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年6月10日 14：30—16：30
腾讯会议号：230-990-261
主持：朱良津 贵州省博物馆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馆员
主讲：杜鹏飞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
开 场
6月10日，贵博讲坛57期“以物证史：从贵州省博藏茫父写铜作品谈起”由清华大学杜鹏飞教授主讲，贵州省博物馆朱良津研究馆员主持，朱良津首先介绍了“贵博讲坛”的内涵，并对演讲嘉宾杜鹏飞教授进行了简要介绍。
演 讲
首先感谢贵州省博物馆的邀请，感谢主持人朱老师。我今天的演讲主题是“以物证史：从贵州省博藏茫父写铜作品谈起”，这次演讲主要是把去年我到贵州省博物馆拜访时看到的几件姚华刻铜作品做了一个梳理。
一、以物证史：一个大话题的小引子
首先，结合我看到的几件写铜作品来谈一下在博物馆收藏的这些物到底有什么用？博物馆收藏的物千差万别，这个话题很大。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今年年初做的一个展览叫“异彩纷呈:古代东西文明交流中的玻璃艺术”，我们特别向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借了325件套世界古代玻璃。为了让展览更具说服力，更能证明玻璃材料发展历程，又从全国15家文博机构商借了40余件套作品，其中有一件不起眼的小绿玻璃瓶非常重要，是国家一级文物、首批禁止出境展出的文物。这件小玻璃瓶为什么跟何尊、后母戊鼎、淳化大鼎这样的青铜礼器等量齐观？因为这件陕西西安李静训墓出土的本土烧造的玻璃器，能够证明《隋书》中记述何稠复烧本土玻璃成功这样一件历史事件。这是很小的一个例子，让大家知道其实在策划展览的时候，因为有了这样的考古品做参照，可以使得展品序列更为完整，更有文化含义，其文物意义会更加彰显出来。
说到以物证史，可以举两个跟清华有关的最典型的例子，一个是1921年安特生和袁复礼的例子。袁复礼当时是清华地质系的教授，在河南仰韶村发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后来被定名为仰韶文化。这个为什么重要？因为在此之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术界盛行中华文明西来说，认为中华文明仿佛是没有经过新石器（时代），没有旧石器（时代），认为这么辉煌的文明不可能从石头里蹦出来，一定是西来的，所以当时西来说这个论点是很难推翻的。可是1921年仰韶新石器遗址的发现，大量精美的彩陶、打磨石器的出土，证明中国有新石器（时代），也坚定了我们一定有旧石器（时代）。说这个例子，因为有清华袁复礼参与，后来1926年袁复礼跟李济又在山西西阴村进行新石器考古遗址的发掘，发现了距今大概5000年到7000年的半个蚕茧，又把桑蚕养殖的历史往前上推了数百年或上千年，这都是以物证史的活生生的例子。
刚才也提到了殷墟，殷墟大概是一个最了不起的例子，因为罗振玉、王国维的开创之功，把甲骨上记载的历代帝王的名字跟史书所记载的历代帝王名字对上了，所以二重证据法证明史书可信。那个时候疑古学派盛行，觉得史书是层层累积的伪史，但因为有这些物的存在，我们仍有机会来厘清这些史*载的史。
除了史*载的史之外，有些史是被刻意抹*了的，比如湖北的随州，在战国时候有一个曾国，史书是没有任何记载的。可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随州的考古发掘——曾侯乙墓的出土，震惊世界，器物之精美，规格之高，出土的编钟到今天都是无法超越的，是目前所知最完整，也是规格最高的一个王侯的编钟。
