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本文作者李汀与徐斌（右）在杭州合影。
一
4月24日下午我得知徐斌病危的消息，立刻购买了次日一早北京到杭州的高铁车票， 25日下午，我走进了徐斌的病房。
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徐斌的病情在可控范围。从发现淋巴肿瘤算起，他已同疾病斗争了六年。由于始终保持乐观豁达的精神状态，身体底子好和精心治疗，加上夫人小夏的悉心护理，病情得到了完全的控制。2014年底当我第一次听说徐斌患病去杭州探望他时，他刚做完第一轮化疗在家休养，虽然剃去了头发，使用含激素药物，人也虚胖了一圈，但面色红润，精神爽朗，开怀说笑，丝毫不见半点悲观灰冷情绪！我们海阔天空一通聊，说了大事小事往事趣事，也说起他的病情，不觉间竟过了四个多小时。我在心中为徐斌叫好：“了不起的徐斌！有这种乐观心态常在，一定能够战胜疾病！ ”以后每年我都和徐斌会面，看到他身体和精神面貌俱佳，不仅恢复了正常写作、讲学和外出旅游，而且驰骋球场，坚持每周必打一次篮球，成为浙江省“常乐老年队”的名将。
这次旧病复发徐斌再度住院，又进行一轮化疗，我仍然觉得属于正常治疗程序，虽有危险，但结果一定会像三年前一样化险为夷。尤其是看到4月17日小夏在朋友圈发的一张照片，让我的警惕性有点放松，产生了误判。照片上徐斌在病房吃着包子，笑容满面，表情幽默，气色也好。图下的一段文字更是诙谐有趣，这样写道——徐斌今晨完成了第一个化疗，收到常乐篮球队虞老先生的问候，涂抹几句以报深情：“重返球场似有难，又似此享心未甘。回回汗水汇一处，每每会餐尽余欢。二十五年如一梦，千余周日无虚悬。卧床遥听开场哨，常乐神功天地间”。真可谓病中吟，童子心！读后我有说不出的感动和快乐，由衷地钦佩老朋友的乐观坚强，也消减了对他病危的怀疑。以后我才知道，这张照片是徐斌的哥哥拍的，拍摄日期是3月22日。那时徐斌刚住院不几天，身体状况尚好。兴许是为了宽慰亲友，小夏于4月17日将此照发出。
但是仅隔十多天，徐斌病情急转直下，现在已到了生命垂危时刻。我走到他床前，他戴着呼吸罩喘息，眼睛半开半合着，也许退烧不久，面色潮红。床头柜上放着监测心跳、血氧和呼吸的仪器。
听到脚步声，徐斌睁开了眼睛。小夏说：“徐斌，是李汀来看你了。”
徐斌摘下呼吸罩，声音有些含混：“你回来了……？”他知道我刚从国外回京不久。在他的眼神里我看到了一种意味深长的感觉，我的心里有些颤抖。
“徐斌……你要挺住啊！”想说的那么多，可是刚唤了徐斌的名字，我就哽咽了。原本是想给老朋友力量的，没想到自己如此脆弱。我把手掌轻轻放在徐斌的手背上。他的手背是温凉的。
徐斌微微点头，把左手抬到胸前，攥了攥拳头，以示对“挺住”的回应。尽管动作显得那么无力，却让我极为震撼！眼睛又涌起泪水。
小夏和徐斌的主治医生都告诉我，病情已不可逆转。我问会有奇迹出现吗？医生回答：“很难……”
我告诉小夏，我订的酒店就在医院隔壁，步行不过六七分钟。我想陪伴徐斌三天，随时都可以来病房。
徐斌始终是清醒的，神情平静而坦然，接受治疗时他没有流露过任何畏惧和痛苦的表现，哪怕是一丁点儿轻微的*都没发出。有时候他会摘下呼吸罩与我说几句话，他的记忆依然非常好，我又提到来过杭州三十多次，只有一两次因忙没得见面。他马上就补充说出具体哪两次。
我不相信徐斌会这样离去，常常发愣地凝视他的面容。
我问小夏，这些年徐斌对自己的病况是否了解，有没有议论过生死的话题。
小夏说：“徐斌是研究与崇尚魏晋玄学的，他不恋生，也不惧死”。
小夏还说，徐斌的认识和她一样，活着的时候就快乐地活着，即便大环境令人悲观，也会努力让自己快乐起来。如果死亡来临，就飘然而去。
这让我想起曾经和徐斌在西湖边散步时的一次谈话，我们谈到弘一大师李叔同临终前写的最后一幅字：悲欣交集。我说道，佛性这么高的高僧到了圆寂之际，最终还是回归人性、表达了人的情感。徐斌也以为然。以后听到学界另有说法，认定李叔同的“悲欣”绝非人性之悲欢，专指佛家的大慈悲，在李叔同“悲欣交集”四字下边其实还写有“见观经”三个小字，这分明是大师悲悯一生，临终又亲证《观经》中所述的西方极乐世界，于是欣喜，有了悲欣交集的喟叹。对此，我和徐斌又有过一次交流，但没有深究下去。
4月26日下午，徐斌提出要喝水，小夏专门去给他泡茶。其间，徐斌又摘下呼吸罩问我：“几点了？”我看了手机回答他：“三点四十”。他点了点头闭上眼睛。徐斌问时间在想什么呢？我在努力猜测着。
茶水泡好又调温凉，小夏用小汤勺给徐斌喂茶，他喝得很认真，一口一口地呡着，有滋有味。然后安静地躺下，喘息也显得均匀起来。。
