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缔造顶级文明盛世，外国人闻其病逝，划面割耳，流血满地

唐太宗的伟大，在于他以近乎赤子之心施与“仁政”。

贞观六年的春节，对千家万户而言，依然是传统习俗的平淡无奇，但在近四百名死囚及其家眷的心目中，绝对是人生中最温暖、最有人情味的春节。年根将近，天上飘着瑞雪，人间一派祥和。心情不错的唐太宗信步走出皇城，贞观盛世的景象映入眼帘：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唐太宗眉眼带笑，兴奋异常。可当他瞧见衣着光鲜的中年男子挈妇将雏逍遥于市、谦卑而色悦的儿子搀扶着白发老母亲走亲访友的时候，神色竟明显黯淡，心情颇为凝重。唐太宗想起了另一类人——羁押在大理寺监狱的390名死刑犯。

于是，这位千古第一仁君轻车简从，来到长安城外的监狱视察。他进入一个个牢房，挨个询问死囚的家庭情况，并与之谈心交流，沟通感情，向囚犯袒露一个帝王的伟大悲悯之心和食人间烟火的庶民情怀。囚徒都说犯了死罪，死有余辜，不冤枉。认罪态度良好，认为对他们的量刑也很公平。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唐太宗听后很受感动，于是就跟这些死囚说，我跟你们立一个君子之约，现在是冬天，放你们回去过春节，和家人好好团聚团聚，来年秋收之后，咱们再在这里集合。390名死囚感激啼零，高高兴兴地回家了。第二年的秋后，这些死囚全都回来了。死囚秋后归来，意味着甘愿接受秋斩，这是一个让人心灵震颤不已的纯道德的践约行为，唐太宗感动之余，全部赦免了他们的死罪。(《旧唐书·太宗本纪》)

对此，欧阳修撰《纵囚论》短文，抛出鲜明观点，矛头直指唐太宗放死囚回家是为了博取贤君之名，太过虚伪。而我却不敢苟同。封建社会的法律，是地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是封建特权集团的护身符，用今天的眼光看有很多瑕疵、偏颇、谬误和不公道之处，而且，受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中国人看待问题，不仅要求其逻辑充足，也要求其近乎人情，不偏离百姓心中的自然正义观。林语堂说：“不近人情的宗教不能算是宗教，不近人情的政治是愚笨的政治，不近人情的艺术是恶劣的艺术，而不近人情的生活也就是畜类式的生活。”(《生活的艺术》)良知和近情，体现了人性之善和人文关怀，可以弥补法律的不足或偏颇，法律可以偏私，而良知和近情则始终指向内心的洁净、善良、诚实和公道。唐太宗运用“恢复性”司法理念，在对犯罪者进行惩罚的同时，以良知和近情，给犯罪者改过自新，回归社会的机会，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凸显了其圆融的智慧和仁爱之心。

施“仁政”，是唐太宗的一贯主张，也是他的治国理念。唐太宗曾和群臣讨论如何制止盗贼的事儿，有人主张制定严酷的法律，唐太宗则认为，经济是道德的基础，如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矣。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孟子·滕文公上》）于是，唐太宗说，“民众之所以偷窃，是因为国家规定的赋税和劳役太重、官吏贪婪，加上自己饥寒交迫，所以就顾不上廉耻了。我应当节省费用、减少赋税和奢靡，选择廉洁的官员，这样民众衣食有余，就不会当盗贼了，何必用严酷的法律呢？”（《资治通鉴》）况且，法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公共幸福”，因而它的立足点是改造人，而不是为了一味地去进行报应式的惩罚。高墙铁窗未必比画地为牢更能使人痛改前非，而画地为牢又未必比闭门思过更能使人真心悔过，同样，重刑主义未必比“德主刑辅”更能减少犯罪，保留死刑未必比废除死刑更能减少*人越货。狄更斯甚至认为“监禁”这种制度都应该废除：“监禁这种制度的缺陷是，没有健康的、有益的东西能从这种不自然的孤独中萌生，即使是一只狗，或其他任何聪明一些的野兽，也会在这种孤独中憔悴、忧郁、生满锈迹，这种制度本身就足以引发对这种制度的争议。当我们回忆时，回忆起来的总是它的残酷与严厉。孤独的生命总是易于变得乖僻，在可悲的天性中产生明显的缺陷，而这一切已经萌芽了，并且向大脑发出了呐喊。……有充分的理由让我们抛弃那种希望渺茫、极少承诺、充满苦恼、罪恶累累的惩罚模式。”（《双城记》）在狄更斯看来，监禁的目的在于教育、感化违禁者，触及其灵魂和内心深处，使其改过自新，而不是使违禁者更加痛苦和乖僻，走向社会成为危险分子，监禁这种惩罚模式已与实行监禁制度的初衷南辕北辙。柏拉图也认为良好的教养对塑造美好人性非常重要，他说：“滔天罪行和邪恶不端是前程似锦者由于不良教养而被毁掉的后果。没有个性或个性较弱的人，从来不会贻害四方，也不会造福人间。”（《理想国》）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应该承担的教养不良的责任，全都由犯罪者一人承担了，本身就不公平。尼采提出要研究犯罪心理学，把罪犯当成病人看待，不是惩罚他们，而是给与治疗。“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国家有责任通过道德和法治建设，树立人道主义的风范，让整个社会越来越充满一种温润祥和的、富于人文精神的气氛。

