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醒着的,八个醉着的,读《饮中八仙歌》,却读出了杜甫的悲凉

一个醒着的,八个醉着的,读《饮中八仙歌》,却读出了杜甫的悲凉

首页角色扮演逍遥醉八仙手游更新时间:2024-05-01

杜甫于唐玄宗天宝五年(746)三十五岁时来到长安,于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后离开长安,开始流亡生涯。而在长安的这一段人生,也是他由诗歌创作者向“诗圣”开始转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天宝五年年终来到长安,起初他也是像李白刚来时那样的心态,“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没过多长时间,或许是天宝六年春天,他来长安还不足半年,走投无路的无力感便向他侵袭而来,“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从他这一段时间的作品以及那首总结他寓居长安十年心路历程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来看,他或许已经看出了这盛世背后的荒凉,于是这首作于天宝六年之后的《饮中八仙歌》便不再像我们一开始读到的那样,只是描述八个纵酒狂徒的癫狂醉态,他想表达的,或者以“诗史”的角度来看,他或许就是在刻意记录,记录下这时代的一个注解,一个有预示性的荒诞注解。于是我们想问,杜甫是在怎样一种心境下写出的这首诗?我们在初读这首看似欢乐轻松的诗篇后,能否从中观察出一点盛世中蕴含末世迹象的人物心理,能否从中读出中年杜甫无力遣悲辛的凄凉?我们带着这些疑问来细细解读这首诗。

