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鲁：驳梁启超论阴阳五行书

驳梁启超论阴阳五行书

周鲁

梁启超先生对于吾国历来之阴阳五行说，尝有专论，为西历一九二三年于《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十号发表之《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其开篇即以毋庸置疑之语气论云：

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故考其来历如次。

经由若干之文献考证，任公又以其惯有之行文气势，于阴阳五行之说有总结之论云：

此种诡异之组织，遂二千年蟠据全国人民之心理，且支配全国人之行事。嘻！吾辈死生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吾辈最爱敬之中华民国国旗，实为此种观念之最显著之表象，他更何论也。

又云：

春秋战国以前，所谓阴阳，所谓五行，其语甚希见，其义极平淡。且此二事从未尝并为一谈。诸经及孔、老、墨、孟、荀、韩诸大哲皆未尝齿及。然则造此邪说以惑世诬民者谁耶？其始盖起于燕齐方士，而其建设之，传播之，宜负罪责者三人焉：曰邹衍，曰董仲舒，曰刘向。

……衍倡此妖言，乘秦汉间学术颓废之隙，遂以万斛狂澜之势，横领思想界之全部，司马谈作《六家要旨》，以阴阳家与儒、道、墨、名、法并列，其势力可想。今将《汉书•艺文志》所著录此类书照录如下：……揣度其与此等书同性质者，恐占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嘻！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

作此文之前，梁启超先生于西历一九〇二年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之第三章第四节中，已有论阴阳五行之言云：

惟有阴阳五行之僻论，跋扈于学界，语及物性，则缘附以为辞，层诞支离，不可穷诘，驯至堪舆、日者诸左道，迄今犹铭刻于全国人脑识之中，此亦数千年学术堕落之一原因也。

另于西历一九二〇年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之第五章中，亦有略同之言云：

我国人好以“阴阳五行”说经说理，不自宋始，盖汉以来已然。一切惑世诬民汨灵窒智之邪说邪术，皆缘附而起。

余近年颇关注近世学者于阴阳五行之态度，读任公书，似可得确定性之结论，即其于阴阳五行之说，一向持激烈批判之态度。然近观吴铭能先生《历史的另一角落》一书所载《你所不知道的梁启超》一文，方知实则不然矣。余治史经年，早知任公观点之善变与思想之矛盾，然于此处之矛盾，却未曾料想。

由梁启超先生之学术论著，再由其致友人之书信，可知其于阴阳五行之说，有极矛盾之态度。吴铭能先生此文，多依据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室所收藏之梁启超先生书信，并参照丁文江、赵丰田先生所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书。由吴铭能先生所引，可知任公注重风水，时常扶乩，于所谓黄道吉日，亦极为讲究，俨然一付岭南乡绅之气味也。余尝居粤数年，知岭南此等风气，远较内地为盛，故任公书信中之言语，实不足为奇，然其何以在公开之学术论著中，于阴阳五行持如此激烈批判之态度，则颇可玩味，并可作为思想史研究之一重要题目。

与梁启超先生同时代之章太炎先生，于阴阳五行之说，亦大加鞑伐而不遗其力。任公于“吾辈最爱敬之中华民国国旗”，不满其为五色，因五色与五行本出于一源也。然此五色之国旗，则为章太炎先生所设计，由是观之：阴阳五行之“诡异组织”，不仅“二千年蟠据全国人民之心理，且支配全国人之行事”，亦蟠据于如梁启超、章太炎此等士大夫之心理，且支配其行事也。任公、太炎此等之士大夫，为时代交替时极具影响力之人物，其思想之矛盾，必干系甚巨也。

齐思和先生于《五行说之起源》一文中，尝以为阴阳五行之说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之中心”，此要为不易之论也，此“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之中心”，任公言其为“二千年迷信之大本营”，顾颉刚先生于《汉代学术史略》一书，言其为“中国人的思维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而“其本质惟有迷信”。非止梁、顾二位先生持有此论，余尝集近世学者阴阳五行之论凡数万言，虽间有平和公允之论，然大多皆鞑伐之言，故可知阴阳五行之为迷信一说，几为多数学者之共识，而无论其本人之现实生活与思维习惯是否浸染其中，亦无论其政治立场与学术派别为何种也。

