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超龙《安徽望江同心村出土唐“建元元年”八卦铭文镜》（轩辕八卦镜）

安徽望江同心村出土唐“建元元年”八卦铭文镜

朱超龙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1983年，安徽望江县文物管理所在文物普查时征集到一面铜镜，镜呈八瓣葵花形，直径21.5厘米，镜面微鼓，镜背半球形纽，纽外周饰八卦纹。八卦纹外饰三周篆体铭文（图1）。内圈铭文作：“建元元年五月五日广陵泰守河南侯造。”中圈铭文作：“花开鹤舞，月满鸿骞，龙门动色，人玉与言。”外圈铭文作：“洗持以照，华容散影，时开凤盘，花不籍龙，扬光囗淮。”

安徽望江同心村出土唐“建元元年”镜及拓片

一

一般认为八卦镜出现并开始流行的时间在唐代中晚期，望江出土的这面铜镜应当不会出这个范围。问题在于唐代没有“建元”年号，该年号先后有五位皇帝使用过，分别是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40—前135年）、前赵昭武帝刘聪（315—316年）、东晋康帝司马岳（343—344年）、前秦昭宣帝苻坚（365—385年）、南齐高帝萧道成（479—482年）。按一般理解，早期遗物会有晚期的题铭，晚期遗物如果有早期的题铭，一般就会被认为是伪作了。该件铜镜不是伪品，所以时代风格与纪年题铭之间的矛盾就引起了多位学者的讨论。

在公布资料的同时，宋康年初步判断铭文中的“建元元年”当是伪托之作（《文物》1988年第8期），不过随后他在多篇报刊文章中又把意见修正为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年），即为南朝镜。后张清文对铜镜时代有不同看法，他认为镜铭中“广陵泰守”通“广陵太守”，是避南唐元宗李璟皇后钟氏之父“太章”的讳，又镜铭中“广陵”之称见于南唐，《十国春秋》载：“南唐时扬州为江都府，南唐昇元年建东都，领县四。广陵为其下属四县之一，旧称江阳县，南唐时更名广陵”。在此基础上，将建元元年进一步定位在958年，这一年在南唐纪年中极为混乱，一年中先后有3个年号，铸镜者别出心裁地使用了“建元”这个普适的年号，反映了当时历史的混乱情况（《望江县藏八卦铭文镜时代重考》，《华夏考古》2016年第2期）。近年刘铮讨论“建元元年”时,先将铜镜的大致时代定位在唐代中晚期，天宝元年（742年）二月丙申，唐玄宗改州为郡，扬州改为广陵郡，至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又改郡为州，广陵郡由此复称扬州，改州的时间在四月；天宝三年（744年）正月，玄宗“改年为载”，唐肃宗至德三载（758年）二月又“改载为年”，在这期间的纪年都是“载”。又阴模刻铭到“五月五日”铸成，之间有约一个月的时间差。如此看来，唐代“以载纪年”时期恰好合于“以郡为州”时期之内，镜铭“建元元年”当为“乾元元年”之讹，这是因为乾元元年元年二月初五日“改载为年”距四月阴模刻铭仅2个月左右的时间，此时正处于安史之乱时期，政局不稳，政令不达，而“建”“乾”又是一音之转，极易混淆，因此铸镜工匠应是把“乾元”误为“建元”了（《安徽望江县同心村出土八卦铭文镜年代考》，《四川文物》2018年第5期）。余国江首先将铜镜时代断为晚唐五代时期，铭文“广陵泰守”“建元”年号则有六朝有关，“河南侯”可能是镜工，即河南侯氏，该镜为晚唐五代时期对六朝铜镜铭文的仿制或者伪托（《试论望江县博物馆藏八卦铭文镜的时代》，《文物研究》第23辑）。