2018年4月26日晚23点13分，徐斌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监护仪上心电图的波纹变成了一条直线……喘息也中止了。我看到他刚才还轻微翕动的鼻翼不动了，面容安详平静，呈一幅永恒的肖像。
我们低着头久久默立在徐斌面前，凝望着他。几位医护人员也默立在一旁。
小夏真是一位超凡的女性，此刻她没有哭泣。整个病房都没有哭泣声，也听不到呼吸声，只有至纯的宁静。
徐斌永远离开了我们。此刻，我相信他已经亲历了弘一大师超凡脱俗“悲欣交集”的体悟，或者进入了他崇尚的魏晋玄学大师不贪恋生，亦不惧死的玄冥境界，向天国飘然而去。否则为什么会在完全清醒的生命弥留阶段出现心如止水，毫无苦痛、安然坐化的征象呢。我相信。
但是说心里话，此刻的我——自己却在强烈地体验着不堪承当的人的情感的哀痛，我悲哀于人生之无常，痛感于挚友徐斌的离去。
死亡只是一瞬间的事，可是失去一个人，却是一辈子。
是的。从此之后，西子湖畔的杭州，再也没有了徐斌，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了徐斌。
按照小夏和徐斌的约定，身后不搞任何告别仪式，也不再惊动他人。翌日即行火化。
翌日清晨暾阳初升时分，我和妻子小贺早早就来到医院门口，目送徐斌的灵车离去。我看到，仅有这一辆灵车，形单影只，很快就消失在花红草绿的街道。
我向灵车挥手。告别。我的心是沉静的，也是颤抖的。
此刻，杭州晴间多云，有东北微风。稍许时分，小夏在朋友圈发出一首诗，是徐斌十分喜欢读的。作者是英国诗人兰德，杨绛翻译：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1979年，大学时代的徐斌、李汀游览洛阳龙门石窟。
二
我和徐斌相识于1978年。我们是西北师大历史系同班同学，同宿舍又教室邻座，四度春秋。上学前经历亦相仿，徐斌在兰州炼油厂当钳工，因孜孜学写新闻报道，被借调至新华社甘肃分社当了三年通讯员；我在一家区办小化工厂当操作工，亦喜欢学习与写作，于1974年底选调入兰州市委宣传部当干部。时代让我们相逢于校园，感觉思想上共鸣多多，常有倾心的交谈，相互砥砺，很快就成为知心好友。另有一个巧合，徐斌在认识我之前就认识我父亲，1977年他随新华社记者采访拨乱反正中的西北民族学院，采访了蒙、藏、维吾尔语言文学专业的三位老先生，我父亲便是其中一位。这次又跟我成为同学，可谓缘分，一下子拉近了距离。
那时“文革”刚刚结束，恢复了高考制度，能考上大学者凤毛麟角，我们都是幸运儿。要把耽误了十年的时光抢回来，加倍努力学好文化知识，成为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人才，是当年校园文化的主题，也完全能够代表同学们真实的心声。可以说每位同学的心里，都有扑面而来的阳光，都有立志成才的宏愿。看那每天朦胧晨曦中校园里跑步的无数身影，“橐橐”的脚步声，朗朗的读书声（主要是读英语的声音），那夜晚图书馆、教学楼“不愿关闭”的灯光，都是我们记忆里大学时代最美的图像——永难忘怀的“希望田野”。
我和徐斌都是1966年小学毕业、69年初中毕业的同届学生。69届的初中生徒有其名，只在学校呆了一年半，常搞大批判，学工学农又学军，唯独罕学文化。数理化是空白，英语刚学了26个字母……实际上只有小学程度。虽说文科学习和理工科有所不同，工作后我们还算比较喜欢读书学习的年轻人，但杯水车薪，文化功底浅薄。现在一下就跳入大学学习，深感压力不小。不要说面对师长前辈们几十年的学问功底我们望洋兴叹，面对班上70位年龄大小不一的同学，也觉得各擅胜场，不可小觑：前有老三届学生，知识基础比我们扎实得多；后有应届毕业的少年才俊，锐意进取，锋芒可畏；尤其是不少天资聪颖又好学，长期生活在农村背负黄土青天，饱受生活重压与磨难的同学，一旦脱颖而出上了大学，读书如饥似渴，释放出改变命运的巨大激情，更是势不可挡。诚然，置身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群体，我们仿佛融入了一条洪流滚滚的江河，竞争也罢，挟裹也罢，总之不甘人后，像一朵激荡的水花，体会一往无前的壮丽，心中溢满浓浓的幸福感。
