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天
1958年夏季的中东地区，被笼罩在西方列强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敌对气氛中，并伴随着激烈的政变与冲突。7月25日，美国报纸《奥斯汀国务家》（The Austin Statesman）刊载的一篇文章写到：
从历史的长远视角看，中东危机的关键人物不是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而是一位骑着骆驼的人，名叫穆罕默德，他于公元570年出生在阿拉伯城市麦加。
穆罕默德创建了伊斯兰教。今天，这个宗教是阿拉伯民族主义里最具活力的统合因素。
……
1000多年前，伊斯兰教统一了阿拉伯世界，开启了其第一个“黄金时期”。在这个时期，穆斯林的哈里发凭借着宝剑，把他们的信仰传播到整个北非和西班牙。直到公元732年，查理·马特在图尔斯山打败了他们对法兰西的侵略，否则整个西欧都似乎注定成为伊斯兰的一个省份。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听到开罗广播后，必然会想起这段历史，呼吁泛阿拉伯统一……
文章作者卡塞尔（Louis Cassels）或许不甚知名，但这篇文章却在半个月后就被另一家美国报纸《芝加哥卫士》（The Chicago Defender）转载。又过了半个月，《华尔街日报》的著名记者维克尔（Ray Vicker）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
今天，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中东的强势发展，更多是被消极因素催生的，而不是积极因素。如果阿拉伯人的怨念没有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恐怕很难找到新的整合力量。
过去的历史，有许多案例能证明阿拉伯人团结起来反对某些东西的能力。当伊斯兰精神在公元7世纪第一次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时，狂热的穆斯林很容易团结起来对抗“异教徒”。
将眼下西方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矛盾，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文明冲突史”，这种脑洞大开的想法，无论在当时美国政府的文件中，还是中苏谴责美国侵略中东的《会谈公报》（1958.8.3），都是看不见的。尤其是纳赛尔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往往被视作世俗政治的表现。那为什么在这两篇媒体文章中，纳赛尔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却与伊斯兰教紧密相连，甚至让两位作者联想到了1000多年前穆斯林对欧洲的征服史？答案或许在于卡塞尔说的那个词——“泛阿拉伯统一”（Pan-Arab unity）。
早在当年2月21日，埃及和叙利亚联合成立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埃及总统纳赛尔顺利当选阿联总统。阿联的成立，让美国人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阿拉伯统一”的威力，美国各大报纸都充斥着对“阿拉伯帝国”的恐慌。（参见拙文《逐鹿、冷战、“帝国”：埃叙联合60周年纪》）随后，黎巴嫩的动荡，让美国朝野感觉到这个“阿拉伯帝国”下一步的扩张目标。7月15日，美国政府为了制止纳赛尔“吞并整个（中东）地区”，迅速出兵黎巴嫩，维系亲西方的夏蒙政府。但军事介入并没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获得胜利感。相反，面对一个个亲西方政权危若累卵的处境，再看看阿拉伯民众对纳赛尔的“狂热”拥戴，这位十多年前纵横欧洲疆场的五星上将，如今却陷入了万般的焦虑，无奈地对副总统尼克松表示：“（阿拉伯国家的）人民站在了纳赛尔一边。”而对纳赛尔深恶痛绝的国务卿杜勒斯，也不得不承认纳赛尔“俘获了阿拉伯大众的民心”。