上述推论多与史载和常理相违背。

首先，八卦镜流行的时代即便能够晚至五代后期，但也不会出现避讳皇帝后妃父亲之名和铸镜者别出心裁私创年号的情况。中国人讲究的避讳原则，按《公羊传》所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一国之民都要在意的是“国讳”，或者说“公讳”，避讳的范畴并不涉及后妃之父。至于铸镜者别出心裁私创年号，那就更不可能了，年号自汉武帝创制以来，始终作为帝王受命、朝代改换的重要标志，作为行用天下的纪年方式，奉何种年号是承认谁之法统的最重要象征，如张文中提到的，北周兵屈南唐后，一个最重要的举措便是让南唐去帝号，改交泰年号为北周显德五年（958年）。私改年号是谋逆的大罪，当年先后使用3个年号不是混乱，改年号反而是在特殊历史时期构建正统以稳固统治的重要措施，对年号的使用反而是严格的，更不用说是在作为南唐东都的扬州。

至于“建元”为“乾元”之讹一说，首先从逻辑上看，既然工匠已知“改载为年”，也确实如实而改，那就不能说“政令不通”，既然知道，那又为何偏偏不知所改年号的具体名称？如果确因安史之乱政令不通导致工匠不知，那也应该沿用之前的至德年号，而不是在未确定的情况下私改年号。再者，能在范上刻写文字的工匠群体都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乾”“建”读音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难说一音之转。且如刘铮所说，铸镜有制模、制范、焙烧、熔炼合金、浇注成镜等多道工序，这一系列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有很多具备一定文化程度的工匠参与，很难想象这样有误的纪年铭经多人之手、数月时间没有被发现而顺利流向市场。加之还有一道重要的工序，镜铭中有“广陵泰守河南侯造”，如果确如字面所反映的，此段镜铭实即物勒工名的反映。唐代的铜镜制造业主要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还有中间一种形态，即私营手工作坊具体生产而由官府进行督造的情况。镜铭“广陵泰守河南侯造”，说明该镜是官营手工业的产品，至少是有官方监督的背景，这样的情况下还出现纪年错误的问题，可以说是不可理喻了。物勒工名的目的便是为了检验产品质量，同时也是为了可以快速找到直接责任人，这样忤逆的事情不会出现在官督民办的手工业体系中。

至于“广陵泰守”通“广陵太守”，刘文认为，据周勋初《高适年谱》考证，曾任广陵长史的著名诗人高适，乾元元年春被贬太子少詹事，四月离任，其当时辞别友人的诗作为《广陵别郑处士》，这说明广陵复称扬州的时间当在乾元元年的四月左右。至于“广陵泰守”，因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为府务的实际管理者，一般还兼任治所郡的太守，所以“广陵泰守”实即“广陵长史”，也就是即将离任的高适。镜铭中又有“河南侯”，广陵大都督所领江南东路、淮南及河南诸路均在大河以南，可笼统称为“河南”，“侯”则是对显赫之人的尊称，所以“河南侯”即“广陵泰守”，亦即高适本人。

刘文论证迂曲，但我们知道，古代物勒工名制度下，署名个人者一般都参与手工业产品的生产，不管是官营的还是私营的。但像高适这样的身份显然又不会直接参与具体的工作，那么只有一种可能，他是作为官营手工业作坊的主管者存在的。孔祥星在《中国古代铜镜》中指出：“唐代两京地区不同阶段流行的镜类，在扬州几乎都有发现，而且两京地区铜镜所具备的一些特点，扬州铜镜中也有反映”，并进一步认为扬州是唐代少数几个铸镜中心之一。史料中也有扬州贡镜的记述，其铸镜业必然有官营的作坊，但目前还未发现同样纪铭的第2例，倒是有“扬州总管府造”的铜镜发现。实际上考古发现的官造铜镜一般都是以机构为名，从最早的汉代“尚方镜”到宋代常见的“湖州铸监局造”、明代“工部监造”镜都是如此，以个人为监造的主体并不符合常理。且作为监造者的名称本应是严肃的，不容马虎，“广陵”于正式的地名不合，“泰守”于唐代官制不合，“河南侯”更令人疑惑，以“河南”代指广陵大都督府所领辖境，无从论证，本文也无从评价。

