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谁是日本倾倒核污水的幕后黑手
8月24日，日本启动核污水排放，人神共愤。愤怒之余，更重要的是静心思考日本为什么要执意“自*”还要捆绑上他人？在这个事件中谁是最大的获益者？谁是幕后黑手？他们的目的究竟何在？唯有知己知彼我们才能应对不测。
对于犯罪，刑侦人员优先考虑的几个关键问题大致是一样的：发生了什么事（罪行）；谁*（罪犯）、为什么（动机）。精明的罪犯往往会释放种种烟幕弹将刑侦引向歧途。最显而易见的往往不是真相。
对倾倒核污水，我们要问的问题是：
1）2011年3月11日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2）谁做出了倾倒核污水的决定？
3）为什么要倾倒核污水？
被倾倒的核污水源自2011年3月11日本福岛大地震／海啸引发的东电福岛第一核电站核反应堆发生堆芯熔毁。这一点是全球媒体报道与日本官方通报中都提及的不言而喻的“事实”，这十分自然、逻辑，也几乎是大多数人都想当然的。但东电福岛第一核电站内到底发生了什么？核反应堆究竟如何发生“堆芯熔毁”和爆炸的？静心审视，用“蹊跷诡谲”来形容，不足为过。
福岛第一核电站共有六个核反应堆，均为沸水堆。地震发生前，6台机组的中的1、2、3号正常运行，4、5、6号处于停堆维修状态。核电站的设计虽然已落后于时代，但同样具有抗强震能力。地震发生时，三个正在运行的反应堆自动停堆，应急柴油发电机按设计自动启动并处于正常运转状态。因而，地震本身对核反应堆没有造成任何严重损害。
既然地震不是核电站事故原因，下一个最具逻辑的“罪魁祸首”就是海啸，这似乎也是最理所当然的：1）海浪冲破了安全防线；2）数据日志及由安全参数操作的重要系统被淹没，导致操作人员无法监控反应堆内部正在发生的情况。路透社的一篇报道就如此直截了当点名“海啸”：“在福岛，海啸摧毁了核电站供电和冷却系统，导致反应堆熔化。” 这类报道也如信息海啸，冲刷着全球的舆论场。
海啸是最关键的“罪魁祸首”，还是只是个“助手”？这究竟是一场超出核电站防护设计预期的自然灾害，还是现代一体化战争的一个活生生的范本教材？
在毫无质疑地接受西方媒体、日本官方说辞之前，我们可先对比审视一下福岛第一核电站所在的宫城县等该区域其它核电站的受灾情况。
地震发生时，包括福岛第一核电站的1-3号反应堆在内，在当地共有十一个核反应堆在运转，震后全部即刻进入自动停堆状态。灾后检查结果也证明，地震本身没有对任何一个反应堆造成严重影响。地震发生后，同在宫城县的女川核电站的一座反应堆还曾报告漏水，但其三个核反应堆的冷却系统并没有发生故障。该核电站不仅安然度过灾难，而且站内体育馆还让一些无家可归的灾民避难了三个月。
一些媒体与专家们解释说，这是因为女川核电站建在海拔14米高度的堤岸上（福岛第一核电站海拔10-13米）。如果这个解释成立，那又该如何解释福岛第二核电站呢？第二核电站不仅与第一核电站相隔仅12公里，而且遭遇海啸的主体建筑比第一核电站的海拔还要低，虽然也遭到地震、海啸袭击、建筑毁坏、设施被淹，但受害却比后者轻微，1至4号反应堆在地震发生后全部自动关闭，并至15日陆续实现冷停堆，堆芯没有损坏并脱离危险。对此，许多专家与媒体们又都一致同意：至少一个因素是因为第二核电站有“一点点运气”。
那么，福岛第一核电站与其它同伴相比，遭遇不同命运的分歧点到底在哪里？
让我们回望一下2011年3月11日在福岛第一核电站究竟发生了什么。
当天下午2：46分地震发生；约3：27分第一波海啸浪潮抵达核电站，现场的潮位计显示的高度为4米。3:35分左右海啸高波抵达。此后至今的媒体反复提出一个海啸浪潮高度：13米、浸水高度约14甚至15米。听到这些数字，公众的大脑意识中自然有这样一幅惨景：14、15米高的积水淹没一切设施，当然不可能有仪器或设施幸存或正常工作。
但这14、15米的数字是怎么来的？潮位计的最大取值为7.5米，此后就没记录了。14、15米等高位值只是“专家”们的估数，说是通过现场受害情况估计“至少有一波”海浪高达13米（有说14米）扑来。至于“海啸摧毁了核电站供电和冷却系统，导致反应堆熔化”之类的说法，几乎都是猜测、估计、想当然。
同样的地震海啸，相似的条件，为什么只有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故？
