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及大理王朝五百年之十二：翰墨深处，灵魂皈依的故园

余显斌 /文 吴家良/编辑

编者按：茶语无量今日头条号将陆续推送书写南诏及大理王朝五百年的历史文化散文共二十六篇：一、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二、南诏初起，历史古道的屐痕；三、绝地反击，铁血英雄的柔情；四、归附大唐，柳暗花明的旅途；五、携手中兴，烽火绽放的烟花；六、权臣崛起，是非功过的书写；七、烽火西南，无尽征战的内伤；八、斜阳哀歌，王朝消失的血色；九、郑赵杨氏，兴盛大理的前奏；十、高歌马上，铁血深处的佛心；十一、负重独行，大理太宗的难隐；十二、翰墨深处，灵魂皈依的故园；十三、文治之曲，洱海月夜的奏唱；十四、禅位之谜，帝王袈裟的梵唱；十五、烽烟鼙鼓， 智高事件的桥梁；十六、回光返照，段氏皇权的牧歌；十七、权臣夺位，前理历史的帷幕；十八、故国重启，佛性权利的言欢；十九、中兴之君，大理江湖段和誉；二十、归附宋朝，马蹄声声草木春；二十一、功成身退，紫溪深山归去来；二十二、刀光剑影，权利交锋的国相；二十三、佛寺千山，处处塔影民膏尽；二十四、五凤楼前，一声呛血的悲叹；二十五、铁血慷慨，滇东部落的背影；二十六、孤帆远影，余音袅袅的王朝。欢迎大家关注！

华夏文明，从有第一人发声起，就开始如溪水长流，源源不断，并在潺潺湲湲的过程中，渐渐汇聚各种学术，各种观点，如万溪归海，大江东去，最终浩浩荡荡，一路向东。

而这种文化的核心，是儒道释。但是，儒道释的融合，有着一个先后顺序，有着一个逐渐融入的过程，而非一拥而入。

佛入中国之前，中国哲学以儒、道为主。儒让人积极进取，道让人恬淡退让；儒让人皈依社会，道让人保持个性。儒让人拿得起，道让人看得开。

两者即相补救又相互对抗，一时难分高下，双峰对峙。这时，释介入，在拿得起和看得开之外，做了中和，告诉世人，还要能放得下。

中国士人将三者合为一体，称为儒道释人格。儒道释人格的出现，让中国文人既有进取之心，又有恬淡之意，更有清静之想。它让中国文人公务之余，回归柴扉，独坐幽篁，弹琴长啸，行到山尽头，坐看云起时。它让中国文人既有济世之志，如高山之石；又有精神操守，潇洒如云；更有洁净之心，如莲花映水，碧叶田田。

这种文化人格，不是哪一个帝王有意提倡的，是文化人长期在生活中，在江湖波折中慢慢领悟的，慢慢融会贯通的。随之，这种文化人格就随着诗歌，随着飞扬的翰墨，随着竖行文字，慢慢地沁入到每一个人的血脉中，流淌在他们的血管里，以至于他们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无论走向海岛异乡，这种文化都牵绊着自己，都润泽着自己，让自己知道，自己根在哪儿，血脉在哪儿，故园在哪儿。这，就是一种文化的认同。

五千年的华夏民族，分裂的时间极短，统一则是大势所趋，这是因为，文化上，儒道释人格早已深入人心，内化成他们的精神，他们的认同，外化成他们的习俗和生活。也是儒道释文化，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分不开的，是同一个种族的。

这，就是文化向心力。

这，也叫文化认同感。

当然，因为时代不同，王朝提倡的主次不同，儒道释中，孰轻孰重，孰主孰次，会有所偏向，有所倚重。但是，想彻底抛弃三者中的一种，几乎不可能，也是几乎没有过的。

大理王朝，也是如此。

1

一个王朝的建立，一代君主和二代君主是极为重要的。一代君主将决定国家的制度、国家的走向。二代君主呢，则是将这种制度和走向很好地发扬光大，使其变得牢实稳固，不可撼动。当然，在执行的过程中，做为二代君主，还有一种选择的过程，好的留下，发扬光大；坏的丢弃，扔入垃圾堆。

大理建国过程，就是这样的。可以说，段思平完成了第一代君主的使命，而第二代的使命，不是由段思英完成的，他也不可能完成，一个生于深宫，长于女子之手的人，是很难完成这样的使命的。于是，这个任务，也就落在了他的叔叔段思良的手中。

可惜，由于文字缺乏，我们很难见到段思良的政绩，见到段思良的言论。但是，从大理立国三百年推行的政策，以及当时发展的旅程，我们是可以推想出他是如何殚精竭虑地推行制度的。

他，最终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走向岁月深处。

这样说，并不等于否认后来国君的作用。

后来的君主，不但起着作用，而且起着很大的作用。在大理国，段思良的儿子段思聪和孙子段素顺，就取着这样承前启后的作用。

可以这样说，段思平统一了大理，让这片土地得于一统，消除的烽烟刀兵；段思良则在政治制度上，进行了弥补，使其更趋完善。而段思聪和段素顺要完成的，则是文化上的一统，让大理走向翰墨飞扬的时代，走向温文尔雅的时代，不再如南诏时期那样飞马扬刀，来去驰骋。也是在这时，大理国的文化，就已经和中原文化，踏上了同一节拍，奏出同一乐音。大理国这片土地，包括南诏，及其后来的几代王朝，时间长达五、六百年。在长达几百年的历史中，其内心都一直对中原文明存在着一种向往，一种依附心理。这，都是因为华夏固有文明的吸引力。

