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宁静的午后，我无意间翻开了一本尘封已久的书籍——《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部由著名作家沈从文倾力打造的著作，仿佛穿越时空的隧道，引领我走进了一个五彩斑斓的古代服饰世界。沈从文先生以他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为我们细致入微地展示了中国古代皇后、宫女及普通女子服饰的丰富多样与独特魅力。
通过他深入的剖析，我仿佛穿越到了古代宫廷，目睹了皇后身着华丽服饰的雍容华贵；又仿佛置身于皇宫深处，见证了宫女们身着朴素服饰的庄重与得体。更令我惊叹的是，沈从文先生还带我们走进了普通女子的生活，她们身着各式各样的服饰，展现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独特风采。
这些精美的服饰不仅映射出当时社会的审美风尚和价值观念，更是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和欣赏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灵感源泉。更加深入地理解了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也让我更加敬佩那些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美丽印记的古代女性。
这部著作不仅是一部关于服饰的研究，更是一部关于女性、关于历史、关于文化的传奇。
汉---武氏石刻贵族梁冠和花钗
【汉]梁冠、佩绶贵族和花钗大髻妇女(山东嘉祥武梁祠石刻画像)
图中展示了嘉祥武氏祠东汉石刻历史故事的部分内容。上图中描绘的是《史记·赵世家》中的赵氏托孤公孙杵臼的故事，下图则是根据《列女传》所描绘的无盐丑女钟离春向齐宣王进谏的场景。这些画作都体现了汉代儒家思想在社会中的绝对统治地位，通过描绘古代故事来传达垂训和教诲的主题。
这类故事在刘向所编的《说苑》、《新序》、《列女传》等通俗读物中屡见不鲜，自东汉以来也经常被绘制在宫廷的屏风或墙壁上，甚至在坟墓石刻中也有其身影。尽管画中人物的衣着已被简化成图案状，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汉代服饰的典型特征：宽博的大袖，袖口收敛。这种样式与战国时期的彩绘妇女俑、漆瑟上绘制的贵族男子以及长沙出土的帛画妇女衣着式样颇为相似。
从汉代的石刻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统治者无论是帝王公卿还是百官，他们的衣着式样都相差不多，统称为“袍”。当时的等级区别主要体现在衣冠组绶等材料的精细程度和色彩搭配上。通常，红色被视为尊贵的颜色，用于上服，而青绿色则稍次。吏卒通常穿着黑色衣物，平民则穿白色，而罪犯则穿赭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图中齐王所戴的冠子为东汉时期通行的梁冠，这种冠子是由铁制成的。它的特征是前面有一梁高耸，顶上一片向后倾斜，后附微起的双耳为“收”，这与西汉时期的冠制有所不同。西汉时期的冠子主要只是用来约住顶部的头发，并不裹头，即只有冠而没有巾帻。这种变化可以从洛阳画像砖墓所见的巾冠式样以及另一大型空心砖墓加彩绘的“二桃*三士”故事部分中得到印证。
此外，沂南汉石刻中的“列士传”部分可能也属于西汉时期的作品。根据古代的礼仪制度，“士”戴冠，而“庶人”则戴巾。这意味着士大夫使用冠子，而平民则使用中子。有史*载，西汉末年的王莽专政时期，由于他本人秃头，才开始使用包头的巾帻，从而形成了图中所示的冠式。另一种说法是加帻的习惯始于汉文帝时期，当时人们流行留长发，这种说法也颇有道理。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汉]信期绣锦缘绵袍(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汉]印花敷彩纱绵袍(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所展示的文物，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保存得相当完整。