地震刚发生时，日本政府、专家都出面安慰公众：地震发生后，核反应堆的控制棒会立即自动落下终止链式反应。正常情况下的确应该如此。但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态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一系列超过一切预想的事件也接二连三出现：所有电力供应全部中断、控制棒落下后反应堆的温度持续升高、仪控系统失灵甚至发出错误指令、安全参数无法读取、过热的燃料熔化，最终导致1号、2号和3号反应堆的堆芯熔毁、在未预计的位置发生氢气爆炸.......抢险救灾工作连连以失败告终。为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避免毁灭性灾难，现场指挥人员作出向反应堆、安全壳和乏燃料水池内注入大量海水的决定。随着大量放射性核污水的产生，在多个选项中，日方选择排污入海。
福岛第一核电站核事故在技术上的根本原因其实非常简单明了：1） 全站完全断电长达数天；2）仪控系统失灵。明确这两点至关重要。
女川核电站没有完全断电，仪控系统也可继续操作，一条电源线足以应对三座反应堆在十个小时内实现冷停堆。福岛第二核电站同样是电源没有被完全切断，在地震、海啸打击下外部电源等交流电力设备仍然可用。相比之下，第一核电站不仅所有电源全部被切断，而且在地震长达十一天后才接通新电源，直到3月22日，1-4号反应堆才与外部电源接通。这是十分罕见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西方媒体、“专家” 对此鲜有任何质疑。倒是有俄罗斯核专家在此期间表示，日本应把重点放在“恢复供电”上，而不是用直升机洒水来冷却核反应堆。
福岛第一核电站不仅全站长时间断电，而且几乎每个控制系统都出现故障或对紧急情况发出错误指令。
这一切固然有海啸因素，但这仅是其中的唯一、甚至关键因素吗？断电、仪器失灵、甚至发出错误指令，是否有可能是核电站的整个计算机操控系统被病毒袭击？实际上，这也正是一些熟知2010年远程袭击伊朗核设施的超级病毒“震网”（STUXNET）的分析员们指出的。
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局被指联手以色列同行对伊朗纳坦兹的核浓缩设施实施了网络攻击，导致伊朗核设施严重瘫痪。当时，超级病毒“震网”不仅使纳坦兹核设施的离心机旋转失控，而且还同时将虚假读数传回技术人员，表明“一切运行正常”。瘫痪供电系统、操纵仪控并精于伪装，这是该病毒的特点之一。若未被及时发现，将成一场核灾难。2010年对伊朗的袭击也是网络武器被首次正式用于攻击一个国家的核设施，这无异于不宣而战地发动一场秘密核战争。
“震网”病毒不同于其它病毒，它异常精密，并可长期在静默状态下潜伏隐藏，特地为袭击目标国家的各种基础设施而设计，并有效利用微软系统及西门子SIMATICWinCC系统的多个“漏洞”（还是“后门”？）实施攻击。它可通过修改自动化控制等工业控制系统软件上的数据等方式对目标设施实施远程攻击。该西门子系统在中国的多个重要行业应用广泛。继伊朗之后，该病毒又继而袭击中国等一系列目标国家的各种基础设施。“震网”除了被用于袭击核能、输电网、煤气等能源设施外，也可被广泛用于袭击一系列其它领域，如供水系统、炼钢厂、铁路与飞机等运输手段、各种通讯系统、甚至操纵金融市场的动荡。
至2011年的福岛地震发生为止，在日本的核设施中，福岛第一核电站确实比较独特，至少有两个“第一”：它是日本第一个由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与东京电力公司联合设计、建造和运营的核电站；在日本的核设施中，它也是第一个将核电站的内部监控与安保任务交付给一家名不经传、神秘低调的外国公司。前一个“第一”被业界熟知，后一个“第一”则无论在东电还是日本官方的对外通报都只字未提。
福岛地震／海啸七年后，2018年3月29日下午，在日本外国记者协会（日本外国特派員協会），时任日本原子能监管机构（原子力規制委員会）委员长更田豊志在外国记者俱乐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在会上的答外国记者问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东日本大地震前夕，为何任命以色列安保公司Magna BSP担任福岛核电站的警备工作？这是事实，所以请不要否认。”
更田委員長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事实，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