图1，1958年2月23日《洛杉矶时报》刊载的一张漫画，指责纳赛尔“吞并叙利亚”后，必然得陇望蜀，还要吞并其他阿拉伯国家。
其实早在纳赛尔登上政治舞台之前，阿拉伯人对统一的追求，就已经萦绕于美国人负面的历史记忆中。作为欧洲人的后裔，美国人也牢记着曾经令祖先们“心虚骨震”的“伊斯兰征服”。
“泛阿拉伯主义者妄图重建阿拉伯帝国”
一战结束后，脱离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地区，盛行着建立统一阿拉伯国家的诉求。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汉志王国的费萨尔王子就向协约国提出了统一与独立的诉求。但协约国并没有答应，而是将原属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地区分割成好几块，分别置于英法的“委任统治”。出席巴黎和会的时任美国国务卿兰辛认为，敌视伊斯兰教的欧洲列强可算等到奥斯曼帝国崩溃了，又怎能把奥斯曼的故土交给另一个穆斯林王国呢？
欧洲列强对伊斯兰世界的这种偏见与敌视，也存在于当时的美国舆论中。例如，当时的美籍匈牙利人巴格尔（Eugene S. Bagger）认为“欧洲文明史就是东西方3000年的斗争史”。“萨拉森人”与拜占廷帝国的战争，十字军与塞尔柱人的战争，以及后来欧洲列国与奥斯曼王朝的斗争，都是东西方斗争的延续。如今，奥斯曼帝国被排斥于巴黎和会，是“西方对东方的压倒性胜利”。巴格尔认为，“巴黎决议最为伟大的意义，就是将亚洲驱逐出欧洲”。
但奥斯曼帝国毕竟战败了，奄奄一息，不会再成为西方的威胁。所以，美国舆论对伊斯兰世界的警惕，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新兴的凯末尔帕夏是否会重新掀起一场穆斯林对西方的“圣战” （拙文《失望与愤懑：今天的阿拉伯人如何评价凯末尔》） ；二、“泛阿拉伯主义”对“阿拉伯统一”的追求。西方对凯末尔的恐惧与疑虑只持续了不到十年，但对“泛阿拉伯主义”的敌视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之久。
1919年3月13日，《纽约时报》刊载的一篇文章就指责“阿拉伯人在幼发拉底河谷地掀起的排外运动，*了一些欧洲人”，并渲染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也被“阿拉伯暴徒”攻击。文章作者塞尔登（Charles A. Selden）由此上纲上线，认为“现在的泛阿拉伯运动就是阿拉伯人沿着土耳其人的老路，迫害小亚细亚地区的其他民族”。塞尔登还指责在巴黎和会上“看似温文尔雅”的费萨尔王子，实则“野心勃勃，试图统治整个小亚细亚地区”。次日，《纽约时报》又刊载了题为“泛阿拉伯者”的短稿，在塞尔登的基础上，称“泛阿拉伯主义运动”为“沙文主义”（chauvinism）。可见，“泛阿拉伯主义者”的统一诉求，被描述成了地区扩张的野心，并伴随狂热的排外情绪。
后来，巴勒斯坦问题的持续激化，以及很多美国人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偏向，也在滋生类似的看法。1936年12月，美国学者麦考恩（C. C. McCown）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站在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上，指责阿拉伯人“愈发喜欢叛乱与暴力”，并渲染道：“7千万阿拉伯人和2.5亿穆斯林对耶路撒冷的关注……使得巴勒斯坦正被一个阿拉伯帝国（an Arabic empire）所包围。”1938年9月，《华盛顿邮报》在报道巴勒斯坦局势时，也加了一句带有明显立场倾向的“编者按”： “泛阿拉伯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目前搞的血腥冲突，已经导致圣地数千人的伤亡……”
