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沛：不畏浮云遮望眼

【大家】

作者：马宝珠，光明日报高级编辑，著有《中国新文化运动史》《文化更新的尝试》《说不尽的历史话题》《实业元勋》《心河帆影》《一个女记者眼中的人生》，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提要》，合编《光明日报五十年历程》、“影响中国历史的三百位历史人物”（系列丛书）。

学人小传

于沛，1944年生于天津，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特聘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史学理论研究》主编。1986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提出加强中外史学理论研究，于沛参与创建史学理论研究室、创办《史学理论》杂志，其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方法论暨史学史。2004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正式启动，于沛先后任中央重点课题《史学概论》首席专家、《世界现代史》责任首席专家。2019年，开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20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近年出版的专著主要有《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历史认识概论》《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历史的慧眼》《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主编并撰写专著有《全球化和全球史》、《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6卷本）、《西方史学史》、《20世纪西方史学史》等。

一个时间节点往往蕴含特殊意义。1982年6月，已近不惑之年的于沛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毕业，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为数不多的世界历史研究生。改革开放不仅为国家发展带来勃勃生机，也为于沛的学术人生平添了巨大张力。只争朝夕，潜心研究，成为于沛随后近40年的人生常态。

时代变迁，学术界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疑虑困惑与思想交锋，有的来自国内，有的源于国外。于沛深知，只有用所学知识科学阐释这些问题，理性回应社会关切，才能与时代同行共进。

与书为伴

好学深思

1960年至1962年，于沛在北京六中读高中。学校周围有紫禁城旁的西城区图书馆、北海桥畔的北京（国家）图书馆、与天安门毗邻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图书馆。“每当我走进图书馆，仿佛进入了一座神圣的殿堂。我每天在这里饱食‘知识大餐’，尽情地汲取人类文明所积淀的丰富营养。”

于沛记得，1962年，北京图书馆举办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晚会，一位男演员充满激情地朗诵《望岳》，当读到最后两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时，听众报以热烈掌声，不少人眼里噙着泪花。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但一场自然灾害岂能磨灭中华民族的豪迈气概”。

“正是由于在图书馆的‘贪婪’汲取，我对中外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历史书籍中显现出来的历史智慧，让我莫名地冲动、兴奋。我忘记饥饿，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向着人生目标迈出了第一步。”于沛的历史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二期末考试后，执教历史课的焦老师把他叫到教研室，拿出试卷说：“你的试卷其他老师也看了，大题小题都挑不出错，确实答得好，但我只能给你95分。我教了一辈子书，没给过任何一个学生的历史试卷100分。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没有止境，你也一样。不仅要好学，更要深思，希望你继续努力。”

正是这“5分之差”，给了于沛一生的动力。

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后，于沛据己所长，把研究方向确定在俄国史、历史认识理论、外国史学思想史等方面。1982年7月，他在中国社科院的《世界历史》任编辑，同时从事苏联史研究，发表多篇论文，涉及俄国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实质、列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马克思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问题。

五年后，于沛参与创办《史学理论》，不久又参与创办《史学理论研究》。四十岁出头的他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又因成果丰富，1993年晋升为研究员。

1996年，于沛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2002年10月，开始担任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作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主任，他还肩负培养博士生的任务。

学术之旅，一路走来，于沛的步伐坚实而稳健。

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

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学者潜心世界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但由于种种原因，似乎当代中国历史科学却不把它包含在内。1998年至2008年，于沛先后担任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主持制订世界史“十一五”科研发展规划。工作期间，他在与国外同行打交道时发现，他们缺乏对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了解，对中国学者已取得的成果更是知之甚少。这几重“打击”，使他萌生了“补白”的愿望。

2007年，在一次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世界史年度选题座谈会上，于沛提议开展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史学史研究，却因条件不成熟而未被列入。这样的出师不利，并没有动摇他的决心：自己先慢慢干起来再说。

2008年，卸任所长职务后，于沛的研究时间有了保障，便在前几年积累和思考的基础上，大步向既定目标进发。

十年磨一剑。新中国成立70华诞之际，凝结于沛多年心血、全景式再现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19）》终于面世。

作为“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之一，《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19）》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脉络，对其中的关键问题做出了深入分析，集中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创建、发展和繁荣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历程，反映了这一领域的成就与经验，让学界看到了一个系统而清晰的中国世界史研究全貌，为构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于沛对当代中国70年的世界历史研究做了“经纬式”的阐述。“经”是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新时期。“纬”是对每个阶段涉及的领域、研究重点，对比前辈及国外学术研究进展，指出各阶段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逐一评价各分支学科，包括研究理论与方法、世界通史、断代史、地区史、国别史、事件与人物、专题史研究的深度与特点。