实际上，2010年，就在海啸／核泄漏发生的前一年，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内部监控与安保任务被交付给了一家以色列公司，就是这个记者问答中提及的“Magna BSP”。该公司与以色列军情机构关系非同一般。至被日方指定负责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安保系统与警备任务，该公司历史不到十年。虽然历史短暂，却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保安监控系统等尖端技术，甚至被一些研究者指责开发“外形如同摄像机一样的便携式微型核武器”。日本人做事一向谨慎，把涉及国家重大安全与能源命脉的安全保障任务托付给一家历史短暂的外国小公司，其中缘由非凡夫俗子可以知道。日方对此也讳莫如深，西方及日本媒体在公开报道中都只字未提，公众也一无所知。
福岛第一核电站还有另一个“第一”。在其六个反应堆中，爆炸最严重的三号反应堆的安全壳内部，装有世界最先进的3D立体传感和热成像视频“监控摄像头”，这也让福岛第一核电站成为日本第一个安装上这种“最先进的监控仪器”的核设施。对这个事实也同样很少有人提及。该仪器的制造者与安装者就是Magna BSP。
事故发生后，无论是东电还是日本政府的所有通报中，都在谈及“发生泄漏”、“爆炸”，既然如此，录像监控是否显示记录了核泄漏和爆炸是如何发生的？那些“最先进”的监控仪器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福岛被地震／海啸袭击四天后，2011年3月15日，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采访了Magna BSP 总裁海姆·西博尼（Haim Siboni），西博尼表示，该公司能够远程访问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计算机系统，该系统接收视频监控摄像头的图像，但他称，Magna BSP尚未获得这样做的授权。“我们还没有被允许远程控制，”西博尼称。
西博尼在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还表示“虽然我们无法进入［事故］现场，但公司安装在高处的监控摄像头保持完好无损，并捕捉到地震和海啸后爆炸的图像。”
从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设计、建造、运营、安保 ，及至东电的*，日本有两个主要“合作伙伴”国家：美国及以色列。
福岛核电站事故后，东电股份直线下落，面对被诉讼赔款等不确定前景，许多外国投资者都纷纷抛售，但英美的几大投资公司反而增持，包括贝莱德（BlackRock）、富达（Fidelity）等。
灾后，“协助”福岛核电站进行除役等善后工程的，是美国工程巨头贝克特尔公司（Bechtel）。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与贝克特尔公司皆是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大号玩家。贝克特尔公司也被许多研究者指责是美国的“吃血馒头”怪兽——在美国制造的一系列战争等灾难后的“灾后重建”中，几乎总少不了它的影子，它因此也赚得盆满钵满。
因福岛灾难，美国的汽车工业也获得了“天赐良机”。福岛大地震的两年前的2009年，通用汽车公司（GM）和克莱斯勒都申请*，通用从美国财政部那里获得救助金495亿美元，克莱斯勒获得125亿美元。即使如此，面对日本汽车业的强势，美国汽车业依然前景渺茫。关键时刻，福岛地震成了“救星” 。福岛所在地区是日本的主要工业区之一，“祸不单行”，几乎在同时期，日本汽车业的海外主要零部件生产供应国泰国也遭遇历史上罕见的灾难性洪灾，无法履行订单合同，这一切都导致日本汽车业遭受沉重打击。命运如此天渊之别，这一年通用汽车公司获得历史性收益，从两年前的*一跃而起---在2011年获得历史上创记录的盈利，从日本丰田汽车手中再次夺回销售总量 “世界第一”的桂冠。自2004年以来第一次美国的三大汽车企业同时盈利。
每当灾难袭击、股市动荡，总有一些“先知先觉”的神级玩家和享受“天赐良机”恩赐的幸运儿。但往往，金钱并不是目的，而仅是手段。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动荡中，欧美对东南亚及韩国的金融与工商实体的蚕食盛宴确保了基督教西方对诸受害国通过控股而主宰其社会的战略实施。2011年的日本福岛大地震／海啸／核污染是否也成为全方位掌控日本社会、并借日本之手实施一个极度险恶的长远战略的手段？
在亚洲制造各种冲突与灾难、摧毁整个东亚的生态环境、对世界尤其是东亚人口实施大规模削减，这个战略早在七十年代就已酝酿成型，并自九十年代伴随美国在地球物理武器领域的逐渐成熟完善而大规模实施。我们必须在这个背景下再次审视中国内外出现的一系列扑朔迷离的现象，才会解开其中的谜团。
福岛海啸与核事故究竟如何发生的？核电站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海啸与核事故是否被“协同”？这是否是一场以地球物理战＋网络战为先导的一体化战争？未来必将还原人类一个历史的真相。