正如顾颉刚先生所云，阴阳五行为中国人之“思维律”，亦为任公之“思维律”也。若细读任公之著作，可知阴阳之思想对其影响之大。任公尝作《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文，言德性相反相成之义者十，曰“独立与合群”，曰“自由与制裁”，曰“自信与虚心”，曰“利已与爱他”，曰“破坏与成立”。任公此文，为其论著中之极佳者，其思维之方法，则为相反而相成，而此相反相成者，即为阴阳五行之道也。以任公推倒一世之智勇，果不知此哉？

阴阳五行之说，既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之中心”，然起于何时耶？盖阴阳家与五行家，皆起于先秦，而其与儒、道之合流，至迟则在西汉之世。首功之人，董子也，如班固《汉书》卷二十七《五行志》所云：

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载其父司马谈之《论六家要指》，列阴阳家为六家之首，其开篇云：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又云：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论诸子之学云：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又论阴阳家云：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云：

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胡寅《斐然集》卷二十一《会享亭记》云：

太史公叙九流，而阴阳家与其一。至唐吕才乃立论非之。夫此二端各有旨趣，司马氏盖取“天地之大经，弗顺之无以为纲纪，故曰不可失也。”吕才则摘摽末习，背礼害义之事，正子长所谓拘而多畏，未必然者。

郑樵《通志》之《总序》云：

《洪范五行传》者，巫瞽之学也。历代史官皆本之以作《五行志》。天地之间，灾祥万种。人间祸福，冥不可知。若之何一虫之妖，一物之戾，皆绳之以五行？又若之何晋厉公一视之远，周单公一言之徐，而能关于五行之沴乎?晋申生一衣之偏，郑子臧一冠之异，而能关于五行之沴乎?董仲舒以阴阳之学，倡为此说，本于《春秋》，牵合附会。历世史官，自愚其心目。俛首以受笼罩，而欺天下。臣故削去五行，而作《灾祥略》。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〇八子部十八术数类一云：

作《易》本以垂教，而流为趋避祸福；占天本以授时，而流为测验灾祥。皆末流迁变，失其本初。故占候之与天文，名一而实则二也。王者无时不敬天，不待示变而致修省。王者修德以迓福，亦不必先期以告符命。后世以占候为天文，盖非圣人之本意。《七略》分之，其识卓矣。

略观自汉以来之诸书，即可见阴阳五行家之短弊，在以灾祥之说，谶纬之书，而惑世诬民，此者古之人未尝不晓。今人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必非持平之论矣。观司马谈与班固之言，可略知汉人于阴阳家之言，知其长，亦知其短也。趋福避祸，而至于“拘而多畏”、“牵于禁忌”、“泥于小数”与“舍人事而任鬼神”者，常人所难免，二千年后之任公亦然，不足为奇矣！而阴阳家之所长，汉人早已明言之，何以任公不识哉？其中道理，大可深究。今之治中国思想之史与高谈传统文化者，多不识此中之所蕴含，为近世中国文化之大转捩也。有此之转捩，则吾国文化之重心顿失，“非驴非马”以至于今日矣！

所谓“非驴非马”，典出《汉书》，近世言之最早者，似为张之洞先生，《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七十《劝学篇》内篇之《明纲第三》云：

中无此政，西无此教，所谓非驴非马，吾恐地球万国众恶而共弃之。

继而言之者，陈寅恪、钱穆二先生也。陈寅恪《寒柳堂集》载《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云：

尝与平伯言：“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

钱穆《文化与教育》载《东西文化之再探讨》一文云：

近百年来之中国人，遂以其急功近利之浅薄观念，自促其传统旧文化之崩溃，而终亦未能接近西方新文化之精神渊源。直至于今，前后几逾一百年之稗贩抄袭，非驴非马，不中不西，辗转反复，病痛百出。……自今以后，中国人殆将一洗已往功利积留，回头重认中国传统文化之真价值。亦必能同时认识西方文化之真精神。如此融会调和，若以中国对印回文化往例言之，再历三百年之时期，中国人必能胜任愉快，对此西邻之新文化，充分接纳消融，以完成其东方文化之创展过程中所遇最艰巨之工作也。

钱穆《国史新论》载《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一文云：

近代国人震于西化，凡所蕲向，一如邯郸之学步。而于自己国家民族社会传统历史传统，不再细心研寻。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苟有成就，亦必非驴非马，丧失了自己，亦学不像他人。

观此三子之论，皆痛极之言，何以至此哉？后人不识古人之大体也。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之“天文”条云：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