举这些例子，只是想说明何谓“以物证史”。而我今天其实只谈一个很小的问题，只谈我在贵州省博物馆亲自上手抚摸过，认真考察过的这几件写铜作品。
姚华到底是谁？
姚华（1876-1930），字重光，号茫父，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人。光绪甲辰科（1904）进士，旋留学日本习法政，归国后供职邮传部。入民国后，曾任国会参议院贵州参议员。后专心于学问艺术，先后执教于清华学堂、朝阳大学、国立美专等校，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和京华美专校长。是著名的诗人、学者、教育家、文学家、金石学家、书画家和戏曲理论家，被誉为一代通人，于颖拓、刻铜、笺纸等艺术形式皆有特别贡献。与好友陈师曾一道被公认为民国初年北京“画坛领袖”，一时有“姚陈”之称。其为人爽直豪迈，讲名节，重情义，不攀权贵，不畏强暴。与梁启超、蹇季常、熊范舆、周大烈、林宰平、陈叔通、陈师曾、王梦白、陈半丁、凌文渊、陈筱庄、邵伯䌹、罗惇曧、王瑶卿等交游至深。学生中著名者有吴宓、郑天挺、王伯群、王电轮、邱石冥、高希舜等，梨园中梅兰芳、程砚秋、姚玉芙等亦执弟子礼甚恭。梁启超、鲁迅、郑振铎、郭沫若、马叙伦、徐志摩等对其人其艺极推重。惜不寿，且连丧三女一子一姪，晚境凄凉，1926年因中风致半身不遂，于艺文仍孜孜以求，益加勤奋，留下大量文采飞扬、观点独到的题跋、诗文和独具个性的书画作品。一生著述颇丰，有《弗堂类稿》31卷、《茫父风画集》《五言飞鸟集》《曲海一勺》等行世。
虽然在晚清民国时期他的影响很大，今天在两、三个领域对姚华的关注和研究还是蛮普遍的，在知网搜一下姚茫父或者姚华，会看到在戏曲界有很多关于他的研究专论，包括博士论文、硕士论文；然后就是美术史，虽然研究不多，但是这些年也有几篇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第三个领域就是刻铜，好像不太能和前两个领域并列，但我认为晚清民国的刻铜，应该放到整个中国三千余年铜器的使用和装饰艺术、以及工艺美术的范畴里加以研究。因为到了晚清民国的时候，刻铜突然又很灿烂的爆发了一下，留下了一批非常精美、非常重要的工艺品。但是今天它的的确确已经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因为毛笔书写不再作为日常的一个必备，也很少使用墨盒，导致现在是收藏界在关注晚清民国的刻铜艺术，而工艺美术界更多的还是在谈上古或中古，至少是明清，比如说玉器或者漆器等更精美或更精巧的那一类，但我认为晚清的刻铜工艺美术是值得认真研究和梳理的。
二、以物证史：从贵州省博所藏茫父写铜作品谈起
以物证史，看看从贵州省博物馆藏的写铜作品能看到什么？
清末民国期间，北京的刻铜艺术以陈寅生、张樾臣与姚茫父三人为代表，人称刻铜三大家。姚华被列为刻铜三大家之一，他真的动手去刻铜吗？没有任何证据，因为有一些很明确的文章中谈到的是他写完铜或者画完铜。这里写和画是相通的，中国的绘画，画也是写，书也是写，所以我用写字代表了书法和绘画两种类型。例子很多，比如说他的外甥经常拿铜墨盒到莲花寺，请姚华写完之后，再拿到同古堂去刻，可见当时（他与刻铜店铺）是一种合作的关系。
我在贵州省博物馆见到四件茫父款的刻铜作品，除了一件是伪刻，另外三件都是难得一见的茫父写铜精品力作。
第一件铜墨盒（图1），是目前可以看到的姚华写铜作品中最早的一件实物，不仅是最早的实物，包括在能看到的拓片在内，也是目前能看到最早的一件作品。姚华早期的写铜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是应人之请，应人之邀，很多早期的作品都是有上下款的赠人之作。换一句说，都不是商品，不是店铺定制拿来售卖的。
图1 姚华书画什刹海禊集诗意铜墨盒
