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品！陆治《红杏野凫图》赏析（侠情志）

山水将身隐图书足卧游

——陆治《红杏野凫图》考析

明中页崛起于苏州地区的吴门画派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绘画流派。陆治是此画派中的俊彦。他早岁游祝允明、文徵明门，精通画艺，诗文俱佳。董其昌在跋《宋元画册》时说：“学书与学画不同，书有古帖……吴中自陆叔平后，画道衰落，亦为好事家多收赝本，谬种流传，妄谓自开堂户。”[1]董认为陆治是吴门画派衰落的分水岭画家，对其在画派中的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王世贞对陆治的艺事则有更为详悉的评述。笔者援引其中三条：一、其于丹青之学，务出其胸中奇以与古人角，一时好称，几与文埒；[2]二、所传写山水折衷胜国四名家（元四家），竒伟秀拔，时出创意，点染花鸟竹石，往往天造，熙荃而下所不论也；[3]三、胜国（元）以来写花草者无如吾吴郡，而吴郡自沈启南（沈周）之后无如陈道复（陈淳）、陆叔平（陆治），然道复妙而不真，叔平真而不妙。[4]

陆治《元夜宴集图》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从董、王的评语中，我们可以窥见陆治在吴门画派中的地位。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其一，虽说陆治在丹青方面具有很高造诣，但并未达到与文徵明相等同的地位，但其在花鸟画领域的成就，应与文埒，甚至有出蓝之处；其二，王世贞并非指陆叔平作品皆不妙，陈道复作品尽不真，此语当是突出二人长处。从陆治传世花鸟画作品看，他的风格比较全面，真妙作品皆有之。今藏安徽博物院的《红杏野凫图》即为陆治一件兼得真妙的精品之作。本文拟从作品创作内容、创作时期、流传脉络等方面全面考析《红杏野凫图》的文化价值。在考析这件作品之前，我们先来梳理一下作者的生平。

一、作者简介

研究陆治的生平，笔者主要依托于两篇传记文献：黄省曾《明吴郡有竹陆先生碑》[5]和王世贞《陆叔平传》[3]。前者是陆治父亲的门生，后者与陆治是忘年交。

陆治肖像，图源百度百科

陆治，字叔平，号包山、包山子，生于明弘治九年（1496），卒于明万历四年（1576）。陆治先祖是河南开封人，乃传统乡绅家庭。自高祖父陆定一起，举家迁居吴门包山梅梁里，此亦为陆治号的缘由。曾祖父陆显因梅梁湖水患，举家又迁居郡城（苏州）。祖父陆瑄生四子，其父陆铭为季子。陆铭（1456—1532），字汝新，正德年间贡生，人称有竹先生。陆铭曾随涞水文洪（文征明祖父）学习《易经》，广通经籍，为吴中名儒，然命路坎坷，先后乡试十三次皆不第。陆铭曾任遂昌训导，门下桃李芳华，如刘文韬、朱子纯、黄省曾等都是他的门生。后来由于倦游怀乡，辞去乐清县教谕一职，杜门自守，负有高节，与文征明交情甚笃。今存上海博物馆的明四家《山水人物四段合卷》之《有竹图》卷即是文征明为陆铭所作。陆铭去世后，文征明更是为其志墓。陆铭一生育有多个子女，陆治为其与原配邢氏所生。陆治生而颖朗，工治经义。少年时，好为侠游，习举子业后自好。[6]陆治以诸生身份获得官府饩廪，与王宠、王谷祥齐名于时。陆治与其父亲一样，举运亦不佳，屡试应天（乡试）不第。中年渐生隐退之意，常作古文辞，以适情志，并谢绝一切酬应。陆治对丹青方面具有很高的天赋。因为陆家和文家是世交，所以他很早便跟随文徵明学习绘事，又间游祝允明、陈道复门，画艺遂得以精进。因无心举子业，陆治数度请辞诸生身份。然而历任郡守（林懋举、温景葵、王道行）均赏识他的才学，于是向提学御史请奏。提学御史也早已耳闻陆治名声，为嘉其品行，以贡生（岁贡）身份举荐之。但此时陆治退意已决，他身穿处士服隐居于支硎，坚决不出，直至谢世。