以墓葬中的衣物为例，据报告所述，老妇身上保存的完整衣物共有十二件，其中九件均为曲裾款式。而在那些已残毁的衣料中，还有四五件也属于曲裾衣式。这种衣式显然是根据《礼记》中描述的“深衣”式样制作而成的。尽管衣物的尺寸与文献中的叙述并不完全吻合，甚至在同一墓葬的遗物中，衣物的式样也存在差异，但它们共同的特点是随襟旋绕而下，大体上相差无几。仅从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宋人聂崇义在《三礼图》中所作的深衣剪裁式样并不可靠。千百年来，博学之士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和讨论，因此变得毫无价值。
这些曲裾袍的特征主要包括方领、曲裾以及衣襟下摆达到腋部，然后旋绕于身后。乍一看去，可能会觉得十分新奇，仿佛这是一个全新的发现。然而事实上，这种衣物样式在文献中早有提及，关于它的讨论已经持续了近两千年。由于各方习惯性地引用各自的证据，始终无法得出一个定论。争议的焦点就集中在这五个字上：究竟这些衣物的式样是如何演变的？它们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有何关联？为何能在马王堆一号汉墓中保存得如此完好？这些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扬雄在《方言》中提及的“绕衿谓之(即裙)”的“衿”字，历来备受争议，有人认为它是衣领，也有人认为是衣襟。尽管注释家们不遗余力地引经据典，反复求证，却无人能够全面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对“幕”在扬雄时代或更早时期的真正形态一无所知。这种对“幕”的误解源于人们的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对“幕”已经了如指掌。
尽管我们对乐府诗中的“缃绮为下幕，紫绮为上襦”和“何以接欢欣，纨素三条裙”等诗句耳熟能详，也能援引《东宫旧事》中关于太子纳妃时衣服中单裙、复裙的描述，甚至还能注意到近年来出土的魏晋时期及稍后墓葬中的铅板和木简牍上常有提及的衣裙名目，但我们仍然无法解释裙子为何会突然大量出现，也无法描绘出裙子的式样在汉、晋前后有何不同。更糟糕的是，我们从未将这些信息与“绕衿谓之幕”这五个字联系起来。一旦我们试图深入探究，便会发现这个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当我们真正接触到实物时，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我们会意识到，衣领是无法绕在身后的，而衣襟则可以。正如附图中所附注的那样，绕到身后的衣襟通常被称为“帬”。这个简单的观察让我们重新审视“绕衿谓之幕”的含义，以及裙子在古代的真实形态。
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中部墓主人及侍从像
唐---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壁画
[唐] 高髻、披帛、着半臂、长裙、重台服贵族妇女和捧持生活用具侍女(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壁画)