为什么说这件作品很重要，因为他可以证史，如果讲工艺美术史，讲莲花盦写铜史，这件作品是现在能够看到最早的实物。什么可以把它放到最早？首先上面的结构和图式跟同时期乙卯（1915年）六月的另一件作品相比较，都是很典型的“一河两岸”式，像倪瓒，像宋代山水画里的一角山水，这种图式是很常见的。左下角城阙、绿树茂密，柳树成荫。两件作品的不同在于，一件是盛夏六月，另一件是春季三月三上巳，但是图式可以类比。
从墨盒上看到了什么？
巳日同樊山、实父、掞东、颖人诸君十刹海禊集，分得裁字，寄示述之：
采兰赠芍千年事，雅道销沉仅未裁。今社偶从诸老集，桃花犹为后人开。风情壮岁余今醉，城郭名王有故台。昔日绮罗成寂寞，乐游原上几徘徊。
“采兰赠芍”本《郑诗》用《韩诗章句》义；“风情壮岁”则本香山《三月三日怀微之》诗；“城郭”用宋武帝《三月三日登八公山刘安故台》：“城郭如匹练之绕丛花。”
这一段刻在墨盒上的字是姚华的一首诗，在《弗堂类稿》与《姚华诗选》中，未见此诗踪迹，可知这是其轶诗。可以补姚华诗作之阙、之轶。
此外，从释文可知，这是某年三月三日上巳节，姚茫父与樊樊山、易实父、罗掞东等诗友雅集于北京什刹海，修禊赋诗并书于铜墨盒上，刻成后寄赠熊述之。这几位皆非等闲之辈，分别是：
樊樊山（1846-1931），名增祥，字嘉父，号樊山，别署天琴老人，湖北恩施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历官渭南知县、陕西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辛亥革命后避居沪上。袁世凯执政时，官参政院参政。同光体诗。
易实甫（1858-1920），名顺鼎，字实甫、实父，号哭庵，湖南龙阳（今汉寿）人。尝问业于王闿运。光绪元年（1875）中举，纳赀为江苏候补道，旋师事张之洞，曾主讲两湖书院。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袁世凯称帝，出任代理印铸局局长。工诗，讲究属对工巧，用意新颖，与樊增祥并称“樊易”，著有《琴志楼编年诗集》等。
罗掞东（1872-1924），名敦曧，字掞东，号瘿公，广东顺德人。早岁入广雅学院，为康有为弟子。晚清邮传部郎中。1908年出任唐山路矿学堂坐办。民国初，先后任总统府秘书、国务院参议、礼制馆编纂等职。诗人、剧作家，著述颇丰。
关颖人（1880-1962），名赓麟，字颖人，广东南海人。光绪甲辰科进士。旋赴日留学。历任财政部秘书，交通部司长，铁路总局提调，京汉铁路总办，川粤汉铁路督办，平汉铁路管理局局长等职。民国十一年任交通大学校长。诗人，著述丰富。
为什么把这一件作品归为1915年？他只写了巳日，并没有写哪一年。我有三条路线考证：第一条路线就是姚华的书法。首先看这件贵州省博收藏的团扇（图2），它跟清华有关，当中有两首诗：“二十三日清华道中晚眺”“辛亥三月清华园道中”，都是在讲1911年春夏之际姚华去清华园上课的路上和上完课要回家的路上。这时候姚华住在莲花寺，在清华学堂任教，清晨从莲花寺到清华来教书，路上要花很长时间，所以教了一学期觉得太辛苦，就辞了。可以看出他这时候的楷书，即1911年的楷书，跟他1904年科举卷子上的字差不多。扇子的背面是他在1911年画的春睡图，这个图最早是陈居中的画，后来唐伯虎临过，再后来翟继昌又临了唐伯虎，姚华见到了翟继昌的临本，上面因为有诗提到唐伯虎临了陈居中，所以姚华就临了两件，一件是此件团扇，临完之后当年作的诗就写在了团扇上，所以正面的楷书和行书代表的就是1911年辛亥时期姚华书法的面貌。但是到1916年，从此扇面画上方的题画看出，姚华的字仿佛不是同一个人写的，差别相当明显，如果不是了解这个变化的过程，一定会觉的不是出自同一人所写。另外，该墨盒上字的书法风格（1915年三月），与另外两件墨盒，一件是乙卯（1915年）四月，一件是乙卯（1915年）五月，风格就有所不同，说明在1915年四月之前，他的书法风格还是在一个过渡时期。
图2 姚华人物团扇 （书法、人物作于1911年，题画在1916年）
