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东北地方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寻人的和被寻的都非常传奇。寻人的是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贵少将，被寻的，则是结义十一兄弟中大哥盖山的女儿占珠梅。
幸运的是，占珠梅看到了这则启事，而且很快和将军取得了联系。王明贵将军亲自安排，把占珠梅一家接到哈尔滨相聚。
2008年，结义十一兄弟中的老十，从黑龙江省省长职务上离休的陈雷来到他们结拜的地方，主持修建了“鄂伦春抗日纪念碑”。
▲ 陈雷
漫长的岁月，没有削弱那份昔日的情谊。
遗憾的是，这一切，盖山并没有能够看到。
“栖林人”当时社会地位较低，常被视为“野人”。因此，王明贵将军和盖山的结拜对他来说十分重要。
既然结拜了，而且兄弟在打仗，那么接下来盖山就要帮兄弟打仗。
哪怕兄弟要打的是看起来强大无比的日军。
1941年8月11日，王明贵的三支队在盖山部落二十名武士们的配合下，袭击了日伪设在索勒珠的益昌木材公司。这是个专门为日军砍伐战备木材的半军事化机构，有一个小队日军驻守，还有若干伪军。
由于盖山亲自踏勘线路，带部队徒涉水深流急的格尼河，使这次进攻达到了突然袭击的效果。战斗结果，击毙全部日军，俘虏二十名伪军，解放了三百多名劳工，缴获机枪三挺、步枪五十余支、手枪五支、子弹十万发，还有白面、大米、豆油等物资。
这段时间，日伪对大小兴安岭等地的木材采伐十分重视，这些木材和松节油等二级产品都属于日军作战所需的战略物资。王明贵等抵抗部队这种作战实际是对日军“以战养战”，对东北地区进行掠夺式经营的反击。这一类型的作战给日伪带来相当恐慌，也见于日本官员的回忆。
伪满林业部浜江区专员中村贞成在他的回忆文章《满铁林务区的足迹——大兴安岭》中写道：“冬天的兴安岭，与西伯利亚来的寒流白魔和狼群搏斗都毫无惧色的山中男儿，最感恐惧的却是大东亚战争（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开始，为扰乱我方经济在当地出没的王明贵匪贼之横行。有他们的存在，冬天荒山的可怖为之倍增，令现场工作的人员万分紧张。”
▲日军1941年作战地图，可见伪军起义和王明贵支队动向等标注
原日伪海伦-汤原营林署参事北里留在《官行采伐事业和匪贼》中写道：“夜晚到来的时候，不但机枪手要彻夜不眠地全心警戒，而且全体人员都把手枪放在枕头下面才能入睡。事务所的外面是尽可能加厚的土墙，上面开有枪眼，无论昼夜，森林警察队的警戒都和在战地一样。”
“进行森林采伐，单靠日本军队的讨伐是不够的，故此专门建立了三千人的专属森林警察队进行护卫……尽管有这样的护卫，对采伐队和我们来说，所谓‘安心’也是不可求的，一言一举手之间都可能发生让人神经紧张的事情。”
“尽管在森林警察队警戒之下，在（森林采伐和松脂焦油的提炼）作业期间也要求日军前来驻屯，但是‘匪贼’的行动‘神出鬼没’，仍不时发动夜袭，惨*掠夺给我方带来巨大的损失。”
“用狞猛都不足以形容的王明贵率领部下数十人就是以这里为根据地的，奉命到这里执行开发任务，我的感觉如同‘火中取栗’。”
盖山只从缴获中取了部分武器，说：“枪和子弹我们收下，别的不要了，部队比我们更需要，天天打仗，我们没了粮食可用皮张换，有肉吃我们饿不着……”
不幸的是，当王明贵将军几个月后再转战到盖山部落的时候，才知道盖山由于在参加攻打益昌公司时已经患病，回来后不久便病重而逝了。应该说，称盖山为“大兴安岭的赛德克·巴莱”颇为贴切。这位鄂伦春酋长不但义气深重，勇猛刚烈，而且和赛德克·巴莱一样，至死日军也奈何不得这位山中豪杰。
王明贵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动情地回忆了得知盖山死讯的难过。他要占珠梅带自己到盖山的葬身之地去拜祭。鄂伦春人此时还在采用比较原始的葬仪制度——风葬。风葬的做法是将死者的遗体架在大树上，任虫鸟蛀食，并将其猎犬、猎马和猎刀随葬于附近。
去拜祭的时候，盖山已经去世数月之久。虽然风葬是当地风俗，但看到自己兄长的遗体被悬空数月，风雨剥蚀，残缺不全，王明贵还是感到悲痛至极，一定要拿出经费，为盖山买一口棺材安葬。
最终，占珠梅接受义叔父的这份心意。
盖山的死，似乎有一点淡淡的不祥征兆。尽管此后的战斗依然势如破竹，三支队自出征以来战绩也很可观，但总的情况却日趋严峻。
战斗进行到1942年2月初，作为王明贵左膀右臂的参谋长王钧在呼玛县城附近的战斗中大腿中弹重伤，王明贵不得不亲自护送他和部分送到苏联学习的学员过江越境。