2021年4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排海的决定。但这一决定果真是日本政府做出的吗？它果真是在2021年才做出的吗？还是早在2011年大海啸／核事故发生后——甚至那之前——就已被定拍了？
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排污入海？谁在幕后决定着日本的国策、管理着日本社会的运行？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了解“横田空域”与“日美联合委员会”(日米合同委員会)。这两个概念对了解当今日本社会的真实生态、日本政府的一切决策甚至一举一动都至关重要。
“横田空域”正式名称为“横田进入管制区”。该空域由美国军方管理，作为美国军机在东京美军横田基地、神奈川县美国海军厚木等基地起降的空域。该空域范围有多大？它跨越首都东京外加日本43县（日本的“县”与中国的“省”相当）中的9个，面积约3万6千平方公里，几乎占据了日本整个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美军控制的海拔高度从2450米到7000米。日本民用飞机在同一空域飞行则需要得到美军许可，并需要与美军协商协调才可设定飞行路线。美军的飞行训练、运输等军务拥有绝对优先权。东京有两大机场：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长时期，使用这些机场的定期民用航班都尽量避开横田空域，这样就不必每次都获得美军许可。东京奥运会时，日方需要增加国际航班的班次，这在其它主办国根本不算问题，却让日本大伤脑筋——必须与美军一次次“协商”、“请求”。
其中原因比那些绕道而行的民航要直截了当得多：未经美军许可，日本自己的飞机都不能在自己国家的首都东京都周边的广阔空域飞行，日本人也不能对自己的空中交通实施有效管制。毫无主权可言。
在整个世界，这种丧权辱国的安排，日本算是独自一家。二战中同为战败国的意大利和德国至今也有美国驻军，但在这些欧洲国家，美军必须遵守当地国家的法律，军机也必须接受当地国家的空中管制。
那么，这样一个丧权辱国的“横田空域”究竟是怎么来的？日本的老百姓大多对此一无所知。它是1975年在美军与一小组日本傀儡政治精英之间的秘密会议上决定的，这个日美秘密小组就是1952年成立的“日美联合委员会”(日米合同委員会)。能为我们了解当代日本提供绝佳窗口的，莫过于这个隐匿的日本政府决策及社会管理机制。
日本的大批民众对选举很认真，却对一个事实毫无所知：无论他们选谁，不过是一场戏。一切都在他们毫无所知的秘密之处定夺：每隔一周，在东京的美军基地或日本的外务省大楼，日本的一些被精心物色、培植执政精英都必须参加一个月两次与美军高层（外加一名美国大使馆的高官）的秘密会议。这些秘密会议在讨论什么、作出什么决定，与会者既无义务向国会或任何日方政府机构报告，也不必接受任何监督。但正是这些秘密讨论与决定才规范着日本政府的一举一动，无声无形地操纵着日本社会运转的方方面面。
统治日本的这个“暗箱机制”与“民主摇篮及楷模”英国十分相似，只不过在英国，至高无上的太上皇不是美军，而是英国君主。
与“遵纪守法”的日本国民一样，直到今天，在十分迷恋担当他国“民主教师爷”的英国，大批公众也不知道他们的国家至今仍被一个“暗箱”执政体制“民主地治理”着。在热闹非凡的选举竞赛大戏幕后，是一个机密的“暗箱”社会管理机制：在女王／国王的枢密院内，君主陛下定期与英国及其英联邦的某些执政精英们召开秘密会议，君主一人坐着，来自多个国家的其他社会精英（陛下的臣仆）们必须站着（很像电影中古代中国的朝廷，是不是？），谈论的话题、决定的一切都属机密。在英国社会诸命脉机构——包括军队、警察、司法、国会议员、重要政府机构担任重大官职的公职人员，要就职上任，就必须无条件宣誓效忠英国君主。这个对英国君主无条件效忠的要求也同样适用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十几个英联邦国家。
这些国家的国会通过的任何法律，若没有英国君主的签字，也都是废纸一张，在法律上，这叫“御准”（royal assent）。这一切不是历史，而是现实！一个典型例子就是2011年7月，在新西兰议会发生的一幕：毛利土著族国会议员霍恩·哈拉维拉（Hone Harawira ）被驱逐出新西兰议会，因为拒绝向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宣誓效忠。
