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赵晓
今年4月11日,是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寄托思念。
一
1987年4月，第二届中国西湖版画节国际版画展上，父亲展出了他的新作《夸父逐日》。
2008年4月，父亲于西子湖畔。
故事出自《山海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虽然很短，仅30来字，却大气磅礴。千百年来，无数文人、画家面对夸父这位悲剧英雄作出了各种自我表达。
父亲的画面上有两个夸父，一个是兴致勃勃地同“日”竞跑的夸父（我觉得原文中的“日”字取其本意，读来颇有古意，姑且就这样用在本文之中），一个是渴得要命、又被“日”灼得要死的夸父。在二维画面中表现同一人物于不同时空中的状态，甚是魔幻，这在父亲的木刻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如果让我作个主观解读的话，我想，手握木刻刀的父亲在非常热情地赞美夸父敢于同“日”竞跑这一壮举的同时，又十分看重那必然是悲剧的结局。或许对夸父来讲这本来就不是悲剧，敢于同“日”竞跑者，还在乎生死吗？！
父亲于2009年底荣获首届“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准备申报材料时，我帮助父亲作了些文字工作，为他七十年的木刻艺术实践概括出三条：在艺术创作理念上，坚持走现实主义道路，反映时代、直面生活；在艺术创作内容上，坚持以关注人、关注人生、关注人民为主线，用真感情表达真感受；在艺术创作手法上，坚持黑白木刻创作，不断探索，勇于创新。以此对照一下，这幅作品就显得有点另类哦。
我查了父亲的创作年表，以古代神话为题材的创作，父亲此前真是未有涉及。时光过去这么多年，父亲也走了近十年，我静下心来细细思量，想探探父亲创作这幅作品的动机。
二
我感觉，父亲创作《夸父逐日》至少包括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1985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美术界出现了一次重要的美术运动，后称“85新潮”。大潮袭来，汹涌澎湃，不仅冲撞着人们的艺术思想，同时拍击着传统的创作形式。人们一时茫然四顾，心神不定。用冯绪民教授的话说，“这种新形势似乎同样具有某种压迫性”，“如果你老老实实画画，没弄什么新东西，就会感到很难适应当时的环境”。这年还是浙美版画系二年级学生的他，记得“当时赵先生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就是全世界没有人搞黑白木刻，我赵延年照样搞！”多年后，冯教授在描述这一记忆时用了五个字：“激荡而深邃！”连同惊叹号。
父亲这一宣言式的表达，我听到过多次，尽管用词有异同，有时忿忿不平，有时不屑一顾，但核心坚实；最简短的版本是“（说黑白木刻）没有前途，笑话！”仅1985年这一年，他就完成了《狂人日记（三十八图）》《葛洲坝人》《鲁迅与我们同在》等作品45幅，除2幅外，其他均为黑白木刻。其实父亲并不排斥套色木刻，事实上多年来也创作了不少，无论是战争场面的《金沙暴动》《红旗不倒》、国际气派的《胜利万岁》，还是咏景叹物如油印的《小阳春》、水印的《处暑》等等，或刚或柔、或动或静，都是他艺术成就中的亮丽景致。但是没办法，黑白木刻是父亲的宿命，哪怕千回百转，他定规要扑向他的黑白世界。在这一点上，夸父般的执着肯定是激励父亲的精神号角。诗人总说“诗言志”。父亲不会写诗。他是画家。
1986年，母亲突患大病。这对父亲的人生理念以及个人情感不啻又是一次灭顶之灾。父亲和母亲十八九岁就在一起，共同经历了艰难困苦的青年、风狂雨骤的中年，才进老年，还没来得及享受风平浪静的夕阳红，就猝不及防地遭遇到生离死别的鬼门关，岂不痛哉！
《孺子牛—林伯渠同志》 作于1986年。