其实，李世民即位后，就本着“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的原则，依据儒家的仁政思想，进一步加强“德主刑辅”的立法原则，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武德律》，积十年之功，成一代之典，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正式颁行了一部严密而完备的法典——《贞观律》。《贞观律》废除斩趾酷刑，增设加役流；减少了旧律中重刑条款的数量；缩小了族刑、连坐的范围；确立了五刑、十恶、八议、请、减、赎、当、免及化外人有犯、类推、死刑复奏等基本原则和制度。唐太宗读《明堂针灸书》，书中写道：“人的五脏经络，均附在后背。”于是，下诏今后不得鞭笞囚犯的后背。贞观五年，唐太宗以“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为由，将前定死刑三复奏皇帝核准改为京城五复奏、州县三复奏，若“不待复奏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且诏敕要求，“据法合死而情有可矜者，宜录状奏闻”。唐太宗以民为本，将儒家的道德观念吸纳入法典，体现了礼法结合的特点，彰显了宽仁治世的思想和对人的生命的尊重。

向善向好向上的个例最容易被人攻击为虚伪，可这样的仁德之举，对唐太宗来说不是个例，而是无数个例构成的常态。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从大臣们说：“妇女被幽闭在深宫，实在很可怜。隋代末年，不停地去挑选宫女，离宫别馆，并非君主去住宿的地方，也聚集了许多宫女。这都是耗竭百姓财力的行为，我从不效法。况且她们除了洒扫宫室之外，还有什么用处呢？今天我将放她们出去，任求伉俪，这样既可以节省费用，也可以减轻百姓负担，还让宫女各自心满意足。” （《贞观政要·卷六·论仁恻》）于是，从后宫和掖庭宫先后放出宫女3000多人。白居易有诗歌颂唐太宗德政：“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贞观二十年，高丽遣使臣来向唐朝谢罪，并献二美女。太宗对高丽使臣说：“回去对你们君主说，美色，是人们所崇尚的，你所进献的女子，确实美丽。我同情她们远离本国的父母兄弟，留住她们而使她们忘记亲人，爱其美色而伤其心，我不做这样的事。”（《贞观政要·卷六·论仁恻》）于是，将两个美女都归还给高丽的使臣。

善治必达情，达情必近人。一个伟大的帝王，首先应该是对黎民百姓有真情实感的人。唐太宗曾经说过：“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又言：“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他刚即位的时候，山东发生了大旱，他下令赈恤灾区，免交当年的租赋。贞观二年，关中干旱，闹大饥荒。太宗对侍从说：“水旱不调和，皆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当责朕，百姓何罪，却大受困苦！听说有卖儿卖女的人家，我很哀怜他们。”（《贞观政要·卷五·论仁恻》）于是，派遣御史大夫杜淹去巡查，拿出皇家府库的钱财赎买那些儿女，还给他们的父母。唐太宗又下诏说：“由于去年发生了霖雨，今年发生了旱灾和虫灾，所以要赦免天下。并表示：如果使年谷丰稔，天下必然安定，就是把灾害移到自己的身上，来保存老百姓，也心甘情愿，绝不吝惜。”（《唐太宗编年纪事》）

