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没有第二个城市能有苏州这般如此之多的别名：
姑苏、平江、吴都、东吴、勾吴、吴中、吴下、吴门、吴州、吴郡、长洲、茂苑、鹤市……
花样繁多的名称倒是适合入诗词，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选取不同的名字，以及它们背后关联的时代掌故、历史记忆和文化经验。
而作为读者，我们需要从这些花样繁多的名目和别称中，发现苏州的真身，这座城市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种种。
苏州的历史很悠久，可以上溯至殷商末年的“勾吴之国”。
公元前11世纪前后，周武王灭商，将当时为南迁周族后人统治的勾吴，纳入了新的分封体系，是为吴国。
及至春秋，王纲解纽，诸侯群起争霸，吴国实力增长，渐与中原大国交往。
到寿梦和诸樊两代王的时期，吴国都城逐步迁到如今苏州古城附近的位置（此说尚有一些争议，本文存而不论），建吴子城，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了。
苏州终于有一国首都的规模，要到诸樊的儿子阖闾在位的时代，大臣伍子胥在此地主持建造了一座巨大城池，号阖闾城，其基本轮廓至今可见，就是现在护城河内的苏州古城区范围。
而与苏州建城史密切相关的伍子胥，两千余年来，精魂仿佛依然萦绕在苏州城上空：城西有胥门，西南有姑胥山，城外有胥江，吴中还有胥口，苏州的端午不纪念屈原而纪念伍子胥。
甚至，苏州之名里的“苏”字说不定都得自于胥字，要不然为何“姑胥山”又叫“姑苏山”呢……
《姑苏繁华图》中的胥门万年桥一带
至于吴国及伍子胥后来的故事，算是家喻户晓了吧？
阖闾的儿子、吴国的末代王夫差，与伍子胥、越王勾践、西施甚至范蠡之间发生的纠葛，爱与恨，称霸与败亡，一国一身的兴衰生灭，惹出无限唏嘘。
夫差在吴国全盛时期于城外营建的那些象征繁华和享乐的建筑，别苑离宫如馆娃宫或姑苏台之类，变作丘墟，剩余些许陈迹、一个空址，却都成为了后人凭吊兴衰的由头：
故国荒台在，前临震泽波。
绮罗随世尽，麋鹿古时多。
筑用金锤力，摧因石鼠窠。
昔年雕辇路，唯有采樵歌。
这是刘禹锡的《姑苏台》。震泽即太湖，苏州西邻太湖，故谓之“前临震泽波”。
唐朝距吴国灭于越国已一千余年，仅剩姑苏台等的遗迹可供凭吊。繁华早已消歇，爱恨俱为尘土，灵岩山上早就麋鹿成群，不再是吴王的禁苑别馆。
颔联和尾联是刘禹锡的兴亡感怀——当初建筑姑苏台花费了多少物力，凝聚了多少心血，如今俱已颓败，成为鼫鼠的窝聚地；那时从城内通往姑苏台、载有吴王与西施的车驾如此华美，如今这条路上，只有樵夫随性唱出的山歌了。
城外的姑苏台和馆娃宫是后来者唏嘘于吴国历史的一大话题。相比之下，位于城西、处在胥门以北的阊门，亦起类似的作用，范围更广，象征意味更浓。
《姑苏繁华图》中的阊门
被李世民誉为“百代文宗”的陆机，《文赋》和《平复帖》的作者，东吴名将陆逊的嫡孙，论籍贯是松江华亭，然而唐以前的华亭在行政上属于苏州，所以他们一家当为苏州人。
苏州人陆机写有《吴趋行》诗，其中几句道：
吴趋自有始，请从阊门起。
阊门何峨峨，飞阁跨通波。
重栾承游极，回轩启曲阿。
蔼蔼庆云被，泠泠鲜风通。
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
这几句不外乎写阊门的壮丽与雄奇，苏州城的物产丰富与风土清嘉。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点明了阊门的意义：
早在晋初，这座城门就被视为重要的地理标志，对于苏州古城的形象和历史，有着极重要的象征与见证功能。
题中“趋”意为“门外”，吴趋犹言吴门，指苏州。城内有枕河的古街，即名吴趋坊，来源颇为古老，其地离阊门和艺圃都很近，然而除了沿用旧名外，其余皆非复古时光景。
陆机写《吴趋行》一千余年后的明洪武三年（1370年），高启写了一首同题诗，说家乡的繁华与文采风流，接续的还是陆机缔造的传统，倡言吴地的繁华，物产的丰富，风土的清嘉。
明代仇英款《清明上河图》是以苏州城为原型的
这些其实与数百年后周作人的感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物资充裕，生活安适”、“文化的空气与环境”。
仆本吴乡士，请歌吴趋行。
吴中实豪都，胜丽古所名。
五湖汹巨泽，八门洞高城。
飞观被山起，游舰沸川横。
土物既繁雄，民风亦和平。
……