这种吸引力，如地球对人的吸引，你不可能扯着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提离开。你也不可能将自己和这种文化生生地分割开，就如你不可能将肢体扯离开身体一样。

顺之者，可得人心，向前发展。

逆之者，将被时代所抛弃，被历史唾弃。

文化的一统，其力量有时远远胜过经济的，胜过军事的。其作用，真的是不可小觑。

段思聪和段素顺的聪明处，就是顺应了文化的回归，也使得大理在文化上与中原达到一统。

在这种文化的涵润下，大理一直保持着一种稳定，一种繁荣昌盛。这片土地上的人，青袍飞扬，长袖飘飘，援笔为诗，能写出“松鸣天籁玉珊珊，万象常应护此山。一局仙棋苍石烂，数声常笑白云间”的句子；能吟出“年深寺废无人住，满谷西风栗叶黄”的山水风景；能歌出“夕阳欲下山尤好，深谷无人不可留”的禅意弥漫的句子。其诗文字清新，犹如草尖露珠；笔意流畅，犹如山涧清流，一挂直下。

有人说，此诗做于南诏时期。也有人说，此诗做于大理时期。但是，我更倾向后者。南诏时，和大唐对抗时间很长，其间*伐攻取，戈矛相对，时间很长。对抗，有时不只是军事上的，也有经济上的，更有着文化上的。这样成熟的诗歌，这样圆润的字句，不可能在当时产生，只有到了大理，由于大理一直对中原文化的向往之情，自然而然，诗歌就学习着中原的笔法，字句流畅，犹如蝉鸣；平仄高低，如行山道；意境优美，犹如一幅写意画一般。

另外，当时大理商人李观音的一联“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今天看来，也是很得中原送别诗的深味的，很有“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意境的，当然，语言有点太直白了。须知，这是一个商人的诗，不是书斋文人的，由此可见，大理文化，当时已经达到了何种地步。

在那个时代，在宋朝清词响彻文坛，在歌儿舞女唇间清亮吐出的时候；在宋人捋须低吟诗句的时候，在文人泛舟游于赤壁的时候。在大理，一轮文化的月亮，也清亮如水，照在这一片土地上，照在这儿的山间、古寺、瓦屋间。这儿的人一如宋人一般，举杯望月，高歌词句，抒怀表意，字句清韵。

这样的成果，是段思聪和段素顺在文化建设上的功劳。

2

段思聪继位是951年，也就是在这一年，在中原土地上，经过一番铁血拼*，五代的最后一个王朝建立，这个王朝，就是后周。

后周的三代君主中，第三任为柴宗训，登基时七岁，当皇帝不足半年，皇位就让赵匡胤夺去了，所以做不得数。真正算来，应是周太祖和周世宗两任。这两任皇帝，在五代都是很闻名的，也都是很出色的。太祖出身行伍，久历磨难，知民间疾苦，知百姓喜怒，当政之后，力行革新，用范文澜先生的话说：“对沙陀人的野蛮性政治开始进行改革，使*在战乱暴政下的民众感到有些希望了。”而更给乱世以希望的，则是他的继承人周世宗。

世宗出身民间，深味战乱给百姓造成的痛苦，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因此，他上任之后，提出“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宏伟目标。他极具担当心，勇于进取，“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夷夏，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其为人明达英果，论议伟然”，他对外征战，开始着手统一中原，收复失地；对内制定制度，为着一个即将到来的盛世做着文化铺垫，做着礼乐准备。他，也被称为五代第一明君。

几乎在周世宗开始一统中原时，大理的第三任国君段思聪，也准备开始他的军事行动，兵指蜀地，发动战争。

当时，后蜀高祖孟知祥已死，继承人是孟昶。

孟昶这人，真的不好定论，说他昏聩吧，可又清明，能写出“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人父母，罔不仁慈。特为尔戒，体朕深思”的句子，告诉官员，拿着百姓给予的俸禄，就应该为百姓办事，千万别贪婪，别蠹民。他在任打击贪官，毫不手软，治国仁慈，“性复仁慈柔怀，每决死刑，多所矜减”，很得百姓爱戴。因此，投降后，他被宋军押送汴梁离开蜀地时，“自二江至眉州，万民拥道，痛哭恸绝者凡数百人，后主亦掩而泣”。对于蜀国的灭亡，宋太祖的结论，是孟昶生活奢侈，其国不亡，更待何时？

其实，蜀国灭亡，不是孟昶的生活奢侈，而是他用人不当。

他最相信的将军名叫王昭远，是个有名无实的家伙。这人不自量力，自比诸葛亮，常常有六出祁山，躬耕渭水的志向。孟昶也十分信任他，等到宋军打来，派他带兵，对抗宋军。王昭远手持铁如意，潇洒飘逸地坐着车子，豪气冲天道：“吾此行何止克敌，当领此二三万雕面恶少儿，取中原如反掌耳。”结果大败，王昭远让宋军活着，蜀国也随之灭亡。

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

孟昶登基之后，所用非人，他自己不知道，可是段思聪却知道，“時蜀王孟昶不理国事，日务奢纵，委任非人，大理觇知之，欲乘衅攻蜀”。一个“觇”字，说明大理国随时都注意着中原的情况，表面上，自己已经将自己和中原隔离开，不相往来，可是，暗地里，却时时派出间谍，悄悄在打听着中原王朝的消息，也包括周边小王国的消息。