唐太宗采取“抚民以静”“劝课农桑”“不夺农时”“与民休息”的政策，推行一系列发展农业、改善民生的措施，如裁汰冗员，推行均田制，奖励垦荒，实行租庸调法， 轻徭薄赋，增殖人口，兴修水利，建立仓储制度等，使隋唐之际残破不堪的农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

《贞观政要》写道：“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然。帝治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自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资治通鉴》续写道：到了贞观四年，“天下大稔，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不闭户，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同年，大唐破突厥，唐王朝“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大唐疆土辽阔，物阜民丰，和谐安定，儒家所崇尚的正气、道家所崇尚的清气、释家所崇尚的和气，充溢在盛唐的天空。这是虚伪所致吗？这是仁德的力量和改革的成功。

唐太宗的伟大，在于贞观之治创造了古人梦寐以求的社会和谐之态。

历朝历代的君臣关系大多微妙、复杂、紧张、脆弱，致使最高统治集团表面上严整如钢，坚不可摧，其实内伤很重，虚弱无力，当君臣关系发展到冰炭不能同炉，水火不能同器的地步，不仅宫廷电闪雷鸣，魅影婆娑，万里山河也将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于是，苦难轮回，百姓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封建社会最难处理的关系，恐怕就是君臣关系，它甚至比君民关系还要难处理，但贞观年间例外。

唐太宗在位期间，君臣关系融洽和谐，契若金兰，为后世推崇。这主要缘于唐太宗吸取前朝覆亡的教训，头脑清醒，心胸开阔，从谏如流，善于自省。盘圆水圆，盂方水方。因为皇帝闻过则喜，言者无罪，故臣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唐太宗对君臣关系多有论述，归结为三点：其一，君臣关系是鱼水关系。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义，致天下太平。其二，君臣应尽责求治。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其三，君臣应肝胆相照。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倘君臣相疑，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在他诚心诚意地倡导和鼓励下，贞观时期谏臣盈廷，有记载向唐太宗进谏的就有30余人。其中魏征“所谏前后二百余事”凡数十万言。刘洎、岑文本、王珪、褚遂良、马周、虞世南等多能面折廷争，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和批评。唐太宗更是虚心纳谏，“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联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亦望公辈用心不倦，以副联怀也”。（《贞观政要·求谏》）并且对谏言者常予以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宋代散文家曾巩说：“余观太宗常屈己以从群臣之议，而魏郑公之徒，喜遭其时，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无不谏诤，虽其忠诚所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则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称贤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渊源皆出于此也。”（《曾巩文集》）正所谓：明据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帝风端正，是君臣和谐的基石，而君臣和谐又对社会和谐起到了引领作用。

政风清廉是和谐社会的要义。唐太宗治吏，主要靠自身人格的魅力、警示教育、选贤任良以及强化权力制衡，保持官僚队伍的清廉。贞观二年，公卿大臣奏曰：“依《礼》，季夏之月，可以居台榭。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营一阁以居之。”太宗以“糜费良多”而不答应。（《贞观政要·卷六·论俭约》）贞观年间的大臣很多也是非常清廉简约的。被后世誉为“千秋金鉴”的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下令限期盖上正厅，又依照魏征俭朴的习惯，赐给他白色的褥子和布被。官至中书令的岑文本，家里地势低下、非常潮湿，作为一个宰相，家中却连帷帐都没有。有人劝他为自己以及子孙谋一份产业，文本叹曰：“吾本汉南一布衣耳，竟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更得言产业乎？” （《贞观政要·卷六·论俭约》）言者叹息而退。还有户部尚书戴胄，生前极其清廉，死的时候，太宗因为其居宅弊陋，连祭祀都找不到地方，就命令有关部门为他造了一座庙，这样人们才有地方祭祀他。贞观年间的官员队伍是比较廉洁的，一直为后世称颂。促成贞观年间政风清廉的重要他律因素是权力的制衡。贞观元年唐太宗对王珪说：“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 （《资治通鉴·卷192》）唐太宗已意识到强化权力的监督和制衡对纠正决策失误和防止腐败发生的重要性，赋予门下省以封驳君主诏敕的权力。有学者评唐朝三省制时指出，凡未加盖“中书门下之”，未经政事堂议决副署，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是被认为违制的，不能为下属机关所承认。秦朝规定，“通一钱者，黥为城旦”，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东汉规定，赃官子孙，三代不得为官；北魏时，官员受羊一只，酒一斛者，罪至大辟，即处死刑；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减轻，独于赃吏最严；元成宗大力整顿官吏，一次就有18473个贪官被撤职；明朝规定，贪污受贿六十两银子，就是死罪；清朝康雍乾等皇帝视贪墨者为寇仇，铁腕反腐，*人无数。然而，自秦以降的中国封建社会，像贞观年间那样的官场风清气正，官员勤政廉政，绝无仅有，可见，称唐太宗为“千古一帝”并非有其名而无其实。