随着唐宗室反对派的逐渐得势，那些因坚决反对武则天而遭遇不幸的男女皇族，终于得以恢复他们应有的尊贵地位。为了慰藉这些逝去的灵魂，宫中女官们举行了庄重的致祭仪式。而在这样的场合，往往会绘制一些画作，以表达对死者的怀念和尊重。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画中的主角并非那些已经逝去的皇族成员，而是根据一定的格式和规制创作的形象。以章怀、懿德二太子墓中出土的壁画为例，虽然画面各有特色，但都遵循了当时流行的绘画风格。画中的人物，无论男女，都穿着长裙，上面罩着半臂或半袖的上衣，披着华丽的披帛，结着精致的绶带，脚上穿着昂头重台履。这种服饰风格在唐诗中也有所描述，被赞誉为“金薄重台服”，特别是在履头的翻折部分，还装饰着精致的金花，更显华丽。
回顾唐初，李寿墓中石刻女乐部的衣着还保留着隋代的规制。在本墓中所见的宫女形象，虽然裙上的系结位置较高，仍带有隋代的风格，但发式却已经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变化。其中有一种被称为“回鹘髻”的发式，特点是一高一低，别具一格。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宫女都没有佩戴耳环、手镯以及金翠首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前期宫廷妇女的装束还相对朴素。尽管发式已经有了各种艺术化的处理，但使用珠翠等饰品却并不普遍。
直到开元初期，这种朴素的风气仍未发生大的改变，这与史志的记载相吻合。这也证明了《唐六典》中关于命妇花钗官服制度的记载，是在开元、天宝年间才最终确定下来的。而到了中唐以后，这种服饰风格仍然流行，并对后来的时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西北地区，这种服饰风格甚至一直延续到了五代、宋初，未见大的变化。
可以看到女侍们手中各自掌握着宫中日常使用的各种器具，如明亮的烛台、精致的扇子、寓意吉祥的如意、优雅的拂尘，以及一个敞口盘洗，必定是金银器物，彰显着宫廷的尊贵与华丽。这些器物不仅实用，更是艺术的体现，反映了当时宫廷文化的独特魅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图中还展示了一个漆或金银制成的化妆用奁具，其精美的外观与石刻上的孟顶奁具颇为相似。一个高脚杯子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下部透明，显然是由玻璃制作而成。这种腰圆扇子的样式是初唐时期的纨扇式样，与时间稍后的敦煌壁画《乐廷夫人行香图》中的扇子样式颇为相近，展现了当时扇子艺术的独特风格。
图中的长柄如意也引人注目，其样式与《列帝图》中所画的以及日本正仓院收藏的实物颇为相似。这种如意最早出现在晋人所作的《七贤图》中，历史悠久，寓意深远。而拂尘作为一种优雅的宫廷用品，也在《朝元仙仗图》和《簮花仕女图》等作品中有所体现，展现了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这些器物不仅是宫廷生活的见证，更是古代文化和艺术的瑰宝。它们以独特的方式展现了古代女性的生活状态和审美追求，为我们了解古代宫廷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这些器物也以其精美的工艺和独特的设计，成为了后人研究和欣赏的对象，传承着古代文化的精髓。
·唐李重润墓石椁线刻宫装妇女及复原图(王亚蓉敷色)
披帛，这一在古代颇受青睐的服饰配件，旧时被称作“奉圣巾”或“续寿巾”。据马缟所著的《中华古今注》记载，披帛始于开元时期。在这一时期，宫中女官们在寻常宴会、参拜、侍奉等场合，都会被赐予披帛作为装饰。而到了端午佳节，宫人们更是将其称为“奉圣巾”或“续寿巾”，寓意着对圣上的崇敬与祝福。这一传统在后来的《事林广记》中也有提及，书中引述实录称，三代时期并无披帛，而秦时开始有披帛，以缣帛制成。汉代则以罗制之，至晋永嘉年间，开始流行绛晕帔子。到了开元年间，王妃以下的女子都被允许穿着披帛，成为了当时的一种风尚。
《事物原始》中还提到，唐代的制度规定，未婚女子在室时应搭披帛，出嫁时则披帔子，以此区分女子的未嫁与已嫁身份。