说到这，就要谈谈“泛阿拉伯主义”（Pan-Arabism）与“阿拉伯民族主义”（Arab Nationalism）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任何概念在实际使用中，都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有些人就经常把“泛阿拉伯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等同起来。例如，1937年7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就概括道：“重视泛阿拉伯主义的人大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人担心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威胁西方的利益。第二类人信奉伍德罗·威尔逊的理念，认为应该给弱小民族自治。”但另一些人坚决区分这两个概念，尤其是对“泛阿拉伯主义”或“泛阿拉伯”字样予以污名化处理，以区别于所谓“正当的阿拉伯民族主义”。
图2，1941年5月，英军悍然入侵伊拉克，重新扶植亲英派的统治。但英国殖民者清楚自己在伊拉克不得人心。所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当月29日发布声明，支持阿拉伯统一，以安抚阿拉伯人的民族情绪。这既反映了阿拉伯人对统一的广泛诉求，却也刺激了阿拉伯国家间的内部纷争，进而也带动了美国朝野对阿拉伯统一问题的思考。
1942年6月，英国牛津大学著名的东方学学者吉本（H. A. R. Gibb）在芝加哥大学发表演讲：
绝对的政治统一在短期内是不可实现的……民族主义者接受地区政治组织作为未来发展的基础……泛阿拉伯主义者不同于民族主义者，想要政治上的统一。泛阿拉伯主义是一股无知，缺乏包容的爆炸性势力……不仅仇视基督教世界的统治、实践和理念，还渴望将欧洲人和犹太人赶入大海……泛阿拉伯主义不关心治理问题……也不关心阿拉伯国家的贫穷……
可见，吉本明确将“泛阿拉伯主义者”区别于“民族主义者”，并将其描述成狂热排外，无心求治的颠狂形象，进而也就否定了他们向往的“政治统一”。吉本是英国人，但他的观点得到了《芝加哥每日论坛》的及时报道，还在十六年后被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财政部长安德森等人复述。
1943年10月，美国历史学家卡迈克尔（Joel Carmichael）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撰文认为：“只有统一才能让阿拉伯人在世界舞台上成长起来，好让他们走出战争的残骸。”但他认可的“统一”是有限度的。卡迈克尔希望阿拉伯国家组成“近东联邦”（a Near Eastern Federation），但要保持各个国家的“内部自治”，因为这是“最切实际的”。至于“泛阿拉伯主义者”所憧憬的“阿拉伯帝国”，在他看来则是“极端”和“虚妄的”。因为“泛阿拉伯主义者妄图重建阿拉伯帝国，打败异教徒”。
可见，吉本与卡迈克尔都对“泛阿拉伯主义”采取了污名化的定义，区别于他们所认可的“民族主义”与“统一”，其实质就是试图按照西方的标准与理念，规训阿拉伯人的统一运动。再回到本文开篇提到的1958年夏季。时任美国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就认为美国可以与中东的“民族主义”和解，但“泛阿拉伯主义”却是反西方、反以色列的。美国共和党成员马丁·大卫（Martin David）也明确反对将“民族主义者”混同于“泛阿拉伯主义”。他在《纽约先驱报》发表的文章指出：“民族主义者”维护本国“自由”和“人民福祉”，“尊重本国与别国的关系”；而妄图统一所有阿拉伯人的“泛阿拉伯主义者”，犹如十九世纪沙俄推行的“泛斯拉夫主义”。所以，在概念的实际运用中，英文“泛阿拉伯主义”（Pan-Arabism）或“泛阿拉伯”（Pan-Arab）字样的意涵，往往带有强烈的负面意涵。而经常被对译成“泛阿拉伯主义”的العروبة一词，在阿拉伯语中经常用来形容阿拉伯人心心相印、肝胆相照、同舟共济的民族凝聚力，带有鲜明的正面色彩。所以，这两个词在对译时，要格外小心。
而且，纳赛尔时代（1954-1970）恰恰又是美苏冷战激烈的时期。纳赛尔代表的“泛阿拉伯主义”又频频被美国人扣上了“亲苏”的帽子。艾伦·杜勒斯就认为“泛阿拉伯主义”是苏联用来“搞破坏”的工具。马丁·大卫也认为纳赛尔试图创建的“泛阿拉伯统一”（Pan-Arab Union）可能被苏联利用。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纳赛尔试图创建的“阿拉伯帝国”，就在美国人眼里就成了苏联向中东、非洲扩张的跳板呢？