他准备出手，对后蜀亮剑，展露武功，这是大理国建国后第一次有次想法，也是直到国灭以来唯一的一次。

他的这个想法刚端出来，马上被人站出来拦住了。

这个拦住的人，不再是董伽罗。

从段思平建国起，董伽罗就担任着相国，执掌着朝政，算得出将入相的人物。段思英登基后，做事出格，“董伽罗极谏”，估计那时董伽罗仍在相国任上，执掌朝政。因为，段思英任国君不足一年，不可能一登基，就马上拿元老功臣开刀，让董伽罗回家养老的。

段思良能当上国君，发号施令，是和董伽罗强强联手才实现的。那么，相国之职，大概仍是董伽罗的。不然，他用什么奖励董伽罗，难不成让董伽罗当国君？

可是，在段思聪准备对后蜀用兵时，不见董伽罗出面，估计他已经回家养老，或者已经离世了。此时出面的，也非董氏家族人，而是高氏大臣。史书道：“高侯不可，言蒙诏强盛时，与吐番连兵，尚不能侵夺巴蜀，卒以黩武酿内变，宗社不保。”这儿的高侯，是高方高岳侯的后人。由此可见，高氏家族进入朝廷的权利中心，开始执掌朝政，当是在段思聪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高相国劝段思聪，别价啊，国君。

接着，他用南诏做对比，告诉段思聪，战争不如和平好，当年的南诏，够厉害的吧，仗着自己的刀锋锐利，所向无敌，再背靠吐蕃，强强联手，对大唐展开连续性进攻，最终，蜀地没有夺到手，自己力量反而受损，白白便宜了郑买嗣，*了蒙氏八百多人，将君位夺去，建立了大长和国。

然后，高相国又联系到中原后周的形势，告诉段思英，此时周世宗已经登基，铺张扬厉，长鞭横扫，天下震动，统一寰宇，已成定局，“今闻周主英明，削平僣乱，孟蜀必为所并。吾国第当修葺城堡，练兵养民，以观时变，何必劳师远征，启衅召禍”。高相国的办法是，千万别卷进中原统一战争中去，否则，进去容易退出难。我们咋办，赶紧修筑营垒、城墩，训练士兵，守着我们的领土，别让世宗也给夺去了。

段思聪听了高大臣的建议，连连说有道理，“从其言，不敢入犯”，就停止了自己内心渴望的那次壮举。

他能如此纳谏如流，毫不反驳，至少说明两件事：第一，这个国君，不是南诏蒙世隆那样的国君，刚愎自用，一条路走到黑，死不回头。如果那样，大理将会如南诏一样，陷入长期的战争当中，难以自拔。因为，当时的后蜀也不容小觑，仍处于上升时期。“雄武军节度使何建以秦、成、阶三州附于蜀，昶因遣孙汉韶攻下凤州”，这些事都是孟昶登基后发生的。后蜀此时的地盘，与王建建立的前蜀等同，其力量亦等同。当年，王建能*得大长和国郑仁旻“兵大败，溺水使者万余人”，奔逃归去。今日的后蜀，估计也会做到。即使退一步讲，双方打成平手，对大理来说，也是得不偿失的。因为，两虎相斗，最终得益的，绝对是中原的后周。周世宗那么精明的人，岂能放过这个机会？届时趁势出兵，灭掉后蜀。大理呢，也精疲力竭，只能伸着脖子，看着对方将自己打伤的猎物拖走，而不敢有丝毫的怨言。甚至，后周还有可能趁势进军，灭掉大理。

另一个方面说明，高氏家族此时在大理朝廷是很有发言权的。而且，高氏的意见，还是很受大理国君重视的，一说即听。

此时，董氏已经退出权力中心，已经边缘化。

此时，高氏已进入政权枢纽，有着一言九鼎的分量了。

高相国向段思英的这个建议，后来，被历代大理国君，还有大理国相所遵从，一直坚持了三百多年。三百年中，他们谈佛论道，他们吟诗作赋。百姓则耕地纺线，参禅拜佛，或坐在芭蕉细雨的窗下，无声读书。至于刀兵，至于烽烟，很少进入他们的思维里。

这些，都是和平外交之福，是执政者制度正确的结果。

3

唐太宗曾经说过：“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对大理国而言，南诏，始终是他们的一面镜子，是他们的借鉴。南诏当年的战斗力，还有和吐蕃组成联军时，那种铁马秋风横扫一切的气势，一直在他们的议论中出现。

一方面，南诏离他们不远，甚至和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段思平祖上，就是南诏的将军，“世为南诏蒙氏将”。南诏曾有的强大，还有当年的辉煌，一定在百姓间流传，对他们耳濡目染，有着很大的影响。

但是，另一方面，南诏留给大理国君臣的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这个国家，曾经刀剑锋利，战马嘶鸣，战力无匹，“修文习武，官设百司，列尊余卑，位分九等。阐三教，宾四门。阴阳序而日月僭，赏罚明而奸邪屏迹”，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啊。他们长戈横扫，曾让青藏高原走下的吐蕃健儿，旗靡辙乱，丢盔弃甲，被南诏大军“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斩首万级，获铠械十五万”，从此，吐蕃的强盛成为明日黄花，成为一个历史的神话，一去不复返了。可是，最终，由于好战，这个王朝却灭亡了，而且亡国之痛，惨绝人寰，让人谈起，不寒而栗。

他们暗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最终，他们得出结论，南诏王国不该和中原王朝进行沙场血拼，以他们的话说，就是穷兵黩武，从而，严重消耗了自己的力量，给内部的野心家制造了机会。