第二条路线就是刻铜。这件作品的刻工，包括字、线条的刻法都是清代刻铜工艺向民国文人参与之后的刻铜工艺的过渡时期风格。第一条和第二条路线都是基于风格的分析，基于大量排比的资料分析。
那第三条路线，也是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文献。因为禊集对于文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事件，往往会有记录，所以可以通过查跟什刹海禊集有关并且樊樊山参与的相关文献。因为1915年之前，樊樊山在上海，所以1915年之前什刹海虽有禊集，但是根樊樊山没有关系。又因为1916年樊樊山没有召集禊集，而1917年、1918年姚华的书法风格和这件完全不同，因此可以推定这只能是1915年的什刹海禊集。关于这次禊集留下很多文献记载，可以看到樊樊山自己写下了三月三什刹海修禊序，释文：
共和四年，四方略定，庶政粗举。不佞素食京师已五阅月矣。间者，南海关、罗两君，议修禊事，飞笺召客，百数十人，集于十刹海之会贤堂，甚盛事也。是会，主者十人，客之至者，视兰亭为倍，宾至凡九十四人。日方卓午，车骑云萃，杖履春融。高楼五楹，南抱宫城，北临烟浦，沙柳才黄而骤绿，山杏多白而少红。于以促坐飞觞，临流摄影，有晋人之清言，而无其放浪；仿月泉之吟事，而富其篇章。酒未半，客有起而扬觯者曰：“诸君闻外□乎？自青岛改戌，东邻责言，人心震慴于存亡，政府焦劳于宵旰，则行乐非其时也。满目菰蒲，大似前朝之禾黍；当筵鱼笋，有异西山之蕨薇。风景不殊，朝市非故，则宴游非其地也。”主人何以解之？主人曰：“逸少不云乎，取舍万殊，静躁不同，物论之不齐，庄生耳熟之矣。夫强邻恫喝，政府坚持，上有折冲樽爼之老谋，而下有义不同天之盛气，吾属有恃无恐，祓除不祥，礼也。而况大年纵博，遂定潭渊之盟；来敏围棋，即兆魏师之退。示之整暇，不尤愈于鲁国弦歌乎！至于六朝建业，五代汴宫，拟不于伦，尤非事实夫？以唐虞揖让，易为周召共和，举一家物而还之兆人，非一个臣而改事二姓，苍龙阙下，犹闻冲人操缦之音，则丹凤城中，何碍曲水流觞之兴？以视延之入宋，王俭相齐，著巳日之名篇，仿丑年之禊事者，盖不侔矣。又况今日之会，有胜朝书房之彦，有新造阁部之英，则禅代之迹化矣。有八旗龙种之遗，有蒙盟虎落之儁，则种族之见融矣。上自黄阁紫枢，下至素衣韦带，无阶级之可分。少者如陆机之入洛，老者如王浚之渡江，各忘年而相契。或曼倩在朝而隐，或安期渡海而归，则新旧无所争也。或为玉堂之仙吏，或参龙武之新军，则文武不相轧也。有伊川之严正，而亦无忤于玉局之纵横；有司马之高文，而亦心折于枚泉之书檄。济济焉，毣毣焉，庄谐间作，气谊相孚。盖无负于上巳之嘉辰，而有当于共和之实义也。三爵既酹，分韵赋诗，都如干首，付之剞劂，而增祥为之序。
由此墨盒我们可以看到：
1. 目前所见姚茫父参与乙卯十刹海禊集的唯一记录，可据此钩沉茫父与交通系、特别是铁路系诗词文士的交游；
2. 轶诗可补《弗堂类稿》《姚华诗选》之阙；据笔者推测，是目前可见的茫父写铜最早实物作品，即将出版的拙著《金石别卷》对此有专门论述；
3. 这件铜盒可以看做民国铜刻文房转型期的标本，是从清代的线刻到民国的金石器刻法的重要转折，对于研究晚清民国刻铜史有特别意义，值得重视；
4. 可补姚茫父与熊述之的交游；
5. 可据此做一篇民国上巳禊集考。
接下来这两件：一个铜墨盒、一个铜手镇和刚才那一件都是熊述之的遗物，三件藏品都是熊家后人捐赠给贵州省博物馆的。熊述之是姚华经世学堂时期的同学熊承之的胞弟。1907年熊述之迎娶姚华胞妹姚兰，两家遂成姻亲。
那从这两件藏品我们能看到什么？
首先是这件铜墨盒(图3），约12公分，过去没有见过这件实物，但是有拓片收录在《莲花盦写铜》书中，拓片最左边的一行小字几乎完全不可识别，但是有了这件铜盒实物之后，这一行小字就可以非常清楚的识别出来：
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却曲，无伤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述之属姚华书铜。
