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路上有个所巷
朱文杰
一
所巷是西安一条已消失的老巷子， 1995年被拆迁，原址基本成了钟鼓楼广场的一部分。
1980年代初，门牌显示为社会三路，以前这条窄狭的小巷子叫所巷。追溯历史，因为此巷东南靠近钟楼，驻有清代布政司理问所，所以称所巷。当年住在这里的居民也喜欢称所巷。
据《西安市地名志》载，这条巷子1968年改为社会三巷，1981年恢复原名。不过，但我1980年代中期在这里居住时，通信地址仍是社会三路。
1987年后，我曾在在社会三路55号住了三年多，后因院子积水，搬离了这里。但这里的房子还放有我一套家具和接近一万本的藏书，我的户口所在地也在这所院子，到1995年拆迁，前后快十年。
我居住在社会三路55号院之前，这里曾是西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市文联）的驻地。文联在这里办公两三年。这里可能也是西安市局级单位最穷最简陋的地方了。之前文联是在教场门警备区招待所租房办公，情景更是窘迫。
谁人今天能想到这个破败简陋的居民院，当年竟会聚了西安文学艺术界大多数的精英，以及后来还要影响西安几十年，各个艺术门类一长串进入西安文化艺术史的标志性人物。那段时光，也无疑是所巷和它的这个55号院的最后绝响的华彩乐章。
西安一中（原粮道巷小学）
后文联在莲湖巷买了个独院，盖了三层楼，搬走后，就把这里房子分给没房子的困难职工当住房了。文联给我分的是二楼打通的两间，原为组联部办公室。文联开大会也在这间当时最大的房子。我1985年调入文联下属的《长安》文学月刊社，记得几次开文联大会，从《长安》驻地教场门走来，屋内坐不下，只能搬个椅子坐在门外楼道上听会。想不到过了两年多竟成了我的住房。关于此房的分配，本来给我分的是南二环西段房地局一套四十平方米的公房，就因为听了原任文联劳动服务公司经理的一句话：“宁要城里一张床，不要城外一套房。”我便选择了社会三路即所巷的这间三十六平方米左右的房子。
事后有人说我被忽悠了。果然，我刚从鲁家村租住的农民房搬进去一车家具，还没庆贺自己鸟枪换炮，摆脱租赁农民房的窘境，结果我的房子就被别人占了。折腾一个月，才搬了进去。
1995年西大街改造，这一带大拆迁，社会三路55号自然在拆迁范围。我被安置到了北梢门青门村的青松小区。分了一套七十五平方，三室一厅的简易住宅，在五层楼。虽没暖气，没煤气，更没电梯，但在西安终于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开始那几年还是非常兴奋的。心中想的是再甭嫌弃所巷那烂房烂院子了，要不，哪来这套终于有了自己书房的三居室住宅呢？
关于被拆的社会三路55号我的旧房子，还有一件趣事也值得一说。这就是我退休后，因为一直没有享受福利分房，只有这半产权的拆迁房。按规定，我职称是一级作家，可以享受九十多平方或者更多的住房补贴，减去这七十五平方，只能补一万多元。正在苦恼之际突然脑子一亮：我补差不应从拆迁房七十五平方算，是否应从社会三路的三十六平方算，如能行，一下得多出近四十平方，能补两万元呢？头脑一灵醒，我忙起身给曾经同院的司机马群山兄打电话，说了我的想法。并说这一来咱都多得上万元呢？我让马老兄到市房地局去咨询。立马有好消息传来，还真让我想对咧！房地局答复，应该从分配给你的社会三路55号被拆迁的房屋面积算。但需从香米园的房地局房产办查档案，找原始证据。我即到市文联办公室开介绍信，还被主任讽刺、冷嘲，说我想得美！当时我也顾不上生气，约上马师去香米园房地局拆迁办复印回了有关档案。于是，一场坏事变成好事，本给我补差一万元左右，马上成了三万元左右。马师情况跟我差不多。所以马师夸我心细，不愧学过会计。我说，还学会计呢？差点儿丢人了，表早已填过了，要不是新来的头头生事否定前任，推倒重填。加上我忙中生气后胡思乱想，似乎有神灵暗示吧！要不那就亏大了。看来，有福不在忙，也不在急，该你的跑不了。本已铁板钉钉子的事，竟让我一闪念间想出问题所在，不但没亏钱，还在家里和朋友中赢得不小的声誉呢。
二
在社会三路55号这个小院里，西安市作协成立之初就蜗居在东边二楼顶上加盖的小瓦房里。作家和谷先生著文说：“市作协的办公室，是在水泥平房顶上搭建的一间半边瓦房，二十平米大小。外间坐着刘大鹏、黄河浪、韩俊芳，我和贾平凹坐在里间。一墙之隔，是临街的德发长饺子馆和同盛祥泡馍馆。肉味菜香很浓，老鼠也多，甚至在黄河浪的抽屉里发现了一窝仔儿。”当时，我每到这小院里开会，都要去找和谷下上两盘围棋。记得和西影的著名编剧张子良、竹子等四五人，还曾来过一次围棋车轮大战。
这里还举办过西安市第二届文学奖评奖活动，由市作家协会承办。我的组诗《在深深的矿井下》，还获了个二等奖。这组诗先发表在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刊物《文学家》上，并入选1987年第4期的《诗选刊》。这可是我调入西安后获的第一个奖。接着，发在《诗刋》1987年第5期的《陕北唢呐》，还获了陕西省作协主办的首届陕西诗歌奖一等奖。这都发生在我所住的社会三路55号的这三年中。