▲ 1946年7月，王明贵与王钧于齐齐哈尔合影
约十天后，在余庆西北卡又遭到日军“铃木喜一讨伐队”的伏击，阵亡二十名，负伤二十名，三支队再一次把伤员送往苏联医治。
从整个战局分析，这其实是正常现象。三支队是一支具有特种作战雏形的部队，其装备精良机动性强，擅长对敌软腹部实施军事打击。同时，王明贵身边的兵力不多，故此对后勤依赖低，说打就打，说走就走，令日军防不胜防，跟不上它的节奏。
三支队这一年转战的成功，一个重大原因是他们成功翻越大兴安岭，攻入了呼伦贝尔这个日军布防薄弱的地区。这里的日伪军分散而且缺乏和抗联部队作战的经验，在三支队疾风闪电般的攻击面前反应不过来，成就了王明贵常胜将军的美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军日渐集中，兵力越来越厚，三支队的活动空间因此被大大压缩，损失也渐渐增大。
王明贵为此忧心忡忡。在连续的作战中，他们曾经遇到当年马占山部队的余部，对方也因此而欢欣鼓舞。但此时三支队已经知道，所谓马占山率部北上的传闻并不可靠。
抗战开始后，马占山将军的确曾组建东北挺进军，率所部沿蒙古高原南缘向东北攻击前进，一度取得辉煌战绩，但他的部队很快遭到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合击，在内蒙古黄油干子战败。西安事变中活捉蒋介石的指挥官，骑兵第五师师长刘桂五战死，马占山拼死突围，退守哈拉寨。了解到这一情况的同时，三支队仍然试图南下，与冀热辽边区的八路军会合。
整个抗战中，打通与关内的联系，始终是东北抵抗军的一块心病，但无论杨靖宇的西征，还是赵尚志试图通过莫斯科联系延安，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
实际上，这种联系在某些时候也曾一度被打通。
1936年，抗联派出精*交通员朱新阳设法越境，到达莫斯科，的确见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反映了东北抗战的真实情况。
可惜，他遇到的王明、康生对东北的具体问题没有兴趣，只是一味要求抗联无条件执行他们在莫斯科琢磨出来的空想方案。在朱新阳表示自己无法说服赵尚志的情况下，便被“冷冻”起来，最终派回关内工作。
发现抗联处境危艰的中央，也曾多次派出人员前往东北，一度有联络员通过义勇军九彪部与抗联取得了联系。这名联络员的身份得到了确认，可惜，此人不久便在残酷的作战中牺牲，联络又中断了。
国民党系统的抵抗武装也曾作出类似努力，如义勇军将领、救国军四支队支队长罗明星便曾设法入关，甚至得到了谒见蒋介石的机会。但国民政府对于东北抗战始终无法给出有力的支援，罗明星在失望之余孤身重返东北继续抗日，最终在全军覆没后被日军抓捕，以身殉国。
因为了解抗日武装急于与关内联系的心理，日军在三支队南下的道路上摆开了截击的阵势。王明贵深知三支队的特点是一柄暗夜的匕首，面对敌军阵容严整，长枪大戟的阵势硬碰上去决不是聪明的打法。
同时，在呼伦贝尔建立根据地也是很困难的事情。
一方面这里地广人稀，地下工作薄弱，又有绵延长久的民族问题贯穿其间，类似红军长征时经过的西康，不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地点；
另一方面敌军重兵围剿，三支队在不断的游走之中才能攻其不备，而不给对方留下打击的目标，这种战法对于建立固定的根据地也是不利的。
在这种情况下，又面对着越打越多的敌人，王明贵召集部下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是北上攻击呼玛县城，与在那一带活动的崔庸健部队会合；第二个是翻越大兴安岭向朝阳山的三路军总部靠拢。
2月下旬，选择了第二个方案的三支队开始掉头东进。
他们不知道，此时三路军的总部已经不复存在。
▲ 日军讨伐队
其实三路军总部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日军打掉。1940年，日军便发现了朝阳山的抗联根据地，并对三路军总部发动攻击，寡不敌众的抗联部队被迫突围。三路军政治部主任张兰生，三支队政委赵敬夫都战死于突围途中。
尽管遭到残酷攻击，抗联仍然没有放弃朝阳山根据地，李兆麟的夫人金伯文等一直在当地坚持。
金伯文的情况并非特例。1940年，堪称抗联历史上作战最残酷的一年，但原抗联教导旅少尉单立志回忆，就在此时他接到任务送王一知率部过江回国内打游击。
▲ 单立志
