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版刻书法的出现，必须以具备笔、墨、纸、刀具及木板等物质条件为前提。版刻书法的工艺流程包括写样、上板、刊刻、刷印等复杂过程。这些过程的初创、实验和成功，显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如果说石刻文字捶拓工艺流程与版刻书法还有一定差别的话，印章钤盖对其启发更为直接。具备了应有的物质、技术条件以及社会条件，版刻书法最早出现于何时呢？我们不妨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时间谈起。
引言
任何一种文献传播手段的发明，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社会对这种传播手段的强烈需求；其二，当时必须具备这种传播手段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准备。版刻书法出现以前，文献传播主要靠抄写。抄写不仅费时费力，且容易出现错误。随着社会对儒家经典、医药用书、历书尤其是佛道典籍的大量需求，效率较低的手工抄写已经不能适应这种趋势。笔、墨、纸的发明为版刻书法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碑刻书法的拓印、印章的钤印等技术又为版刻书法提供了技术借鉴。因此，在两项条件成熟的前提下，雕版印刷术应运而生，版刻书法也随之发展起来。
版刻书法的出现，必须以具备笔、墨、纸、刀具及木板等物质条件为前提。
毛笔的发明，人们往往归功于秦代名将蒙恬，有“蒙恬造笔”之说。而事实并非如此。清赵翼在《陔馀丛考》“造笔不始蒙恬”条中写道：“笔不始于蒙恬明矣。或恬所造，精于前人，遂独擅其名耳。”赵翼的说法被近代考古所证实：1954年，湖南省长沙市友家公山的一座战国墓群发掘出一支长约21厘米、直径为0.4厘米的毛笔实物。根据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绘陶器和殷墟遗址出土带有未刻文字的甲骨来看，毛笔的出现应该在商代之前。
墨的发明，人们一向归功于东汉书法家韦诞。这也是不妥的。用墨来书写的较早记载见于战国之际，《庄子•田子方》云：“宋元君将图画，众使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从陕西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花纹及商代占卜甲骨残余字迹来看，墨的广泛使用远远早于韦诞所在的公元三世纪前叶。纸被公认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有人根据《后汉书•蔡伦传》“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的记载，提出东汉“蔡伦造纸”之说。根据考古发现，早在西汉时代，纸张已经存在。及至东晋，纸已基本取代简牍，成为人们日常书写的主要载体。
版刻书法的工艺流程包括写样、上板、刊刻、刷印等复杂过程。这些过程的初创、实验和成功，显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一种新事物的形成与创立，必须经过对同类事物的借鉴以及长期的酝酿过程。版刻书法的形成也不例外，石刻书法的捶拓技术和玺印的钤印技术为其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技术准备。
(一) 石刻书法捶拓
在石头上刻划文字，历史悠久。现存较早且有代表性的文字刻石，当属石鼓文。共有十石，每石高二尺，直径一尺余，其形若鼓，故名。石之四周刻籀文，内容为记叙秦襄公田猎活动之四言诗，故又称“猎碣”。唐初发现于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后移置凤翔县孔庙内。其后千余年间，屡经搬迁，多有损坏。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秦始皇东巡，在峄山、泰山、琅琊、碣石、芝罘、会稽等地，皆刻石以颂德，现存琅琊刻石也为石碣状。
至东汉初年，竖碑镌刻文字已成风尚，文字内容或为颂德，或为记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书籍被奉为经典。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皇帝刘宏接受蔡邕建议，于都城洛阳太学前，立石刻儒家经典，以作为天下学子读经之统一典范，称作“熹平石经”。此事史书多有记载，以《后汉书•蔡邕传》最为详尽：“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可见，熹平石经作为统一的经籍文字，有官方法定文本的作用。
