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新京报记者 杨莲洁
4月17日，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和首都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协会联合发出《关于厉行节约，共克时艰，规范行业秩序的倡议书》，对控制剧集制作成本和主创片酬做了进一步的要求。这已经是3年来电视行业协会、制作公司或相关主管部门就此议题第6次发文了。
这次《倡议书》的内容与之前有何不同？能带给电视剧制作行业怎样的影响？剧集的制作成本和主演片酬占比是否会因此降下来？新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青工委）常务副主任、制片人白一骢，魔瞳影业CEO、制片人张阿瞳等业内人士。
——行业6次呼吁控成本回顾——
据新京报记者不完全统计，自2017年以来，电视行业协会、制作公司或相关主管部门先后6次发文，要求限制过高的演员片酬、合理控制制作成本。这其中包括：
单集成本400万以内？不宜一刀切
《倡议书》建议电视剧、网络剧制作成本应控制在每集400万元人民币以内。
张阿瞳认为这一建议有失偏颇。“美剧伴随流媒体的兴起而发展壮大，跟制片成本的提升有直接关系，像《纸牌屋》《权力的游戏》，单集成本经常需要几百上千万美元。国剧也就少有的几部，单集制作成本达到千万元人民币左右，比如《长安十二时辰》，不好吗？”
张阿瞳说，有些类型的剧，的确需要更高的预算才能做出来，如果遵循“单集成本400万以下”的要求，这样类型的剧就会被一刀切，会导致大家不敢做真正好的内容了，成本怎么低怎么来。
白一骢表示，单集制作成本400万元，加上所有演员片酬不能超过40%，那么单集实际制作成本能有200多万元，对一般的剧是够的。“但做剧不能要求大家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去操作，确应考虑到有的剧需要更高的制作费。”
另外，他也指出，剧集集数和单集成本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以前做一部剧有60集、70集，美术、置景、特效、服化道等项目的成本，可以通过集数的增加来摊薄控制。现在提倡拍40集以下、30集以下的短剧，想要靠集数来节省成本就不可能了。这样的情况下，有的剧的单集制作费就会高。”
除此之外，剧集制作涉及多方面的合作，其中的一部分制作成本并不是单纯行业内就可以决定的。白一骢举了租厂房搭景的例子，对厂房所有者而言，租给剧组拍戏还是租给其他公司做仓储，都是一样的价格，不会因为影视行业就给更便宜的租金。“《倡议书》出来了，还需要一线的制片人在实操中发现存在什么样的问题，看看哪些地方可以做调整，哪些问题可以怎么解决。”
控制主创片酬占比？落实有难度
相较于之前的五次发文，《倡议书》维持全体演员酬金不得超过制作成本的40%不变，将男女一号主演的片酬合计占比，从28%降到了20%。
白一骢认为这是对行业里弱势群体的保护。
“目前来说，制作方是弱势，除了头部演员之外的其他演员，也是弱势。过去我们就发现，演员预算的大头被一两个人拿走，其他演员分剩下的少得可怜的预算。《倡议书》的出发点是保护新演员、新人，能够在行业不好的情况下存活下去，这样的初衷是好的，但实际执行中存在一个怎么落实的问题。”
白一骢说，《倡议书》毕竟不是业内的行政指令，谁也不能凭借一份《倡议书》，就能要求演员必须得把价格报到什么程度。“大家只能这样去建议，去商量。目前我个人觉得，只能是走着看。”
《如懿传》播出时，关于主演极高片酬的事传得沸沸扬扬。图片来自网络
多位接受新京报采访的电视剧制作业内人士均认同，主创的片酬应该处在一个合理的状态。但怎样才算合理，却很难达成共识。张阿瞳认为，规定演员片酬占比不得超过总成本的多少，并不是最佳的解决方式。“只能说这是现阶段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大家目前还想不到更好的方法，只能通过比例来控制。”
艺人经纪Annie告诉新京报记者，演员片酬是市场供需关系的体现，只要剧组对头部流量演员的高需求度还在，很难真正把高片酬降下来。“合同上一定会严格遵守规定的片酬比例，但有话语权的演员有很多方式能获得合同之外的收益，比如股权等。”
张阿瞳提到，《倡议书》还规定了电视剧、网络剧的编剧、导演的酬金，各自最高也不得超过制作成本的10%，这引起了很多业内制片人、编剧的讨论。