民风淳朴是社会和谐之态的外显。唐太宗曾向臣子下禁令：自王公已下，宅第、车服、婚娶、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一切禁断。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老子说：“俭，故能广。”又曰：“治人事天，莫若啬。”（《道德经》）何也？因为，俭啬则使富者不极其欲，使贵者不博其高，使尊者不炫其上，使骄者不居其傲，使奢者不夸其侈，使贪者不图其多，使淫者不矜其荡。贞观年间“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於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於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贞观政要·卷一》）这是一幅国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社会清明、五谷丰登、和睦友善、安定有序的瑰丽画卷，反映了唐太宗高超的治世能力。

贞观之治，已出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趋向。自由的真谛不在于不受束缚，而在于社会主体能够自主地作出决定。在大唐宗教信仰自由，一个人可以信奉儒教、信奉道教、信奉佛教，也可以信奉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甚至也可以同时信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宗教，与其避开车马喧嚣，不如在心中修篱种菊，人们把安身立命的境界寄托于宗教，疏瀹五内，澡雪精神，使生活更加恬静，充满善意。朝廷守成以文，设官兴学，尊崇儒术，兼修实业，文教事业兴盛。文人士子心如泉涌，意如飘风，或感情激越，雄辩滔滔，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或吟诗作画，包蕴万象。凡在朝之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国家机器生机勃勃。国家鼓励探索，支持创新，宽容失误，科技人才解放思想，潜心发明，埋首创造，突破禁区，在天文历法、数学、农学、地理、医药、水利、建筑、物理、化学、陶瓷、冶炼、印刷、造纸、纺织、造船等科技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果，推动了人类社会加速发展。贞观时期，安农乐商各得其所，从军出使人皆向往，德力动静并行不害，人们心灵的开放度和精神的自由度前所未有。

历贞观至开元，华夷和汉蕃的习俗风尚交融同化，社会生活开放多姿，流光溢彩。民间节日盛况空前：万户皆集会，百戏尽前来。月下多游骑，灯前绕丽人。欢乐无穷已，歌舞达明晨。龙舟竞渡热烈欢腾：两岸罗衣破晕香，银钗照日如霜刃。雷奔电逝三千儿，彩舟画橄射初晖。喧江雷鼓鳞甲动，三十六龙衔浪飞。寒食踏青万人空巷：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明时帝里遇清明，还逐游人出禁城。九陌芳菲莺自啭，万家车马两初晴。奇装异服新潮摩登：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秃襟小袖调鹦鹉，紫绣麻缎踏哮虎。胡姬酒肆少年沉醉：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皆携酒器行。品茗抒怀兴致盎然：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商贾如云互市兴旺：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长安。宫廷草堂燕乐胡舞，春光无限，听雨品茗，优哉游哉，蹴鞠竞技，其乐融融。