“阿拉伯帝国”与苏联的纠葛
1958年12月，阿联总统纳赛尔发表公开声明，指责叙利亚共产党破坏阿拉伯统一，并以13世纪的鞑靼人（蒙古人）比附苏联，反苏倾向十分明显。（参见拙文《双拳出击：埃及总统纳赛尔如何对抗十字军和鞑靼人》）1959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发表讲话，指责阿联为打压当地共产党而采取的种种“反动”措施。3月，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爆发武装暴动，很快遭到政府军与伊拉克共产党的联合镇压。半年多前，还被纳赛尔吹捧的伊拉克总理卡塞姆，此时已经在阿联的官方舆论中成了苏联的代理人，阿拉伯统一的破坏者。
纳赛尔对伊拉克反政府暴动的支持，吸引了美国朝野的广泛关注，被当作苏联与阿联矛盾激化的表现。但在很多美国人看来，这无外乎以燕伐燕的斗争。1959年3月22日，《纽约时报》刊载的两张漫画，就非常生动地表现了这点。在漫画中，纳赛尔对苏联态度极其强硬，但却看不出作者对他抱有一丝一毫的肯定。相反，纳赛尔在与赫鲁晓夫的较量中，透着十足的凶悍与狡诈，野心勃勃的奸雄形象跃然纸上。
这样的看法在当时美国媒体中非常普遍。1958年12月，《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就认为，纳赛尔不喜欢“共产主义主导伊拉克”，是因为他建立“阿拉伯帝国”的想法遭到了挑战。所以，美国应该支持“一个独立的伊拉克，既不屈服于共产党，也不屈服于纳赛尔”。文章作者的看法与当时国务院官员朗特里（William M. Rountree）、副总统尼克松等人的观点非常吻合。
其实早在这之前的若干年里，纳赛尔就频频表现出对埃及共产党、叙利亚共产党的警惕与打压，也担心苏联向叙利亚、也门的渗透。所以，自从纳赛尔掌握埃及权力后，美国舆论中既有人担心纳赛尔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阿拉伯帝国”，但同时也有人注意到双方潜在的矛盾。1956年3月，埃及已因捷克军购案、中东防务、犹太复国主义、苏伊士运河等问题，与美英法三国的关系非常紧张。在此背景下，美国著名的媒体作家卡拉瑟斯（Osgood Caruthers）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题为“埃及试图打造阿拉伯帝国”。卡拉瑟斯指责纳赛尔对抗西方，接受苏联军事援助，并“试图在这里创建一个阿拉伯大国。”但卡拉瑟斯也注意到纳赛尔追求的“阿拉伯帝国”不仅仅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而且也“反共”。
再回到前文说的1959年。纳赛尔对苏联态度的强硬转变，确实推动了他与美国关系的改善，但没有赢得美国舆论一边倒的肯定。相反，仍然有很多人在表达着对“阿拉伯帝国”的反感。当年6月，《纽约时报》就有文章指责纳赛尔“建立帝国”的企图遭到苏联的反对后，就妄图在西方的“容忍”下，破坏关于苏伊士运河的“国际义务”，大搞“海盗”（Piracy）行为。
图5，1961年9月，叙利亚反对派势力通过政变退出阿联。纳赛尔被迫接受了叙利亚分离的事实，但仍然保留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国号、国旗，以坚守阿拉伯统一的理念。为此，《纽约时报》有文章模仿伏尔泰讽刺神圣罗马帝国的口吻，嘲讽仅存埃及一隅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既非联合，也非阿拉伯，更不是一个共和国”。
1963年2月-3月，复兴党先后在伊拉克、叙利亚掌权，沉重打击了伊共与叙共。对此，纳赛尔予以热烈回应。苏联在伊、叙受挫，美国人当然喜闻乐见，但对纳赛尔试图建立“阿拉伯帝国”仍是十分反感。3月12日，也就是叙利亚政变的4天后，《纽约时报》有文章写道：
纳赛尔总统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囊括到波斯湾的阿拉伯帝国的*，又取得了新的进展。亲纳赛尔的革命分子在也门和伊拉克得手后，又有一个军人集团在叙利亚发动了革命……