王一知是抗联第三任总司令周保中的夫人，她过江的目的十分明确，她的丈夫就在那边，她要找到他。
她们，应该说只是那个时代抗联中女战士的一个缩影。
1941年3月，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回到朝阳山，重新组建总部，这里又成为北满抗战部队囊括南北河、东小河、迷魂阵等几个秘密营地的重要基地。
▲ 日本军官在抗联营地前合影
陈雷建国后回忆，当时朝阳山根据地有印刷机，干部将从俄语翻译过来的《八路军军政杂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等文件翻印出来，供当地指战员学习。
同时，各部队也经常派交通员来这里与总部接关系。陈雷还记得王明贵派来接自己的两个交通员，一个叫李俊，一个叫李国君。在他的回忆录《征途岁月》中，陈雷不无惋惜地写道：“李国君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由于参加地主武装，被我民主联军击毙。”
有类似命运的抗联军人并不少。
李敏回忆在张家窑一战中，她身边的“小金子”金碧蓉等四名女兵弹尽被俘，最后被日军*害。关于她们被俘后的命运，还有一个小小的注脚。
在被俘当天夜里，金碧蓉等自知必死，为了相互鼓励唱了一夜的歌。这歌声让押解队伍中的几名伪满军三十团的伪军坐立不安。上士机枪班长杨清海私下和几名亲信偷偷议论：娘们都打鬼子，咱们老爷们丢人啊。
这颗种子到1940年秋天终于发芽。不满日军欺压的杨清海召集有民族思想的数十名官兵，与当时担任抗联二支队支队长的王效明取得了联系。9月13日，他利用担任值星官的机会在星河镇发动起义，和其他96名伪军起义官兵一起加入抗联。
此战，二支队利用杨海清的身份乘机对驻防伪军发动奇袭，共消灭伪军一个建制营又一个建制连，缴获步枪一百四十支、短枪五支、重机枪三挺、轻机枪七挺和大批子弹，击毙伪营长和伪连长各一人，俘虏星河镇伪警察分驻所所长侯鑫泉。
这时正是东北抵抗战争的低潮时期，杨靖宇于年初战死，赵尚志同年因难以打开局面而二次入苏，星河镇的胜利对东北抗日军民有着相当大的鼓舞意义。
此后，杨清海在抗联教导旅其间也曾出生入死，屡建战功，多次执行危险的入境作战并圆满完成任务。在抗战胜利后，他先后担任依兰城防副司令，合江军分区五支队副司令员等职务。
但就是这样一个打鬼子没有皱眉头的抗日好汉，却因为一名妓女辛爱玉的诱惑，在1946年1月叛变投了国民党，变成了和座山雕一样的政治土匪。结果所部被东北战场的剿匪大王贺晋年打了个落花流水，杨清海只身逃脱，隐居沈阳，于1951年被查出并判处死刑。
最艰苦的日子都熬过来了，可惜最后吃了一口狗肉，最后落到如此下场。提到杨清海的死，依兰人直到几十年后还要叹息：“没有辛爱玉，杨司令恐怕还不准儿叛变。”
对其恨之入骨，连续组织讨伐队进行攻击。到1941年冬天，三路军总部几次遭到日军围攻。为了消灭坚守在这里的抗联部队，日军甚至动用了飞机。战斗之惨烈，几十年后当时在三路军总部的李兴汉晚年回忆起来仍如同昨日。
李兴汉和他的哥哥李兴中，本是两个小理发员。他们因为给抗联作地下交通员，参加了策反梧桐河金矿的伪警察的工作，身份暴露而加入了抗联的作战部队。1938年给李敏她们理发时不肯通融的就是这两个小家伙。
在朝阳山的战斗中，撤退中的部队在敌军的围追堵截之下又遭到日军飞机的空袭，伤亡惨重，混乱不堪。
一颗炸弹正在李兴中和李兴汉之间爆炸，李兴中的双手都被炸掉，李兴汉想要救他但毫无办法，连自己也无力继续奔跑，只能抱着哥哥哭。
这时，总指挥李兆麟骑着一匹战马在横飞的子弹中疾驰而过，看到此情此景，大声吼道：“拉着我的马尾巴跑，快！”
李兴汉急忙拉住了总指挥的马尾巴，在战马的带动下勉力跟上，终于突出重围。
几十年后，在李兴中的墓地前，李兴汉对女儿李景梅说到了那刻骨铭心的一幕：“这时候我一回头，看见你大伯在后面追……他也想活，也想揪住马尾巴啊，可是……他没有手了，怎么揪得住？”
老人的回忆在哽咽中结束。
李兴中的墓地只是一座衣冠冢，里面什么也没有。无人知道他的尸骨散落何方。
第十军老战士卢连峰回忆，抗联四支队支队长雷炎战死的时候，战友把他还没有冷的尸体投入了冰窟窿。原因是如果日军发现他的尸体，一定会斩首示众，丢到冰窟窿里，还能得个全尸——战友仅能为他做到这一步。
坚持到1941年11月，三路军总部被迫撤入苏联境内。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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