于沛认为，1949年以前，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尚未出现系统而有规模的研究，但并非不存在独立的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根本改变。尽管基础薄弱，文献资料欠缺，学科建设不尽如人意，但在整体上和国别史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中国学者还是拿出了自己独立的研究成果，世界史学科建设在短时间内得到了迅速发展。

关于“文革”时期的中国世界史研究，于沛表示，这一时期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烙印，受极“左”路线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严重摧残，历史研究完全被政治性批判所代替。但即使在这种极端混乱的情况下，一些中国世界史学者还是在逆境中继续耕耘，且有成果问世，如两卷本《世界近代史》（上海师范大学）、三卷本《简明世界史》（北京大学），以及《拿破仑传》等译作。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世界史研究，则是《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19）》的“重头戏”。谈及这些，于沛难掩内心喜悦——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给了学界足够底气。学者们打碎‘左’的枷锁，突破学术禁区，就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展开讨论和争鸣，中国世界史研究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世界史学者以一系列令中外学术界瞩目的优秀成果表明，中国世界史研究已经完成了从译介到研究的转变，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建设，以及在实践中的不断丰富和完善，使其成为具有现代科学完备形态的一门学科。”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时代呼唤加强世界史的研究，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不能脱离现实生活，不能回避当代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问题。”于沛认为，这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一个特点，世界史研究和当代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有着紧密联系，当代国际生活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不仅可以从历史中找到根源，而且许多研究课题都反映了当代世界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殖民体系瓦解的历史必然性、当代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及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问题、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冷战”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变迁、20世纪人类历史巨变等。这些问题关乎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学术界理应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做出科学阐释。

《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19）》资料扎实，气势恢宏，作为拓荒之作，这部60万言皇皇巨著为我国学术史研究书写了精彩华章。令人欣慰的是，其姊妹篇《近代中国世界史编纂：1840-1949》（60万字）也即将出版。

重道固本

守正出新

历史学家庞卓恒教授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于沛主编）序文中提到了一位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1976年，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负责编写一部综合概述当代世界历史科学概况和趋势的著作。历经两年时间，他完成了这项任务，书名是《社会与人的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后来，南京大学杨豫教授将其翻译为《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巴勒克拉夫在《社会与人的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一书中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与现象，那就是1929年至1930年的世界性大萧条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他认为，这场大萧条对世界影响很大，出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现象，其中之一就是结束了无视或蔑视、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时期。1930年以后，甚至连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巴勒克拉夫本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却想“尽可能实事求是地简略说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哲学所产生的影响”。

但像巴勒克拉夫这样的学者毕竟是少数，由于意识形态偏见，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多被忽略、被歪曲，或遭到诋毁、丑化。“冷战”结束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极力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而在国内的反映之一，就是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存有疑虑。因此，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描述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轨迹，系统阐释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彰显、弘扬其理论成就，总结、吸取其历史经验和教训，从而发扬优秀传统，克服缺点，进一步明确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方向，显得十分必要。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6卷、258万字，作为主编的于沛撰写了其中的许多章节。庞卓恒教授评价：“这是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著。”它的论述范围涵盖了唯物史观及其指引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发展阶段，即从19世纪中叶初创之时开始，到20世纪中叶发展到辉煌的高峰，再到20世纪末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空前挫折而走向低潮，但同时也预示着它必将从挫折中再度崛起、走向更加宏阔壮伟的新高潮。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于沛有这样一段精辟表述：“在人类文明所创造的瑰宝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应占有一席之地。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从不曾脱离人类文明的大道。”他坦言，任何一种学说、一种思想，只有随岁月远去、时间沉淀，才能检验它是否有价值，而对于它的选择与研究，学者们也是经过审慎思考的。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马克思主义史学仍在发展，而中国学者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动力，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制高点，能够对当代世界和中国一系列复杂问题的思考提供指导。

为什么我们要遵循唯物史观而不是唯心史观呢？

于沛认为，唯物史观的创立，是社会生产力和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科学思想中的伟大成果，是社会历史观中的根本变革，它不仅揭开了历史发展之谜，而且科学地预见了人类的光明未来。唯心史观则否认历史规律性，主张从人们的“理性”或某种“绝对精神”去研究历史，否认“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然后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去认识生产关系发展的水平，从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状况去认识思想关系的状况。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承认“历史是被阐释的历史”，而在于如何解释历史。

唯物史观的价值是后人经过时间与实践逐步认识的，恩格斯当年就这样解读过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一种表达历史过程的观点，但这种表达并不仅仅是对事实的说明，而是在说明事实的基础上，揭示出历史发展规律并对未来进行预测的阐释。”

于沛指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形成的，它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看待历史和解释历史的结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值得人们认真思考与研究，因为这是马克思终其一生的探索，从大学时代直至逝世前的最后几天，他都一直在坚持。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于沛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段话，旨在告诉人们，这正是今天我们理解“全球史观”的理论基础。