到了唐初，小袖翻领的外衣仍然在使用，同时又有新款式的小袖翻领长袄出现。这种长袄与条纹小口裤、软锦靴相搭配，再加上高耸的回鹘髻，构成了一种新颖时尚的装束。另一种主流款式是在隋式小袖长裙的基础上，加上一件由上襦演变而来的半臂，其长度刚好及腰，巧妙地遮盖了裙腰部分，使裙腰上升至胸部最高处。还有一种设计是在衣下部分类似于硬衬衫的样式。
半管式样的外衣与上述款式有所不同，其袖长通常只到肘部，采用对襟翻领（或无领）设计，并通过小带子在胸前固定，或采用敞胸套头式穿着。这种设计因其便于穿脱和日常实用，一直流行到盛唐末期。
宋皇后和宫女
(宋仁宗后像,南薰殿旧藏)
“一年景”花钗冠，犹如春天的使者，绽放出无尽的生机与活力。它以精美的工艺和优雅的设计，将花的娇艳与钗的华丽完美结合，宛如一朵盛开的花朵，轻轻地戴在宫女的发间，显得既娇媚又不失庄重。
何为“一年景”？
是指在一年的时光流转中，将四季的美景、节日的庆典以及花卉的绚烂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幅幅生动而富有文化内涵的画卷。
陆游在其《老学庵笔记》中提及：“靖康初年，京师之中，丝织品与妇人的首饰衣物皆能体现出四季的变化。每逢佳节，人们便会用各种物品装饰，如春天的彩旗、元宵的灯球、端午的龙舟、端午的艾虎、中秋的明月等，无不展现出浓厚的节日氛围。而在花的方面，无论是娇嫩的桃花杏花、清雅的荷花、高洁的菊花，还是傲骨的梅花，都被巧妙地融入到各种装饰之中，共同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一年景’画卷。
宫女身穿的圆领小簇花锦衣，如同春日的繁花盛开在宫廷之中。这件锦衣色彩艳丽，图案精致，每一个细节都展现了宋代宫廷的高雅与华贵。而白玉装腰带则如清泉般纯净，为整体装扮增添了一抹清新的气息。弯头鞋更是别具一格，既符合宫廷的礼仪要求，又展现出宫女的婀娜身姿。
而在皇后的装扮中，龙凤花钗冠更是引人注目。它融合了龙与凤的祥瑞元素，既展现了皇后的尊贵地位，又寓意着国家的繁荣昌盛。交领大袖花锦袍服则彰显了皇后的端庄与大气，袍服上的花朵图案栩栩如生，仿佛正在诉说着宫廷的繁华与辉煌。
《通考》中详细记载：“皇祐元年，朝廷颁布诏令，规定妇女所戴的冠冕，高度不得超过四寸，宽度不得超过一尺，梳子的长度也不得超过四寸，且不得用牛角制作。在此之前，宫中流行着白色的牛角冠，人们都争相效仿，称之为‘内样’。这些冠冕的名字有‘垂肩’、‘等肩’等，有的甚至长达三尺，梳子的长度也超过了一尺。有人议论认为这是服饰的妖孽，因此朝廷下令禁止。”
在传世的宋代画作中，大梳子的形象并不多见，但在敦煌画中却得到了具体的展现。这些梳子一般长约四五寸，有时会搭配使用多达六把。河南白沙宋赵大翁墓壁画中也有类似的描绘。墓中刻有“元符三年”的字样，由此可知，这种发髻梳裹的样式在北宋末年仍在汴梁附近地区流行。
在本图中，皇后身旁的两位宫女身着小花锦袍，腰间系着白玉装饰的腰带，手中捧着金唾盂和巾悦，头上插着各式各样的花钗，宛如生动的花朵。《东京梦华录》中“公主出降”一节描述道：“又有宫嫔数十人，都戴着珍珠钗插，头饰玲珑簇罗，身着红罗销金袍帔。”这段描述中的衣着与本图中的宫嫔极为相似，展现了当时宫嫔的盛装。而在日常生活中，她们的衣着必然相对简朴。
龙凤花钗等肩冠、交领大袖花锦袍服皇后(宋神宗后像，南薰殿旧藏)
原画珍藏在台湾，曾在解放前的《故宫周刊》中惊艳亮相，又被精心集印于历代帝后相册中，得以流传至今。这幅画作不仅展现了宋仁宗皇后的雍容华贵，更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变迁。
据《宋史·舆服志》记载，后妃之服分为四种：祎衣、朱衣、礼衣和鞠衣，这些服饰实则源于周代制度，经过历代的演变和发展，最终在宋代形成了独特的宫廷服饰体系。《三礼图》中对这些服饰的叙述颇为详尽，为我们了解古代服饰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宋史·舆服志》中关于服饰的记载较为混乱，不够具体。实际上后妃们的服饰随着礼节的需要而有所变化，颜色绣纹也因此而异。在宋代朝服礼制中，皇后和皇太后的服饰尤为尊贵，衣上花纹多织绣两雉，并列成行，称为“摇翟”。她们头上所戴的龙凤花钗冠饰，多用金银镶嵌珠宝，以多少定尊卑。皇后和皇太后的大小花朵多至二十四株，与帝王通天冠梁相等。而皇妃的服饰则相对简约，大小花朵减至十八株，与皇太子冠上的梁相等。