和徐斌相比，我很惭愧，学习上远没他那么勤奋扎实，成绩平平。虽说我读了史学专业，却并不钟情，只因高考中历史分数最高，为录取做了被动选择。究其原因，也许和“文革”中亲历“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等与史学相系的运动有关。思想上对史学有些逆反，学起来自然甚是无趣。所以入校后，我一直希望转到中文系去，把很多时间花费在读文学书刊和搞创作上，对历史专业课，反而学得相当粗疏。徐斌了解我的情况，常常帮我分析，开导我“热爱就是最好的老师”，不必为每次考分不高而心存纠结。我们还多次讨论“文史哲”不应截然分家的道理，分析学好史学对文学创作的必要性。其实徐斌也很喜欢写作，常和我探讨一些作品和遣词造句中的乐趣。他虽然没表示过对史学偏爱，但既然学了，就心无旁骛，全力以赴。徐斌的长处，让我看到自身不足，受益不浅。如《旧唐书·魏征传》所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在我看来，史学是很难学的一门学问，要熟知卷帙浩繁的史料，捋清基本脉络，“知所先后”及“本末”，方可“近道”，更不消说在前人之上自成一说。正因如斯，我们的老师隋唐史专家金宝祥先生多次训诫：年轻时不要写文章，也写不出什么有见地之文。我自己觉得掌握史料特别需要记忆的本领，读得多还要记得住，中国史、世界史、古文献和加上英语，要记住的东西太多，倘若偷懒，囫囵吞枣， 一考基础知识就露馅。那时刚刚思想解放的老师们，教书育人做学问积极性极高，自己编写讲课教材，想说的很多，课堂上滔滔不绝很有情感，同学们认真笔记，一丝不苟。看笔记，对笔记，查缺补漏，再看参考书，生怕有所遗漏，几乎是同学们一致的学习方法，当然也有少数有心的学生，会主动找来史学原著和名家著述阅读，以求独立思考之识。我读书不够用功，常常是笔记做完放在一边，临到考试复习一下而已。参考书自己家中有一套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五本，又买了一套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考试时也只求掌握个纲目，很少记住血肉和枝节。唯一一次是找到了一本海斯·穆恩、韦兰著述的《世界通史》，（当年西南联大的世界史教材）读得很有兴致，倒非因其历史内容引起兴趣，却是钟情于它的体例和漂亮的文字叙述。而徐斌读书很有方法，他除了认真听讲记笔记，还会多读一些重要史学著述，把学习史实和细致思考结合起来。他不知从哪里借到钱穆的《国史大纲》，一连多日细心研读，并向我推荐此书。
徐斌的学习认真而细致，每次考试成绩总在班上名列前茅，但他并不以此为胜，而是力求真有收获，积淀学问，因此引起老师关注。大二时，南开大学郑天挺先生和我校郭厚安老师商议，希望西北师大选编一本《明实录经济资料辑要汇编》，由郭先生选择摘录内容，夹上小纸条，选择几位学习好、汉字也写得好的同学抄录卡片。郭先生首选了徐斌、王永曾和卢世雄三人，整整一个多学期，我看到徐斌翻看史料，工整摘录，一丝不苟，善至始终。《明实录》共有470册之多（当年的小开本），在我眼里做好这项工作劳心费神过于枯燥，真是一个苦活儿。但徐斌乐此不疲，有时与我交谈笔读“汇要”之心得，说看此类皇上的起居注，倒是得知不少第一手的历史材料。他这种学习态度，令我敬佩。顺便说一句，郭先生治学严谨，授课特点也以纲目清晰简约为特征，板书亦很漂亮，据说文字表达属于高手，是甘肃省中小学历史教材的主笔之一。但在一次年中考试时，他出的题目竟有元代户籍数到明朝初年户籍数的变化一题，这令我大为不解，心有抵触。自然郭先生是想通过户籍人口数量的变化，来探究元代对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的破坏，但要求学生记住如此具体的许多数据，我却不敢恭维。我把自己肤浅的不满说给了徐斌听。以后郭先生明史结课的最后一堂晚自习课我也未去听讲，徐斌回来告诉我“这堂课讲得极为精彩，你没去听是太亏了！讲过之后全班同学热烈鼓掌很久呢！ ”徐斌介绍郭先生说到了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三境界说：凡古代成大器者，务必要历经“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三种境界，意在黾勉有志者登高望远视野开阔，苦心追求不畏艰苦，柳暗花明方有收获。听了徐斌讲述，顿时让我激动莫名，后悔不迭，心中对厚安先生肃然起敬。而且从此也永远记住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受古人“行千里路，读万卷书”的感召，大学时期我和徐斌就有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的强烈愿望，视徐霞客为楷模。1979年暑假我和徐斌分两路单独外出旅游，我的线路是：由陕西宝鸡入川、滇、贵后抵达广西，再到广东湛江，从雷州半岛最南端徐闻码头乘船渡过雷州海峡去海南岛，再乘船折回广州，经湖南、湖北、河南、陕西西安返回兰州；徐斌的路线则是东北三省到山东，之后到北京，再经河南、陕西返兰。
