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出身汉末豪门“汝南袁氏”，祖上四代担任“三公”职位；资貌威容、礼贤下士，当时天下豪杰、游侠皆愿投身报效；更是早早供职东汉帝国董事局，在铲除“十常侍”之患，改写东汉宦官专政历史中立下不世之功。
然而世人只记得他输了一场战役，鲜少有人知道他的创业崛起之路，今天，我们一起来观摩一下这位三国第一“二代”割据冀州、统一河北的大型IP变现之路……
出身汝南袁氏的袁绍
势倾天下的金字招牌尽管出自“四世三公”的豪门大族，袁绍并非没有拿到最好的牌面，正如其从弟袁术指斥所言，袁绍为袁逢庶子，“地实微贱”。在当时士大夫眼里，这是关系到纲常的大问题。袁绍清楚的知道，就身份而言，真正继承家族影响、实现个人抱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首先是声望关。当时，汝南郡的名士许劭，主持了对当代人物与诗文字画褒贬为主题的“月旦评”，入评人物无论是谁，一经品题，身价百倍，可谓当时最牛气的“造星工厂”。有这样的同乡，袁绍格外注意避免减分，一次出差归来，宾客云从，袁绍“乃谢遣宾客”“遂单车归家”，以免这种拉风的公子哥行径影响到对他的舆论风向。此外，在汉臣久不服丧的社会氛围下，袁绍先后为其嫡母、父亲各守丧三年，据史载，其母归葬汝南时，“会者三万人”，如后世明成祖朱棣竭力祭奠马皇后一样，袁绍在树立孝道践行者的同时，也借此养名，以克服自身庶出的弱点。
然后是交际关。仅仅作为一个世族代表人物，是远远不够的。从袁绍的交际面，可以窥探他早年通过游侠、豪杰交往的职业规划心思：“（袁绍）又好游侠，与张孟卓（邈）、何伯求（颙）、吴子卿、许子远（攸）、伍德瑜（孚）皆为奔走之友”，又载“魏武（曹操）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甚至让十常侍中权势熏天的赵忠惊叹：“袁本初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于何作！”这里既包括后来坐拥河北时的班底，又有同举大事的盟友，甚至还包括适应宫廷斗争瞬息万变的“死士”，堪称搅动风云的人才战略储备库。
再次是形象关。东汉末年的两次党锢之祸，让天下士族均对宦官势力嗤之以鼻、恨之入骨，因此在宦官与士大夫之间，没有任何骑墙的空间。袁绍抓住历史机遇，以司隶校尉的身份，采取断然措施，一举铲除了2000余名宦官，尽管后来被董卓入局控盘，但此举无疑给袁绍了受用不尽的创业形象资本，天下豪杰皆来归附，怪不得袁术气急败坏地说：“群竖不吾从，而从吾家奴乎！”
清洗十常侍行动让袁绍获得广泛支持
为什么选择冀州？在董卓行废立之事后，袁绍等人眼见难以控盘，立即逃离洛阳。虽说“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然而天下之大，如何选择一个战略要地，不仅关系着声望变现，还决定着后来成败的起手棋。
显然，袁绍吸收了东汉光武帝“资河北以定海内”的创业经验，冀州之地，南据黄河、北有燕山为屏障，更可如董卓编用戎狄好战之兵，既有稳定的战略后方，又有徐图缓进的区位资本。
其次，“奔走之友”亲友团的积极响应。随袁绍偕赴河北的许攸，积极联络河北豪杰，并取得了广泛的世族支持，使袁绍控盘河北获得了较好的可行性，这应该也是袁绍并未选择矛盾复杂的汝南地区的重要原因。
再者，难得的“天下重资之地”。作为一个富庶的地区，冀州“民人殷盛，兵粮优足”，这是割据时代最重要的经济基础，甚至具备“带甲百万，谷支十年”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储备，在群雄逐鹿的割据时代，未有一方豪强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孰为宝贵。
袁绍选择冀州并非一时兴起
借壳上市“三部曲”说了这么多优势，但袁绍并非冀州分公司的合法控制人，董卓假天子之名，任韩馥为冀州牧，并监视袁绍异动。随着时间流逝，韩馥的控盘深入，袁绍过去攒下的资本，必然因无实体依托而变为散沙。袁绍必须有所行动。
一是约公孙瓒合击韩馥。打的不仅是韩馥立足不稳的当口，也是利用了公孙瓒对韩馥卧榻之侧的恐惧与火中取栗的侥幸心理。韩馥仓促应战，形成了动摇其意志的外部环境。
二是获取冀州*的支持。前几期文章提及过东汉特殊的豪强体制，虽然地方政府长吏不用本地人，但掾吏多为当地豪强控制，因此冀州归属的决定权不在韩馥，而在当地颍川豪强集团。袁绍的朋友圈帮助他赢得了选票，韩馥无奈下课。
三是内部平衡的掌握。作为“猛龙过江”的袁绍，依然面临当年汉光武帝刘秀的豪强难题，对于树大根深的颍川集团，袁绍缺乏有效的约束控制手段，因此，提拔重用了一批韩馥时期被冷藏的以沮授、审配、田丰为代表的河北豪强，在两个集团的牵制与支持中，袁绍势力获得了长足发展。
提拔重用沮授等河北豪强代表
至此，袁绍采取了借壳上市的凌厉手法，实现了东汉帝国最大优质IP的高效变现，基本完成了当初经营河北，南征天下初期战略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