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亲不如近邻。但是如果这个近邻邪恶阴险（罗素对中日关系的忠告），邻里之间就很难和平相处。对于这样的邪恶近邻，国人常常借编造的离奇故事来发泄心中的愤懑。
近期，中国道士跟日本阴阳师斗法的各类文章一时间充斥网络，比如：2000名道士下山与倭国斗法；抗战期间，日本在国内秘密招集法师，并成立秘社与中国的道士斗法；又有网传郑州725天象之诡秘，于是联想到了国内多城市举办的日本传统节日活动“夏日祭”；还有人联想到了武汉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的故事……
对此，中国道商学科体系创建人李海波先生已对此类现象予以深透说明：网络戏言，不必当真！区区几个跳梁小丑，岂能翻搅风浪？徒增笑柄耳！
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激剥，即为雷。无论多么邪恶与深藏的暗势力，都难以抵抗雷霆之威。而这种雷威，就是人人具足的浩然正气。养此正气，足以令群妖丧胆，万魔溃亡。
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爱国主义情怀，对上希求一个道君、明君，对下则塑造了成千上万个正臣、良将，这不仅仅是编著者的个人祈愿，更是民心民愿的文化表达，这就是为什么 即便是老子、元始天尊这样的道家人物也被许仲琳编成神话故事的原因。
所以，网传的所谓“中日斗法”，只是网民们借“道士出山”这个典型的中国文化样本，来抒发爱国情怀，发泄对邪恶势力的愤慨，它不是真伪不真伪、科学不科学的问题，而是一种民心诉求，是华夏民族精神的底层宣泄，它反映的是民众对提振华夏雄风，抵御外侮、荡涤邪恶的急切心声。
“狼牙山五壮士”背后的传奇道士李圆通。抗战爆发，李圆通义无反顾投身抗战洪流。他让八路军使用道观、山洞，协助八路军勘查地形，救治伤病员，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录中，多次提到狼牙山道士的抗日事迹。
“狼牙山五壮士”跳崖后，班长马宝玉，战士胡德林，胡福才牺牲，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则被山腰树枝挂住受伤。李道长将二人及时救了下来。
此后李道长一直在抗战前线，直到新中国成立。1957年，李圆通受到了朱德的接见，朱老总肯定他对抗战的贡献。同年，李道长云游天下，深藏功与名。
李圆通道长与八路军
茅山道士黎遇航，他没有影视剧中呼风唤雨，请神除鬼的神通，但是道家清心寡欲的淡然，斩妖除魔的使命，使他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断然下山，与抗战相始终。当全国胜利时，黎遇航却悄然离开了。一根拂尘轻摇，回归大山采药。
骆驼战士赵春霖。东北沦陷后，赵春霖利用自己的道士身份，成了抗联十二支队的地下交通员。他以“化缘”为名，收集日伪军的情报，募集钱粮支援抗日游击队。
1942年被日本特务抓捕，暗*于监狱。解放后，黑龙江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爱国道人唐道成。唐道成，因生活所迫，他当过清兵，修建过颐和园，亲历了中日甲午战争，赴朝抗日，刀劈四个日本兵。
唐道成道长
抗战期间，唐道长甘当通信员为新四军、游击队送医送药，救治伤员。解放后，党和政府授予了他最高的荣誉称号——爱国道人，并为他修建了一座高一丈五尺、八卦形的寿塔，树碑立传。
抗日教练李本纯。李本纯道长收留抗日战士，并率本门弟子下山加入到革命队伍当中，被分到各部去教授功夫。平时就以道士身份充当侦察员，买药治伤。后在一次日军的空袭中不幸失踪。
独臂刀王贺炳炎。贺炳炎自幼习武，长大后，跟武当山一清道长习练凌霄剑法和玄虚刀法，日军侵华后，贺炳炎卸下道袍，披上战袍，毅然下山。
贺炳炎在传达完命令归队的途中，凭借一把大刀和几个手榴弹，俘虏了47个敌军，轰动了整个部队。此后单刀救人，孤身敌后，被誉为我军“独臂刀王”，受到主席的接见。
暗*日军的甘盛荣，功成身退，南京人民为他立起了衣冠冢；功夫教授程定远，战时传授功夫，战后免费看病。抗日救国曹信义，武当拳师程定远，武术冠军窦来庚，对句结缘陈毅的慧心白，创建义军的田信良，吴济之、张明贵……
华山道士群体，救村民、帮八路、修修工事……
武当道士群体，将武当山静乐宫、三元宫、周府庵、遇真宫、元和观、玉虚宫等道观的数千件铜质造像、供器、法器拆解集中，装了40辆马车运往汉中冶炼，制造抗日所用枪弹……
这些上马*贼、下马渡人的道士，是我堂堂中华之骄傲！
道士不仅是道观里的修炼者，他有更广的含义。道者，直也，真也，正也；士者，通古今、辨然否者也。道士，即是追求真理，博通古今、懂得审时度势，辨是非、知进退，善于取舍选择的人。
在古代，道士是泛称，泛指高人，智者，如果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文化牛人”、“文化达人”、“精英”。《左传》中叫“才子”：“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
在道教、佛教尚未出现的西汉，董仲舒就在《春秋繁露》里说：“古之道士有言曰，将欲无陵，固守一德。”
佛教初来中土，直到宋徽宗之前，也跟道教徒一样号称“道士”，《佛说盂兰盆经》说“……道士、四天王神，亦不能奈何。”
著名的达摩、道安等高僧，在佛教的早期文献中，都是称道士的。
可见，在古代，“道士”是一个很高大上而不受职业限制的称号。
道教的仙魔共存理念跟民间的惩恶扬善诉求能完美结合起来。从远古的鬼神崇拜到道教的产生，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道教对中华文化的形成、积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教主张万物平等，注重天地人鬼并生共存，因此只要有妖魔就必定有仙道，只要有邪恶，就必定有正义，因此，道士即成为道教文化的载体，而道士们的主要职责就是利用符箓来降妖驱魔。
妖魔的法力是无穷的，符箓的功能是无限的，神秘的正义力量更是必胜的，这给民间传说和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丰富想象。
道教中无所不含的仙魔系统、其大无外的正道力量、邪不压正的祈盼愿望，早已融入国人的精神血液里，那些身怀绝技斩妖除魔的道士形象，那些济世利民、匡扶正义的“有道之士”，成就了人们的精神寄托，道士也就演变成了民间信仰的文化符号，所以，从《封神榜》到《神仙传》《搜神记》，从《玄怪录》到《太平广记》，再到明清小说，好看的故事都跟道士有关。
而在“道士”这个概念产生之前，更早且更具神秘色彩的是“隐逸之士”，那是比道士更原始、更神秘的存在，比如广成子、善卷、北人无择等等。
谢先铭先生说：中国文化的根子在道家，道家的根子在隐逸，隐逸文化的根子在人民大众中。南怀瑾先生则认为：隐士思想和历史上的隐士们，实际上是操持中国文化的幕后主角（《禅宗与道家》）。
因此，南怀瑾先生感叹：当天下需要拨乱反正的时候，道家一定会挺身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