同样，在日本的精英与驻日美军高层（通常外加美国驻日大使馆一名高级官员）之间的这些机密会议所决定的一切也被置于日本法律、议会、政府之上。这些机密会议上的“讨论”更象是美军代表美国向日本执政精英们下达的命令，日本政府毫无发言权。对此，一个已被爆光的非公开议事录上的美军发言可让人领悟：“驻日美军的上级司令官已同意此事，日本政府同意与否无关紧要。”
“日美联合委员会”的成员横跨日本政府内三十余个政府部门，囊括各个领域，这些成员会被扶植、“调教”，确保他们代替主人牢牢把控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法务司的代表成员通常由大臣官房长牵头，该大臣官房长时常会被留着检察总长的空缺。其它领域同样如此。
对于日本的这些执政精英们来说，他们要效忠服务的，既不是日本民众选出的最高政府首脑（首相），也不是官方代表日本、昔日的军国主义分子们誓死效忠的国家首脑（天皇），而是高高站在日本国家首脑、政府首脑之上的美军及其代表的美国利益。日本政府及其执政精英们的一举一动，反映的是其主人的意志。
就如其他目标国家一样，美国对日本进行有效控制的秘密武器，同样是自上而下、胡萝卜 大棒。一方面创造各种腐败、贿赂机制，渗透操纵社会各界精英阶层，进而通过他们有效控制整个国家。任何动摇、三心二意，换来的都是下台、各种丑闻、身败名裂、“心脏病”、“脑溢血”、“刺*”。即使被青睐的仆从，稍有不当，也同样会如同垃圾一样被毫不留情地处理掉。
在战后至今的漫长时期，美国把二战时期日军在中国等亚洲国家大规模洗劫的庞大财富秘密销赃后，构建了一大批秘密基金，如M-基金、吉田基金、“黑鹰信托基金”，等等。这些本来应该归还给中国等受害国的庞大财富却成为战后美国主宰世界的战争机器运转的马达，并在日本社会的幕后供养着一代代“执政党”、“在野党”的政客显贵们及社会各界的精英。
在主人的把控下，除了短暂的时期外，“自民党”几乎不间断地持续垄断统治着日本社会，在一党独大、野党遍地的政治舞台后是美国一强，如同木偶大师，在幕后一线牵引、控制着日本社会各方：政治精英权贵家族、军界、法律界、媒体、学术教育、宗教组织、娱乐界、体育界、工商金融界、警察、司法、极端右翼势力、地下黑帮网络等等，无一不在这个无处不在、覆盖日本社会的蜘蛛网控制之内，巩固这些力量与美国各界同行之间的一体化融合，通过这一体化网络中的精英群体“以日制日”，美国也从幕后有效控制着整个日本社会，并进而将日本作为一只超级航空母舰，控制整个亚洲、遏制中国、阻止苏联／俄罗斯在东北亚的势力扩张、左右整个亚太地区，为美国的全球主宰战略服务。
日本政坛如何被控制，1956年的选举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956年时，美国长期调教的“首选”岸信介在选举中败给石橋湛山。石橋湛山是所有的候选人中最不中主人美国意的。而岸信介则是经历了长达十年的精心培植、调教。（注：这个岸信介就是那个在日本历史上任期最长、最近死于刺*的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在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掠夺、奴役，并制造战争借口而发动侵略中国战争中扮演了重大角色，1931年9月18日，正是在岸信介等人的精心策划下，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突然袭击沈阳，继而侵占东北三省，启动了日本侵华战争。）
被精心栽培了这么久，却兵败给主人最不中意的石橋湛山，这让“民主导师”很是恼火。石橋湛山必须被摧毁——这是来自美国最高层的命令。经过长达一年之久的秘密行动——包括大笔的贿赂、威胁、恐吓，自民党内所有的派系终于都统一领会了太上皇的心意。1957年，岸信介被置于日本首相之位。
对日本政坛滴水不漏把控的程度也可从曾是最大“在野党”——民主党的命运中领悟。2009年，在日本众议院选举中，鸠山由纪夫率领的民主党的议席从此前的113席激增到308席，创下战后选举史记录，以压倒性优势战胜了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及其公明党联盟。然而，仅执政九个月，鸠山内阁便于2010年6月宣布总辞——一系列丑闻与纷争导致其支持率骤降。如今，这个党已经不存在了。鸠山由纪夫本人也被许多日本人蔑视、耻笑。鸠山由纪夫得罪了主人：不仅在美军基地问题上让主人不爽，而且居然还梦想推动中日韩的东亚联盟。在主人看来，这是最不可容忍的罪行。
窥一斑见全貌。毫不夸张地说，日本没有任何主权或独立意志可言，它的存在不过是作为美国的一个战争基地，一只可随时被引爆、消失的航空母舰。它的生死存亡也完全掌握在主人的手心里。为了保存自己，只能无奈地听命于主人。这种听任命运与强权摆布的“无奈”是战后日本国民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日本的国花樱花就是理解这种国民性的最佳窗口。
