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1985年初识杨宪益伉俪，合影于北京。
赵蘅所撰的《我的舅舅杨宪益》（中译出版社出版）图文并茂，全书以日记的方式，叙述老人生命中最后十年的事迹，看似生活上不起眼不经意的点点滴滴，透过作者朴素而深情的笔触，一一呈现出玲珑剔透的面貌。看这本书，就像无意中走进了一个时间隧道，在晨光熹微中漫步向前，逐渐地，光线明亮了，许多记忆里模糊朦胧的角落，都在刹那间变得清晰可见。
说起杨宪益伉俪，我早在1985年就认识了。那年我以香港翻译学会执委会成员的身份，随团访问北京文化界的前辈，认识了许多译界先驱，包括钱锺书、杨绛、罗新璋、叶君健、叶水夫、卞之琳等，不清楚为什么，别人都是在会议室中正经八百交流的，偏偏热情好客的杨宪益却招呼整团人马上他家玩儿去了。记得那天刚走进他那位于外文局百万庄的宿舍不久，杨老就指着长几上一堆大大小小的美石，叫来客每人各挑一块。如今看了赵蘅的描述，才知道原来杨老这辈子最爱到处逛，搜罗各种文物饰品，例如到潘家园去拣石头，买了又喜欢送人，每次有亲友小辈等造访，都会叫他们去书房里拿书挑石头。那次我挑选的玉石，已经差不多快四十年了，如今还放置在客厅的层架中，安然散发出温润闲逸的光泽。
记得认识杨宪益不久，他就告诉大家，千万别把他当什么老前辈，他可不认，反之，他喜欢我们叫他小杨，因为当年在牛津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听惯了。这小杨可是才智过人，别人上牛津，得在中学里先学希腊文、拉丁文好几年，他到英国后补习了五个月，就考上这所知名学府了，由于太年轻，学校要他再修读一年，才可以正式入学。那时候钱锺书也在牛津，不过比杨宪益年长。小杨在课余参加了“中国学会”，不久还当上了会长，并且在会里认识了出任秘书的英国姑娘戴乃迭，成就了三生石上一段脍炙人口的宿世姻缘。
戴乃迭年轻时非常漂亮，那清丽端庄的容貌，活脱脱就是英格丽·褒曼2.0（两人只相差四岁，几乎可以认作孪生姐妹），父亲是传教士，乃迭生于北京协和医院，七岁才返回英国。由于热爱中国文化，她在大学时选修了中国文学，与修读英国文学的杨宪益，恰好成为了天造地设的绝配，这对日后驰骋译坛的璧人，在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毅然决然先经大西洋到加拿大，再经太平洋到香港，继而由香港乘飞机到重庆，一路辗转，历经艰辛，终于回到了苦难的中国。他们的婚事并没有得到乃迭母亲的祝福，甚至还预言将来如果两人生了孩子，一定会遭遇不幸，岂料一语成谶，他俩的儿子杨烨，日后真的因精神失常于1979年自焚而亡。乃迭痛在心中，却从不言语，她在传记《我有两个祖国》中宣称：“我来中国不是为了革命，也不是为了学习中国的经验，而是出于我对杨宪益的爱，我儿时在北京的美好记忆，以及我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仰慕之情。”俗语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可真正做到了“嫁羊随羊”，九死无悔啊！