前行者血淋淋的脚印，还没有被时间的风沙掩盖，还没有风干。蒙氏王族临死的哭号声，还在天边回荡着，缭绕不散。

他们得引以为鉴，不能重蹈覆辙，再上演一幕悲剧。

于是，他们从此采取文治，没人侵略自己，自己也绝对不侵略别的国家。

他们止戈为武，和中原一直和平相处。这种制度，这种做法，和后来的宋朝异曲同工，方向相同，结果也相同。也正是因为这样，两国长达三百年左右并存，从未发生战斗，更别说战争了，至于小小的摩擦，甚至都很少见。这，在五千年的竹青汉简上，是极为少见到的，也是极为温馨的。不只是和中原如此，和周边的国家，大理国也是这样的。这点，也和宋朝相似。

段思聪在位十七年，比他前面三位国君在位时间总和还多。从后来大理的平稳发展可见，他算得守成之主，在位期间，从未点燃烽烟，发动战争，大概确是如高侯的建议那样，积极做着“修葺城堡，练兵养民，以观时变”的举动。

他登基八年后，即960年，中原王朝发生了一件大事，是年的正月初二，后周的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赵匡胤，带兵去抵御辽国进攻，到了陈桥驿，驻扎下来，不走了。是夜，士兵串联，奉赵匡胤为天子，“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即掖太祖乘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

赵匡胤走马回京，夺取后周皇位，建立了宋朝。

对于这件事，段思聪也一定是知道的，从前面侦查孟昶的信息可知，他在内地，一定派有很多间谍，消息随时都会传达到他的耳朵里。他面对这样的情景，没有什么具体行动。他显然还想走走看看，看这个王朝是否值得自己去归附，值得自己去联络，别自己这儿刚上表章，对方就也烟消云散，半入江风半入云了。

965年，宋军五万人马，以大将王全斌为统帅，兵分两路，直指蜀地，旗帜招展，风驰电掣，“甲戌，王全斌克剑门，斩首万余级，禽蜀枢密使王昭远、泽州节度赵崇韬。乙亥，诏瘗征蜀战死士卒，被伤者给缯帛。壬午，全斌取利州。乙酉，蜀主孟昶降”，其进军速度之快，可算风驰电池，出兵、攻取、受降，前后“才六十六日，凡得州四十六，县二百四十，户五十三万四千二十九”，后蜀几乎眨眼间就消失了，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名词。

这，对段思聪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也产生了极大的威慑。

他和朝臣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试探一下宋朝的态度，看大宋接下来究竟准备怎么办，便于自己采取对策。于是，他千里迢迢派人送去一封信，交给宋太祖，希望能和宋朝通好。使者，不是以大理国君的名义派出的，而是由大理建昌城官员派出的人，即史书上说，“黎州递到云南牒，称大理国建昌城演习爽贺平蜀之意”。建昌城的官员，没有得到段思聪的属意，是绝对不敢这样做的，他也没有那个权利这样做。

到了开宝元年，即968年，建昌城的官员，再次派出使者，千里迢迢来到汴京，上书宋太祖，“云欲通好”，希望和大宋朝结好。

宋太祖呢，竟然态度很奇怪，将这件事情放在那儿，来了一个冷处理，不闻不问，让段思聪心中很是忐忑，寝食不安。

他一定在猜测，宋朝这样，究竟是想怎么的，下一步向干什么。

宋太祖的态度，更是给历史留下了诸多的猜疑，也留下了无穷的说法，以至于大家众说纷纭。

4

在有关段思平、段思良的文字叙述里，笔者认为，段思平有点和宋太祖相似，百折不挠，馁而不折，武功之强，大于文治。段思良呢，和宋太宗有些相似，文治之功，大于武事。

其实，细说起来，大理国和宋朝相似的地方，远远不止这些。

两国的皇位，都是在两位开国君主的后代中交替出现。宋朝帝位，在太祖和太宗子孙间轮流。大理国帝位，则在段思平和段思良子孙间交替。

其次，两国都被分为前后两部分。宋朝分为北宋、南宋两个阶段，前后时间，大致相同。大理国也分前理、后理两个阶段，时间上也大致相同。

最为相似的是，两国都以和平闻名，而不以武功名世，都显得温文尔雅，极具人性化。宋朝对外彰显军力，远不如唐朝。可是，宋朝的文章、书法，甚至品茶，都可以和唐朝双峰对峙，不相上下的。在经济建设上，宋朝更高过唐朝，从而出现了清明上河里的世界，出现了柳永笔下的“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的市井生活；出现了李清照词里的“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的盛景。

大理也是如此，放弃战伐，注重生产，尤其注重商业。有个数字可以看出，其商业发达，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大理生产良马，骨骼劲健，追风赶月，和交趾李氏王朝的一个州进行马匹贸易，日进斗金，甚至连李氏王朝开国皇帝太祖李公蕴也嫉妒眼红，于是，悄悄派人蒙面抢劫，“使人执之，获马万余匹”。万余匹战马，仅仅是和交趾的一个州郡的交易量，由此可见，其年贸易额是很大的，甚至是惊人的。大理国提倡生意买卖，也鼓励买卖，“大理西门外教场，每年三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为大街子，百货俱集，结茅如阛阓”。街子，也就是集市。大集市一月三天，至于小集市，“逢二、五、八日聚于各市”，人来人往，十分热闹。

因此，两国以建设本国为主，从不置喙他国之事。

宋朝，从太祖朝起，这种治国特征，就已经清晰地表现出来。

也就是王全斌灭掉后蜀的当年，心想，自己为什么不趁着大胜之威，再次剑芒闪闪，指向大理国，再建一功。于是，“中国王全斌受命平蜀，欲因兵威取滇以图进上”，王全斌派出使者，千里迢迢赶到汴梁，将大理国的地图献上，意思很明确，灭掉大理，将西南之事，一举解决。谁知，太祖皇帝看着地图笑笑，拿着手里的玉斧（一个玉制小玩件），“画大渡河为界，曰：‘此外非吾有也。’”