这期间我还在《星星》《中国作家》《中国诗人》等数十家全国刊物上发表了一二百首诗。这三年，我正好进西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习，混了个本科文凭。
在这里西安市作家协会还举办文学培训的讲习班，我还应邀担任辅导教师，讲授了两天诗歌创作课。再就是创办过西安第一份的《散文报》。当年主持这些事的主要是和谷。在这个简陋小院里，和谷可是干得风生水起，获全国奖的报告文学《市长张铁民》、散文集《无忧树》，应该是他这一段时间创作出的。这两项大奖相当于今天的鲁迅文学奖。
和谷，铜川黄堡人，原名和都蛮，小名大蛮。在渭北铜川一带给娃娃起名为“蛮”，意思主要指要娃娃长得壮和蛮实，再还有长得心疼、乖的意思。和谷和我成为朋友，缘分在铜川。我1960年代末从西安分到铜川，他1970年代初从铜川到西安的西北大学上学，虽然打了错差，但后来聚首于西安钟楼下这条小巷，成了同事。
这个毫不起眼的简陋小院里，我同事中先说西安市音乐家协会主席牧江和作家权宽浮。
牧江是著名作曲家、音乐家，我在《香米园》一文中有过介绍。可他还是一位书法家，被我称为音乐界最好的书法家。他的书法集《牧江书品》，独出机杼，充盈着一种真性情。可以说，他以音乐入书，那种不同一般的节奏，笔意恣肆流动的真趣和无处不在的如梦如幻的优美旋律感，都让我感叹不已。加上他的风流倜傥，快意潇洒，以及深厚学养，人格魅力，都被融汇贯通于一笔一画的顿挫中，弥漫于字里行间的氤氲里。那种气场的强悍，让你不由得佩服地击节盛赞！牧江兄的书法自然灵幻，品格高雅。因之被商子雍先生称为雅人。所以，品读他的书法，一定会感到雅风徐来，如入芝兰之室。
再说老一辈的作家权宽浮，他1948年从西安高级师范毕业时，我才出生。1949年参加解放军，任过第六军十六师宣传科干事、文工团编剧，任过新疆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绿洲》杂志的主编。调入西安后，1992年和我成为西安市文联创研室的同事，并任西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名誉理事。中篇小说《边城匿影》获西安市文学奖，《左宗棠出塞》获西安市首届戏剧节创作奖。早期作品有影响一时的《牧场雪莲花》，我收藏有权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骊宫烟云》。而1950年代最著名的一首歌，女高音歌唱家马玉涛演唱的歌曲《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就是权宽浮作词，石夫作曲。
权宽浮先生为人厚道，是个大好人。尤其对我十分看重。他退休后主编一本刊物叫《民情与信访》，还在1994年第1期上发表了我一组诗，记得好像有《无字碑感应》《神女峰之思》《燧石》等几首诗。随后老权又推荐我担任《民情与信访》杂志的特约编审。让我至今难忘。
还有戏剧家黄悌、音乐家薛凡、画家郭敦、杨宏汉、诗人沙陵（田琳）、评论家姚虹、作家景平、白浪（宁克中）、摄影家李长生等，都是西安文艺界各路的领军人物。
再者，我敢说，西安当年有点儿小名气的作家、诗人、艺术家，不管是专业或业余的，都曾是这里的常客。
西大街社会路口老木大牌楼 绘图/@陶浒
三
西安市作协两间小房其中一间的东墙老是热乎乎的，他们猜测是紧靠着德发长饺子馆下饺子的大锅。
当时，这德发长饺子馆的*、总经理是我西安市二十七中的校友，所以，这德发长饺子馆的历史，我还略知一二。“德发长”1936年由河北保定商人赵继武聘请著名烹饪技师创办，北京风味，招牌就是八十年代推出的饺子宴。这饺子宴，号称集中国历代饺子制作之大成，取南北饺子制作工艺之精华，再加上融汇烹饪技术与造型艺术于一体，“一饺一形，百饺百味”，共有二百多个品种，才创造出了这享誉全国，独特的饺子宴。1989年荣获国家商业部金鼎奖。
撰写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解说词、写过《回延安》的著名诗人贺敬之在该店进餐后，欣然留墨，书写一副对联：“宴文宴友饺子宴，长忆长安德发长。”就挂在古色古香雕梁画栋的三层楼的德发长饺子馆大门两边。新派武侠小说大师金庸2005年给德发长饺子馆也题了词：“花式繁复，百花齐放，以德为根，花发绵长。”“德发长”旧址，早先在钟楼东南角，1961年底，迁到钟楼西北角的。
这百饺百味的饺子宴，每种饺子都有典故内涵，讲究吉祥喜庆之意趣，什么一帆风顺，二龙戏珠，三星高照、四喜临门、五福呈祥，六六大顺等等。这个与我作了多年邻居，一墙之隔的德发长饺子馆，和我缘分真不浅，所以应该费上一点儿笔墨。
我没沾过这个 “德发长” 饺子馆的光，反而是受其所害甚烈。因了这个百年老店，我们院子经常下水道被堵死，污水倒灌。不仅仅老鼠横行，而且这院子还有螨虫肆虐。院子住过的人中，有三个人都患了一种难查病源的类风湿病，一是文联主席黄悌，二是进住黄悌办公室的文联司机马群山，再就是我了。有治疗类风湿专家级的医生推测病因，说可能是环境污染和螨虫。最后，下水道彻底堵死，积了一院子臭水，我们长住的四家人终于逃离，被迫搬到文联住办公室，而我住的是莲湖巷2号文联大楼底层的一间专门腾空的仓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