饮中八仙歌

唐代 杜甫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贺知章即《长安十二时辰》里面的何监,这两句是说,贺知章喝醉酒后,骑在马上,晃晃悠悠,好似乘船一般,两眼昏花,落在井里,他却能安然睡去。从唐书本传来看,贺知章同李白几乎是一类人,“生性旷达豪放,善谈笑,好饮酒,风流潇洒,为时人所倾慕”,只是一个为廊庙宰,一个为布衣,不过这并不影响两人之间的忘年友谊,且有“金龟换酒”的佳话流传。《旧唐书·文苑传》里记载他“常静默以养闲,因谈谐而讽谏”,这句话倒可以反过来理解就是,谈谐讽谏,不为所用,于是养闲。这倒也挺像《长安十二时辰》里的何监,留恋开元盛世,怎样规谏,圣人都听不进去。后世有评家就说他“以文具来说,颇有地位;以政才来说,点缀而已”,这或许便是他真正的悲哀,他只是这盛世的点缀而已,于是只好纵酒吧。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汝阳郡王李琎酒过三斗之后方才去朝觐天子,他走在路上看到拉酒曲的车子便口流涎水,恨不能奏请皇帝把他封到酒泉去。李琎是唐玄宗李隆基的侄子,睿宗皇帝的长孙。唐隆元年(710),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联合发动政变,消灭韦后集团,助其父睿宗李旦重登帝位。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睿宗当立长子李成器为太子,但李成器认为三弟隆基兴复唐室功劳最大,遂坚决辞让太子之位,睿宗顺水推舟,遂立隆基,李成器死后也破例被玄宗追谥为“让皇帝”。这里的汝阳郡王李琎即是“让皇帝”李成器之长子。杜甫有诗《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中描述其“汝阳让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须似太宗,色映塞外春。”说汝阳郡王李琎长得仪表堂堂、气宇非凡,最主要的是长得像唐太宗。在封建时代,身位皇家宗室,又原本有继承之权,则会天然处于一种遭猜忌的地位,虽然他谨慎持重不与朝臣往来,但处于这样的位置,也难免会有其他想要荣华富贵的人来利用你。李琎非常明白这一点,于是他只能沉醉于酒中,他或许会对朝政有自己的政见,但也终而不能有意见,那就喝酒吧,喝酒总比去朝堂上遭人猜忌来的安全吧。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左相李适之每日喝酒须费万钱,他酒量深阔,豪饮起来像长鲸吸川,拿起杯子逍遥酒中自称是想退避让贤。这里面有一个典故,三国时期魏国人徐邈曾说:圣人为清酒,贤人为浊酒。这里李适之把自己比作乐圣的清酒,把右相李林甫(即《长安十二时辰》里的林九郎)比作贤人浊酒,有一定的讽刺意味。李适之自己也有诗《罢相作》“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来几个。”李适之是唐朝宗室,是李世民长子李承乾之孙,天宝元年(742)代牛仙客为左相,在任相职的这五年间,李适之一直处于与李林甫的争斗中,为人宽简粗犷的他常常误入李林甫设下的圈套,以致渐渐被玄宗疏远。可以说,任左相的这五年间,他也是郁郁不得志,罢相后,与他交好的几位官员先后被李林甫设计害死,惊惧之下,适之亦于天宝六年(747)服毒自尽,杜甫这首诗写于天宝六载之后,有了这样的背景,我们再读到左相李适之的醉态,你还会认为这是杜甫在简单的描写几位豪饮之士的癫狂形象吗?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崔宗之是一个潇洒的美少年,他端起酒杯的时候便会睥睨一切,皎然的姿态像是玉树临风之前。崔宗之,前宰相崔日用之子,袭封齐国公,与李白关系极其之好,可以想见他也必当是一位潇洒放逸之人。在之前读李白的时候,有记载说此二人还有岑元演(即李白诗中的岑夫子),每每饮酒之后,高谈阔论,引为知己,均以对方为堪世之大才,这三人更像是高山流水般的知音。互相诩为堪世大才,致君尧舜的才华却只能消磨在古道山川之间,悲哀啊,不如饮酒吧。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苏晋虽然是一位受戒之人,以皈依佛法的姿态来逃避世俗,却又极喜欢饮酒,以醉酒之态来逃避释家戒律,正如后人说的:以禅避世,又以醉逃禅。其父苏珦的唐书本传记载苏晋,任吏部选事,多有惊人之举,数进谠言,说明这是一个勇于任事又正直敢言之人。只是我们不知道他又为何要以此癫狂之态来逃避现实。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八位酒仙里我们最了解的当属谪仙李白了,杜甫描述李白的这四句也为后世传颂,是我们认识李白、概括李白人格魅力的佳句。天宝元年(742),李白的名气已经在全国流传开来,玉真公主与贺知章等也向玄宗推荐李白,玄宗皇帝读其诗赋,也生倾慕之心,便召李白入京觐见。李白时在安徽当涂一带安家,收到诏书后李白即作《南陵别儿童入京》“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想想此时李白的状态应该不比孟郊那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低调吧。在长安期间,李白只在诗赋才艺方面得到玄宗宠幸,犹如天子弄臣,在其他达官贵族眼里,此时的李白是令人羡慕与需要巴结的,但只有李白自己知道,他只不过是皇家生活的点缀品,于是他也纵酒癫狂,天子来呼也不去,还说他自己是酒中仙。天宝三载(744),玄宗以李白“非廊庙器”为由赐金放还,由此李白再也未能踏入长安,并且其想在仕途上有一番作为的志向也宣告彻底破灭。杜甫作这首《饮中八仙歌》是在天宝六年之后,此时的他已与李白有了深厚的友谊,也同游齐鲁等地,“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他已经很了解李白的内心了。二人同游之后,李白继续漫游,杜甫则来到长安想要有一番作为,旋即被现实打败之后,他在长安酒肆中听到了这酒中八仙的故事,想想当年好友在长安的样子,那么有才华的人都离开了,他看看自己,也心生悲凉。于是他以自己一双醒眼,记录下了这八位酒仙的癫狂醉态,他或许把这八位豪士当成了另一种样子的自己吧。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张旭饮酒三杯,方使草圣之名流传,他常常不拘形象脱帽露顶于王公贵族面前,喝醉酒后,挥毫泼墨,落纸如烟。这首诗中,在形象上最癫狂的当属张旭,而我们再观察他的草书作品,便理解了他这种狂放的行为之心理原因,他或许是在试图打破一种业已成型的规矩,不论是现实生活中的规矩,还是书法艺术上的规矩,他都希望能以一种更加不羁或更加不受拘束的样子来重新塑造,这便反映了他内心世界的桀骜不驯,最主要的是,他是要将这种桀骜不驯做到极致的。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焦遂酒过五斗才能显出他的卓然不群,喝过酒之后才肯把他的那些宏见桌识抒发出来,高深的见解往往能惊倒四座。这说明他在未喝酒时是将自己压抑着、控制着的,他本是一位头脑清楚的思辨者,但不知何种原因他的身份只能是布衣。也只有与其他几位酒仙一起饮酒时,他才肯将自己的见识抒发出来。于是我们便理解了,这八位酒仙,他们真实的本性或者最原始单纯的面目,在现实中是被压制的,而美酒便是引爆他们本性的导火线,他们在酒中肆意张狂,抒发真实自我,遂成为这盛极而衰的时代里一个怪异的注解,人们好像觉得他们不正常,但好像潜意识里又非常理解他们,当全盛的时代气象渐渐变得腐臭,人们便突然倾慕于他们。