在封建礼教的压制下，人性解放、社会解放的程度决定于妇女解放的程度。唐太宗令寡妇再嫁，突破了正统妇女贞节观的限制，挖掘了妇女在人类自身繁衍、发展生产等方面的社会价值和意义，使其本原性得以充分的复苏。唐律规定：子女未征得家长同意，已经建立了婚姻关系的，法律予以认可，只有未成年而不从尊长者算违律。妇女自主择偶也得到了社会的理解。在开放的国度，女性较少受封建礼教束缚，思想较为开放，行为较为自由。杜甫的《丽人行》写道：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唐女子已走出深阁幽院，融入社会生活。崔颢的《长干行》写道：君家在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唐女子落落大方，全无羞涩忸怩之态。她们自信自强，已从过去全身障蔽、面网垂颈的状态中走出，靓装露髻地出现在盛唐的人生舞台上，涌现出不少诗人、音乐家、舞蹈家、书法家等，在中国妇女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章。唐代女性穿着服饰的变化是女性解放的外在表现，唐代女性时尚的主要潮流是：由样式遮蔽而趋暴露，由花纹、妆饰简单趋于复杂，服装风格由简朴趋于奢华，由清秀而趋丰韵。以虚帽、翻领、窄小襟袖、条纹裤和软锦靴为特征的胡服，是盛唐男女竞穿的时髦款式。晚唐时期阿拉伯商人根据亲见亲闻记录而成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写到：“中国居民无论贵贱，无论冬夏，都穿丝绸。”“女人的头发露在外面，几个梳子同时插在头上，有时一个女人头上，可多达二十个象牙或别种材料做的梳子。”今存的盛唐墓壁画、唐三彩俑、唐诗和文献记载中，都有大量出土文物和文字数据可证。盛唐，人们向往个体生命的丰盈圆融，人性、人道、人权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自然舒展和张扬，情感、智慧、创造力空前迸发，立德、立言、立功千古不朽。

大约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日本著名作家、政治和宗教活动家池田大作在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兴致勃勃谈论华夏文明时，突发奇想，问汤因比：“阁下如此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给你一次机会，你愿意生活在中国这五千年漫长历史中的哪个朝代？”汤因比回答道：“若是会出现这种可能性的话，我会选择唐代。”池田大作又代汤因比说道：“你首选的居住地，必定是长安了。”（《眺望新纪元——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鲁迅为了创作长篇小说《杨贵妃》，破天荒地跑到西安去寻找唐朝的天空，结果失望而归，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一个字也没写出来。因为“到那一看，想不到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了”，没找到一点儿感觉。汤因比之愿和鲁迅之举，告诉人们：一个秩序良好而又充满活力的社会，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社会。

天地万物逆旅，光阴百代过客，千年魂牵一梦，梦回大唐盛世！

唐太宗的伟大，还体现在他具有“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和充分自信。

唐太宗是汉族与鲜卑族的混血种，既有草原民族尚武的品格，又有农耕民族重文的传统。在他的内心既涌动着英雄豪情，又飘逸着诗情画意。这使得他具有巨大的文化心理优势和理性的开放思维。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对于唐太宗大量吸纳胡人的西向政策，朝廷重臣进行过一次讨论。中书令温彦博主张：“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而秘书监魏征认为：“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凉州都督李大亮上疏曰：“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俘之于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靡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 唐太宗坚持自己的主张，“自幽州至灵州，置顺、佑、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贞观政要·安边·第三十六》）他曾用金帛从突厥赎回汉人8万口，到贞观三年，流落到塞外后回归的汉人和自动移入中原的少数民族人数多达120万人。鲁迅说唐室大有胡气，根源在于唐太宗的西向政策，促成了胡汉杂居，和平相处，血脉相融，各取优长，使大唐人更加个性张扬，热情奔放，孔武剽悍，活力四射。

唐太宗对一切美好事物都有一种吸纳、呈示和保护的欢乐，不管它们来自何方。对于一时不能辨别的美好还是不美好的事物，也给予存在的权利。罗马的医术、拜占庭的建筑、阿拉伯的面食、西域各地的音乐舞蹈，都大受唐朝人欢迎。朝廷的鸿胪寺等机构，专门掌管对外事宜，为来唐的外国使节提供食物、翻译、医疗、丧葬、赐物、封官等优惠。外国的留学生、商人、外交官、宗教人士、学者、药师、画家、乐师、杂技魔术师随处可见，几乎不存在任何歧视。一些外国人在大唐建宅买田，娶唐女为妻，子孙相承，滞留于唐，多者数十年，有的甚至终老于唐。他们与唐人杂居，交往密切，和睦相处。