“青工委群里就有编剧说：‘我不要10%，给我5%就很好了’。行业真实情况是，很多编剧的报酬不是太高而是太低。都说剧本是一剧之本，但编剧报酬别说制作成本的5%，很多1%都不到。我所知道的，有8000万成本的剧，编剧酬金连80万都没有，可想而知剧本大概率能是什么水平。行业协会在规定编剧薪酬上限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规定下限？”
《延禧攻略》和《斗破苍穹》制作费都不低，但是否花的物有所值就见仁见智了。图片来自网络
限制艺人剧组待遇？有助遏制攀比风
除了制作成本和片酬，《倡议书》对艺人在剧组的待遇也给出了规定：“主要演员可带随行助理一人，享受剧组普通工作人员生活待遇，每人可配工作用商务车一辆。如要求配房车或要求特殊生活待遇，则费用自理。”有网友分析认为，这样一来，能为剧组节省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成本。
白一骢则表示，对剧组而言，艺人生活配套方面的支出跟高片酬比起来真不算什么。他认为这样的规定，比起为剧组节省制作成本，对演艺圈互相攀比的风气的遏制更有价值。“这样限制一下攀比风气挺好的。我觉得这就像要求学生都穿校服，别说你穿LV他穿爱马仕，不用攀比了。演员也是一份工作，一份创作导向的工作。坐什么车带几个助理，跟演的戏好不好没什么直接关系。”
在他看来，剧组里有正面的榜样，也有负面的例子，而刚入行的年轻演员往往更容易被后者影响。“很多老演员为什么值得尊敬？他们德高望重很多年，到了拍摄现场依然谦逊，也不会搞什么排场，不会攀比。还有一些演员确实拍戏非常累，有时候一部戏1500场，要演其中1200场，于是自己买了好点的车开到剧组用，但不会给剧组提任何额外的要求。这样的演员不在少数。”
还有一些演员，就不是好的榜样了。白一骢说，他认识很多演员，没成名时一个人坐着火车就到剧组了。没助理没专车，现场一个人搬椅子拿东西，拍完收工大家一起吃饭。
“突然间红了之后立刻生活不能自理了，这往往是心态问题。”剧组这样一个大家要朝夕相处几个月的环境，年轻演员看到很多大演员前呼后拥，房车、商务车都有，收工后一堆助理围着，而自己收工一个小马扎，心态肯定不舒服，心里留下一个种子，想着自己以后也得那样，而不是以后要成为一个好的艺术家。
“归根结底，就是风气。”
只有倡议不够，呼吁推出可执行细则
对于这份《倡议书》，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的多位电视剧制作业内人士都认可其救行业、保护弱势群体的初衷，但也有不少人指出其在具体细则和可执性上的不足。“行业协会发出的倡议，理应和管理部门的政策有所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细则和可执行性。”
张阿瞳向新京报记者表示，自2017年以来的多个行业协会或平台或影视公司联合发布的倡议、声明都是相对笼统的方向性指导意见，细则和执行层面欠缺考虑，对行业的正向引导作用不是很强。
以此次的《倡议书》为例，张阿瞳表示，“摄制人员酬劳亦应同步降低30%”中“摄制人员”究竟指谁，同行们都感到费解。
一部分人认为，“摄制人员”指全体剧组人员，酬劳降低30%会让本来收入就不高的剧组基层人员雪上加霜，太苛刻了；另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指有署名的摄影指导、美术指导、制片主任等通俗意义上的“部门老大”。
“我的理解是后者，但其他制片人有不同的理解，这种差异就说明《倡议书》里’摄制人员’这四个字太粗了，应该做更详细的定义。”此外，《倡议书》里写道，“目前各电视平台、视频网站平台、购片与自制片定制价格已下降30%—40%……”张阿瞳透露，业内有声音认为这是在为购片平台减负，但减负的刀砍在了个人的头上。“为了降低采购成本去严卡制作成本，逻辑是否合理，需要打一个问号。”
张阿瞳说，出台《倡议书》的行业协会与市场缺少直接挂钩。他和其他从业者看到《倡议书》之后，通过青工委反馈了一些意见，但不知能产生怎样的影响，会有怎么样的调整。
他认为行业协会出台倡议，应该和一线从业人员有更多的沟通，展开广泛的对话，制定出可以执行的细则，而不是停留在大方向上，这样才会更有价值。“不然就会是’狼来了’的状态，你喊你的，我做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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