尽管父亲这一年仍然完成了七八幅创作，其中包括《孺子牛——林伯渠同志》这样的力作（父亲的大平刀将画中人物那件质朴的老棉袄表现得如此逼真），但生活现实的重压，无可躲藏地挤压着他的灵魂深处。人在这样的时候，很容易万念俱灰，也很容易思绪万千。人生就是这样虚虚实实、实实虚虚。父亲究竟想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是我发现，此后，父亲创作中的感悟情绪多了起来：《台风过后（之一、之二）》《路漫漫（系列）》《生命树》《百年》《天地间》《我的太阳》……《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中国古代神话系列也在其中。
而1987年的《夸父逐日》是神话题材的第一幅。
《夸父逐日》 作于1987年下半年。
三
然而，仅仅过了几个月，父亲就对这幅画作了重大修改，一气去掉了两位夸父中的一位，即那位被“日”灼得要死的夸父，并且将标题中的“夸父”也删除了。父亲的《逐日》展露新姿。
三十多年过去，关于这两幅“夸父”孰先孰后，人们已不太清晰，有些还把第二幅当成了“初版”。从客观上讲，父亲这两幅作品相隔时间太近，发表、展出得又少，再加上社会影响被他自己同一题材的第三幅作品所遮盖，从而模糊了人们的视线。
我如此肯定地说，是因为我近日在两幅作品上找到了证据：一是这两幅作品，除了图二少了图一中左面的夸父，其他部分的刀触没有异样。二是图二的日轮上，其左下部分和右上部分明显浓粗于其他部分，可以佐证是铲除掉那位夸父后留下的痕迹。三是木刻版画属于凸版版画，根据常识，如要修改，只能是铲刻掉凸起部分，而基本不可能在原来已铲掉处增加刻作部分。所以，由此即可确定这两幅作品的先后。我到浙江图书馆查阅了浙江美术学院编印的《新美术》杂志，在1987年第三期上明确印着：《夸父逐日》选自同年4月份的第二届中国西湖版画节国际版画展。
《逐日》。
父亲多次说过，艺术作品的成就不以形式的新旧论，最终还是以其感染力的优劣定，昆曲、国画、交响乐都几百年了，依然受到人们世世代代的热爱。就创作而言，父亲并不拒绝“新”，并且自觉地不断吸取其中的有益成分。还在木刻创作初期，他就对由鲁迅先生介绍来的苏联木刻很感兴趣。他跟我讲过，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他在广东学习，我的爷爷将在上海买到的一本苏联木刻画集拆散，每次寄信时叠几张画页塞进信封寄给他。他的成名作《负木者》就很明显地流露出俄罗斯艺术的魅力。父亲一生崇拜德国女版画家珂勒惠支，那种产生于德国表现主义土壤的强烈黑白对比，影响了父亲一辈子。他装在镜框中的一幅珂氏自刻像，在我家上华光巷的住所墙上挂了好多年。图4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对江南的蓝印花布产生了极大兴趣，这种爱好不仅丰富了他的艺术创作，甚至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家里一大两小的三只沙发，全部套上了蓝印花布做的布套，有如吹来一股清新的田园风。父亲的第一幅夸父，我理解其中或有突破某种固有形式的冲动，但在新旧与优劣两套评判体系间，父亲依然选择了后者。对不无仓促的构思、不甚成熟的整体效果，他舍得“舍”。
说来也怪，《逐日》中的这位夸父，其实就是第一幅《夸父逐日》中的那位夸父，动势、神态都没有变，可带给读画者的感受却大有改变。由于他的面前没有了其他人物形象，只剩下那轮熊熊燃烧的烈日，便使读者的双眼自然而然地聚焦于他的面容；而他那憨憨的自信、甚至带有些许微微的玩谑，毫无疑问地表明，他不怕“日”的烈。他原本就是要同“日”争个高低的呀！这是夸父的初心。
《逐日》 作于1992年。
四
五年之后的1992年，父亲的第三幅“夸父”出来了，标题依然是《逐日》。
同第二幅一样，画面上还是只有一位夸父。然而，令人出乎意料的是，父亲这回去掉了前两幅中始终在奔跑的那位夸父，刻画的是曾被去掉的那位濒临绝境的夸父。虽然前后两位即将升华的夸父动作、方位不同，但读者可以毫无疑问地认定，“他”，就是“他”。
画中有一个巨大的改变：“日”周围的的“焰”变成了“芒”。如果将“焰”与“芒”作个比较，“焰”显得柔软，而“芒”则要尖利得多得多。我这里称的“焰”，天文学上好像是叫“日冕”。科学家认为日冕的表面温度为100万℃，这是人类难以想象的高温。但夸父不怕，他不是人，他是神。