唐太宗大量征召全国名儒学者为学官，并多次亲临国子监，让他们讲论古代经典，学生中如有能够通晓《礼记》《春秋左氏传》中的一种或更多的均得补为官员。又扩建学舍一千二百间，增加学生满二千二百六十人，连屯营飞骑，也派去博士，给他们传受经典，有能通晓经义的，便可入贡举。于是，全国各地学生云集长安，甚至高句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首领也派他们的子弟入国子监学习，一时间就读学生达八千多人。在大唐的长安，人们不分种族、国籍，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都可能在朝为官，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这在古老的封建社会是惊世骇俗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很难想象公务员考试会允许外国留学生参加。日本多次派遣由大使、副使、录事、翻译、医师、画师、阴阳师、史生、工匠、新乐师等组成的学习考察团，少则二百人，多则五六百人，乘船到唐朝赴长安学习唐文化。新罗不仅在唐朝的留学生最多，而且出口到唐朝的物产也最多。唐朝周边掀起的学习唐文化的高潮，为东亚地区华夏文化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促进了大唐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繁荣与发展，丰富了世界文明。对文化交流，人才流动，包容而不阻斥，排污而不排外，扶持而不压制，唐太宗活得强健自信而又从容不迫。

据资料介绍，唐朝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中国人为荣。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王国维的《读史》诗：“南海商船来大食，西京祆寺建波斯，远人都有如归乐，此是唐家全盛时。”可为大规模文化交流和经贸繁盛的写照。开放与流动，促进了大唐日益强盛，以至于漫长的封建社会结束后若干年的中国仍自愧弗如。1956年5月，*总理会见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代表团时感慨地说：“作为六亿人口的国家，我们对世界的贡献还很小。比起我们的祖先来，我们做得还很差。一千三百多年以前，中国唐朝的首都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曾有十几万外国的居民。现在如果有一万外国的朋友同时来北京旅行，我们的房子就很成问题。所以，我们要做的和应该做的事情是太多了，而我们现在的力量是太小了。” （《*统一战线文选》）

著名文史学家虞云国指出：“古代中国出于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对精神文化的输出始终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热心与主动；而对外来文化的反应却是鄙薄与拒斥。”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亦证言：“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看成是野蛮人，而且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对外国人怀有极深的成见，甚至不屑于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科学与知识”。（《中国札记》）恐怕盛唐是个例外。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季羡林说：“如果没有佛教的输入，东方以及东南亚国家今天的文化是什么样子，社会风俗习惯是什么样子，简直无法想象。”（《季羡林谈佛》）唐太宗对佛教昌于华夏贡献甚大，这应从玄奘取经说起。玄奘（公元602—664年），姓陈名纬，洛州侯氏（今河南偃师侯氏镇）人。隋末出家，早年熟读佛教经典，深究经典理义。他知识渊博，才华出众。曾游历四方，结交佛教界人士，验校各种佛经版本，讲授经义，解疑释惑，本土和各地外国人都很尊敬佩服他。贞观元年秋天，２７岁的玄奘从长安出发，“冒越宪章，私往天竺”，也就是违反唐朝边疆管制法令偷渡国境前往印度，十九年后取经回到长安，受到了大唐高层官员的隆重礼遇和长安民众的热烈欢迎。史*载当时的情形：自然奔凑，观礼盈衢；更相蹬践，欲进不得。之前，玄奘取经回返至于阗时，给唐太宗写了一篇上表文，承认非法出境有罪，请求处治。但唐太宗听说玄奘回来了，非常兴奋，真诚欢迎他，写信告之：“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大唐西域记》） 唐太宗早已从印度使者口中知道了玄奘的威名，他信念意志坚定、人格品质高尚、佛学造诣精深、口才辩技出类拔萃，在印度留学期间，曾调和空宗、有宗，摧破佛教小乘正量部理论，制服外道对佛教的恶毒攻击，是为信奉大乘佛教的戒日王所推崇，与戒贤法师齐名的旷世高僧。当时唐太宗在洛阳督战高丽远征军，玄奘赶赴洛阳拜见唐太宗。唐太宗在仪鸾殿迎接玄奘，开口便问道：“师去，何不以相报？”玄奘解释说，上表多次，却不曾得到许可。并赔罪道：“专擅之罪，唯深惭惧。”（《玄奘西游记》）唐太宗不仅没有治罪于玄奘，还宽慰他说，你一个出家人，怎么能跟俗人相提并论呢，我不但不能怪罪你非法出境，还要嘉奖你冒着生命危险探求佛法惠及苍生的业绩。唐太宗感佩玄奘在艰难求法中所显示的品德、毅力、胆识，以及锲而不舍获取的广博知识，请求他还俗从政来辅佐自己，但遭到婉拒。玄奘说，政治之道在于儒，而自己根本不知儒学，自幼服膺佛法，所学只有佛法而已。唐太宗并不介意，诏令把657部梵文佛经安排在长安弘福寺译成汉语，又命令右仆射房玄龄、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广泛征聘学识渊博的和尚五十多人，帮助玄奘整理考较。贞观二十二年五月，唐太宗读罢玄奘翻译的《瑜伽师地论》，大加赞赏，命秘书省将汉文版《瑜伽师地论》抄写九份，分送九州郡县，然后由九所著名的寺院收藏，好让天下人一同参阅这部煌煌巨著。睿智的唐太宗还嘱托玄奘撰写一部介绍西域各国风土人情的著作，成书后取名《大唐西域记》，它记录了古代中亚、南亚各国地理、交通、气候、物产、民族、语言、历史、宗教、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各方面情况，对了解和研究古代中亚、南亚的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重建印度古代历史的最重要资料。印度虽是文明古国，但缺乏历史著作。尽管唐太宗倾向于道教，不相信佛教，但他深谙佛教具有感化人心、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是协和王化的一种工具，所以，唐太宗接纳佛教是理性的而非感情的。《玄奘传》至今珍藏在国家图书馆。唐太宗还为他写了《大唐三藏教序》。佛教既填补了中国本土文化在传播上的重大缺漏，又填补了中国本土文化在内容上的重大缺漏。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对江山社稷的永固和文明的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与历史上一些国家和中国封建社会“三武一宗”的灭佛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更加凸显了唐太宗海纳百川的恢弘气度和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