至于“广陵泰守”是不是指高适，所谓广陵复称扬州的时间在乾元元年四月只是刘铮的臆测，关于改郡为州的具体月份有史可稽。《旧唐书·肃宗本纪》说：“（乾元元年）三月癸酉朔。甲戌，元帅楚王俶改封成王。乙亥，山南东道、河南、淮南、江南皆置节度使”。帝王改制实际上是塑造权威的一种方式，改元的同时一般也有相配套的举措同时进行，如玄宗改州为郡也是在改元天宝后的二月，也就是说，改郡为州应与置淮南节度使的时间同在乾元元年三月。既如此，按照刘文逻辑，“广陵泰守”和高适诗《广陵别郑处士》就不符合历史实际了。实际上同时期出土文字和文献记载中不光有将扬州称作广陵的，还有称作芜城、江都、吴州、维扬、淮南、东都的，诗词有用典与合韵的需要，不必严格遵守地理沿革的规律，这样的论证方法是有问题的。

二

余国江指出该镜有可能是对古镜的仿制或者伪托，这一思路值得深入讨论。

上面指出诸说谬误与铜镜不合常规之处，并不是质疑铜镜的真伪。望江同心村出土的这面铜镜在今人看来似乎难以理解，但却符合当时社会消费的心理需要，是铜镜生产高度商业化的反映。同样的现象在中国古代其实并不鲜见，这种心理需要，李零先生在《铄古铸今》中谈到：“复古艺术乃艺术史上的寻常现象。中国有，外国也有。中国的传统艺术在很多领域和很大程度上是仿古艺术或复古艺术。”他举的例子里，商周时期已经有仿制新石器时代玉器的情况了，战国时期有仿商周铜器的陶器，也有仿陶器的铜器。宋代与清代的仿古与复古甚至成为一时社会风气。往大了说，中国历代都有取法古礼的倾向，尤以取法周汉仪礼的情况为多，社会上，包括现在，也多以周、汉、唐为中华正统王朝的代表，仿古与复古艺术实际上是这种倾向的具体反映。唐代的仿古与复古虽不如宋代那般沉迷的程度，但也是自上到下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唐人对古镜常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这从时人留下的文字中就能看出，如贯休诗《古意代友人投所知》：“客从远方来，遗我古铜镜。挂之玉堂上，如对轩辕圣。”

以年号伪托复古在隋唐时期确实罕见，但在后世却是常见的做法，如明宣德款的瓷器、香炉在宣德以后仍在制作，如明代正德、嘉靖、万历、天启、崇祯，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的官窑产品落款多有寄托宣德年号者，或书“大明宣德年造”，或书“大明宣德年制”。它们与唐仿纪年汉镜的复古行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这类以年号伪托复古的方式在唐代并不只有“建元”镜一例。洛阳孟津獐羊村曾出土一面银壳神像六驾纹铭文镜（图2），外圈铭：“永元五年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弥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孰，长保二亲得天力。吴、胡傷里。”该镜原是想假托东汉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但银壳、神人、铭文内容与字体皆不合东汉镜特点，孙机、何志国都指出其为唐仿汉镜（孙机：《孟津所出银壳画像镜小议》，《中国文物报》1990年9月20日；何志国：《试论河南孟津出土“老子浮屠镜”的年代以及相关问题》，《敦煌研究》2006年第1期）。

洛阳孟津獐羊村出土唐“永元元年”铭文镜

至于托的是哪个古，当然是汉代。“建元”是汉武帝第一个年号，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号。自汉以后，上到庙堂下到江湖，汉朝一直是中国正统王朝的象征，历代改制和民间复古多以其为法祖的对象。反观其它使用建元年号的皇帝，前赵昭武帝刘聪、东晋康帝司马岳、前秦昭宣帝苻坚和南齐高帝萧道成皆为偏居割据的短命王朝，难与汉武帝相提并论。以汉武帝创制的第一个年号作为伪托，其对消费者的暗示明显更为强烈。