熹平石经，共刊石四十六块，内容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并《公羊》、《论语》二传，纯以隶书书写，故又称“一字石经”。后世沿袭成习，三国时魏刻《正始石经》（又称《三体石经》）、唐刻《开成石经》、五代刻《蜀石经》、北宋刻《嘉祐石经》、南宋刻《御书石经》、清刻《乾隆石经》，一脉相承，延续千年，足见《熹平石经》影响之大。受儒家刻经之影响，佛、道二家刻经也相继而起。山东泰峄山区、河北邯郸中皇山等地的北齐摩崖佛教刻经以及北京的房山隋代刻经，现在保存完好，是最好的例证。《熹平石经》作为儒家经典标准范本，为人们广泛关注。
《后汉书•蔡邕传》载“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可见人们不仅须千里迢迢赶到洛阳，而且太学门前人满为患，不易抄写。此种情况必然催生新的文献传播方式，石刻文字的捶拓技术可能就在此种情况下应运而生。捶拓，又称传拓。捶拓技术具体起于何时，没有定论。从文献来看，较早记录的是《隋书》。该书卷三二“经籍志一•小学”载：“其（按：指《熹平石经》）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证明在隋以前，已经有了捶拓技术。唐诗人韦应物(737-786)《石鼓歌》云：“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唐代另一诗人王建（约767－约830年）《原上新居》十三首中的第十一首云：“近来年纪到，世事总无心。古碣凭人拓，闲诗任客吟。”
说明在唐代中期，捶拓技术已被普遍使用。现存最早有年代可考的拓片为敦煌出土的《温泉铭》拓片，拓本末题“永徽四年（653）八月围谷府果毅儿”。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捶拓的过程首先是洗碑，用水把碑上泥土污渍冲洗干净，然后覆以微湿的宣纸，用棕刷轻刷纸面，使之与碑面平整帖实，尤其要使纸张进入文字笔画的阴刻处。再用细毡条压住纸面，以木锤或橡皮锤敲打字口，保证湿纸完全进入阴刻笔画深处。此过程叫做“捶”。待纸晾干到一定程度，用扑子蘸墨由轻到重扑打纸面，凹进石面的地方无法着墨，故呈现出黑底白字，此过程称为“拓”。若只是以淡墨扑打纸面，拓出来的字迹玲珑剔透，薄如蝉翼，叫做“蝉翼拓”；若以浓墨扑打，拓片又黑又亮，称作“乌金拓”。
将拓完的纸张揭下来，便是拓片。将碑刻文字的捶拓与版刻文字的刷印进行对比，前者多作正字阴刻，采用正面着墨，终而黑底白字。后者则多反字阳刻，采用反面着墨，终而白底黑字。一正一反，一阴一阳，实为同理。清人叶德辉曰：“夫石刻毡椎，旷工废日，装潢裱背，费亦不赀。因是群趋于刻板之一途，遂开书坊之利薮。此亦文治艺术由渐而进之效也”。相比而言，版刻文字对文献传播更为节省财力，更为便捷。
（二）印章的钤印
如果说石刻文字捶拓工艺流程与版刻书法还有一定差别的话，印章钤盖对其启发更为直接。我国玺印的起源，当追溯到殷商时代。古代使用印章，起初并非像现在那样以印蘸泥，然后盖在纸上。刘熙《释名》曰：“印者，信也”。人们递送物品和信件，用绳捆绑，并在绳结处封一泥块，名曰“封泥”。把印章盖在封泥上，以防被人拆动，此为印章较早的用途。印章镌刻或浇铸的印文，有文字者，有图画者。印文为图画者，后来被称作“肖像印”，即以动物图像或人像为印文的图章。
肖像印可能对雕版印刷早期出现的捺印产生影响。印文为文字者，有长有短。长者如汉代曾流行一种印章，佩戴身上，用来辟邪。《后汉书•舆服志》载：“佩双印，长寸二分，方六分……刻书文曰：正月刚卯既决，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印文已是三十四字，此类印文有更长者，如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一七《登涉》载：“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一百二十字，已近一篇短文。若每行十二字，需刻十行，已经很接近宋代版刻牌记了。
印章有较大者。北齐河清中（562—565年）有篆书“督摄万机”大印，“以木为之，长一尺二寸，广二寸五分，背上为鼻钮，钮长九寸，厚一寸，广七分”，可能是用作“籍缝”，即把两张纸通过钤印连在一起，有“防伪”之效。此印长一尺多，广七分，大小接近半页书版，需要刻在面积较大的木板上了。较长的印文、较大的木印章对版刻书法的产生都有借鉴作用。将印章蘸上印色钤印在绢或纸上出现较早，到南北朝得以通行。印章的印文，无论阴刻(铸)还是阳刻（铸），皆是反刻。版刻书法的写样上板，也是反刻。印章于印面蘸印泥，版刻书法于版面涂墨，钤印或刷印出来的字皆是正字，二者工序几乎相同。
除了碑刻书法的拓印和印章的钤印外，凸版印花工艺对版刻书法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凸版工艺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起初用来印制陶纹，春秋战国开始用于印制织物，西汉时已经有了很高的水平。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金银色印花敷彩纱，表明当时凸版工艺已经十分成熟。其工艺过程是先将模板雕镂凸起的花纹，然后在其上涂以色浆和颜料，继而铺上丝织物加压，丝织物上便印出花纹。不难看出，其工序方法和版刻书法如出一辙。