从西方的立场看，这些革命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激烈反共。共产主义者现在被捕下狱，甚至还被处决。
但是这些革命已经对整个中东和西方造成了广泛的（不良）影响。沙特阿拉伯和约旦是纳赛尔下一个目标，也是美国保护的对象。革命增加了这两个王国的压力，也威胁了所有阿拉伯人除之而后快的以色列，还刺激了阿拉伯人要把英国赶出阿拉伯半岛的冲动。
看来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中，“敌人的敌人”并不一定会被当成朋友。
流传至冷战时期的千年“梦魇”
纳赛尔对苏联态度的强硬转变，按说是符合西方冷战立场的，也得到了美国朝野很多人的承认，但为什么没有因此赢得美国舆论广泛的赞誉与肯定？从现实主义的逻辑解释，是因为纳赛尔对其他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霸权扩张”威胁了西方的石油利益、国际交通线、美国友邦的安全、美国对中东的主导权，还有以“主权国家”为元素的国际体系……。当然，我们也不忽视文化的作用。“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之间长达1000多年的“文明冲突”，不管是否存在于客观的历史事实，但至少是存在于很多人主观的历史记忆里。而纳赛尔就刺激了西方世界的这种历史记忆。
纳赛尔，1918年出生在一个平民家庭，后来就读军校，以一个中下级军官的身份参加了推翻法鲁克国王的革命。不久后，36岁的纳赛尔就成了埃及总理，两年后取代纳吉布成为埃及总统，并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英雄。凭借着巨大的威望，纳赛尔刚满40岁的时候，就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的身份，出现在叙利亚地区首府大马士革。
纳赛尔的成就，离不开对伊斯兰教的敬畏。的确，他的平民底色与革命理念，迎合了社会底层群众的反抗精神，但并不意味着对传统与信仰的背弃。纳赛尔上台不久后，就以自己的名义发布了一本小册子——《革命哲学》。他不但呼吁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也呼吁伊斯兰世界的团结。这就刺激了西方舆论的神经。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前夕，就有人致信《纽约时报》编辑部，指责纳赛尔“正在寻求一个阿拉伯-非洲帝国”，并控诉他“到处支持极端主义者对付理性的民族主义*”，而“非洲人不一定都是阿拉伯人或穆斯林，也未邀请埃及的干涉”。这无疑是通过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对立，将纳赛尔塑造成了伊斯兰世界的扩张者。
1963年4月17日，纳赛尔与伊拉克、叙利亚的复兴党政府签订联合协议，准备将阿联（埃及）、叙利亚、伊拉克联合起来，成立新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三个月后，这个协议就因纳赛尔与复兴党的反目成仇宣告夭折，但毕竟将“阿拉伯统一”再次推向了昙花一现的高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效应。在三国联合协议签订的3天前，《纽约时报》就有文章指出：
阿拉伯民族主义*梦寐以求的是一个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终极联盟。他们怀念穆斯林帝国占领西班牙的往昔时代，希望看见自己再次那么强大。
一周后，美国著名记者苏兹贝格（C. L. Sulzberger）也在《纽约时报》上也发表了类似看法：
……如果他的联邦凝聚起来，纳赛尔一定会考虑打击以色列，因为对他来说，以色列是扎在阿拉伯人身上的一根刺。无论他从哪买武器，抑或求助德国技术人员，他都会做自己的事情（意思是纳赛尔无论是求助于苏联还是西方，都不会受制于人——笔者）。他宣称只要以色列“存在”，就如芒刺在背。这就是纳赛尔第二个目标，终结以色列国家；他把之前整个巴勒斯坦（意指被以色列侵占地巴勒斯坦领土——笔者）都当作阿拉伯的土地。
纳赛尔曾经告诉我：“我们阿拉伯人总是把未来联系到过去。”他说的“过去”不是近几个世纪阿拉伯各个部落分崩离析，被几个外来帝国统治的时代，而是阿拉伯人从波斯席卷到大西洋的时代。