唐及以前的王朝以周、汉为正统，正如今人以汉、唐为正统，如果让唐代工匠决定一个法古的对象的话，被视为正统而且是铸镜第一个高峰期的汉代当然是最好的选择。

除了年号，铜镜的纹饰、篆体铭文、“广陵泰守河南侯”也是复古汉风。《古镜记》中记有一面古镜的形制：“横径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绕鼻列四方，龟龙凤虎，依方陈布。四方外又设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绕轮廓。文体似隶，点画无缺，而非字书所有也”。这面铜镜为王度的友人侯生所赠，不过从纹饰上来看，这位友人应该是好心办了错事，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一般认为八卦纹铜镜出现的时间在隋朝前后，对唐人来说不能算作古镜。可能因为当时手工业产品复古成风，工匠的手艺也好了些，所以才骗过了二人。不过“古镜”分为真正的“古镜”和隋唐时人心中符号化的“古镜”，八卦镜属于后者。在工匠们看来，无须细究真正的“古镜”形制，只要满足消费者心目中的“古镜”标准便是一件好的商品。除了八卦纹，该铜镜环列分区、铭文书写的文体都是汉镜当中常见的表现方式，不过只是有其大概而已。

除了纹饰，字体也是表现“古镜”的方式之一。薛逢诗《灵台家兄古镜歌》云：“一尺圆潭深黑色，篆文如丝人不识。”唐代镜铭以楷书为主，古镜铭文以篆书为多，书体的明显差异自然会引起唐人的注意，所以沈淑英提出，唐代铸镜者很可能利用了当时人们以书体鉴定古镜的办法，篆书铭文来仿制古镜（《隋唐墓出土的“古镜”——兼论隋唐铜镜图文的复古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6期）。

“广陵泰守”不见于唐代官制，而是汉官，《汉书·百官公卿表》：“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太守写作“泰守”，也是取其古意。唐代也没有侯爵，汉代则有“侯国二百四十一”，但没有“河南侯”。但这种细节并不重要，唐时普通消费者不会细究汉代是否有河南侯，“广陵泰守”加上“河南侯”已能满足消费者追求汉镜的心理了。不过笔者颇怀疑造镜的工匠原是想写“淮南侯”的，“河南”无论如何难与扬州联系起来。

以“广陵泰守河南侯”为铭是为了张大铜镜质量，这种做法在很早就有了，汉代就发现质量参差不一、传播地域广泛的“尚方”铭文镜，甚至在陶明器上都有发现，他们并不都是由中央的尚方生产的，而是一种权威和质量保证的象征。

一件事物一旦具备了符号意义，便有一个解构再重构的过程，在重新塑造其价值时，部分信息必然会脱离原有的含义，我们对这类符号化的产品的解读，应多关注其社会和文化上的意义。

三

铜镜的仿古做法本质上是一种营销手段，铸造的质量是铜镜作为一种面向市场的产品的核心要素，以上分析的内圈铭文与纹饰复古汉代的风格构成产品的定位，中圈、外圈的吉祥语则相当于现在的广告。那么“五月五日”有何深意？

文献中有几则关于扬州铜镜的记载，如《旧唐书·德宗本纪》：“扬州每年贡端午日江心所铸镜。”又李肇《国史补》：“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扬子江中所铸也。或言无有百炼者，或至六七十炼则易破难成。”《太平广记》引《异闻录》也有详细记载。“江心镜”即“水心镜”，印尼“黑石号”沉船发现一面四神八卦纹“江心镜”（图3），铭文为：“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于扬州扬子江心百炼造成”，只是日期不是“五月五日”。

“黑石号”沉船出土“江心镜”