据《中国景教》介绍（朱谦之著，商务出版社），景教是公元5世纪时，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大教主聂斯脱利创立的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教派，但不被当时的罗马教会所接受，在整个欧洲被视为异教，受到打压，聂斯脱利遭到迫害，被流放致死。景教被迫向东传播，因为苏伊士河以东的教会大多赞同聂斯脱利的主张。贞观九年聂斯脱利传教士阿罗本来到唐朝，唐太宗和房玄龄都亲自接见了他。唐朝名将郭子仪最后也皈依了景教。在长安、洛阳和其它城市都建有景教寺，可谓“和宫敞朗，遍满中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象，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大秦，是古代中国对罗马的称呼。唐太宗承认宗教的多元，只要能够“济物利人”便可“宜行天下”。拜火教曾是萨珊波斯的国教，它拥有自己的神殿和祭司，在祭坛上还有点燃圣火的仪式，后波斯被大食所灭，包括波斯王子在内的拜火教教徒被迫东奔，安顿于唐朝。摩尼教是糅合了基督教、祆教、佛教而形成的新宗教，在原来的流传地遭到不幸，摩尼教创始人摩尼被活活地钉死在十字架上，其尸体被剥皮充草，悬挂在城门之上，摩尼教徒则流落世界各地。（《世界简史》英国学者威尔斯著，余贝译，新世界出版社）而这些零碎的宗教在长安城里却各有自己的据点，各有自己的教徒。唐朝尽自己的力量搜罗着世界各地的精神流浪者。（余秋雨《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贞观时期，在正教领袖、教会的推动和唐太宗的热情回应下，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开始在东土大唐汇聚。公元628年，默罕默德派使节晋见唐太宗，他们从阿拉伯出发顺着印度海岸，不远千里抵达广东。唐太宗彬彬有礼地听着使节们的介绍，对他们的宗教思想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还帮他们在广州修建了清真寺。据说，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清真寺，至今犹存。从此，阿拉伯商人沿着丝绸之路和东南海路蜿蜒而来传经建寺，伊斯兰教开始在中国落籍流传。公元645年唐太宗在灵州（今灵武）会见来自西域的穆斯林部族首领，会见后，在灵州一带设特别州府，让他们定居。默罕默德也曾致信拜占庭帝国皇帝和波斯帝国皇帝，传播伊斯兰教思想，奉劝他们信奉真主，但前者不感兴趣，后者撕毁了信件，赶走了信使。波斯帝国在公元635年派遣一批基督教传教士，奔赴大唐，并获准向唐太宗讲解《圣经》，唐太宗自己还翻阅过《圣经》的中译本。于是，唐太宗宣布接受这种异域宗教的思想，并准许在中国建造教堂和修道院。唐太宗对宗教的宽容程度真令人惊讶。历史上的宗教迫害、冲突、战争，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为害之烈是西方古老文明的中断，时至今日，宗教间的隔阂、排斥、纷争仍然是引发暴力和祸乱的导火索。罗马教皇为了建立统一的世界宗教，在公元11世纪末到13世纪末的200年时间里，以宗教圣战的名义，发动了一场主要针对地中海沿岸伊斯兰教地区的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其罪恶罄竹难书。然而，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人们从来都不知道汲取历史的教训。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后，布什总统脱口而出“这场反恐十字军战争是要花时间的”，遭致诸多批评，可见，“十字军东征”已成为基督教世界政治家的一种潜意识。有学者云，长安不仅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有国际性格的都会，内中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达旦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衷共处，这与当时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显然的对照。 高明的统治者不仅要有包容之心，包容多样，包容差异，更要有构建和而不同无冲突的和谐之态的能力。在这样的语境下，唐太宗享有怎样的盛誉都不为过。