樱花花期极为短暂，在盛开之际随风飘落。对这同一景象，古代和现代日本人的理解大不相同。日本赏樱的习俗最初起源于深受中国隋唐影响的日本奈良时代的贵族阶层的一个雅俗：赏梅、吟［汉］诗，至平安时代已逐渐变成了赏樱，并从贵族阶层传播到武士、继而庶民阶层。在数个世纪间，与贵族、佛僧群体一同，武士阶层也对日本文化及社会诸多习俗的形成施加了重大影响，其中一个就是华夏文明的一系列要素在日本社会的传播、对日本文化的铸造。
在古代，武士把风华正茂生命的陨落喻为盛开之际樱花的随风飘落。武士的日语汉字写法是“侍”，如字所示，日本武士从属于各封建藩主，要无条件效忠、服务，包括随时准备赴死。藩主们频繁征战，因而年纪轻轻死亡属于武士的家常便饭。对于他们来说，樱花就是他们短暂一生的映照。
华夏文明的一大特征是道法术器，如同一座连接天地的智慧金字塔，“道”居最高点，术器则处于底端。古代的日本武士虽然尊崇儒家的“仁、义、忠、信”和禅宗佛教，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学到“道”、“仁义”、“禅”的本质精髓，如同西方，只停留在金字塔的底端，看不到全貌，容易走上歧途。尤其当基督教西方病态的“宗教军国主义 种族主义 历史虚构的殖民需求”通过宫廷政变“明治维新”渗透日本后，日本开始大踏步地在歧途上狂奔。
如今已被捧上神坛的“明治维新”中被扶植的西方“门徒“们不仅把”脱亚入欧“作为自己的使命，并为此在日本系统地实行全面“去汉”、“脱华”化，刻意抹除与中国文化的渊源、重塑日本的历史，逐渐把一切重塑成日本的“本土”文化、“神传文明”，甚至还仿效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精英们一个荒谬不堪的“寻根认祖”痴迷，也把日本民族与文化重构成“罗马宗源”、犹太宗源。
日本“脱亚入欧”努力的一个毒素就是西方版式的病态的宗教军国主义与种族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就是在这样的社会与文化土壤上产生的。
二战后，美国继续整个日本社会“脱华”、“去汉”化进程，对日本社会从小学开始就系统地进行西方文化同化和精神阉割战略。历经数十年，今天的日本人已很少把樱花与古代武士精神联系起来，甚至相反，樱花季节意味着樱树下喧闹的玩乐，在内心深处，对大批日本人来说，那盛开时随风飘落的悲凉的美也是一种无奈。日本人接受了，就如同日本人已普遍把昔日投放原子弹*死自己同胞的美国人接受为自己的“朋友”、“呵护者”。对于日本人来说，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就如同无情吹落樱花的风雨，是不可抗拒的强权的一部分，而日本就如同那樱花。这种国民性不承认也不会理解真正意义上的“仁义”，不奇怪，在许多当代日本人心目中，“仁义”这两个字只与“やくざ”（yakuza, 即日本黑帮）相关。
在这样一个社会，日本的一切所言所行，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2013年，日本政府前农林水产部官员、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农学部生命科学研究科教授铃木宣弘在其《食之战：落入美国圈套的日本》（食の戦争：米国の罠に落ちる日本）一书中，曾描述美国如何数十年磨一剑对日本进行“食之战”，围绕日本人的“食”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饲料，进行全方位控制。为了打赢这种无形战，美国从大学课堂开始就培养这种战争意识，向被培养的未来圣战武士们传授一个秘方：让日本依赖美国的粮食，包括饲料，这样就会控制日本的“食”，继而也就控制了这个国家。（参见《食の戦争：米国の罠に落ちる日本》）。在该书的开篇，铃木宣弘痛斥渗透于统治日本社会各个领域的精英群体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三唯”面相与日本的社会现状：“唯有现在、唯有金钱、唯有自己”。
日本社会这种现状的塑造绝非一日之功，也绝非二战后才发生的。美国不过是持续了基督教西方同化掌控日本的数个世纪的战略。早自十六世纪开始，基督教的便衣精英武士团“耶稣会”就远赴亚洲，开启了西方对亚洲的“同化征服”战。这是日本被渗透操纵的第一阶段。此后，被渲染打造成“开启日本现代化”的宫廷政变“明治维新”实际上为基督教西方“圣战者”们敞开了大规模渗透掌控日本社会的大门。借助如今已被捧上神坛的“明治维新”，西方联盟也开始了对日本系统地进行渗透操纵。这个战略在二战结束后全面升级，利用驻军等有力条件，美国主导协调了对日本社会的全方位改造，历经战后七十多年，如今已经全面掌控，滴水不漏却又隐而不显，不仅在铃木教授提及的食品领域，在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同样如此。