认识乃迭那年她六十六岁，心目中只知道杨氏伉俪是中译外的名家，生平合作翻译过中文经典无数，并不知晓这对患难夫妻曾经遭遇过牢狱之灾、丧子之痛，只见乃迭的脸上，布满了刻痕深深的岁月沧桑，依稀呈现出年轻时的秀雅姿容。那时候，总觉得杨老对她特别温柔，特别呵护。印象中，他们两人都爱喝酒，但是他总是不让她喝。后来才得知，原来乃迭当时已经患病了，医生叮咛不可酗酒，宪益这才在旁急于管制。不过，1985年初次见面，乃迭仍然神志清醒，个性爽朗，小杨拗不过她要酒喝时，只会在一旁“呵呵呵”傻笑，完全没辙。其实，他也深知，喝了酒，可以让她暂时忘忧，既不舍得不让她喝，又怕她喝了对身体不好。多年后，每次去北京探望两老，总是记得给小杨捎威士忌，给乃迭带巧克力。那些年乃迭健康日差，神情呆滞，已经不太开口说话了，记得那回在已经迁往友谊宾馆的杨府，看到院子里坐在轮椅上的乃迭，一面像个孩子似的把巧克力紧紧攥在手里，一面用俏皮的眼神瞅着身边的小杨，仿佛在跟他攀比“你有酒，我也有宝”似的，直觉得心里隐隐作痛。
回想1994年2月22日，杨宪益伉俪应我邀请来中大新亚书院作为期一月的访问。这段时间，我们经常相聚在一起。杨老刚到时兴致勃勃，精神奕奕，虽然已届七九高龄，但豪气壮志不减当年，一抵埠，就赋诗一首：“逝者如斯亦等闲/虚抛七九不相干/黄河终要归东海/前路还须二十弯”。隔天，有个某报的资深记者来访问，事前根本没做功课，一开口，就问两人工资有多少，乃迭身为外国专家，收入是否比夫婿高？我在一旁听得糟心碍耳，于是暗忖，不如由我自己来跟杨老作个详尽的访谈吧！就这样，日复一日我们每天会晤，中午，我会做好公司三明治给两老送去，虽然不擅烹调，但是只要在面包里塞满火腿、鸡蛋、番茄生菜等材料，再挤进一大堆蛋黄酱，总是能让乃迭一边吃一边露出天使般的笑容。晚上，我们接两老来家里共进晚餐，餐后，小杨缓缓点上一支烟，开始了“一千零一夜”般的故事时间，哪怕情节多么高潮迭起，他说来总是温吞吞慢悠悠。闲谈中，他几乎把原稿是英文White Tiger,中译为《漏船载酒忆当年》（2001年出版的自传）一书中所有的内容，都在饭桌上倾囊相告了。记得他说过，中学时，跟家里请来的英文补习老师池太太闹过一场师生恋，看了赵蘅的文章，方才知道了更多详情。原来池太太是广东人，英语流利，还会法文，当时对才情横溢的少年郎动了痴情，而学生呢？到底算是哪种恋爱，“初恋，暗恋，还是少年维特的烦恼？”赵蘅的妈妈杨苡这样问，“都有吧！”小杨回答得气定神闲，看来耄耋老人对少年时代的风流韵事，还记得清清楚楚。原来，这也是当年杨家急于把宝贝儿子送英留学的主因之一呢！
留港一月，杨宪益伉俪除了举办讲座，出席活动，也遇见了不少旧雨新知，例如在中大跟饶宗颐、劳思光等学者会面，欢谈合影；在空余时间重晤旧友黄永玉。更有一回，由我们夫妇带着他们到香港的黄金海岸去消磨了一个下午。那个月，虽然因为中大访客众多，接待的客舍供应紧张，两老无奈给逼迁了三次：从新亚会友楼，到大学曙光楼，再到逸夫雅群楼，他们仍然安之若素，毫无怨言，小杨甚至还为此赋诗遣怀：先说“故旧重逢会友楼/主人盛意更无传”（会友楼）；再说“宾馆室雅何须大，小住三天亦是缘”(曙光楼)；最后则叹曰“一弯浅水雾迷濛/楼外青山似梦中/昨夜东风春乍暖/校园处处杜鹃红”（雅群楼）。
1994年，杨宪益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访学。