史书即此，补上一句，“由是云南不隶中国”。这里的中国，指的是中原王朝，也就是直大宋朝。

后来，有人怀疑，太祖当时说没说那句话。细细推敲起来，太祖当时可能说了那样一句话，可是，意思绝不是那个意思。

说太祖说过这句话，是因为，很多史书上，几乎都记载着这句话。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翰林学士朱震言：大理国本唐南诏，大中、咸通间入成都，犯邕管，召兵东方，天下*动。艺祖皇帝鉴于唐之祸。乃弃越巂诸郡。以大渡河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为御戒上策”。朱震认为，大理就是过去的南诏，以前可没有少给大唐招来麻烦。太祖皇帝因为当年南诏和唐朝死磕，得出一个教训，这片地方，想进攻，地理不熟，瘴气弥漫，一不小心，大军失败，很可能上演当年大唐全军覆没的惨剧。想要让其臣服，可其君桀骜，又不愿意。所以，放弃它，不管它了。

《僰古通纪浅述校注》叙述说，“时宋以大理内附，或请于大渡河外置城市，以便互市，诏问得失。知黎州宇文常言：‘太祖观地图，画大渡河为境，历百五十年无患。今于河外置城邑，边衅开，非中国之福。’乃止治黎州。”南宋的时候，想在大渡河靠近大理国的地盘，建造一城，和大理进行贸易往来，宇文常劝阻，说太祖当年因为放弃此地，才保持一百五十年和平，现在如此，等于承认其为属国，弄不好有一天兵连祸结，不可收拾。

《滇载记》道：“王全斌既平蜀，欲因兵威取滇，以图进于上，太祖鉴唐之祸基于南诏，以玉斧画大渡河曰：‘此非吾有也。’由是云南三百年不通中国，段氏得以睨临僰爨，以长世焉。”大理能建国三百年，都是因为宋太祖不愿收复，否则，哪有大理国啊？。

《南诏野史》也有此说，“王全斌平蜀还京师，请取云南，负地图进。太祖鉴唐之祸，以玉斧画大渡河为界，曰：‘非吾有也。’由是段氏得据南诏相安无事”，此说，与《滇载记》相同。

大家都认为，宋太祖面对王全斌送来的地图，曾有此说法，甚至举动细节，都历历如在目前。至于宋太祖为什么要这样做，大家都认为，是“鉴唐之祸”，也就是南诏当年将大唐拖垮拖瘦的事，对太祖心理造成了很大的阴影，因此，宋太祖让王全斌停止马蹄，兵驻大渡河边，不得过河。

如果说《滇载记》《南诏野史》出于明代文人之手，有着想当然的意思在内，有臆造成分，那么，朱震和宇文常的话，则绝无臆造了。因为，他们都是大宋的臣子。在王朝社会里，大臣假造皇帝的话，那是泼天大罪，是要*头的，甚至是要族灭的。如果没有这话，他们怎么敢堂而皇之的将这句话写到奏章了，上奏给皇帝？

但是，他们在理解宋太祖这句话的意思时，明显地出现了偏差。

对于太祖当时对王全斌的回答，还有一种说法，算得孤本，就是李京的《云南志略》，其中记载道：“王全斌克蜀，欲因取云南。太祖止之曰：‘德化所及，蛮夷自服，何在用兵？”我们不要靠着兵力去厮*，不要靠着势力去镇压，要用文治的方法，让他们心服口服，最终归附。

这话，估计仍是作者臆造，但是，李京臆造此话，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揣测的，更接近宋太祖说这话的心理。

太祖当时不同意王全斌的建议，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宋军灭蜀，千里征战，攻城夺寨，早已成为疲兵。兵法有言，“千里奔袭，必厥上将军”。兵法又言：“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军将。”这些，讲的就是远距离的疲军作战，是十分危险的，是损兵折将之举。太祖皇帝跟着世宗，手执戈矛，四处征战，决胜疆场，鲜有败绩，长于用兵之道，不会犯此危险，因此阻止了王全斌的进军。其次，蜀地广大，五万人马占领蜀地，已经捉襟见肘，更别说征讨大理国了。再次，王全斌在蜀地，少有宽厚，以铁血待人。成都下，“王全斌*蜀降兵二万七千人于成都”，乱象已萌，太祖大概也已经知道了。

另外，当年的大唐，三次征讨南诏，三次败北，以至于唐军出现“彼弓不暇张，刃不及发，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流血成川，积尸壅水。三军贵衄，元帅沉江”的惨状，多多少少在太祖的心里，还是有影响的。他不愿轻易进军，让宋军也出此惨况。

最主要的是，宋军此时进攻大理国，和太祖的统一计划，是背道而驰的。太祖的统一计划，史家一致认为，是赵普确定的，就是“太原当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则我独当之，不如姑俟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子之地，将安逃乎”，北汉挡着辽国，做了缓冲，我们先不急着灭北汉，将它留着，阻挡辽国。我们统一了其它国家，然后回头再收拾它。这不是统一计划，是对待北汉的作战计划。具体地说，太祖的统一计划，是应用周世宗的，即周世宗当年最为倚重的大臣王朴，在《平边策》里所说的，先败南唐，取其江淮之地，以其经济，蓄养军队，锻炼死士，随后趁势过江，灭掉南唐，此后，“则桂、广皆为内臣，岷、蜀可飞书而召之。若其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矣。吴、蜀平，幽州亦望风而至。惟并州为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之。然彼自高平之败，力已竭，气已丧，不足以为边患，可为后图”，先灭南唐，再取岭南，然后凭着强大的军力，一纸书信，招降后蜀。如果后蜀拒不归附，就灭掉它。那么，幽燕十六州自会回来。最后，北汉自会烟消云散。