美西方担心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吗？当然不，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美军官兵与其日本“自卫队”同行们一起去参拜靖国神社。他们不担心，因为他们心里最清楚：在一切表象下，今天的日本已被成功改造，由一群自私、短视、失去血性也毫无民族大义的傀儡为其幕后主人牢牢掌控着，弥漫日本社会的，是对未来的悲观绝望与不求进取。日本如今存在的最大价值，就是作为对华终极大战、阻止东亚华夏文明圈一体化、撕裂亚洲凝聚力、以亚制亚战略的一个棋子。日本近年上串下跳演出的一系列反华丑剧，原因也在此。当它的用处完毕，日本对其主人的存在价值也将丧失殆尽。让它慢慢自*，并随之拖入大批目标人口，正是它的主人最满意的一个结局。2011年3月11日，这个自*开关被启动。
明白了这一切，再回头看日本政府宣布的将核污水排海的决定，也就不难领悟，日本政府宣布的，到底是谁的决定，这个决定究竟在哪里做出的。无需再赘言。
几个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要向海排污？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水，为什么西方诸国政府、媒体、“环保”之类的“公益组织”都大体上保持缄默、表示“理解”、支持”？为什么西方及日本媒体在这个问题上如此协同一致，一唱一和，煽风点火，抹黑中国公众“蛮横无理”、中国政府“转嫁民怨”、中国“底层民众缺乏科学知识”、煽动日本民众进一步反华？如今，在日本等西方国家的舆论攻势与媒体的话语权垄断下，仿佛中国倒成了该被讨伐的罪犯。
许多善良者都在问：美西方就不怕核污水吗？他们难道就可以独善其身吗？透视这一系列谜团的最佳角度有两个：
(一）幕后黑手的战略目标；
（二）现代科学技术的大革命及其军事化的两大领域（地球物理技术、生物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进程。
（一）幕后黑手的战略目标
如我们在《盎格鲁-撒克逊病态的“削减人口”痴迷》系列中详细审视的，英美为轴心的盎格鲁-撒克逊帝国的一个病态痴迷就是对有色人种甚至本国社会贫穷群体的人口削减。在现代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及地球物理科技飞跃发展的今天，这种病态痴迷也找到了完美的手段。如1995年9月27日至10月1日那次旧金山费尔蒙特酒店秘密圆桌会议的与会者之一，该次会议把人口划分成20%的“有价值”人口与80%的“无用人口”（“垃圾人口”），并探讨了如何通过“高科技”处置这些“垃圾人口”的两个方案。
非典、新冠等疫情已揭开“高科技”手段在生物基因武器领域的冰山一角，许多人还不十分熟悉的另一领域是地球物理武器。
英美为轴心的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导的二十一世纪终极大战的一个核心蓝图是：“可控摧毁”目标国家与地区的生态及生存环境、农业、经济、环境，制造社会动荡、生态危机、“生态难民”，如此对目标国家进行人口的大规模削减、甚至种族与文明的灭绝。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美西方最恐惧的华夏文明圈为主体的东亚地区，被置于优先打击目标。
与此同时，对目标国及地区的摧毁性破坏还会创造无穷无尽的天赐良机，一方面会迫使目标国家严重依赖粮食进口、为欧美的农业与生物基因战一体化大军赚取巨额暴利、埋藏基因战的特洛伊木马，同时还可制造出大批“生态难民”，如此既可通过整体移民的方式彻底消除一个潜在的国家或文明型竞争对手，还可将该目标族群的“生态难民”作为廉价劳工役使。勤劳聪明的华人等亚洲人口正是这种完美的“生态难民” 。
地球物理战被视为一体化战争中的终极*手锏，因为它的攻击对象包罗万象，从大自然到人体基因及大脑意识，因为这一切，包括地球本身，都有共性并相通相连。在自然环境领域，它则把环境生态战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赋予了现代一体化战争空前的打击力，如通过对电离层、磁层、地球板块系统等地质构造、大海洋流等的操纵控制，可引发地震、海啸、火山爆发、极端气候、超级台风等“自然现象”，并具有完美的一体化战争的组合效应，在目标族群赖以存续的生态和居住环境、基础设施、人口的身心健康与思维意识、经济、政治、文化等一系列维度，对目标国进行一体化的致命打击。