图3 姚华楷书“庄子”铜墨盒
从书法风格来看，这个时候是姚华书风很成熟的过渡后的书法，楷书方正，并且引入了篆书倒薤笔法。铜盒上的字，初步判断可能是1917年。因为1917年熊述之作为贵州省农校校长，要去日本考察农业，招揽人才，行前先到北京莲花寺拜会妻兄茫父，这件铜盒或即作于其离京赴东行前。也是那一年熊述之在日本把姚华的儿子姚鋈招到贵州农科学校去做了桑蚕科主任，因为姚鋈是学桑蚕养殖的，后来成为非常重要的土壤学家、桑蚕养殖学家。
这件可以同其他几件铜墨盒加以类比，可以看出1917年以后，他的字就没有那么像这件拘泥于很方正、很厚重的金石味，又开始飘逸了，他已经把碑意融到了行楷书里。另外，从姚华1919年6月的一件楷书作品中可以看到，同时期铜墨盒上的字和书法作品中的一模一样，也说明了铜师的刻铜技艺之高超，可以毫不走样地把姚华的书法特征反映出来。
此铜镇为一对（图4），单支尺寸约为3×6厘米，大小适合在手掌里把玩，所以可以定为手镇，我们还可以看到类似大小的一批铜手镇，图案也都非常有趣。那这件铜手镇上有什么？其图案为“虎面”纹，周边布满文字，有两枚印章，一为“姚”，一为“寿臣刻”，可知这是姚华与同古堂刻铜名家张寿臣合作之物，释文：
琥。白玉，满身土斑。关中出土，吴愙斋藏。《说文》：“琥，发兵瑞玉，为虎文。”《春秋传》曰：“赐子家子双琥”是。郑注《周礼》：“琥猛象秋严。”茫父。琥，虎文玉也；珑，龙文玉也，所以祷旱。珑琥，字堪为偶。
图4 姚华摹琥纹铜纸镇
图5 吴大澂《古玉图考》书影
从铭文中得知，此“玉琥”为吴大澄所藏，于是查阅其《古玉图考》，可以看到此手镇周边的文字都是从这本书里面引述的。
同时，从这几件刻铜作品，我们再一次可以看到姚家跟熊家很好的姻亲关系：熊桂笙（1884-1925），本名继成，字述之，是茫父经世学堂时期的同学熊范舆（1878-1920，本名继先，字承之）的胞弟。1907年，熊述之迎娶姚华胞妹姚兰（1884-1957），两家遂成姻亲。宣统元年（1909）熊述之自费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农业学校，攻农学，1911年学成回国，积极参与社会改良，1916年6月30日贵州省省蚕桑总局成立，任局长，后改任贵州省农林学校校长。曾任贵州省农会会长。1925年不幸遇刺身亡。与姚兰育有两子四女，分别是：熊其毅（1910-1985），熊其穆（字圣敬，1912-1996），熊寿英（1911-？），熊钟英（1916-1980），熊素英（1920-？），熊俊英（1922-1984）。其中长子熊其毅是著名土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通过对以上两铜盒一镇的梳理，可以得出结论，万物静观皆自得：
1. 世上没有孤立的物，事物是普遍联系的，通过一件物，可以跟与他相关的同样的形制、同样的时期、同样的使用者、同样的生产者等各种因素建立起它的关联；
2. 观物之道——文字、图案、形制、功用、流变，以次递进；
3. 贵州省博所藏的两盒一镇，是姚茫父亲笔写铜作品，而且是为馈赠其妹丈熊述之而精心创作，再请名店铜师刻成，都是难得一见的精品，可作为民国铜刻文房标准器，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接下来的这件铜盒（图6），在茫父的伪刻当中不算差，作为参考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比如说，内容记：“凤笙购于北平，一九三零年十一月”。此凤笙有可能是时任贵阳巡警道贺国昌（凤笙）。为什么说它是假？姚华的铜墨盒，尤其是同古堂的，不会这么僵化、刻板。也有几条线其实刻的蛮好的，包括菊花，两支荒榛，但是字显然不对，通过和他几件真迹作对比，可以看出，姚华写铜作品上的字、印章应该是跟真的书法、印章一样，不会是这件的样子。
图6 茫父款刻花卉铜墨盒
图7 茫父款刻“山茶怪鸟”铜墨盒