尽管朝服礼制中规定的服饰式样繁琐，但在日常生活中，皇后和宫妃们的穿着却相对简单。李鹰在《谈记》中便描述了宫中御宴时的情形：“皇后、皇太后皆白角团冠，前后惟白玉龙管而已。衣黄背子衣，无华彩。太妃及中宫皆缕金云月冠，前后亦无他饰。”这种简约而不失雅致的装扮，既体现了宫廷女子的端庄大气，又展现了她们在私下场合的轻松与自在。
在精致的亦白玉龙簪上，巧妙地镶嵌着熠熠生辉的北珠，红背子华服上也缀满了珠光宝气，尽显华丽之姿。中等官僚家庭的妇女们，亦热衷于在服饰上绣上精美的珠绣，头戴金银珠翠钗，彰显着她们的身份与尊贵。
《东京梦华录》与《梦梁录》等古籍中，均有详尽记载当时汴梁、临安两大都市中繁华的珠子行铺，足见社会上层对珍珠的渴求之广、应用之多。在宋代，朝廷不仅在南海设立了专门的采珠官员，还置办了海舶司官，从海外贸易中大量购进香药、珍珠等奢侈品。
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所载，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十月，宋廷入内侍省上报，奉宸库中已有钻串绪裹的珠子，总计二千三百四十万六千五百六十九颗，种类繁多，令人叹为观止。神宗皇帝下令入内侍省，将这些珠子估价后，分散到四个交易场所出售，所得银两用于购买战马。
元代帝后像
[元]戴暖帽、垂辫环、着一色服(只孙服)皇帝(元世祖忽必烈像.南薰殿旧藏)
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的一幅元世祖忽必烈画像中，我们得以一窥这位伟大帝王的风采。画中，忽必烈身着一袭白衣，头戴银鼠暖帽，展现出一种庄重而威严的气质。
根据元代的制度，这种银鼠暖帽是与银鼠袍、银鼠比肩相搭配的，属于帝王大朝会时穿着的冬服之一，而且是最为尊贵的一种。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元朝的统治者每年会举行十三次大朝会，届时，统治者和身边有爵位的亲信大官贵族约一万三千人，都会穿着同一颜色的金锦质孙服，满身珠宝，这些珠宝均由政府提供。他们按时集中在大殿前，按照爵位或亲疏辈分用金杯进行酒宴，金紫相映，璀璨夺目。而最高统治者身上的珠玉装饰更是特别华美，彰显着皇家的尊贵与荣耀。
在元代，衣服的式样在男女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通称为袍。衣服的材质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反映了社会的阶级分化。高级大官服多用红彩鲜明织金锦制成，沿袭了金代的制度，从花朵的大小来区分品级高低。下级办事人则只能使用檀褐色罗绢等较为普通的材料。对于平民来说，他们一般被禁止使用龙凤纹样、金色和彩色，正规法令甚至规定他们只能穿暗色纻丝。此外，元朝还颁布了一系列禁令，限制特定人群穿着鲜艳的颜色。
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的禁令中提到，“凡乐人、娼妓、卖酒的、当差的，不许穿好颜色衣”（指平时）。而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的禁令则明确指出了柳芒绿、红白闪色、迎霜合、鸡冠紫、栀子红、胭脂红六种颜色不得使用。
尽管元朝对衣服的颜色和材质有着严格的规定和禁令，但实际情况中，违反禁令的往往是那些贵族官僚特权阶级和依附政权统治势力下的各种爪牙。对于大多数平民来说，他们的生活贫困潦倒，只能穿着本色或深暗色的麻棉葛布或粗绢绵绸衣物。即使有些颜色被允许穿着，他们也往往因为经济原因而无法负担。