回想起来特别有趣，为锻炼独自体验观察社会和克服困难的能力，我和徐斌没有结伴而行，而是仿“独行侠”遨游万里。两人约定在郑州火车站落脚会合，再同游洛阳龙门石窟、白马寺和西安大雁塔。
当时没有手机，一个月内又处于随时转移的“游击战”状态，根本无法书信联络，因此俩人说好若无特殊情况发生，一定要准时抵达郑州，在火车站留言牌下见面！如果超时24小时，就等于事出有因放弃约定，先到者可在留言牌上留言，之后可自行其便。
四十年前万里之行可谓栉风沐雨，困难重重，一路上我和徐斌乘火车坐硬板座，住宿是5角钱一晚的旅店，睡大通铺或上下床，经常白天看风景，晚间上火车打盹休息，衣服脏了在旅店洗好来不及晾干就装在一个塑料袋中，到火车上再搭在窗口迎风吹干。一双塑料凉鞋一把伞，两件短袖衬衣两条单裤，我们走了一路，但情绪亢奋，眼花缭乱，扑迎高山大海，纵情名胜古迹，好不乐哉快哉！记得我抵达海南岛秀英码头时，突遇一场瓢泼大雨，竟然头顶大雨50分钟走到海口市，接着就发了一场高烧。但次日依然兴致勃勃观看椰林风光，心旌摇动。在海口市图书馆门口我留下一张照片，为它提名：天涯也有读书人……。
我到达郑州那天，急于找到火车站留言牌，揣猜着徐斌是否能够按时出现。人影憧憧未见到徐斌，仔细一看留言牌，顿时惊喜万分，他早上已抵达郑州，看我未到，先打一个时间差去开封一览，下午三点再到郑州！下午三点，我们在留言牌下见面，热情拥抱！接着买了一只西瓜大快朵颐，一边庆祝我们守约相会，一边述说万里之行！直说得眉飞色舞，喜笑颜开，旁若无人！接下去两天，我们照计划行事，游览了龙门石窟，在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前合影留念，又骑上了白马寺的石白马（那时容许上马拍照），最后抵达西安，瞻仰了高耸的大雁塔。在以后几十年中，我和徐斌多次回忆起这次万里壮行，说起我们守约而相会于留言牌下的快乐，依然那么激动。
虽说功底有限，老师也不鼓励大家写史学论文，但不少同学还是心存追求，不甘沉默，愿把初步研习的心得整理成文。大约1980年底我和徐斌看了《清宫秘史》的电影（以前也看过），又接触了近代史，了解到中国戊戌变法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对戊戌变法失败原因产生了兴趣，就商量合写一篇探讨文章。和以往的观点有所不同，我们认为除了客观条件之外，维新派主观上的过激行动和策略失误是造成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过去只强调历史的必然性而忽视偶然性研究是片面的。为了写这篇论文，我们花了近半年时间，查阅资料，寻找论据，提炼观点，整个寒假都在读书研究，在确认了论文提纲和主要史料之后，由徐斌执笔完成，俩人又一起打磨修改。这篇7000多字的文章写成后，发表在市一级的社会科学刊物《兰州学刊》上，并收录在1981年10月西北师大《学生论文集》第二辑。对徐斌和我来说，这篇文章都属首篇史学论文，因之体会很深，难以忘记。今天回过头看，文章虽然写得比较稚嫩，水平有限，但它毕竟是我们青春芳华的作品，也是我们友谊的见证。在这本学生论文集里，我记得还有同班同学张莲、王淳写的一篇关于对《印度通史》一个问题的质疑文章，李华瑞写的农村人口的文章等。
梅花香自苦寒来。徐斌博学而有才，勤奋又有恒心，大学时代已显露学术成材的前景。本科毕业后他考上了魏晋史学专家王俊杰教授的研究生，毕业后先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做研究，后担任省级刊物《观察与思考》杂志的主编，写出了许多有分量的调研报告和文章。五十岁以后又回归史学领域，在担任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职务又承担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孳孳矻矻，勤奋研究，笔耕不辍，十数年中撰著了《魏晋玄学新论》《论衡之人-王充传》《天地良心-马寅初传》《旷古书圣-王羲之传》《马寅初年谱长编》等六本大作。这些书出版之后，徐斌都会给我赠送一本，看到这些著述，我会自然想到徐斌学生时代读书写作的情景，心中再一次涌起感动。
是的。徐斌当年是一名钳工，六九届初中生，文化功底尚浅。但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用几十年的奋斗历程，成就了自己，成为一名硕果累累，独有建树的学者专家，让侪辈老同学引为骄傲。
1995年，李汀与徐斌在杭州西泠印社。
三
徐斌待人真诚而儒雅，稳重和气，与人为善，一派谦谦君子风度。但在大学时期我就知道，他不仅谦和稳重，而且很有个性，秉持独立思考，凭良知做人做事，不愿随波逐流，甚至体现出率性和特立独行的风格。