仅就狭隘的生态环境领域看，它会引发整个目标地区的生态与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导致最终的“不可生存性”，从而为下一步的战略实施铺路：大规模制造“生态难民”、人口的大规模削减甚至灭绝。
近些年来，包括某些联合国组织在内，一系列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都在渲染“气候变化”／“极端气候”将为人类带来的各种“自然灾难”，并针对全球粮食与水资源的短缺、传染性疾病等前景而作出地区性的“风险预测”。“生态难民”这个概念已成为一个新时代的流行词汇。这些所谓的风险“预测”，不过是战争狂人们下一步制造“生态难民”、实施人口削减的蓝图规划，被其御用“专家”们套上一层学术的光环，俨然一个个“科学的预测”。在他们为主人的高声叫卖中，新一代武器被蒙上层层迷雾，确保目标国家被持续蒙在鼓里。科学，已被科学界的江湖骗子们妓女化。伴随着他们“按菜单点菜”出笼的一篇篇学术论文，科学的良知也逐渐被蚕食、丧失殆尽。
（二）现代科技的发展及其军事化的问题
（1）数十年来，西方诸国大力开发的生物工程技术中，一大关键领域就是“生态修复技术”（或叫“环境修复技术”，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即针对各种海、陆、空、地下水等污染，使用各种手段移除或中和污染物。如同任何科学技术都是双刃剑，这个科技领域的飞速发展同时也衍生了一个罪恶的新式战争手段：有意制造各种污染后又通过“修复”牟取暴利。这种纵火犯转身又当模范消防员的现象已成为现代一体化战争的常规化模式。
（2）生物工程技术的飞跃发展也衍生了直接干预人类生命与健康的各种手段，包括制造或诱发包括癌症的各种疾病，同时通过开发针对各种人造疾病的昂贵药物，如此在牟取暴利的同时掌控目标族群的生死存亡。
（3）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在地球物理科学领域的大力投入、在绝密中快马加鞭的研究不仅聚焦于人工制造地震、海啸、超强台风、极端气候、诱发火山爆发等“自然灾难”，作为地球物理战的一部分，也把大量科研力量投入到操纵、改变洋流等领域。日本排污入海后，大家都依据全球洋流如何流动及流动速度来计算污水需多少天抵达哪里。这都是按照标准教科书、计算机建模算出来的。遗憾的是，现代战争从来不是“纸上谈兵”打出来的，现代一体化战争手段也早已突破了任何现有学术框架与教科书范本。
相对于“美国难道能独善其身吗”之类的问题，一个更亟待应对的问题是：针对以上（1）（2）（3），我们都有什么应对措施。
无容置疑，在对核武器锣鼓喧天的渲染与声东击西术中，在地球物理战、生物基因战、脑意识控制战这些新一代战争领域，发展中国家被长期蒙蔽，中国也远远落后于西方。但同胞们大可不必惊慌，更没有理由泄气。须知，对手们对中国深怀恐惧，一个重要原因是华人的一个特质：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想到了，中国人总是会在对手难以预想的超短时间内实现弯道超车。华为就是一个典型实例。华夏民族的特质在我们前辈的两弹三星工程上、在我们的北斗导航、墨子号量子卫星、月球背面着陆等领域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更何况，地球物理、生物基因、脑意识.....这些被大规模军事化的现代尖端科技领域，其中所需的科学原理归根结底都是我们的老祖宗早已娴熟驾驭的，只不过我们的祖先用之造福人类。
大道至简。万物相生相克。所有的武器，无论多么具有“科幻”性，都必有“克星”。万物皆由物质构成，并拥有特定的频率，所有的物质既可与能量相互转换、也可互化，掌握了频率，掌握了转换、互化、相生相克的奥秘，宇宙天地之间也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了。
当然，未来的日子必然更加血雨腥风。未来战争的惨烈必会前所未有。对此，我们必须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但无论发生什么，华夏子孙都必有足够的智慧与勇气应对正在面临、即将来临的一切。这是历史赋予华夏子孙的神圣民族使命。吾辈不可推卸。不仅为了民族的复兴，也为了人类的共同未来。
这里以先人一智与大家共勉：“有形之徒，莫不可名。有名之徒，莫不可胜。故圣人以万物之胜胜万物，故其胜不屈。” （《奇正》，孙膑）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