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期，在经历了秦朝严刑峻法的暴政统治后，百姓们迫切希望能迎来一位温和的统治者。基于这样的需求和社会经济现状制约，汉初选择了吸取教训，实行黄老道家的无为而治，主张道法自然，休养生息。
不过到了汉武帝时期，他却一转方针，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此，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政策用来提升六经和儒学地位。然而，董仲舒的思想提出仅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汉武帝选择儒学也是他迫于政治局势下的无奈之举。
从汉初到汉武帝即位之前，黄老无为的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对恢复社会生产、维护国家安宁起到了促进作用，但由此也派生了不少弊病。对内，皇室外戚、王侯贵族和地主阶级势力不断膨胀，极大威胁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对外，与匈奴的和亲政策非但没有消弭战争，反而助长了匈奴的贪欲和嚣张气焰。
到了汉武帝时期，经济生产已经走上正轨，黄老之学这种消极治国方式却使当时的官吏系统运行效率极其低下，社会问题得不到有效治理。雄心勃勃的汉武帝看到了这些问题，迫切想要改弦更张，可锐意进取的年轻皇帝首先就遇到了一座大山——奉行黄老之治的窦太后。
建元元年(前140)，刚刚登基的汉武帝下诏令诸臣举贤良，并批准了丞相卫绾罢黜"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建议。此举是对窦太后集团的一次试探，因为"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这是挑战黄老之学话语权的一次尝试。然而大权在握的窦太后怎么会容人挑衅？卫绾很快就被罢免了。
虽然出师不利，可汉武帝仍在积极作为。他任命了窦婴为相，田蚡为太尉以掌握军政大权。窦婴是窦太后的侄子，因此表面看起来这像是对窦氏集团的妥协。可实际上窦婴好儒，与窦太后素有政治怨尤。拉拢窦婴，是既对立又求和的一步好棋。而窦、田二人也没有让汉武帝失望，上台后就积极扩大儒家的势力，进行儒学活动，削弱窦太后的影响力。
之后二人更进一步，推举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并向汉武帝建议"举谪诸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窦氏家族的某些成员因此被贬为平民。窦太后虽然看在眼里，却隐而不发，因为这些都没有影响到她的摄政大权——凡呈给汉武帝的奏折都要向她禀奏。
上任后的赵绾、王臧等人不仅在思想上推儒贬道，还踩上了窦太后的政治红线。建元二年（前139），赵、王二人上书请"毋奏事东宫"，想釜底抽薪，把窦太后赶出权力核心，直接去除最大的政治威胁。这下窦太后终于忍无可忍，"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并任命了黄老一派的许昌、青翟为丞相和御史大夫。三公被罢免，标志着这次汉武帝企图利用儒学夺权的活动以失败告终，第一次尊儒遭到了重大挫折。
但事情很快就有了转机，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去世，窦氏集团的支柱倒塌，汉武帝终于可以一展雄图了。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诏贤良对策，以明"古今王事之体"，董仲舒、公孙弘等人此时才脱颖而出，理念受到了采纳。
汉武帝想要加强中央集权，看中了儒家"大一统"的思想，儒学便上升为了官学。为了加强儒学的影响力，加强文治教化思想，汉武帝在中央设置五经博士，在地方设立学校，"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又通过封禅礼、太初改制对汉王朝存在的合理性与皇帝的权威性做出了解释，提高了社会的凝聚力，将儒学思想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汉武帝不遗余力的推广下，儒学终于成为取代黄老之学的统治思想。
不过汉武帝喜欢的儒学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儒，他的一切目的都只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统治，因此"守道笃学之经生儒士"并不会得到重用。他所倚重的一干大臣，多为"儒家为缘饰，以法为工具并杂之百家之术"的文法吏。在他的治下用法之严苛"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近者数百里"，堪称酷吏政治。
所以说汉武帝推崇的儒学，只是为了掩盖其严刑峻法的工具。一来其尊君忠孝思想和封建等级制度可以维护君主的统治，二来可以为统治集团提供正统性的舆论支持，三是儒学的德治仁政理论又能为残暴的文法吏治国方针提供道德伪装。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汉武帝对儒学的利用态度也常被人诟病。在他招揽文学之士和儒生之际，汲黯就一针见血讽刺道:"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汉武帝无法反驳，只能怒而退朝。
综上所述，汉武帝虽然推崇儒家，却并不是儒家的忠实信徒，他的"独尊儒术"只是停留在"以儒饰法"的层面上。不过其客观上也促进了儒生和文法吏的融合，并逐渐形成了近两千年"刑德并用"的治国模式，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