作完真的比对，我们可以与假的进行比对。两件伪作的叶子刻法同样的笨拙，盒子上的荒榛也很相似。这一件铜盒（图7）就是我发表在“重华轩”公众号里面，去年为了纪念鲁迅诞辰140年，写的一篇《鲁迅喜爱茫父“山茶怪鸟”铜墨盒考及增补》。为什么要考？1985年邓见宽先生在人民日报发了一篇不长的文章，关于姚茫父的写铜艺术，在文中提到鲁迅喜爱姚华的刻铜艺术，还收藏了一个姚华的铜墨盒，上面刻有山茶花，立着一只怪鸟，一首题画的绝句：“压断千寻立，山茶一树栽，自时寒鸟舞，犹向雪中来”。此后，被许多书或者文献、文章转引，关于鲁迅喜爱姚华破墨盒子的故事不断被演绎，有人绘声绘色地讲，鲁迅走进同古堂，看见架上有一个铜盒，很喜欢就买了。别人画鸟，都是一个侧面，一只眼。姚华很大胆，画了一个正面，两只眼，很凶的一只怪鸟的形象。的确是很有特点，但是文中提到鲁迅喜爱茫父的“山茶怪鸟”“破墨盒子”是源于邓云乡的文字。设若果真这个墨盒是鲁迅的，行文极为讲究的邓云乡又怎会称其为“破墨盒子”？有了怀疑之后，通过查资料，终于在去年我把它写出来了，发表在《文化生活·艺术中国》期刊，其公众号推送的阅读点击率超过了7000，是一篇在刻铜界流传很广的文章，虽然是很小的一个点，但是我必须把它写出来，澄清出来，因为历史本来是什么样子，就应该是什么样子。澄清了，鲁迅的光辉没有任何贬损，姚华的影响力不会丝毫的因此受到影响。所以说伪迹也是有意义的，如果没有它，我怎么能把我那篇考证文章落地生根。邓云乡先生后来有一篇文章写得很明确，说这件铜墨盒是他收藏的，我也是靠他这篇文章坐实了这个盒子不可能是鲁迅的，只能说很多人读书不细，不存疑。此外，邓云乡文中还说，这件铜盒是他在同古堂买的，如果有人研究民国工艺美术史，研究琉璃厂的名店，可知同古堂在民国的时候就自己作伪，落了茫父的款，然后高价出售。
我的另外一篇考证文章，是讲“亲笔诚可贵，复刻价亦高”，但这件不能算复刻，我讲的复刻另有所指，文博界讲复刻是以真迹为依据的复制，在文章提到的复刻是比这一类翻刻或伪迹高明很多。但可以说“伪作静观亦有得”：
1. 贵州省博所藏茫父款菊花墨盒，是民国时期做工较好的托款作品，有一定收藏和审美价值，但与真迹差距明显；
2. 作伪、售伪、藏伪是古往今来的普遍现象，世界各地、各大博物馆都不可避免有伪迹入藏。
3. 不要轻易否定或忽视伪迹的研究价值，伪迹的制造和流转是工艺美术史无可躲避的组成部分，尚未引起相关领域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三、以物证史：近代北方印坛应为茫父先生留一席之地
这一部分介绍的作品虽不是省博物馆的，但是它很有意思，比如说近代北方印坛应为姚茫父先生留一席之地。因为当时成都的好朋友王家葵老师著有一本《近代印坛点将录》，这本点将录没有给姚茫父留一席之地。他列举了近代印坛108将，并且在陈师曾条目下提到：“姚华不刻印，他的印章大半都是由师曾镌”。我的《艺苑重光》中引了王老师这句话后，我说其实先生不仅治印，而且曾在诗中明确写到：“我曾捉刀一治印，更如邾莒不足齿”。笔者亦曾亲自见先生所治印章，典雅富有趣味，一如其绘画与书法。好友杨昭隽更于1932年辑录《姚陈印谱》，但这个印谱现在找不到，也只是文献记载。我说的见过先生的印章，当然是见过实物，在我书中1918年的那一条里面：“戊午十月茫父治与琴（按，上“玨”下“金”，字库所无，下同。）儿并记”。姚琴是谁？姚华的亲弟弟姚芗的女儿。姚芗在1901年英年早逝，他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人，留下一子夭折，一女跟她的妈妈，也就是姚芗的太太赵氏。姚琴后来上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女师毕业做了小学的老师，后来太用功太勤奋，1924年的时候好像是劳累而死，非常遗憾。这枚印章就是一件确证的实例。