我曾经对父亲这幅作品的内容有过小小的质疑：故事中的夸父是半道上渴死的，而画中展示出的是夸父被灼烤近绝的景象。后来我想到了：或许，这就是父亲在标题中去掉“夸父”二字的用意？这样的处理，层层递进式地强化了矛盾双方的对抗，拉大了人们审美的张力，也变生出更多激发读者想象的维度（我找不到比这更适合的词）。
父亲先前刻作的“焰”，以一种看似飘逸的姿态在冥空中猎动，能量仿佛尚处箭在弦上的蓄积状态；而到后来刻作的“芒”，那可是刹那闪过、雷霆万钧，任你神鬼仙妖，无可抵挡、直刺九天！
大平刀的凶悍，一览无遗。这道道光芒，是父亲用大力直愣愣地推铲出的，就连那“日”的球体，竟也以大平刀铸就，并且毫无违和感。与此同时，父亲在不大的画幅中，一反他以往宁少勿多的原则，采用了大量由他独创的版画灰色，看上去好过瘾。就拿“日”中灰色的过渡来讲，这可不是水墨在宣纸上的渲染，而是用油墨拓印出的渐变，很不好弄。我觉得，这幅作品中集合了父亲木刻艺术的所有特点：黑白、人物、大平刀、透印、灰色。
父亲一而再、再而三地创作（或是重刻）同题材作品，这在他的艺术实践中并不鲜见。如《国际歌声》《团结就是力量》《白求恩》《鲁迅评水浒》《逛新城》《秋江（钓台）》《霜满天（雪霁）》等，都有两个版本，他自己满意的、社会反响大的，总是后一版。很简单，如果对第一版满意，他自然不会刻第二版了。而在他的《阿Q正传（六十图）》中，刻了三四版的不止两三幅。注意，我说的是“版”，即父亲完成后公开发表过的作品。至于在创作过程中原版刻坏、刨去重来的，不计其中。毕竟以刀代笔，下刀无悔。
父亲一生对自己的创作不仅严谨，而且严格，几近严苛。在探寻《逐日》的创作过程中，我看见了父亲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完美表达。
2013年春节，即将90岁的父亲同家人合影。后面墙上挂的正是《逐日》。
五
父亲自己也很中意这幅作品，曾在家里挂了很长时间。
在这幅仅有0.23平方米大小的画幅之中，父亲究竟要表达什么？他想带给人们什么感受？看到这幅作品的人们又会有什么感受？我很多次地想过、琢磨过，结论都是这样的：前两点肯定是没有答案了；后一点，答案会有万万千。
2017年2月，韩国一位姓金的版画家来到父亲生前的居室，希望更多地了解父亲的艺术创作。姐姐和我接待了他。因为以前他带朋友来过，同父亲有过交流、谈叙，甚至行过大礼，因此我们之间谈得较放松。当谈到这幅《逐日》时，金先生的理解是：像赵先生这样的艺术家们，一辈子追求艺术，到最后，有的追求到了，有的追求不到，但都达到了全身心投入的境界。
我又想起了另一件事。2007年大年三十，我的两位老同学携夫人邀我请父亲和我哥一起去西湖边的郭庄喝茶。父亲签送给他们各一份他上年在中国美术馆捐赠作品展的纪念册。我见他们几人在那聊得甚欢，便随口问一旁两位夫人，你们喜欢（册子）里面哪幅画？她俩不约而同地说是《逐日》，且伴有“啧啧”之声。这令我很是有些出乎意料。
2005年9月，父亲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当时的博物馆馆长是孙郁先生。他观看展览作品时，在《逐日》前站了好一会。后来，他在一篇题为《黑白间的智慧》的文章中，对父亲这次展览作了评论，其中这样写道：“《逐日》的热浪和力量，人的不屈和果敢以及周身的豪气，可以说是一曲绝唱。那是一个多么灿烂的画面，在黑与白之间，在生与死之间，在不可与可能之间，人的无穷力量和智慧在此诞生了。在接触作品的刹那，我好像被电流击中了一般，有了一种稀有的冲动。当年阅读尼采和鲁迅时才有过这类的冲动，然而世俗社会的声音与颜色，几乎已无法调动我们的热情了。赵延年的存在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我以为中国的木刻到了他这里，是真正成熟了。”
完稿于2023年8月
完稿于202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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