具备了应有的物质、技术条件以及社会条件，版刻书法最早出现于何时呢？我们不妨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时间谈起。对于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古今学者多有研究，研究结果也多有分歧。主要有“汉朝说”、“晋代说”、“六朝说”、“隋代说”、“唐代说”、“五代说”及“北宋说”等几种说法，其中唐朝说又分为“唐初说”、“唐中说”和“唐末说”三种说法。曹之先生在《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一书中，通过长篇论证，多角度、多层次论证唐以前无雕版印刷，其结果较为可信。又因为有唐中期版刻印刷实物的出土，“五代说”、“唐末说”自然不可成立。因此，争论的对象只有“唐初说”和“唐中说”了。“唐中说”已有出土实物证明，我们来看看“唐初说”。“唐初说”以张秀民先生为代表。在《中国印刷史》一书中，他提出“唐初贞观说”。
其根据有以下两条：第一，明代杭州史学家邵经邦（1491-1565年）的《弘简录》载：“太宗后长孙氏，洛阳人……遂崩，年三十六。上为之恸。及宫司上其所撰《女则》十篇,采古妇人善事……帝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这条材料说明，唐太宗在长孙皇后的卒年贞观十年（636）命人“梓行”《女则》。第二，唐冯贽《云仙散录》引《僧园遗录》云：“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玄奘法师于贞观三年（629）西游印度，十九年（645）回国，高宗麟德元年（664）圆寂，所以“印普贤像”一事发生在回国以后。对张氏此说，有赞同者，有驳斥者。驳斥者有两条理由。
其一，明人记唐人事又未详述其由难以置信，“明人看惯了刻版书，无意说出‘梓行’的错话”（胡适语）；其二，冯贽《云仙散录》本是伪书。赞同者则主要依据第二条材料，对第一条提出的贞观十年（636）不作评价或作存疑态度。杜泽逊先生认为虽然《云仙散录》是伪书，但其写于北宋，其中的记录也未必不可信。肖东发先生在《中国印刷图书文化的源与流》一文中，则引用多条辅助资料证明第二条材料是完全可信的。二位先生在论证过程中都提到佛像的捺印问题。在敦煌吐鲁番和新疆各地，曾出土印满小佛像的经卷。这些小佛像不是刷印的，而是像钤印一样依次盖上去的，称作“捺印”。
罗振玉在伯希和手中见过这种刻有佛像的印模，并记入《莫高窟石室秘录》“佛像雕版”条：“此版上刻阴文佛像，长形，上按木柄，如宋以来之官印然。乃用以印像者，其余朱尚存。”肖东发先生还引用了曾熙在一捺印佛像题记：“敦煌石室经卷，予见南齐书经，其背皆印千佛像，画法亦同此卷，岂同出一手耶？”，说明佛像捺印在南齐时已经出现。中国印刷术之起源，为由印像以进于禁咒，由禁咒进步始成为经文之刊印。佛像印刷作为最早的印刷品而出现，基本为人们所共识。玄奘以回锋纸所印制的“五驮无余”的普贤像，潘吉星先生作大致推断，“五驮无余”至少有二十至二十五万张纸，印制如此大数量的佛像应该采用了类似捺印的技术。
对捺印是否属于雕版印刷问题，学术界又有争议，因与本文关系不大，故不详列。版刻书法虽然伴随着雕版印刷的产生而产生，但版刻书法的起始时间并不能完全等同于雕版印刷的起始时间，因为版刻印刷包括图画印刷和文字印刷，图画印刷应该属于版画研究的范畴，文字印刷才属于版刻书法研究范畴。上文所引用的“捺印”材料，没有交代佛印中是否有文字的问题。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曾出土过捺印千佛木板和多卷捺印经卷。其中确定为八世纪的一捺印千佛木板，高15.4厘米，高10.2厘米，板厚1.0厘米，版面镌刻一佛像，没有文字。另一件八世纪捺印千佛经卷，卷轴装，总长131.5厘米，高28.8厘米。
上排满小佛像，行列整齐，也没文字。现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龙门石窟、响堂山石窟等地现存有大量成行排列小佛像，雕凿于南北朝时期，应该与唐初成排捺印的佛像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佛教徒佛像崇拜的产物。这些南北朝时期雕凿小佛像大都没文字，加之八世纪(属于盛唐和中唐)捺印的佛像经卷也没文字，所以我们推断出现在唐初的捺印佛像可能也没文字。既然没有文字，只能算作版画的范畴，不能算作版刻书法的范畴。因此，版刻书法的起源略晚于雕版印刷的起源时间。即使雕版印刷起源于“唐初说”完全正确，版刻书法的起源也应略晚于这个时间段。现存最早的两件有文字的印刷品，一件是敦煌出土的《妙法莲华经》，一件发现于韩国庆州佛国寺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都是武则天时期所印刷。这说明，在初唐的后半期版刻书法已经存在。至于其更准确的起源年代，有待于新材料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