毕生跨过大大小小坎儿的杨老，早已看破红尘，处变不惊了，什么事都不会让他气急败坏惶恐失措，唯独那次原本要出席香港翻译学会午餐聚谈的，上午乃迭突然身体不适，呕吐大作，于是急忙送她前往威尔斯亲王医院急诊。在医院中折腾了五六个钟头，方才检查完毕，送进病房。随后我们发觉还没有进午餐，于是到附近的旅馆餐厅去解决。从来没有见过老人这么虚弱，这么无助，那双手——曾经为翻译经典在打字机上打过成千上万文字的双手，一直在不停嗦嗦发抖，连云吞面中的面条也夹不住。毕竟，乃迭是宪益的毕生挚爱，这样一位重情重义、善良多才的妻子，多年来与他患难与共，相濡以沫，他怎会不担心她突然急病送院呢？“我觉得自己很平常，我爱人很不错，英国小姐跑到中国吃了苦，没有牢*，还是工作，做了不少事，”寥寥数语，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已经道尽了老人对爱妻的感念与深情了。
1994年那一个月的共处，使我与杨宪益伉俪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临走时，小杨送了我不少书，题签时高高兴兴的，一会儿称我“兄”，一会儿称我“嫂”，一会儿叫同志，一会儿直呼其名。同年6月，他更为我的翻译论述《因难见巧》，撰写《略谈我从事翻译工作的经验和体会》一文，作为他谈翻译的封笔之作。1998年，我为中大创办“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时，特地邀请杨宪益出任文学翻译组终审评判，虽然他已届八三高龄，还是欣然应允。可惜到2000年第一届比赛完毕举行颁奖典礼时，乃迭已溘然长逝了，痛失爱侣的杨老，无论我怎么游说，都不肯一人前来旧地重游。尽管如此，第二届文学奖推出时，杨老仍然应允再次出任终审评判，谁知道他在2002年开始竟然罹患恶疾，看了赵蘅书中“癌妖何足畏”那一章，终于明白为什么老人起先答应了阅卷，最后无法完成，要邀请胞妹杨苡代劳的原委了。在2003年7月11日的记述中，有这么一段话：“舅舅给妈一重活，要妈代替他评选香港华人翻译奖作品，还一再表示此事交给妈太好了。他还是重视，只不过自己力不从心了。”杨宪益和杨静如、杨敏如一门三杰，都是翻译界地翘楚，那次杨老郑重其事地交托胞妹替他完成翻译奖评审任务，实在令人感动。我当年还以为杨老因乃迭去世，伤心过度无法评阅呢！谁知道老人原来不幸患病，却对翻译奖的承诺仍然念念不忘。那年9月20日，我去北京拜访杨老，在他家也会晤了杨静如、杨敏如二人，相谈甚欢。阅读赵蘅当天的日记，又发现了这段记载：“后来香港中文大学的金圣华夫妇来访，她认识阿姨，第一次见妈。她感谢妈妈帮舅舅做的工作，她说她是评奖主席，要妈去香港开会。”这一下，尘封旧事的记忆之窗，豁然推开，朦胧淡忘的片段又变得鲜活起来。在10月18日的日记中，赵蘅再次提到，舅舅力劝妈妈说“其实应去香港开会”，可见在杨老的心目中，评奖活动与香港之行，是值得支持并富有意义的。这些情节，原先无从得知，由于赵蘅巨细无遗的记载，恰似提供了一块块关键的碎片，使我在追忆往事的过程中，终于凑成了一幅完整的拼图。
杨宪益便笺。
《我的舅舅杨宪益》一书中，详细记载了杨老最后十年在小金丝胡同六号生活的日常，记得我每次去那里造访时，总觉得杨老丧妻鳏居，十分落寞孤单，只见窗外稀疏的爬墙虎在寒风中轻摇，沙发前的小猫在寂静中打呼噜，看了赵蘅的文字，才知道原来由于胞妹的爱护，小辈的照料，众多友好如黄苗子、王世襄、丁聪、邵燕祥等人的经常聚晤，以及慕名后进的不断拜访，杨老的晚年其实并不寂寞，读罢此书，使我恍然释怀！
的确，读杨老，忆小杨，终于明白杨宪益无疑是历经沧桑却“活得最轻松的人”，正如他在厅堂里悬挂的对联所言：“从古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
金圣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