还有就是1915年姚华写给姚鋈的信，信的最后压了一方“小玄海”印章，并且小字注明“此印近刻仿龟甲纹，甚自喜也”。说明这件是1915年姚华自己仿甲骨文所刻。小玄海是莲花寺的一间北房。该印从形状来看，可能是仿了龟甲的形状，但从尺寸来看，很可能就是一个竹根，因为中心有一个小孔。我自己尝试刻过竹印，在竹子上刻印是不太容易的，它因为有韧劲儿，这个形状很像一个竹根。
去年，上海的一个朋友非常幸运地在日本买到了二十四方姚华的印章（图8）。我曾在《艺苑重光》里写到：“是年，摘取宋名家词中四言句刻为印，共得二十余方”。这句话来自于姚华的小儿子姚鋻手订《莲花盦年谱》抄稿本第47页。这些印恰恰印证了《艺苑重光》和《莲花盦年谱》中记录的1922年姚华集宋词中四言的句子，刻了二十多方印章。其实是二十四方，其中有些我在很多画上都见过，比如“喜入新春”这方，他在很多清供图上都有盖。还有“情山曲海”“花随人圣”“多福庄严”诸如此类。而从边款来看，有壬戌1922年的，还有癸亥1923年的，他都标注了这个句子是从哪出的，比如“溪堂词”“珠玉词句”。其中有一方“乙卯冬日，诗田仿古”显然不是姚华的字，说明他的石头有的是用老印章，磨掉之后拿来刻的，因此姚华刻印，且留下目前可以看到至少三十方以上。而且根据这些印的风格和《姚茫父集印》结合起来，大致可以判断哪些印是他自己刻的，哪些是陈师曾刻的，还有一些是寿石工刻的。
图8 上海的朋友在日本购得24枚姚华自刻印章
四、以物证史：冰社成立于哪一年？
以往所有的文献都讲冰社成立于1921年，都是源于1984年由史树青与傅大卤合作撰写的一篇《冰社小记》，推测应是傅大卣口述，史树青成文。而傅大卣的信息则来自他的老师，冰社成员周希丁。但是邹典飞先生2016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我是在《艺苑重光》2016年1月出版之后才看到的，如果当时看到，一定修改我书中的一些内容。因为这篇文章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就是冰社成员丁佛言1920年题写的横幅“冰社雅集图”篆书作品（图9），其落款为：“庚申仲夏黄人丁佛言题于京师畿辅先哲祠”。如果没有冰社、没有冰社雅集，哪来的“冰社雅集图”这个引首？邹先生很严谨，说也可能是冰社要雅集，事先请丁佛言来题这么一个引首，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很遗憾邹先生只见到了首博收藏的这个引首并在文章中特别提到：“且首都博物馆藏品中无冰社雅集图，也无与之相关的其他藏品”。于是我检索了国家文物局的相关数据库，查到了冰社雅集图（图10）藏于首都博物馆，而且曾在浙江省博物馆《金石书画》第四期展览中展出，且收入同名图录，图上写得很清楚：“冰社雅集图。庚申仲夏写于宣南寄庐，渔山刘宗书。”也就是说，“冰社雅集图”和引首都是作于庚申仲夏，那么以往说的辛酉（1921年）端午，月份说对了，但是年份错了。从图录上可以看到，与这件雅集图装裱成卷的另一个引首，仍为丁佛言所题。于是知道当时丁佛言写了两件引首备用，一为小篆，另一为大篆，而前者则为邹先生此前看到的那件分开保存的引首。由此可以确定无疑的把冰社雅集提前到至少1920年的5月，这是以物证史的另一个例子。
图9 丁佛言题“冰社雅集图”
图10 冰社雅集图卷
最后，借用茫父《复邓和甫论画书》当中的话：“吾辈为画有数乐焉：境随心造，一也。心有所造，手能随之，二也。手不随心而业有所造矣，纵失之于后，已得之于前，此乐在心，不能为他人语也；不随心，手绌矣，苟无优绌之见，信手为之，手之所造与心之所造，虽若两歧，及其脱手，或超于心境，三也。此乐之数更多于前，不乏奇情谲状，由兹而出，狂呼叫绝，正此时矣！然后因画作题，题之长短与书之体制，量其所宜，触景生情，或‘池塘生春草’之句，偶然拾得，四也。幅成示人，则后天之事，其议论得失，于我无与，然亦未尝无可乐者，即如痛瘁之处，或被爪搔，更因此见彼，抽出心绪，再生后境，又相赏之，乐也。此非志同道合之友相聚一室，则无由得，故仍以自适为多耳！”