唐太宗在对待政治文化交流问题上，不仅重视“请进来”，还重视“走出去”，积极主动吸收域外先进文化和文明成果，不断扩大国家的文化增量。印度古称五天竺，因为当时印度不是统一的，东西南北中天竺彼此征伐。公元7世纪初期，中天竺经过六年征战臣服其他四大天竺实现统一，建立了一个大帝国，叫做摩揭陀，中天竺国王尸罗逸多，即戒日王。公元641至647年，戒日王朝多次遣外交使臣通聘唐朝，唐太宗积极回应，先后四次派王玄策等率外交使团访问印度，为中印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的扩大发展奠定了基础。鲁迅先生说：“印度则交通自古，贻我大祥，思想、信仰、道德、艺文无不蒙贶，虽兄弟眷属，何以加之。”（《破恶声论》）古印度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宗教、文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对世界文明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交流，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盛唐，诸国臣服的威仪，海纳百川的气度，国家至上的观念，独领风*的文艺，美轮美奂的长安，色泽艳丽的彩陶，温润细腻的白玉，沉香氤氲的茶庄，沸反盈天的酒肆，晨钟暮鼓的古刹，阔气端庄的唐装，丰腴富态的丽人，安逸和谐的生活，让慕名而来的外国人感叹道：“死也要死在唐朝！”这些外国人对唐太宗更有着深厚的感情，公元649年7月唐太宗逝世，闻此噩耗，四方各部族在朝做官及来朝进贡的几百人，都失声痛哭，剪头发、刀划脸、割耳朵等，血流满地。

英国学者威尔斯在《世界简史》中比较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盛唐的差异时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唐代的这种对异族文化和外域文化的大规模采撷、吸收，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均可堪称典范。古往今来那些排外的民族主义者主要担心是外来的价值系统改变自己传统的价值系统，但唐太宗并不担忧，相反他认为，铁石相击，必有火花，水气相荡，乃生长虹，多元文化的交流、对话，相互接纳、融合，会使中国文化更丰富、更完整、更先进。这是何等的开放与自信！当然，唐代文化在汲取外来文化之时，始终没有放弃、否定或怀疑固有文化，相反，本土文化始终是唐代文化的基础与核心。事实上，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提纯的文化一定是衰弱的，唐代因文化的不提纯而强大。“泰山不辞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正因为盛唐的帝王们有如此博大的胸怀、洞察世事的睿智，唐代文化，不仅在诗歌，而且在书画、音乐、舞蹈、散文、宗教、思想方面，均达到发展的高峰，极一时之盛，人们的精神面貌和国家生活也发生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深刻变化。唐代文化奔放恢弘、敦厚丰腴而富丽堂皇，唐之后中国本位文化日趋强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达停滞状态，一个缺少鲜活因子注入而气度日益狭小的文化，难有包举宇内、囊括四海的精神动力和物质力量。

唐太宗无愧为“千古一帝”的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