑造为一只鞋子，它上面镌刻着信息。当这只鞋历经风霜磨损，逐渐失去它携带的信息，就会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正所谓弃之如敝履。人们用塑料瓶取代玻璃瓶，塑料瓶被丢弃的速度和玻璃瓶一样快，只不过滞留的时间更长。而非物质性的信息载体还要持久。像电磁场这样的非物质载体，嵌入其中的信息，可以永久地保存在文化存储器之中，届时一代代个体面临的抉择将是如何处置这类信息遗产。

中国的互联网社会构建之初，曾有过那么一段时光，亿万网民在无数的网络虚拟聊天室中，与陌生人展开前所未有的远程社交。此后，一系列应用程序的创制，OICQ、MSN、微博、微信……打开了一扇扇新世界的大门，进入后工业时代，向虚无进军，告别“傻大黑粗”，从现实到文本再到图像的浓缩快进，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地窥见技术图像的全息宇宙。一个声音不断提示着我们，重返现象界，直面那种混沌、内卷的经济生活，因为人工智能并不能让我们进入不食人间烟火之境。痛感可传染，但钝感也是。奋斗之后的躺平，工作之余的休闲，碎片化的时间裁剪、工具理性对世界的重构，又在不断销蚀人们的存在感。无目的无意义的休闲消费、人头攒动，映射的不是个体精神生活的丰盈，而是盲目从众之后的四顾茫然和有闲阶级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犬儒虚无。哲思起于闲暇，我们似乎遗忘了休闲的神圣地位及其文化内核——放空自己，自由而无用。远程通信社会的充分诞生和技术图像的持续演化，让我们重新思考那个古老命题：认识你自己。数字生命真实与否，由数字化生存的境遇决定，而数字化世界的图景已经展开。

当德波在1967年出版《景观社会》、鲍德里亚在1970年出版《消费社会》的时候，他们的共同关注和学术重心都放在了彼时方兴未艾而绝大多数人尚未觉察其深远影响的媒介革命。今天回头看去，那不过是以电视作为传播媒介刚刚出场，而我们今天身处其中的“超真实”“后真相”的数字时代，相较于半个多世纪前德波和鲍德里亚们所看到的世界，何啻天翻地覆。然而，他们，以及作为后来者的弗卢塞尔的问题意识和世事洞明依旧深刻如昨。作为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作为一个巨系统的人造景观、数字化装置，技术图像的时代、数字经济的当下，值得我们去反思和追问的生存论元问题依然久久回响。在技术图像的数字景观面前，做毫无自反性、单向度的旁观个体，人本主义的种种诉求仍会持续被架空，人的主体性还会继续下坠。沉湎于数字景观的幻象，围绕着数字景观的任何围观、旁观本身，都是被动无力的。围观并不能改变什么，实践的能动力量才可以纠偏纠错，让数字经济在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的轨道上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