五湖亦指太湖，而苏州城的“八门”，从伍子胥的时代，历经风雨沧桑，至今多在——哪怕它们的物质载体材料早已换过无数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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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城往西出阊门，过护城河继续向西，到阊胥路后，折向北，步行即可到山塘街的东南一头。就在这片地带，有座“唐少傅白公祠”，供奉着所谓“山塘始祖、乐府诗神”，即那位家喻户晓的大诗人白居易。
之所以如此隆重地在山塘祭祀他，是因为山塘河的开凿与塘路的修筑，是他在任期间主持的。白居易在任上虽然只有一年多，但山塘能有日后数百近千年的繁华，却源于他的决策。
《姑苏繁华图》中的山塘街
若以城市特色来比附诗文体裁，各大古都可比先秦古文或汉大赋，其他城市各有说辞暂且不论，而苏州则更像一首诗。
无论从它的字眼和音节展开联想，还是结合其历史文化进行感知和理解，苏州这个地名似乎天然富有诗意，就与诗注定要结缘。
而这座城市，以及以这座城市为核心的吴地州郡，光在唐代一朝，就迎来过三个诗人长官（州刺史，亦称太守）。更重要的是，这三位长官都不是科举大兴后凡为官即能写点诗的类型，而是都可称之为“大诗人”的那种人物。
其中就包括白居易。在白居易之前，是韦应物；在他之后，是前面提及的刘禹锡。
韦应物任苏州刺史时已五十二岁，在此地真正任官的时间不满两周年，罢任后在等待候选下一任的时间里，两袖清风的他没有回长安，而是借寓城内的永定寺，在五十五岁上去世于苏州。
苏州不是韦应物人生的重头，而是终点，但他却在我们的文学史中，永久地占有了苏州这个名称，被称为“韦苏州”。
做过苏州长官的人很多，诗人或文人长官不少，但韦应物版的“苏州”是唯一。
而自有唐一代开始，这三位诗人长官的任期长短有别，但都因为他们的到来而开始为苏州增色——
南宋时期的昆山人龚明之，撰有一部地方风土掌故类的笔记《中吴纪闻》，便在书中说：“姑苏自刘、白、韦为太守时，风物雄丽，为东南之冠。”而苏州亦为这些诗人提供了无限的灵感与诗情。
仁风膏雨去随轮，胜境欢游到逐身。
水驿路穿儿店月，花船棹入女湖春。
宣城独咏窗中岫，柳恽单题汀上蘋。
何似姑苏诗太守，吟诗相继有三人。
这是自苏州离任、前往长安担任秘书监的四年多后，白居易为好友刘禹锡自礼部郎中职位上调往苏州任刺史而作的送别诗。
此时的白居易，已从秘书监任上转调河南尹，是唐代东都洛阳所在的河南郡的长官了。
诗的开头说，皇帝的恩德允许官员们迁转随调，一向被贬谪的臣子如今也能去苏州这样风景优美的地方做官了。
颔联里的“儿店”和“女湖”，指当时的苏州名胜语儿店、女坟湖——
你去的途中，走水路必穿过语儿店，那里的月夜景色十分迷人；而你坐的官船驶入女坟湖时，一片醉人的春色将迎候着你呢……
颈联涉及到两个典故，不是很好理解。
东晋与南朝梁时期的两位诗人谢眺和柳恽，一个担任过（安徽）宣城太守，一个担任过（浙江）吴兴太守，都是知名的太守诗人。
颈联说，你看着两位诗人在太守任上，只能自顾自地写诗而没人唱和——独咏、单题，也没法和友人共享在这些好地方任官的感受与经验。
于是尾联的自豪感就呼之欲出了：他们怎么比得上我俩呢，算起来做过苏州刺史的诗人就有三位了，而我们还能前后相继，彼此认识。
此时的白居易不知道是否想起了自己十一二岁的年纪上，为躲避战乱，随母亲从徐州到苏州寄寓于亲戚家的那段日子——当时的苏州刺史，正是他很仰慕的前辈诗人韦应物呀。
正是在苏州任上，或者最晚至离苏州任前后，白居易写了《故衫》。在这首诗里，他回忆起自己几年前（821年）开始穿的这件绯红官袍（唐服色制：四品着绯，五品浅绯），这些年来陪自己经过的那些岁月——
暗淡绯衫称老身，半披半曳出朱门。
袖中吴郡新诗本，襟上杭州旧酒痕。
残色过梅看向尽，故香因洗嗅犹存。
曾经烂熳三年著，欲弃空箱似少恩。
白居易自认为，被贬江州司马以来，官运不亨通，直到半百之年，才穿上这身绯红官服，可谓时运不济。
不过好歹穿上了，这些年来，从中书舍人，到外放杭州和苏州两地刺史，都穿着这一身绯袍，虽然已旧，却舍不得把它仍在衣箱里闲置，因为念旧，而这身衣服记录着过去三年多里不拘形迹的愉快时光——
它的上面，有在杭州时期沾染的酒痕；它的袖内，曾携过在苏州任上新作的诗稿呢。
为什么回顾过去几年的历程，感慨横生，要把这身绯袍“弃空箱”呢？难道不再穿了吗？
事实上，他确实不再穿了。
公元826年，他在苏州刺史任上因病辞职，接着在第二年回到长安，升任秘书监——唐代的秘书监是秘书省长官，从三品，到这个职位上的他，得以穿紫袍了，那是帝国高级官员的一等服色。
而那领伴身数年的绯袍，见证了他在苏、杭两地的美好时光。那或许是他人生里为数不多的好时光之一：“袖中吴郡新诗本，襟上杭州旧酒痕。”
比起江州司马那领青衫上“天涯沦落人”的泪痕，酒痕与诗迹，总归要美好一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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