贵族官僚们，往往身着红紫相间的华丽细软，彰显着他们的尊贵与地位。而帝王们的奢华更是达到了极致，他们不仅穿着色彩鲜明、织造华丽的纳石失和绿贴可波斯式金锦，还使用了外来细毛织物速夫，以及极为贵重难得的紫貂、银鼠、白狐、玄狐等皮毛。这些皮毛不仅用于制作衣物，还镶嵌在帽子上，金银珠宝点缀其间，更有些讲究的，甚至全部用大粒珍珠串成，璀璨夺目。
对于平民或其他人而言，他们却受到了种种苛刻的禁止法令的限制。一旦穿戴超出规定的范围，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元典章》中就有许多荒谬的记载，让人不禁咋舌。例如，有一个工人为皇帝制作了一顶新帽子，竟然被禁止再为任何人制作，否则就会犯下*头的重罪。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有官员进献了一顶新样式的黑羔细花儿斜皮帽子给皇帝，皇帝竟然下令禁止任何人再做这种帽子，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在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皇帝还下令禁止制作和佩戴一种名为“金翅雕样皮帽顶儿”的帽子，违者将受到罪责。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皇帝又因为一位驸马佩戴了他所喜欢的皮帽样式，而下令禁止街上随意缝制这种帽子，甚至连缝制这种帽子的人也被视为犯罪。
据史志详细记载，皇帝本人的帽子种类繁多，每一顶都采用了精美而珍贵的材料制作，上面镶嵌着贵重的珠宝，与衣物相得益彰。这些帽子随着季节和节令的变化而更换，展现出皇帝不同的风采。当皇帝心情愉悦时，他还会慷慨地赏赐亲信宠臣这些帽子。
在冬季的服饰中，皇帝拥有金锦暖帽、七宝重顶冠、红金答子暖帽、白金答子暖帽和银鼠暖帽等十一种帽子。而到了夏季，服饰种类更加丰富，包括宝顶金凤钹笠、珠子卷云冠、珠缘边钹笠、白藤宝贝帽、金凤顶笠、金凤顶漆纱冠、黄雅库特宝贝带后帽和七宝漆纱带后檐帽等十五种帽子。这些帽子不仅设计独特，而且多数都镶嵌着珠宝，展现出皇帝的尊贵与奢华。
这些帽子上的宝石种类繁多，红色的有四种，绿色的有三种，各色的鸦鹘有七种，猫睛有两种，甸子有三种，每一种都有不同的名称和出处。这些宝石的珍贵和独特性，进一步彰显了皇帝帽子的奢华与尊贵。
据度集《道园学古录》卷二十三记载，皇帝还会赏赐亲信宠臣各种珍贵的帽子和衣物，如金貂裘帽、珠衣珠帽、盘珠金衣、玉顶笠、大宝珠衣、盘珠衣、和尚服七宝笠等。其中，七宝笠和珠帽各一，体现了皇帝对佛教和道教的双重信仰。此外，皇帝还曾赠送给一个道士七宝金冠和织金文锦衣服，供其作法事使用。同时，还赠送了三百个黑貂皮制作衣物，缕金锦作为衣物边饰。这种奢侈浪费的行为，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通过史志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元朝皇帝对于服饰的极度重视和奢华追求。他们不仅拥有种类繁多、精美珍贵的帽子和衣物，还随时更换以应节令和心情。
[元]戴真珠饰罟罢冠、纳失石金锦衣缘皇后(元世祖后彻伯尔像，南薰殿旧藏)
元世祖后彻伯尔的形象，曾经在南薰殿珍藏，如今原画保存在台湾。在这幅画中，妇女们佩戴的是一种高耸入云的帽子，被称作“罟罟”、“顾姑”或“姑姑”，这些名称虽然音同字异，但都是指这种独特式样的帽子。在当时的社会中，这种帽子是有爵位的蒙古族贵妇才能佩戴的尊贵象征。
叶子奇的《草木子》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元朝后妃及大臣之正室，皆戴姑姑，衣大袍见。”这表明在当时，无论是后妃还是大臣的正室，都佩戴着这种名为“姑姑”的帽子，身穿宽大的袍服。而对于身份稍次的人，则只能佩戴皮帽。这种“姑姑”帽子高耸约二尺，采用红色罗绸制成，据说是唐朝金步摇冠的遗制。事实上唐朝的金步摇冠与这种罟罟冠并无丝毫相似之处，这或许是后人的一种附会或误解。