我们初读诗篇,被其中癫狂肆意的真性情所吸引,于是我们想追寻诗篇背后的故事,我们便去了解了这八位酒仙的人生境况,终于我们恍然大悟,他们本都是“想要有所作为,却终于被迫无所作为的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各不相同,名气、才华、地位甚至有些悬殊,但却有一点,是他们的醉态中都能体现出来的,就是他们并非真正生活在无忧无虑、心情欢畅的乐境之中,他们想要有所作为,他们想要中兴这个疲惫的帝国,他们想要致君尧舜之上,却终于只能无所作为,于是只能纵酒,逃入醉乡才能让他们解脱。

盛唐,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样子呢,我最想知道的是,处于这样一个封建社会的最顶端,处于那个世纪世界第一的位置,人民的心态是怎样的,那一定是一种雍容的气象,开放包容,自信非凡,能接受一切新奇事物的到来,因为他们是第一呀,他们得引领这世界的发展,也要能包容这世界上任何样子的人民,这是一种不受世情俗物约束、充满个性解放的浪漫精神。这样的精神感染着每一位大唐的子民,他们在安史之乱把地狱带来之前,都自信地认为自己的前途,国家的前程,都将金碧辉煌。杜甫或许就是带着这样一种精神气来到京都长安的吧。只是他很快被现实打败,投门无路,人家李林甫说了,“野无遗贤”,杜甫的想要进取的路终而被奸相一句话而彻底截断。进取之心渐渐被现实的困境所消磨,初到京华时那种被盛世所震撼的懵懂也渐渐醒悟,他仿佛洞穿了末世即将到来的种种迹象,眼前是繁华美奂的盛世气象,透过这重重雾境,背后却是盛极而衰、疲惫不堪的衰老帝国,他看到了,“世人皆醉他独醒,世人皆浊他独清”,不,那八个醉着的也看到了,他们比他看到的还早,杜甫与他们一样,想要有所作为,却在“扑腾”了很多次之后终于被迫无所作为,喝酒吧,“劝君频入醉乡来,此是无愁无恨处”。

这或许就是杜甫写这首诗时的心理状态,一个醒着的,八个醉着的,模糊的双眼望过去,满眼都是盛世背后的末世迹象,荒诞不经,奇奇怪怪的事情不断发生,他看到了,但什么也做不了,于是他只好用“诗史”的笔调来记录下这些魔幻现实的时代注解,他平铺直叙的勾勒,不带任何自己的感情色彩,像是那高山上无言的摩崖石刻,等到千百年过去了,所有的宫殿都化为了焦土、盛世时的人们也早已成云烟,这石刻还静静的刻在那里,诉说着那遥远的盛世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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