陆治《梨花双燕图》，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二、作品赏析

今藏安徽博物院的《红杏野凫图》纸本，立轴，纵120cm，宽43cm，为陆治所作。此本为写意花鸟。画面上方绘数枝红杏，迎风争艳，细吐微英。杏枝或以粗笔勾勒，或以墨线塑形，古朴苍劲，遒健有力。杏花没骨点染，并双勾叶片穿插其间，天真烂漫，活泼自然。红杏下，绘一只野凫戏于水上。野凫拨弄红掌，侧颈望空，萧闲意态，跃然纸上。此处作者对野凫形神把握，十分精妙，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写生功底。野凫的羽毛主以墨色为之，间赋少量朱彩，层次丰富，体态肥美。野凫的周边的水纹，虽只寥寥数笔，然水的质感全然出之，颇有马远遗意。近景处，绘数株水草，含青蕴翠，玉立亭亭，一派盎然春机。

陆治《红杏野凫图》，安徽博物院藏

此画右侧中下方有陆治自题诗一首：

二月吴淞水上滩，柳丝风乱絮漫漫。陆机赋罢闲凭处，花满春池斗鸭栏。

（按：陆治初写为“凭栏处”，后改为“闲凭处”，“栏”字点去）。落款“包山陆治”，钤阴文方印“陆氏叔平”、“包山子”。

《红杏野凫图》陆治自题

此七绝前两句主要是写景，描绘二月吴淞滩的早春景象。三四两句关涉到两位吴地先贤：陆机和陆龟蒙。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人，西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他出身名门，负有大才，和潘岳素有“潘江陆海”的美誉。陆机今存赋文27篇，有《文赋》、《叹逝赋》、《幽人赋》等。陆机与第陆云积极入世，志匡世难。当时中原多难，政治环境不佳，友人顾荣、戴若思等劝而不隐，最后为奸佞谗言所害，命死军中，被夷三族。临刑前他悲叹道：“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7]此为典故“华亭鹤唳”的由来。陆机和陆云被害后，其后裔在吴淞江滨建祠堂陆宝院来纪念他们。鉴于陆机的悲惨遭际，他成为后来文人不入仕途之典。如李白在天宝三年被赐金放还后所作的《行路难》中有诗云：“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

陆龟蒙（？—约881），唐代农学家、文学家，字鲁望，号天随子、江湖散人、甫里先生，长洲人（今苏州）。陆龟蒙曾任湖州、苏州刺史幕僚，后隐居松江甫里（今甪直）。由于其躬耕乐道、垂芳后世，他与陶渊明一样，皆为后世隐者典范。如姜白石《点绛唇》中词句：“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拟共天随住。” 陆龟蒙生前喜欢斗鸭，有“能言之鸭”典故，详见五代于逖《闻奇录》著述。陆龟蒙去世后，甪直人为纪念他，在当地建有“斗鸭池”景点。清代学者王韬在《鸭沼观荷》中有相关记述：“余生甫里，即以唐陆天随而得名。天随子隐居不仕，时与皮日休唱和，自号甫里先生……以先生在时喜斗鸭，有斗鸭栏，乃凿地为池沼，方塘如鉴，一水潆洄。”[8]

如此，这首诗诗意便可解出。作者二月初春在吴淞江滨游览（甪直），想到吴地先贤陆机，便诵读他的赋文，思及陆机一生遭际，凭栏远眺，思绪万千。相比陆机的进仕选择，陆治选择了和陆龟蒙同样的归隐方式。遂可在花满春池的时节，享受斗鸭之趣，不复生叹鹤之悲。