我也表达一下：“吾辈研究美术史有数乐：发现新材料，一乐也；解决旧问题，二乐也；提出新观点，三乐也；分享新见解，四乐也；引发新讨论，五乐也；疑义相与析，乐何如哉！”
对于今天的讲座，简单总结一下：
1. 学术研究贵在于不可疑处生疑，贵在不放过任何疑点；
2. 博物馆是收藏、研究、利用各时期代表性文化遗产、自然遗产的宝库，藏品信息的不断完善、公开，是藏品活化利用的前提和基础；
3. 博物馆藏品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管理是大势所趋、任重道远；
4. “文物”概念不足以涵盖博物馆的全部藏品，一般文物、甚至参考品也有可能成为关键证物。
互动环节
问：请问写铜涉及的铜器，除了镇纸外，实际中还有其他哪些实际用处？
答：我们一般关注的是铜刻文房，也叫刻铜文房，文房用品其实很丰富，比较多的写铜作品是铜墨盒和铜镇尺，因为这是过去文人案头的必备之物。其他的还有笔架，比如像小的铜笔架，其实打开是铜镇尺，压在纸上就可以写字，组合在一起就是笔架。相关的还有裁纸刀，裁纸刀上写刻文字的相对来说少一些。我自己收藏的一个茫父款铜裁纸刀，合在一起也是一个小镇尺，因为裁刀也是案头必备的，铜器在文房上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宽的。还有就是铜屏，像寿屏，在《莲花盦写铜》这本书里，可以见到几件大的铜屏。再比如说梁启超和姚华合作的十二铜屏，所以这个领域还是很多。
问：您是环境学背景，兴趣又关注了晚清民国美术史，您觉得文理科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答：文理学科之间，所谓文理之分是我们现代学科划分的产物，在古代绝对没有这样的划分，也正因如此，晚清民国的理工大家，像清华早期的学人很多到国外，当时信奉科学救国，理工救国，实业救国，因此很多都是进到理工类的学科，但是他们都有非常好的文史修养和训练。所以文理没有必要分，因为教育是培养人，不是训练你的某项技能，训练技能这叫培养工具，不是大学教育的目标。我们每个人要掌握一定的技能，因为我们要安身立命，你如果没有任何技能，则对社会毫无用处，毫无价值。我想说的是，我们从主动的角度，从教育者的角度，我们要培养的核心是全人格，是健全的人格，有一技之长，这一技之长最好是从自己本心的兴趣爱好出发。今天是高考结束的第一天，我想这个话题很多考生、很多家长确实应该思考一下，也想借这个机会呼吁一下，请家长千万把高考志愿的填报权还给孩子，不要握在自己手里。高考定不了你的人生，但是高考的志愿选择如果不合适，对于你心情的影响，对于你今后学习和成长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它一定存在，而且这个影响可以很大。
总 结
主持人朱良津研究馆员总结指出，首先非常感谢杜鹏飞先生的分享。通过杜先生对姚华的研究和著作的介绍，感觉到杜先生是一个对姚华各个方面非常有研究的权威专家。今天的讲座，杜先生对姚华其人及写铜这一项比较重要的艺术创作活动给了很好的介绍，并引用了贵州省博物馆的几件藏品，从对这几件藏品的优劣、真伪做了一个评判，对其中三件精品上面的文字内容、涉及的人物情况和与姚华的关系以及图案的对比，图案的渊源，都做了很好的陈述。通过杜先生的讲座，能够对姚华其人、他的写铜艺术和他的交游、亲戚人脉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今天，借这个机会对杜先生再一次的表示感谢，更期待杜先生能和贵州省博物馆合作，利用贵州省博物馆馆藏资源再深入的研究姚华，对姚华学术成果及学术思想，艺术创造及艺术理念等方面有更加深入的认知。
（崔丽根据录音整理，已经主讲人审阅）
编制：信息中心 审核：王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