那时我和徐斌都在班里担任学生干部，听到和接触事情较多，有时要介入学校或系里布置的一些学生工作。大二那年，有位同学在家务事处理上不慎，按系里要求，开了一次班会作检查和批评帮助。对此我是积极参与者，作了认真准备在会上发言，当然都是善意的心声。到了会场，我发现支委和班委会所有成员都到了，唯独徐斌没有参加，也没听说打招呼告假。此举让我和其他班干部有些诧异，也有同学略有微词。诧异之后引起了我的思索，莫非徐斌认为此事本不该由学生自己来管，还是他对是非曲直另有一番认知呢？依我的判断，其中必有缘由。但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以后我和徐斌也没有再提及交流过，甚至完全忘却。到了2010年底，徐斌有一篇非常深刻精彩的辞职演讲，其中尖锐批判了时下大学教育中种种弊病，举例提到2006年他所在的工商大学组织本科教育评估时的一个场景，“要求评估组进入会场时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那天我是整个礼堂中惟一不起立、不鼓掌的”。读到此时，我突然想起了三十多年前那次小小班会上徐斌溜号的事情，禁不住哑然失笑。也许徐斌对此事已经忘却，但我看到了他一以贯之的形象，宁可特立独行，也不愿违心随众。只可惜，老朋友再见面时未能旧事重提，好探个究竟。
我们所处的大学时代，是个思想解放、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年代。徐斌和我们许多同学都属关心时代进步，反思文革教训，拥护改革开放的理想主义者。遇到大是大非的思潮问题，也勇于表明自己的观点。1979年春季开学不久，校园传来不少讯息，认为有人“欲在砍旗”，以维护*思想为由，对三中全会的路线提出质疑。不久后理科楼前广场旗杆基座上贴出了署名为“扶桑”的大字报，用语尖锐，颇有“文革”气势。我们看到中文系、政治系和许多系科的同学针锋相对，贴出大字报反击（当时还允许贴大字报），而“扶桑”擅辩，斗志昂扬，来文必驳，上纲上线，火药味甚浓，一时形成校园风潮。我和徐斌等人觉得应该参与讨论，亮明历史系同学的态度，但必须转变“文革”遗风，以讲理分析为目的，绝不随意打棍子扣帽子。于是我们在宿舍写了一份大字报，题目是：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主要内容大体是支持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不赞成“凡是”。记得由我持笔挥墨，徐斌、少沛、廉李章、潘卫平、王林子、黄志昌等八位同学凑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一蹴而就。在众多大字报中，我们的文章比较温和，语言经过斟酌，有理有据，没有触目惊心的刺激性词语，但求实事求是的道理。好战的“扶桑”不知有无看到我们的文章，未见反驳之文。
徐斌讲求说真话，对虚假的事情相当反感。有件事我记忆深刻。大一下半学期，按学校统一安排，我班去学校靖远农场劳动一个月（当年学校还有农场，称作分校），徐斌作为副班长负责此事。有位同学可能想回避去农场，就对徐斌说了令堂大人病重濒危的理由告假，自然获准。事后徐斌得知真相后大为惊愕，他把情况告诉了我（当时我是支部*）。两人都十分想不通，感叹许久，觉得骇俗之举有点逾越了我们对良知的认识水平，因此也对这位同学产生了一些不佳看法。当然我们也仅仅作为看法留存心中，对该同学始终友善尊重，直到大学毕业。三十多年后的2012年，徐斌还记着这件事，认为是一件让自己“终身难忘并引为思考人性复杂的事情”，在他写回忆录“靖远分校十记”中作了详细记述。徐斌把文章发给我征求意见，并拟发在同学的QQ群中。因为此时这位同学已经离世多年，我们都很慎重。看后我给徐斌发了一封长信，并通电话进行探讨，达成共识：真实的往事可以记述，但记忆中凡有疑点或可能引起歧义的细节都应留有余地，并主要从自己引起的思考表述，这样做可能对同学有更多的善意、理解和尊重。之后徐斌又对回忆作了仔细修改，在记述分析之后，真诚地表示深深感谢这位同学“给了自己人生启示，愿他能知晓我的这份心意”。看了这篇回忆，我既感到了徐斌真挚的同学情谊，又看到了他把握真实的严谨。
也许徐斌以后研究魏晋玄学，崇尚竹林七贤等诸位大师的做人风骨，尤其是研究撰著王充、王羲之、马寅初等古今人生过程中，受到中国士人理想人格的浸染，神交而心向往之，按他自己在《旷古书圣王羲之传》后记的说法是“传主常常会像一面镜子似地立在眼前：独立率真的人格，自由美丽的心灵，活力四射的创造性”“牵引着我一路如醉地写了下去。在我的生命旅途中，有一段时光与右军同行，可谓三生有幸”，“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于是徐斌自己的人生也随之升华——重道义、真性情！