孟珙在《蒙鞑备录》中提及，元朝的妇女们有一种独特的妆容，她们常常用黄粉涂抹在额头上，这种妆容似乎与汉朝的旧妆有所相似。而在服饰上，她们所穿的衣服类似于中国的道服。特别是那些部落首领的妻子们，她们会佩戴一种名为“顾姑冠”的帽子。这种帽子以铁丝为骨架，形状如同“竹夫人”，长度大约三尺。帽子上会用红青锦绣或金珠进行装饰，显得十分华丽。而在帽子的顶部，还有一根用红青绒装饰的杖。此外，她们还有一种大袖衣，类似于中国的鹤氅，宽大而长，可以拖地而行。当她们行走时，会有两名女奴仆跟在身后，帮她们拖着衣摆。
李志常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也有类似的描述，他提到妇女们佩戴的帽子以桦树皮为材料，高度约二尺。帽子的颜色多为黑色或褐色，而富贵人家则会用红绢来装饰。帽子的形状如同鹅鸭，因此得名“故故”。这种帽子非常忌讳被人触碰，所以妇女们在出入庐帐时都需要特别小心。
从元人的图画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些妇女在姑姑冠上插着一根锦鸡尾。彭大雅在《黑鞑事略》中对这种帽子的制作材料有更为详细的记载。他提到，顾姑冠的制作材料有画木（即桦木）和铁两种选择。帽子的骨架以这些材料制成，外面包裹着红绢，顶部则用金帛进行装饰。帽子上还会插上一根四五尺长的柳枝或铁枝，外面包裹着青毡。对于身份高贵的人，他们会用翠花或五彩帛来装饰帽子，使其更加华丽。而对于经济条件较差的人，他们可能只能用野鸡毛来装饰帽子。
杨允孚在《滦京杂咏》的自注中提到，妇女们在车中佩戴的顾姑冠上的羽毛有一尺多长，当她们下车时，这些羽毛会被拔下来，由女婢手持。即使是后妃在驾驭象车时也是如此。根据这些不同的描述，我们可以得知，制作这种特殊形制的妇女冠子需要使用东北产的桦木或铁，外面糊上绒锦，并用珠玉进行装饰。妇女的经济条件越好，帽子的装饰也就越讲究。而那些有资格佩戴但经济较困难的人，他们可能会选择用粗毛织物来制作帽子。
明---嵌珠宝金凤冠(定陵出土)
在定陵的发掘中，嵌珠宝金凤冠的出土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发现。由于其保存得相当完整，这顶金凤冠为我们揭示了明代金冠的制作方法、规格和工艺水平。这顶金冠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宋人对折上巾的记载，然而，制作者误解了“折上”二字的含义，转而使用细金丝编织成网状结构。原本下垂的两条巾带被巧妙地改造为向上直举，并装饰有双龙抢宝的图案，显得既庄重又华丽。
皇后的凤冠更是璀璨夺目，上面镶嵌着珍贵的珠宝，后面则垂挂着数片点翠扇式翅叶，与宋代皇后画像中所戴的等肩冠式样完美契合。在明代万历帝后的画像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凤冠的身影。然而，画像只能平面地展现出部分真实，实物的出现让我们得以更加具体地了解这一时期的凤冠样式。
《明史·舆服志》对帝后冠服的记载极为详细，而《天水冰山录》中也列出了许多关于金银花冠的名目，同时还记录了各种不同花冠的内容和重量。然而，如果没有实物的对照，我们仍然难以完全理解这些描述。被称为“王母队”的金凤冠，在没有实物的情况下，我们无法想象它原本是由若干枝细金工作成的金钗组成，上面还雕刻着乐舞群仙和百十人的场景，为西王母祝寿的景象在仙山楼阁前展开。
在明代镶嵌细金工艺的发展达到了巅峰
尤其是在首饰制作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除了帝王之外，男子佩戴金冠的情况也相当普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地区就有数种金冠出土，这些金冠的样式大多较小，约三四寸大，卷曲的梁部设计使其能够牢固地绾住头顶的发髻，形状类似于道冠，甚至有的还采用了白玉材质。
尽管金冠在民间有一定的流行度，但在当时，其使用实际上受到了严格的法律限制。这一点在《明史》中有所体现，例如张居正被抄家时，家中搜出的一顶金冠被作为犯罪的证据。尽管如此，那些得到皇帝恩宠的大臣和太监们在穿戴上的讲究程度，有时甚至超过了帝王本身。根据刘若愚的《酌中志》记载，这些显贵们在服饰上的追求极尽奢华之能事。