美国人因历史记忆而对“阿拉伯统一”的敌视心理，不仅仅存在于媒体，还出现在美国政界，影响了美国外交。1963年10月，共和党参议员格鲁宁（Ernest Gruening）为了迫使肯尼迪政府对纳赛尔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就在呈递给参议院的报告中竭力渲染纳赛尔的威胁。为此，他引用了海明威前妻、著名媒体作家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的言论：
一千年的穆斯林帝国（Muslim Reich），埃及统治的非洲大陆，可能是一个迷梦，但我们经历了太多的迷梦以及做这样梦的人……希特勒的声音回荡在这片土地，只不过现在说的是阿拉伯语。
一个月后，也就是肯尼迪遇刺前的半个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格鲁宁提交的修正案，大大限制了美国对阿联（埃及）的经济援助，也将纳赛尔重新推回了苏联一边。
到了纳赛尔晚年，阿拉伯国家虽然遭受了六五战争（第三次战争）的惨败，但对以色列和西方的仇恨更是激化。左翼力量与宗教势力纷纷崛起，令美国朝野惴惴不安。为此，《华盛顿邮报》在1969年8月的一篇文章写到：
了解伊斯兰，非常有助于了解阿拉伯民族主义，以及阿拉伯人对以色列和西方的怨恨……对于阿拉伯人来说，阿拉伯和伊斯兰的历史都是一样的，都是当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根源……他们怀念阿拉伯穆斯林帝国统治地中海及亚洲世界大片地区的年代……尽管有许多差异，但阿拉伯语以及阿拉伯控制中东的历史却是共同的遗产……共同的历史使得阿拉伯世界的报纸谴责美帝国主义……
对“阿拉伯穆斯林帝国”念念不忘的到底是阿拉伯人，还是美国人？文章作者李维斯（Jesse W. Lewis, Jr.）自然是指责阿拉伯人对历史的沉溺。因此，他也指责纳赛尔“尝试用宗教狂热的身上纽带来刺激他的泛阿拉伯主义”，认为纳赛尔宣传“吉哈德”（圣战）是“完全的复古倒退”。但结合上文中什么“东西方三千年斗争史”、“重建阿拉伯帝国”这样的表述，恐怕美国人自己也走不出对历史的狭隘建构。
图6，1961年2月，纳赛尔正在大马士革的伍麦叶（倭玛亚）清真寺做礼拜。纳赛尔推崇的萨拉丁正是埋葬于此。与美国作者渲染宗教战争的叙事不同，纳赛尔将12世纪对抗十字军的战争，解读为“阿拉伯基督徒与他们的穆斯林兄弟团结一致，抗击殖民主义”的民族战争。
在中东与欧洲的交往史中，战争自然无法回避。但如何建构对战争史的记忆，会深刻影响人们对于“他者”的认识。在今天的美国舆论中，仍然有人在片面渲染对伊斯兰世界的负面记忆，并将这种狭隘的历史认识，作为干预中东内部事务的根据。近年来，美国朝野就有很多人把自己对于奥斯曼帝国“对外扩张”、“对内压迫”的片面记忆，延伸到了现实的中东政治。当然，土耳其与其他地区国家之间的是非恩怨也极其复杂。但美国舆论的这种声音，恐怕也折射出警惕中东地区整合的一贯心理，至少很多阿拉伯人是这么看的。基辛格在2012年3月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文章所言：“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对中东政策有几个关键的安全目标：阻止任何一个地区大国成为霸权（hegemony）……”。“霸权”与“统一”其实往往都是对整合与凝聚的表述，区别在于感情色彩上的截然相反。所以，基辛格这句话就被当今的阿拉伯历史学家萨瓦努（محمد شعبان صوان）当作“西方破坏我们地区统一与复兴”的罪证。
参考文献：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白云天：《“泛阿拉伯主义”在美国媒体的“帝国”意象》，《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年第2期。
白云天：《美国对“纳赛尔泛阿拉伯主义”认知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5月。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丁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