于沛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者李大钊也充满敬意，在书中，他这样描述——

“李大钊为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说的‘勇往奋进以赴之’‘殚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他是20世纪初中国的播火者。”“1920年10月初，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身着长衫的李大钊为学生开课讲授唯物史观研究。”“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

手握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这把“金钥匙”的于沛，从此开启了一扇扇学术之门。《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历史认识概论》《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历史的慧眼》《国际格局中的世界大变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百余篇文章以及在央视电视纪录片《世界历史》担任总撰稿人时留下的文字，或恢宏，或深刻，或激扬，无不彰显着唯物史观的力量。

世界眼光

中国情怀

在于沛看来，世界的新变化是一种事实与趋势，同时又是一种价值判断，人们从不同视角和立场，关注着经济全球化这股巨大的历史浪潮如何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

2006年年初，于沛的《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发表在《史学理论研究》上。他指出，经济全球化呼唤着全球史，但是，如同不存在“文化全球化”一样，也不存在“全球化”的全球史。文化的多样性决定全球史的多样性，即每个国家和民族有自己心灵中的全球史。

于沛认为，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史”并没有中断每一个民族自己的历史记忆。任何一个独立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立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既包括对本民族历史、也包括对其他民族及整个世界的历史或曰全球史的认知和判断。当前，“全球性”已经成为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立足中国、关怀人类、把握当代、面向未来，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理解整个世界发展的趋势和进程。

2007年6月8日，于沛在《光明日报》上撰文，提出全球史的两层含义：其一指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个别国家、民族或地区的历史成为具有“全球性”的历史，这种意义上的“全球史”和“世界历史”意义相近；其二，指具有“全球观念”的一种历史认识、历史思维或史学方法。

于沛认为，15、16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逐渐打破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的孤立封闭和自给自足状态，导致人类的交往发生“革命”性变化。正是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交融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历史开始从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并在此基础上向“全球史”迈进。

为扩大学术影响，于沛主编的《全球化和全球史》文集于2007年出版，汇集国内学术界的代表性研究文章41篇，均具很强的理论性与现实性，表明中国学者的经济全球化与全球史研究既有与西方历史学家相通的内容，也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西方一些学者鼓吹，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的全球化”也必将随之而来，单一的文化将取代多样性的文化。对此，于沛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全球范围内交流与互动的一个自然历史进程。由于人类社会的空间障碍正在消失，不仅使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且使人类文化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深刻影响，与经济领域不同，这种影响并不是产生“单一文化模式”的所谓的“文化的全球化”，文化领域不能形成文化上的全球化和趋同化。

于沛指出，文化的基本属性，首先是民族性。所谓“文化的全球化”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或者说是一个陷阱。因为漫长的世界历史告诉人们，人类文化的起源是多样的，在世界历史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各个民族多元文化发展的历史。如果文化的民族性失去了，世界性也就不复存在。世界文化由具有各自鲜明特点的民族文化组成，世界上不存在超然于民族文化之上的所谓独立的“世界文化”。

于沛坚信，经济全球化必将使世界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联系空前增强，各文化之间相互交流与融合的机会不断加大，各民族在继承、发扬自己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以更广阔的胸怀和更开放的心态汲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从而使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化发展表现出相互融合和多元发展同时并存的特征。然而，无论是交流还是融合，都不再是简单的“移植”或“同化”，而是在创造着与时代相适应的新文化。

2019年，于沛继续撰文，深化自己的观点。2019第3期《求是》发表了其《从大历史观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文。文章指出，有些人无视人类交往的增强，对“全球化”和“全球史”做出错误的解读。他们不仅割裂经济全球化和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联系，也曲解全球史与世界史的内在联系。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只是马克思所解释的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全球史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改变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历史进程，全球史观没有也不可能代替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于沛还说，“冷战”后，大国关系相对缓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改变。但必须看到，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生态环境恶化，人口问题、能源问题更加凸显；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无处不在；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蔓延；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维护和平、构建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仍然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面临的艰巨任务。是的，问题尚未解决，研究没有终点。于沛依然笔耕不辍，他希望继续与时间赛跑，能像当年那样，交出不负时代的答卷。

在本文写作结束之际，于沛告诉笔者，他收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发来的信息，其《历史的慧眼：今天我们怎样读历史》成为中国好书月榜图书。推荐理由是：本书是学者于沛多年研究历史的心血之作，旨在借读者一双“慧眼”，使其掌握正确的阅读历史的方法，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看懂真正的历史。

于沛，一个著书立说的人，一个平凡的学者，但他的研究成果有其独特的价值，而贯穿在治学过程中的严谨、扎实、大气、高远等品格，则彰显了其学术示范意义。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20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