我明显感到徐斌知天命之年后，更为崇尚知行合一、“为己之学”等中国历史先贤的高远超凡境界，崇尚普世理念，言行愈加地体现出率真、率性和放达的风骨，对世风日下、人心恶化之社会道德状态；对中国大学教育中存在的弊端、“谋食不谋道”、人文追求式微等严重问题，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批判之声，体现出我行我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气魄。
那份2011年辞去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演讲，集中体现了徐斌的思考、勇气和傲然风骨！它实事求是、真知灼见，一针见血，是忧国忧民的呐喊，是人文精神的呼唤，是教育改革的良药，以后在网上广为流传，反响强烈，几度高潮，经久不衰。我多次读过徐斌的演讲全文（有的版本有节选），每读一次都受益匪浅。我以为这篇文章对改革中国大学教育，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我同时以为，这篇文章是徐斌最具光彩的论文，可以与他呕心沥血的三本人物传记一样，作为可留下的思想财富，载入史册。
其实，在这次演讲以前徐斌在2009年的一次文化战略发展研讨会上还有一篇演讲，其警世分量和精彩程度绝不亚于他的辞职演讲。他也把这篇发给我看，读后同样让我久久不能平静。徐斌列举分析了中国文化发展现状的种种问题后，尖锐指出“假的流行与泛滥，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文化精神堕落的表现……我们首先需要好好的反思一下中国文化的现状，认识到一些危机。当下最要紧的文化发展战略即是：引导人们以讲良心、讲是非的态度，对待身边一点一滴的小事，营造出一个好的中国文化来。到那个时候再来谈文化输出，再来谈大国文化。”
看到徐斌接二连三的直言“炮击”，作为挚友，首先是钦佩。我也在分析，徐斌为何到了逾天命、近花甲的年龄，居然有如此之大气魄，壮怀激烈、书生意气？！除了上述缘由，我想到徐斌作为大学人文院长的使命精神，每天要面对黉门莘莘学子，国家民族未来，承当解疑释惑的师长，倘不能以良知之心、光明之心传承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真谛，不能培养“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境界，不能培养追求真善美的理想，岂不是误人子弟？ 面对自己痛感到种种有害于祖国和民族进步的弊端，徐斌选择了发出诤言而毫无畏惧！乃至辞去职务以求道义的悲壮之举。徐斌在辞职演讲稿中不仅有指名的批评，所列举的问题弊端又以自己的学校为例，岂不是要让许多权势人物难堪，会不会招致忌恨和报复？
和徐斌相比，我承认此时的我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对人生的理解，对个人在推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皆比较中庸，陷入凡事皆有缘由，一切选择仅有相对意义的认识立场。这种境界没有徐斌的高，勇气更是不及。面对物欲横流、思想撕裂、是非不朗、世风窳败、高手称雄的现实社会，我愈加崇尚“独善其身”，不期奢望“兼济天下”；宁可遁世独品采菊东篱下的逍遥，也不愿入世争斗，乃至发生呐喊。实际上这也是意志的怠惰所致，一种弱者的世故。
也许依我之识对徐斌的担忧是多虑的。徐斌辞职之后，依然坦荡如旧，当他的教授，讲当代史居然还选择了“文革”史！ 我们每次见面他照样谈笑自如，直言不讳，谈古论今，锋芒不钝。而且退休之后还他和友人一起在西子湖畔办起了书院，指点江山，直抒胸臆， 好不潇洒。徐斌病重，工商大学数百计师生闻讯争相为他的血液配型捐献；工商大学前校长来到医院挥泪告别；徐斌离世后，浙江省儒学会、文澜书院和工商大学文学院师生先后举办了追思会，吐露心声，情深无限，正如文澜书院任平先生的文言悼文结尾两句所倾诉“呜呼，言有穷而情不可终，先生其有知也邪，其不知也邪？！”
这一切都说明了什么呢？因为真诚坦荡也许招人忌恨结怨，同样因为真诚坦荡也能化解怨恨、自我保护。更有甚者，因为真诚坦荡可以拥有更多的知音、友人。
徐斌实现了。
2002年，徐斌、李汀在甘肃河西走廊合影，背景是汉代长城。