古人之学，自六艺始，而后世之学则偏废。《日知录》卷三十之“乐章”条云：

“七月流火”，天文也；“相其阴阳”，地理也；“四矢反兮”，射也；“两骖如舞”，御也；“止戈为武”、“皿虫为蛊”，书也；“千乘三去”、“亥，有二首六身”，数也。古之时人人知之，而今日遂为绝学。且曰：艺而已矣，不知之无害也。此近代之儒所以自文其空疏也。

上举梁、章、陈、顾、齐诸位先生者，皆亭林先生所云之“后世文人学士”，亦如任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第十六章所云：

历算学在清学界占极重要位置，不容予不说明。然吾属稿至此乃极惶悚极忸怩，盖吾于此学绝无所知，万不敢强作解事。

唯宾四先生略知其意，详情恐亦不知矣，其《中国史学发微》所载《中国教育思想史大纲》一文论阴阳家云：

阴阳家尊天，近宗教。近人则谓之不科学，乃迷信。其实中国阴阳家言，乃汇通宗教、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历史哲学为一体，大值今人之重为阐说与发明。

所谓阴阳五行者，源于吾国先民之天文观测。史之初职，掌历法也。司马氏世掌天官，史迁乃畴人子弟也。此亦如章太炎《诸子学略说》所云：

阴阳家者，其所掌为文史星历之事，则《左氏》所载瞽史之徒，能知天道者是也。

任公既于历算之学“绝无所知”，则《史》、《汉》失之者，不在少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二之“《汉艺文志》考证”条引金榜之言云：“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汉书》之《艺文志》尝以阴阳五行而言古人“相须而备”之道，其论“六艺之文”云：“《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源。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此以天道而言人文也。清世四库馆臣之言《易》，即以“推天道以明人事”为《易》之主旨。任公不通《艺文志》，痛斥邹衍、董仲舒、刘向三人，则为无理也。天道无与，人道亦绝。吾国固有之文化体系，遂崩解于民初之世，“相反相成”、“相须而备”之道，变而为秦政之“别黑白而定一尊”，过激之政治，随之而肆虐百年。此虽非一人之责，然以任公之所为，亦难辞其咎矣。

“相反相成”、“相须而备”者，源于天道，古人之所谓之大体，亦为古人之治道也，今人多有不识者，而任公则似知之，似不知。其知之者，实日用而不知，习焉而不察也；不知者，究其原因，汉去三代未远，故有一种天人之学，此如扬子《法言•君子》所云：“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又如《宋史》卷六十八《律历志一》之开篇所云：“古者帝王之治天下，以律历为先。儒者之通天人，至律历而止。历以数始，数自律生，故律历既正，寒暑以节，岁功以成，民事以序，庶绩以凝，万事根本由兹立焉。”而此种天人之学，今人识之者少，此如前引亭林之言，又如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五《读孟子》所云：“古之儒者通天地人，后之儒者惟凿空谈理而已。故骤闻西说，或以为创获而惊之，或以为异学而排之。”虽任公不知，然时而能用之，亦胜于不用，此其《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等文之所以极佳者也。

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有考据不严谨之处，早已为诚之先生所指，吕思勉《辩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载西历一九二三年《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二十号）一文云：

梁任公先生学问渊博，论古尤多特识，惟此篇颇伤武断。

又云：

盖古者阴阳数术之学与天文数学关系极深。此在后世，久成专门，通者绝鲜，故其学不能昌大，抑不能改进。然执此遂谓其学尽诬则不可。何则？据数理以谈哲学，近世固亦有之，且皆认为正当之途，精深之术矣。后世治此学者亦非全无其人，如扬子云、邵康节是也。其说固亦不免迷谬，亦不得谓无精深处也。

任公之考据固伤于武断，其学术思想与生活观念之矛盾，亦为可考之事，然最宜深究者，当为其不识古人之大体。自“西学东渐”以来，不识古人之大体者，何止于任公一人，碌碌者诸公不可胜数矣。

《严复集》第二册载《读经当积极提倡》一文云：

吾闻顾宁人之言曰：有亡国,有亡天下。使公等身为中国人，自侮中国之经，而于蒙养之地，别施手眼，则亡天下之实，公等当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如是云。公等勿日日稗贩其言，而不知古人用意之所在也。

以一国学者之众，多不识古人之大体，必有亭林先生所谓“亡天下”之实，此余所以责备于贤者，驳任公书之故也。

西历二〇一三年至二〇一五年作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