王全斌灭后蜀时，南唐仍在，十分强大，燕云十六州更在辽人之手，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孰重孰轻，太祖是很清楚的。尤其燕云十六州，是中原的屏障，此处关隘重重，山地起伏，宜于阻挡大辽的骑兵奔驰。丢失后，契丹健儿一旦不高兴了，或者手里不宽裕了，就鞭马而出，一路奔腾，前面就是一泻千里的平坂，无险可守。辽人旦夕之间，就可靠近黄河，威胁汴梁，让大宋朝廷成惊弓之鸟。

燕云十六州，是太祖必须夺回的，是太祖的一块心病。

只是，他后来突然暴死，其他皇帝又缺乏他的无极兵锋，缺乏他的军事谋略，难以收回燕云十六州。这点，也不是他能预料到的。而后代呢，更错会了他的话，以为他放弃了大理。如脱脱所说，“若夫重文抑武，强内弱外，冗员多滥，将弱卒衰，常失之于疆场，受困于四夷者，乃后世矫枉过正，因循苟且所致，非太祖之本意也”，宋朝后世君臣，矫枉过正，往往如此。

5

中国文化中，尤其是政治文化中，一般的清明有为之君，大多都是不喜张扬武力，不喜*伐征战的。他们认为，以仁德之举，让天下归心，九州来朝，方才是真正的成功，是真正的盛世之举。当年大唐时，有大臣向太宗皇帝提出“震耀威武，征讨四夷”的馊主意时，魏征急忙走出来，摇着手告诉太宗，做为皇帝的，就应该“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四夷即服”。后来，贞观之治大成，太宗皇帝被尊为“天可汗”，受到万国称颂，他曾赞颂魏征此话道：“朕从此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

这种治理制度，在孟子而言，称之王道。

这种治理制度，在后世而言，称为文治。

文治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视民生，重视生产，统一之后，不轻易对外发动战争，以引得百姓血流在野，屋庐为墟。

周世宗当年是提倡文治的，他将农夫和蚕妇的像，雕刻着放在宫里，对大臣说，寒冬腊月，我烤着火，穿着皮裘，都感到很冷。他们在飞雪中劳作，更是艰难。我们为他们所奉养，无以回报，只有认真治国，才能心安。

太祖虽夺得后周的帝位，但对赏识提拔自己的世宗，一直感佩在心，因此，也继承了这种思想，继承着这种做法。正因为如此，王全斌征蜀时，有一将军乱*无辜，及于妇女，太祖皇帝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下令，“亟召至阙，斩之都市”。左右大臣知道后，都急忙出面替死囚求情，太祖流着眼泪道：“兴师吊伐，妇人何罪，而残忍至此！当速置法以偿其冤。”我们宋军本来就是去讨伐残暴的，一个女人会有啥罪，这个将军竟然如此残暴，赶快处死他，用来为死去的人偿命。

宋太祖对于王朝的疆土，是十分重视的。当日，宋军进攻南唐时，南唐后主李煜，派出大臣徐铉来向太祖哀求。徐铉文采出众，很得太祖的赏识，但太祖面对他的哀求很生气，拔剑发怒道：“不须多言！江南国主何罪之有？只是一姓天下，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说白了，李煜无罪，天下必须归于一统，金瓯必须无缺。

但是，对于大理国，太祖的策略就不同了。他的策略，有些沿袭唐朝的。当日，大唐在太宗的治理下，国事蒸蒸日上，到了高宗时，更趋高峰。永徽四年，即公元653年，南诏国君细奴逻，“遣逻盛炎入朝唐，诏授奴逻为巍州今蒙化厅刺史，赐以锦袍”。

宋太祖也有此希望，就是有朝一日宋朝强大了，经济提高了，国民富裕了，大理自然而然会来归附的，到时，也就成为了大宋的一个藩属。

这种想法，他在给罗殿王普贵的一封信里，表达得更清楚，告诉他，自己统一中原，建立大宋，天下各处，无人不服，“惟尔州远在要荒，先王之制，‘要服者来贡，荒服者来享。不贡有攻伐之兵，征讨之典’”，告诉他，你不进贡，在过去，是会受到国君征讨的。然后，太祖告诉他，自己为什么没有征讨，因为自己一直相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穷兵黩武，予所不忍”。普贵接到信，忙“纳土归顺”，既做着大理藩属，同时也做了宋朝的藩属。太祖也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尔若挈土来庭，爵土人民世守如旧”。

对罗殿如此，对大理大概更是如此吧。

后世史家有评论道：“自内地而论，则蜀为滇之障蔽，故汉之开滇必由蜀。自外蕃而论，则滇为蜀之臂指，故唐之破蕃必合滇。今宋之季，元人从秦而攻蜀，又从蕃而入滇，其意常在蜀也。滇残则蜀亦残矣。故为宋人计，必当联滇以保蜀。”说的意思是，滇与蜀，互为表里，互为臂助，是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的。

这点地理常识，雄才武略如赵匡胤者，岂能不知？

这点地理常识，大理国群臣岂能不知？

蜀地滇地，唇齿相依，相互倚持。因此，宋与大理的交往，在宋朝开国后，就从未断绝过，从未停止过。这种来往，不但出现在段思聪在位的时候，在他的儿子段素顺时代，则更为密集。