从这首自题诗可知，作者主要通过本幅作品来描绘他隐逸生活的一个图景。

《红杏野凫图》文彭题诗

画面左上方有文彭题画诗一首：

熙熙花鸟绿波中，更有杏花相映红。曾在阖闾塘上住，至今人说陆龟蒙。

落款“文彭”，钤阳文方印“文彭”、“文寿承氏”。

文彭（1498—1573），字寿承，号三桥，长洲人（今苏州），文徵明长子，工书画，尤精篆刻，有《博士诗集》传世。阖闾塘，今苏州甪直古镇，位于吴淞江南滨，明时称“六直”，乃陆龟蒙隐居地。此诗前两句主要描绘画中景致。后两句稍作推敲，不难看出，作者有赞美陆治的用思。全诗应解为：绿波中花鸟和乐，更有红杏相映成趣，陆龟蒙曾在阖闾塘隐居，（由于他的德行和才学），他的美名一直被这里的人们传颂。而和陆龟蒙一样选择隐居的陆治，以他的品行和才学，也将会被后人传颂。

《红杏野凫图》文嘉题诗

画面左中部有文嘉题画诗一则：

临水花枝淡淡春，水光花影两无尘。萧闲却羡波间鸭，弹射无猜浴晚津。

落款“文嘉”，钤阴文方印“文嘉印”、“文休承印”。

文嘉(1501~1583)，字休承，号文水，长洲人（今苏州），文徵明仲子，工书能诗，精于鉴定。在权臣严嵩倒台之后，文嘉受命审查严氏被籍没的书画。此诗前两句引自元好问《郑先觉幽禽照水扇头》一诗，原句为：“临水华枝淡淡春，水光花影两无尘。” [9]此处用以描绘清新淡雅的早春江景。个中“无尘”有赞美画家品质的用意。“弹射无猜”在古代常用来形容具备高贵品质的禽鸟。如《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七《日中乌赋》中即用“靡愿稻粮，志士留之而莫得；无猜弹射，夸父惊之而不飞。” [10]来赞美乌鸟不类凡鸟的高贵品质。这首诗的意思为：早春的杏花傍依吴淞江滨，散发着淡淡芬芳。江水和花影相映成趣，无尘滓所染。真羡慕波间野鸭的萧闲意态啊，无惧于弹射，悠闲地畅游于傍晚的水津。从文献来看，“萧闲”亦是陆治所具备的品质。此处援用陆治嘉靖戊申（1548）所作的《仿王蒙山水》题跋引证：“余少师黄鹤山樵，颇亦窥其蹊径，后以草草漫应，久不为之，盖山樵笔意古雅，多萧闲林壑之趣，非澄怀弄笔罕臻其妙，嘉靖戊申之秋，山居累月，悠然有山樵之思，遂作此幅。” [11]故文嘉此中意指，自不待言。

陆治《榴花小景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三、创作年代考

目前陆治的传世花鸟画大概有四十余幅。从这些作品来看，他的技法全面，画路开阔。陆治的绘画奠基于文徵明和沈周，后范学宋元诸名家，并兼取同时代画家所长。他早期作品气息温润，构图平稳，多细笔设色或墨色写意，审美趣味上追慕元人的文人情趣。这个时期，无论是用笔还是选题上都有明显的文沈印记。中期以后画风开始转变，慢慢摆脱文氏藩篱，创作技法丰富全面，用笔精到，赋彩华美，审美趣味上注重玩味花鸟本身的形态美感。晚年由于要迎合商品经济需求，风格复杂多变，画路开阔，用笔多有迅捷、老辣处，画面常有苍老之感。[12] [13]

陆治《山居乐事图册页》之一，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纵观《红杏野凫图》全本，作者多种技法并用娴熟。有没骨法（局部枝干、花瓣），勾勒填彩法（野凫嘴部、局部枝干、水草），墨色写意法（野凫躯体、凫掌）。在花卉的处理上，作者采用“勾叶点花”法，运笔迅捷、老辣，颇有苍老之味。在野凫的处理上，作者用笔精到，塑形准确，十分注重对其形式美感的玩味，符合作者中晚年的审美趣味。从陆治的存世作品来看，他喜用楷书和行书落款，晚年随着运笔习惯的改变，兼有行草落款，如今藏辽宁省博物馆的《仿赵孟坚水仙图》（67岁）和今藏上海博物馆的《端阳即景图》（68岁）。《红杏野凫图》亦是作者少见的行草款书。另外为本幅作品题跋的文彭，与陆治年纪相仿（相差两岁）。文彭的书法初学钟、王，后效怀素，晚年全学孙过庭。他本幅题画诗书风系从孙过庭来，乃文彭晚年作品风貌。综合以上几点来看，本幅作品当为陆治晚年精品花鸟作品。此作主要用来表达他的隐居情志。