以严嵩为例，他作为宰相二十多年，权势显赫。在他被抄家时，没收的一切田地、房屋和财产中，仅金器就高达三千多种，金镶珠宝器物达三百六十七种，另外还有损坏的二百五十三种，总计三千八百多件。这其中还包括了金镶珠玉首饰二十三副，共计二百八十四件，以及金镶珠宝首饰一百五十九副，共计一千八百零三件。每一副首饰都详细注明了分量，其中最重的一副竟达三十九两，约二斤半重。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金饰，如头箍、围、耳环、耳坠、坠领、禁步、坠胸、金七事、金四事等，金玉宝石簪也有三百多件。
这些数字不仅展示了明代金器工艺的精湛和丰富，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层阶级对于奢华生活的追求和享受。
清代雍正四妃子便服
雍正皇妃《雍正十二妃子图》之一(故宫博物院藏)
雍正皇妃《雍正十二妃子图》之一(故宫博物院藏,胡锤摄影)
这些珍贵的肖像描绘自《雍正行乐图》，原藏于故宫博物院。这些画作采用了精细的彩色绘制技术，其细腻程度堪比17、18世纪的欧洲油画。通过这些画作，我们可以窥见清代早期上层妇女的家常装束，其样式各异，展示了丰富的服饰文化。
其中两位妇女身着裙子，领口处保留了明式的领扣设计，这些领扣通常由金银制成，这在定陵及万历七妃子墓中出土的实物中得到了印证。她们的耳垂上挂着晶莹的珠翠耳环，增添了几分华丽。其中一位妇女还佩戴了遮眉勒，这种头饰使得她的发髻不露额头，髻式也如明式鬏髻。她身穿长比甲，裙子呈现出百褶裙的样式，这种服饰风格在明清之际的南方十分流行。
另外两位妇女则身着长袍而未穿裙子，虽然款式相对简单，但已经具备了后来旗袍的雏形。在发饰方面，三位妇女都佩戴了满族的钿子，这是满族妇女传统的一种头饰。同时，她们还使用了花钿作为装饰，这种装饰方法在南方汉族妇女中并不常见。这些钿子和花钿上镶嵌着金珠翠玉，精美绝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肖像中妇女所戴的平顶帽套被称为“钿子”，这种帽子在清代满族妇女中非常流行。钿子以其独特的造型和华丽的装饰成为了当时妇女们追求时尚和美丽的象征。
在《红楼梦》中所描述的王府大宅布局，虽然在北京是常见的建筑风格，但在描述妇女的衣着搭配时，却明显透露出江南苏州、扬州的习俗。从故宫所藏的《雍正十二妃子图》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一时期宫廷嫔妃的便装已经完全采纳了南方的样式。这些图像中的衣着风格，与《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角色的衣着极为相似，甚至比后来费小楼、改琦、王小梅等画家所描绘的形象更接近真实。图中展示的器物和背景也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境。
从四妃图中，我们可以发现南北便服虽然仍保留着各自的地域特色，但已经显露出融合的痕迹。当我们转向满族的盛装时，便会发现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这种盛装包括高耸的发髻、珠翠花饰、横插的扁平翡翠玉、涂抹脂粉的面额、加重的黛眉、脸颊上的圆形胭脂、高底鞋以及长旗袍等。这些元素大多在晚清同治、光绪时期达到成熟。
关于清代统治者上层的四时官服制度及其所用材料，这些繁琐而复杂的细节都详细记载在《皇朝礼器图》中。而《啸亭杂录》则提及了乾隆时期的一些变化。相比之下，《清称类钞》涵盖了更广泛的内容，叙述更为详尽，但遗憾的是没有图像可供比对。
清政权历经近三个世纪，其间的变化既大且多，地域差异也极为明显。任何关于这一时期的记录都难免显得片面，如同管中窥豹，只能见其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