《云南买马记》中记载，“惟太平兴国初，首领有白万者款塞，乞内附。我太宗册为云南八都王，让不朝贡”。这个白万是谁？书中解释道，苴咩城就是白万的国都。不用说，作者说的就是大理国王，至于“白万”，很可能是“白王”的笔下误。除此，再无其它解释，也无谁能担得起“八都王”的封号。也就是说，此时，大理国君就派出使者，拿着自己的奏章，来到汴京上交宋太宗，希望大理国能成为大宋的藩属。太宗接受了奏章，而且分封了他“云南八都王”的称号，只是让他以后别进贡，千里迢迢的，很艰难。

“云南八都”，很多人认为是八国，应该不是的，很可能是大理下辖的八个部落。

到了太平兴国二年，也就是977年，史*载，“黎州山后兩林蛮主归德将军勿尼、怀化将军勿儿，遣使王子卑彩、副使牟盖、鬼主还祖等七十八人來贡名马，乞颁正朔”。这两个蛮主，一个名勿尼、一个名勿儿，派出庞大的使者团，浩浩荡荡地走进汴京城，进贡之后，提出希望，请求宋朝“乞颁正朔”。“颁正朔”，在古代是一件大事，皇帝登基，对国内颁发日历。勿尼、勿儿是大理的大臣，他们当然不敢私下采取这样行动，一定是段素顺示意的，让他们进贡，让他们提出“颁正朔”的请求。太宗为了奖励两人，一个分封为归德将军，一个分封为怀化将军，让他们回去了。

到了太平兴国四年，即979年，大宋刑部郎中许仲宣，因为边界纠纷，来到宋和大理边界，专门处理这件事情。他“亲至大渡河，谕其逆顺，示以威福，夷人皆率服”。对于边界百姓，他不像别的官员，疾言厉色，而是态度很和蔼，给大家讲道理，说祸福，大理百姓都表示信服，不再在边界闹事。

太平兴国七年，也就是981年，宋朝鉴于大理国的屡次要求，专门在大渡河边建立官署，设置官员，管辖来往的船只，不为别的，为的是“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

大渡河边，再也没有了昔日的剑拔弩张，没有昔日的战马嘶鸣，有的是只是来往的商人，还有百姓，甚至官员，他们有做生意的，有观光旅游的。

这是大理努力的结果，这也是宋朝努力的结果。

段素顺是一个明君，“国中称为贤明”。

宋太宗更是为史家称为“帝之功德，炳焕史牒，号称贤君”的帝王。

两人都认识到，合则双赢，战则两伤的道理的。因此，两人还算得是心有灵犀的。此后的两国君主，都一直尽力维持着这样的局面，不是一天两天，是三百年。三百年，石头可以长满青苔，碎裂成土；铜可以长满铜臭，烂掉。可大渡河边，三百年的和平，从未消失，笑声飞扬，炊烟升起，牧歌声声，长笛悠扬，从此再未消失。

6

段素顺是大理的第五代国君，史书称之为一代明君。他的圣明，主要表现在他的对外策略，对内治理、个人品德，以及文化建设上。

对外，他积极向宋朝靠拢，派出使者，上奏大宋，表达归附之心，表达自己的羡慕之意。

对内，他则注重文墨，加强文化建设。

他的文化建设，是在佛教的基础上，将中原文化的两大派别，也就是儒教和道教，自觉地引入到国家建设中，润入国民的生活里，这种融化，如水润沙滩、雨润青苗，是悄然进行的，毫无强迫之感的。大理国重佛教，无论高门大户，无论小康人家，无论高楼红袖，还是沙场将军，都能够敲几声木鱼，诵几声佛经的。段思英更是以帝王至尊，出家为佛，宣讲佛法，普度世人，成为一代名僧的。

如此以来，佛法更是遍布国内，遍布大理国山水，以至于一个不大的鸡足山，就寺庙遍布，佛钟悠扬，“大刹七十二所，兰若三百六十，小庵无算，传衣、逻汉、迦叶、寂光、放光五大寺最著，每寺千众或数百众不等”；以至于一个不大的芒涌溪，就“有三十八庵”，晨钟暮鼓，声声在耳，声声入心。

在这儿行走，这儿的人都将所住房子洒扫一新，窗明几净，纤尘不染。房内，更是空净如洗，白色生光，家家设置一间佛堂，里面香烟袅袅，云雾缭绕，鲜花在瓶，清香馥郁。净净的水流，就在门前窗下流过，白亮一脉，带着天光云影。人进入其中，自然而然的，就会心如莲花，灵魂也白若莲花，以至于“至其处者，使人名利之心倶尽”。

可是，做为大理国君的段素顺，却一反常态，不像他的先祖那样醉心佛学，而是“好黄老恬淡无为之教”。这，是性情使然，还是政治使然，细想起来，应该是后者的目的更重一些。道家思想精髓，最主要是提倡人要顺乎自然，要“致虚极，守静笃”，即致虚守静，能克制*，在自然中找到人生的乐趣，找到人生的本真。而在治国上，则是提倡无为而治。在千年前的社会，这样的治国理念，毫无疑问是十分可取的。因为，在小农经济中，百姓都是“夫主外，妇主内”的，都是《天仙配》中所唱的“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的生活。此时，田地种好，可以足食；桑麻绩好，就可足衣，这就是幸福的日子，是和平安康的日子。