四、作品流传脉络考

从目前资料来看，最早对《红杏野凫图》流传问题做出分析的是现代著名画家惠孝同。他在画的左侧有题跋：

画网珊瑚九轴疑，佩文式古各矜奇。爱他荡遍鹅溪水，红杏枝头月上迟。陆包山红杏野凫图疑即《珊瑚网》所载花鸟九轴之一。佩文斋、式古堂皆有著录。容之其善宝之。壬辰春日孝同惠均题。钤阳文方印“惠均”、“晴庐”。

陆治《红杏野凫图》惠孝同题记

从跋文来看，此为1952年春天钱容之托惠孝同所题。惠孝同认为《红杏野凫图》疑是《珊瑚网》所载花鸟九轴之一。笔者初以为“爱他荡遍鹅溪水，红杏枝头月上迟。”摘于九轴其他画作跋文之中，遂翻阅了相关文献资料。在明代汪珂玉《珊瑚网》卷四十七名画题跋二十三、清代孙岳颁《佩文斋书画谱》卷九十八历代鉴藏八、清代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三十二画二，均发现了“谢安陶榖故事二轴椿桂图陆包山花鸟九轴鲁治花卉翎毛六轴”相关记载。遗憾的是文献中对此花鸟九轴的内容并无详实记载。《佩文斋书画谱》和《式古堂书画汇考》作者均是汇辑《珊瑚网》信息，所以亦未能详尽描述九轴内容。因为文献记载过少，此九轴是否散佚或部分存世，均不得而知。所以《红杏野凫图》是否为所载花鸟九轴之一，实不可确考。不过笔者在翻阅相关文献后发现，陆治曾经作过类似题材的画作《桃花杨柳舞鸭图》。此画今已不存，只有题画诗见录于文献。诗曰：“二月吴淞水上滩，柳丝风急絮漫漫。诗翁赋罢闲凭处，花满春池斗鸭栏。” [14]此画今虽不得见，但从作者题诗来看，所画内容与所表达意绪均与《红杏野凫图》十分接近。这主要是因为陆治常以诗画抒发情志，所以在选题上出现重复题材可以理解，例如他曾多次画过《桃花源记》类型的作品。

《红杏野凫图》部分钤印

《红杏野凫图》自绘成之后，几经流转，画作上有多枚鉴藏印章。左下方依次钤印：阳文方印“四味书屋”、阴文方印“孙氏大光之鉨”、阳文方印“永安沈氏藏书画印”。右下方依次钤印：骑缝圆印“□□□堂”、阳文长印“钱容之家珍藏”、阴文方印“容之鉴定”。

从鉴藏印时代分析来看，此画最早应为钤骑缝圆印的主人收藏。无奈由于年代久远，加之作品重新装裱，印文只剩下一半，字迹亦模糊不辨，具体信息有待进一步考证。年代次之的是“永安沈氏藏书画印”，永安沈氏为清末福建永安望族，书画收藏大家，明清画作常见钤有此印。沈氏钤印有规律可循，大多钤盖在画心的左下角，以期不伤害画面。“钱容之家珍藏”、“容之鉴定”则为钱容之的鉴藏印。钱容之（1915-1998），山西文水人，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文物收藏家、鉴定家和湖州竹派画家。钱容之后又转于孙大光收藏。“四味书屋”、“孙氏大光之鉨”即为孙大光的收藏印。孙大光（1917-2005），原名世蔚，号四味，安徽寿县人，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文物收藏家，曾任国家地质矿产部党组*、部长。孙大光先生于1987年将《红杏野凫图》捐赠给了安徽省博物馆。鉴于《红杏野凫图》丰富的文化价值，1990年经国家文物鉴定组鉴定，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五、陆治隐的分析