四
1978至2018，我和徐斌有四十年的交往，友情既清淡又醇厚，日久弥深。
2016年我去杭州，偶然产生兴趣和徐斌算起了多年来我到杭州一起见面的次数和缘由，第二天徐斌递给我一页纸，上边记述了他回忆的情况，竟有24次之多，经两人一合计又加了4次，是28次！再加上徐斌来北京的次数至少有7到8次。这个记忆中的统计，令人兴奋，让我们哈哈大笑。
其实在我进北京、徐斌去杭州之前，两人见面的情况还未计数在列。82年大学毕业徐斌读了三年研究生，我先在兰州一家社科刊物当编辑，一年后被光明日报选调进了甘肃记者站当记者，这段时间我和徐斌在兰州经常见面聊天有许多有趣的经历。1984年初冬，我对甘肃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文化遗址进行采访，当时遗址尚在发掘，不对外示人，但遗址内容丰厚，可与西安半坡相媲美，我邀请徐斌一起前去先睹为快！我们乘记者站一辆北京吉普在颠簸的山路上前行，前后六七个小时，不料徐斌发生晕车，呕吐了一路，脸色惨白，但决不放弃前行。当大地湾遗址出现在眼前时，徐斌神奇地中止了呕吐，我们下车狂奔，爬上山坡，站在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最早的殿堂式房屋建筑——原始部落的议事会场——F901遗址，我们放声呼喊！四处都有回声，传到很远。那年11月17日《光明日报》一版头条首发了我采写的新闻报导“考古工作重大发现，可与半坡遗址媲美——甘肃大地湾新石器文化遗址经科学发掘显露于世”。而我和徐斌是最先观赏遗址神奇面貌的目睹者。另有一次周末，我来到徐斌的住处，讲起采访城关区毛针织厂张富生大胆改革的参访感受，两人议论个没完，抑制不住的激动，时间持续到深夜12点。没承想入睡以后，我突然感到胸闷气憋，浑身无力，让徐斌惊吓不已，生怕我发作了心脏病？接着到医院找徐斌的亲戚心脏科专家检查，结果心脏没问题，给了一个至今都很少听到的名词：植物神经紊乱 碱中毒，何谓碱中毒？就是呼出去的空气多、吸进来的空气少，引起了类似“中毒”症状！从此我懂得了兴奋之时要控制情绪的道理。接着还连续服用了很久的安定、谷维素，才逐渐康复。
徐斌念旧重情，我亦重情念旧。以后远隔两地，却常在惦念之中，但凡找个机会就见上一面，见面就开心无比。1988年底改革开放十周年之际，中央在京隆重召开了改革开放十周年理论研讨会，各省都选出理论界代表参加，总计有三百多人。回到浙江在社科院社会学所工作不到三年的年轻研究人员徐斌撰写的《温州社会二元结构调查研究》作为浙江省的研究成果入选参会，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当时我已在京工作，刚结婚不久，单位上分了一小套与人合住的宿舍，我的一间只有9平方米。但老友获得殊荣进京，我必须隆重庆祝一下！ 那时候下馆子吃大餐还做不到，就请妻子小贺在家里设宴招待，幸好家里有一个铜火锅，于是乎买了白菜粉丝羊肉片，自拌调料，请徐斌吃了一顿北京涮羊肉。碰巧张栋也来北京，三友聚餐，小屋里热气缭绕，炭火腾熏，美餐谈不上，但友情却让人心醉。我记得徐斌是穿一身灰色条纹西装来家里的，同样他穿着这身正装、系着领带走进了国家讨论改革的会场。
徐斌爱玩，钟情于旅游风景与名胜中的掌故，又守着一个人杰地灵的人间天堂西子湖。我每每到杭州，他总会陪伴游览，断桥残雪、曲院风荷、三潭印月、柳浪闻莺、岳坟、灵隐寺……常常是走一路，说一路，我们还曾拿着大塑料桶踩着单车专门去虎跑泉接泉水，回家泡西湖龙井，像神仙一样品茗聊天。我常对徐斌发感叹说：老兄，你在杭州这地方搞点事业不容易啊！湖边一坐，小茶一品，山水养眼，鱼虾鲜美，黄酒一喝，陶然一乐，日子就这么随它去吧，就没了人生斗志啊！徐斌笑而回答：也是也是，有这种感觉。
徐斌尤其喜欢体育活动，在学校时打乒乓球，和李华瑞、王永曾、王毅组成班队，实力非凡；打篮球和王原、李宇伟、马靖宇、戴德强、程小成等组成的班队，过五关斩六将，获得过全校冠军。他也喜欢游泳，不仅蛙泳游得好，还会自由泳。我也打乒乓球，但与徐斌不在一个等量级水平，在学校时我们只有一次对垒，以后感觉差距大，不再比赛。工作以后的几十年，徐斌始终保持着对运动的喜爱。隔三差五必打篮球、乒乓球，不仅喜欢，而且迷恋。有趣的是进入新千年后，我也迷上了乒乓球，起因是我们单位有退役的国球手，一个来自解放军八一队，一个来自北京市女队，开始对我们这些低手进行训练，一年多以后我的动作接近专业队一样规范，而且实战本领跨越式提升，也不少进行比赛。当自感实力不错时，我就给徐斌下了战书，说见面必打一场比赛！徐斌欣然应战。 以后无论我南下杭州还是徐斌北上来京，都会带着自己的球拍和行头，工作之余大赛一场。