以“五月五日”纪铭铸造日期在汉代的钩、镜铭文中就有大量发现，作“五月丙午”“五月五日丙午”“丙午”等，庞朴在《“五月丙午”与“正月丁亥”》一文中指出其不是纪实之辞，而是一种阴阳五行思想的反映（《文物》1979年第6期）。

《论衡·率性篇》说：阳隧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铄五石，铸以为器，磨砺生光，仰以向日，则火来至。此真取火之道也。“五月火正”（《淮南子·天文训》），丙、午为火（《左传·昭公十七年》》，日中之时属午，也是火，所以五月五日午时是铸造的绝佳日期。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汉燧，其上铭文曰：“五月五，丙午火遂，可取天火，保死祥兮。”

“五月五日”铸镜，是自汉代一脉相承的思想，并非实录。且从技术角度来看，五月五日并不符合铸镜的最佳条件，苏东坡《物类相感志》说：“伏中不可铸钱，汁不清，名炉冻。”铸镜与铸钱在技术上类似，而且更为复杂，对温度和空气含水量更为敏感。唐代铜镜的含锡量为24％左右，为高锡青铜，开炉浇铸时，如果范温高于20℃以上，浇注后高锡青铜合金结晶时的枝状生长速度将减慢，范温越高，结晶速度越慢，冒口在空气中直接暴露着，凝固的时间早于镜体，这时就会造成冒口不能正常补缩，其结果是镜面产生一片片的缩松，严重时镜坯上会新出现缩孔。而长江下游一带端午时节接近全年最为炎热的时段，并且梅雨之前空气湿度比较大，热的陶范很容易吸入空气中的水份，造成浇注时陶范发气，尤其是在江心铸造，空气湿度更大。李白《秋浦歌》中写道：“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声动寒川。”说明唐代进行炼铜时，即使是在秋天也是在夜里进行，就是为了避开白天相对高的气温。

另外，泥范在浇铸前，先要在倒焰窑里脱水，经950℃的高温，经数天烧制成为陶范后才能浇铸；铜的熔点为1084.5℃，因为含锡量在24％，熔点大概在850℃，熔化二十公斤高锡青铜的时间大概需要3小时。而《异闻录》记载的江心铸镜是在船上，船是木质的，加上长江难以捉摸的风浪，铸造“江心镜”的工作可谓高危职业。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韦应物诗《感镜》云：“铸镜广陵市”，这才更符合扬州铸镜的实际。

《唐国史》还说江心镜一定要“百炼”，六七十次都不行。而现代科学表明，有色金属在熔炼过程中，时间越短、熔化速度越快越不容易发生氧化和吸气，反之，高锡青铜在高温状态下氧化的速度很快，不用超过三炼，1千克青铜至少会有0.8克被氧化成废渣。所以“百炼”并不符合冶炼的实际情况（董亚巍：《鄂州镜铭与古代铸镜工艺的若干问题考辨》，《鄂州大学学报》2003年10月）。

综上，扬州镜的铸造地点——“江心”、铸造时间——“五月五日”和铸造技术——“百炼”，其实都是众多“虚假宣传”元素中的一种，是铜镜生产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表现。消费者在听到这样传奇的生产经历时必然会受到吸引，不会去深究其背后的科学道理，而且他们也没有渠道去查证，这样就达到了商家的营销目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隋唐时期同样具有托古意义的“秦王镜”和“仁寿镜”的产地也都在扬州，时代都偏早，“江心”“五月五日”“百炼”等用语在中晚期才开始出现，可见在扬州镜的兴起阶段，生产者抓住了社会上追捧古镜的消费心态，以“仁寿镜”和“秦王镜”的典故为营销手段，运用成熟之后，便开始将古镜中“五月五日”与“百炼”的营销方式与扬州本地实际结合起来，推出“江心镜”这一更为成熟的营销理念。这一宣传方式深入人心，“江心镜”一度成为当时铜镜行业的标杆产品，可以说是当时最为成功的铜镜行业营销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