从《红杏野凫图》来看，陆治归隐是有考虑到政治因素的。陆治归隐支硎的时间，可从其写于隆庆辛未（1571）的《谢客诗》推算出来。诗曰：“卜筑支硎二十春，孤云常伴不羁身。渔郎莫向迷津问，那有桃源引外人。” [15]故其隐居时间应在嘉靖三十年（1551）左右。嘉靖一朝，世宗沉迷道教，疏于为政。权臣严嵩，羽翼渐丰，权倾朝野。严嵩为了专总权柄，朋比为奸，驱除异己，致使许多有识之士都成了“陆机”式的悲剧人物。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在无道之时，许多士子皆选择泊如自守，陆治亦不例外。与诸多隐士不同的是，陆治布衣终身，期间他甚至放弃仕的机会（辞贡），而选择了归隐。对于这样一位隐者，他所追求的道是值得后学者研究的。笔者引用其晚年写的《张左虞过访漫答》一诗来述略。诗曰：“学稼甘吾老，看花喜客留。鹤鸣童错应，莺语伎先酬。山水将身隐，图书足卧游。君家双玉剑，尚在匣中否？” [16]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陆治晚年甘于陶渊明式的山水田园生活，他从“图书”中寻得了安顿心灵的门径。可知他的道在于精神世界的自足，对物质名利并不迷恋执著。所以他说纵使尊贵如“双玉剑”这样的宝物，亦不能永久留存于匣中。而诸如《红杏野凫图》这样的“图书”，才是其精神卧游的桃花源境。

陆治《草阁枫林图》，上海博物馆藏，风入松摄

从现存资料来看，陆治的隐逸思想是由来已久的。其传世最早的作品《彭泽高踪图》（创作于作者28岁时，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即为反应其隐逸之思的作品。笔者认为陆治隐逸思想的源流与其家庭环境及当时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

其一，家庭环境。陆治幼承家学，随父陆铭理洙泗之业。根据文献记载，陆铭即是一位有隐逸情怀的儒士。他在获得诸生身份后，依然勤奋好学，手不释卷，“翱翔乎坟版，紬探乎雅故。专嗜签幐，卑细生产，是以家箧单虚。萧居陋巷，啜菽饮水，芳风泛竹，明霞纳几，先生左右琴典，熙悠鼓诵，不改其乐。由是专衷稡撷，骛情隽永，究成鸿儒。”可见陆铭颇有颜渊式的名士风流，能够安贫乐道。而在辞去乐清县教谕后，陆铭更是东山高卧，畅情山水，“杜门高栖，灌于陵之圃，耕泰山之田。旧林逾茂，新筑其嶭。于是晨观暮策，俯仰时化，山杯或酩，池琴偶开。神襟虗朗，无筹营之隐忧；园除孤靖，无车马之尘迹。” [5]在父亲言行的熏陶下，陆治自是耳濡目染，性相近矣。

陆治《墨花扇》，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其二，社会环境影响。明代中期以吴门为中心的才子文人圈是明代山林文化的主要代表群体。[17]这一时期苏州地区已从张士诚政权的“阴影”中走出，再次成为全国经济、文化重镇。诸多才子文人虽然在政治上历经波折，但是依靠家族资产或者书画润笔依然可以过着惬意的文人生活。他们敢于表达心中的山林思想，与传统台阁文化相抗争，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在这种文化浸润下，很多文人都崇尚归隐生活，他们时常雅集文汇，书画互通，抒发胸次。陆治成长阶段正是吴门山林文化鼎盛时期，其师文徵明、祝允明皆是其间代表人物。所以陆治最终归隐是与整个吴门意识形态有很大关系的。

结语

《红杏野凫图》是明代画家陆治晚年精品花鸟作品。此画自问世以来，递藏脉络清晰，并最终由孙大光先生捐赠给安徽省博物馆，于1990年被定级为国家一级文物。《红杏野凫图》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从中我们可以窥见陆治的艺术修养和道德修养。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诸如《红杏野凫图》这样的珍贵文物，无疑是我们精神卧游的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