我的进步让徐斌刮目相看，一开始就有棋逢对手的阵势。起初他占上风，两年以后，我就和他互有胜负，旗鼓相当了。更让我得意的是，我打横拍，反手快拨和拉球，都属于新技术，而且动作相当正规漂亮。而徐斌的左推右攻属于老打法，尽管他的正手拉打基本功不错，对我威胁不小，但我的反手进攻也常常让他猝不及防而连连丢分。呵呵，有几次我们走过桂香沁脾的浙江工商大学校园道路，走进体育馆，一打就是三个钟头！大汗淋淋，之后还要切磋一番球艺。有次王毅来京办事，见面时我对他说起我的球技不差啦，可以和徐斌互有胜负啦！他绝不相信，五十岁才学打球能有这样的成绩？他呵呵一笑，原话就这样说：“你就吹吧……”我也呵呵一声，对他说，可不是吹。有人可以作证，你问李华瑞。李华瑞和徐斌到过我们单位球场，看过我和徐斌对垒。
但我没想到徐斌五十岁以后竟然还迷恋篮球，每周必打。病中稍有恢复也打。在我看来，篮球过于激烈，又有冲撞，容易受伤，但徐斌喜欢，乐此不疲。2002年我带着小儿李锦天去河西走廊旅游，徐斌一起同行。在山丹军马场策马进入祁连山，焉支山下看过日出以后，竟然在海拔2700米的军马场部的篮球场，和军马场队打了一场篮球比赛，那边是虎虎生气的一列小伙子，我们这边却是杂牌联队：一个“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浙江中老年常乐队主力、49岁的中锋老将徐斌，加上一个年刚十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人大附小篮球队主力前锋李锦天，再拼凑上几个不打篮球的我等几人，就开哨开打！也许对方照顾我们面子，记忆中比分落差不大，但一老一少的矫健身姿，却让我大开眼界！我儿子场上连连呼喊：徐斌叔叔！ 两人很快默契，形成攻击态势。徐斌投篮很准，进了不少好球。锦天速度极快，弹跳很高，爆发力强，切入篮下也得多分。最让我乐不可支的是，几十年从不摸篮球的我，在气喘吁吁的奔跑中，歪打正着居然扔了一个球进筐。赢得徐斌和锦天的一番喝彩……
岁月就这么过去了。无论欢乐，还是平淡；无论奋进，还是沉重、忧伤，我们都在一天天变老。但友谊始终具有热度，让我们体会到温暖和依靠。
在徐斌的笔下，记述过我们的友情，2012年大学同学三十年聚会之后，徐斌写过一篇《校外求师记》的回忆，讲述了他与我父亲的认识和与我们的深情。
我还知道徐斌当钳工时，有个带过他的师傅，退休回了通渭农村，每当徐斌回兰州总要抽时间前去探望半个世纪前的师傅。据说那位师傅家中小院里长着苹果树，徐斌去了就坐在苹果树下，看着。聊着。
岁月就这么过去了。
直到一天，徐斌怀着一颗童心走了。
活力四射的他突然化成了一粒土尘，让谁也看不见了。
当徐斌离世，当我们突然感到老之将至，我突然想问，什么是历史？
历史不就是血肉之躯化为土尘的过程吗？谁都会化作土尘。
也许不对。历史只属于那些活着的形象和故事，那些真实的情感。
历史不就是彩陶花纹珍藏的爱恋吗，不就是青铜钟鼎锻铸的激情吗 ，不就是竹简上镂刻的伤痛吗，不就是烽燧城垣重压的呐喊吗，不就是书本里讲述的故事吗，不就是壁画上一个眼神吗，不就是互联网微信电流里的一瓣心香吗？
只要我们记住了有血肉的人，记住了他们活力四射的生活，记住了他们追求的故事，记住了他们坦然的笑容，记住了他们由衷的快乐，就已然足够了。
不必记住和担心他们化作了土尘。
徐斌是快乐的。有许许多多快乐的故事。
让我们仅记住他的活力和快乐吧。
五
怀念徐斌，自然会念及他的夫人小夏。夏小梅出身大家，超凡脱俗，品貌双全，坚强豁达，和徐斌两情相悦，心心相印、相濡以沫35年。她甘愿默默地站在徐斌身后，扶老携幼，相夫教子，无私奉献，尤为全副身心支持徐斌治学立著难能可贵，成为丈夫的鼎力帮手，令徐斌感动至深。徐斌习惯用手写文稿，几百万字书稿的誊写、打印、校对全由小夏完成，有的著作也凝结小夏的心血。对此，徐斌在后记中专有记述。徐斌的学生回忆中还提到，有时上课老师讲述，师母录音，而后整理成文。
我与徐斌几十年的交情，与小夏也是熟悉的友人。2017年10月2日，我从上海去杭州探望徐斌，就住在徐斌家中，我们俩只顾畅谈，从上午十一点开始不停地聊至午夜12点，历时13个小时。中间小夏准备了两餐饭，午饭竟端出了兰州炒凉粉。蒜汁醋辣调味，她说徐斌就爱吃这一口。还有一次给我们做了浆水面。一个浙江奉化人，北京长大，嫁给了祖籍东北、生于华北、长在西北，工作在浙江的徐斌，连口味也随之演变，这是什么精神，这是什么感情。不言而喻。
徐斌离世，锦瑟失音，情何以堪？
但相信以小夏的超凡见识与坚强性格，必当走出哀痛，自信充实地生活。怀念着，也快乐着，直到永远。
谨致以深深地长久地祝福。
2018年5月26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