种田绩麻，百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需要政府出面指导，出面传授。

此时，国君最好的办法，就是管好官员，不要下乡*扰百姓，不要“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国家呢，也不要随意地进行各种劳役，占用百姓耕作的时间，更不要如南诏后期那样，年年掀起战事，让百姓疲于奔命，战死沟壑，那么，百姓自然而然就如孟子在文字中所描摹的生活图景了，“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了。

儒家思想，有时和道家思想，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即此可见。

汉代的时候，汉文帝和汉景帝父子俩，就是采用黄老之术治国的，从而，让国家达到极其富足的地步，以至于出现“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景象，为后来汉武帝大败匈奴，开创大汉盛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可以这样说，打败“天之骄子”的匈奴健儿，物质上，是汉文帝和汉景帝取胜的；军事上，是汉武帝取胜的。

当然，喜爱黄老之术的人，为人也恬淡，譬如汉文帝，不会沉溺于物欲，不会大兴土木，为一己所好，劳动万民。汉文帝的时候，准备建造一座露台，让工匠一计算，需要花费一百金。他摇着头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于是，停止了这项工程。这种节省，是古今少有的。

显然，段素顺也有这样的品行，他“恭俭自持，下人奉令守责”。他自己十分借鉴，十分朴素，顺势而为，绝少大动干戈，怕给百姓带来不必要的*动，不必要的麻烦。由于自己洁净、清明、淡然，因此，下面的人也跟着学样，保持着清明廉洁的风气。这样，大理国就出现了一支奉公守法的官员队伍，出现了一群廉政清明的官员。

政治上，他提倡的黄老之术，已经深入官员队伍，深入到治国之中。

在思想上，道教文化也深入到了百姓生活中，深入到了百姓的习俗里。在他的以身作则下，很快的，信佛的大理国百姓，也重视起道教来，“于是道教始盛，黄冠遍满国中”。这些百姓，空寂之余，又多了一种潇洒自然的个性，多了一种本真天然的特质。

佛，虽然洁净，但内心太枯寂了。

道，表面冷，内心却很热。

两者中和，既有着一种心灵的洁净，又有着一种个性的洒脱；既有着一种顺应自然，又有着一种善良忍让；既有着一种高歌笑孔丘的不羁，又有着一种内敛含蓄。

至于儒家思想，此时，也在大理开始得到提倡，得到推广。后来，有人在元朝的时候，竹杖芒鞋，青衫大袖，行走在大理一带的时候，登山临水，援笔为文，描写道：“故云南尊王羲之，不知尊孔、孟。我朝收附后，分置省府，诏所在立文庙”。这儿大理时期不设文庙，并不等于不尊儒教，而且创新性地将儒教和佛教揉和在了一块儿，做到了水乳交融。大理此时，也效仿中原的大宋，开始开科取士。科考之时，一个个读书人，也拿着砚台笔墨，来到羊苴咩城参加考试。中原的考生，一般称之为士子，长衫飘飘，薄带飞扬，潇洒如竹。而大理的不称士子，称师僧。这些师僧，介乎和尚和读书人之间，或者说，是两者的结合体，“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他们说不是和尚吧，也敲木鱼，数念珠，读佛经。说是僧人吧，却又娶了白白净净的小娘子，两人也新房画眉，也窗下读诗，也卿卿我我，也你侬我侬。

大理国的进士，就在这些师僧中选取。

我估计，他们不会剃度的，否则，到了科举考试的时候，一考场的光头，岂不笑话？当官后，一朝堂的光头，那也不太像话。

这，也是一种政治策略，是一种治国方法。前面已经分析过，儒家让人走入社会，积极进取，让人遵守社会规则，融入社会群体。这种要求当然好，每个人都积极进取，都努力上进，都有着社会担当和责任，这个国家才会蒸蒸日上，才会繁荣昌盛。但是，如果大家沉溺红尘太深，沉迷功业太深，就会为名利牵绊，为富贵牵绊，就会不择手段，设法攫取，如李林甫，如杨国忠，就是这样。这时，就得用道教和佛教来中和这样的想法，让其冷却，保持本性，保持一颗清凉的心。可是，如果只是崇道、崇佛吧，人人都会挥挥衣袖，面对社会微微一笑，走入深山古寺，走入白云深处，置身世外，张扬个性，这个国家谁来保卫？这个社会谁来建设？一些责任谁来担当？

儒、道、释三者结合，相互中和，相互补充，取长补短，才是王道。

大理，在段素顺手里，终于完成了儒道释的文化回归。

即此一项，段素顺就称得上是明君，就对华夏文化做下了很大的贡献。他让这片土地的人们，佛教之外，接受了儒教，接受了道教，从而，走入中华文化的浪潮中，中流击水，浪花飞溅。

7

段素顺在位的时期，大理国确是做到了政治清明，万姓高歌，月夜芦笙，清亮缭绕的情景。文治，文化教化，才真正发挥出其巨大的作用，巨大的能量。

神圣文武帝段思平整合了大理，七年时间很短，一个王朝不可能用七年的时间，就让其中各族水乳交融，成为一体。

文武帝段思良在制度上，对其进行了铺展、深入，让整个社会制度进一步深化，深入人心。

广慈帝段思聪和应道帝段素顺，却做到了文化上的整合，这种整合，可以说，已经全面铺开，全面深化，甚至进入到千家万户的生活里，甚至深入到了他们的血脉里。可以这样说，段思聪和段素顺做到了真正文化上的统一，文化上的回归。

也就在段素顺登基不久，段氏政权形势整合上出现了裂痕，这次裂痕，就是大理东部发生动乱，而且烽烟滚滚，鼙鼓声声起自天末。

时间，是明政三年，即969年，大宋的开宝二年。

这次起兵，是大理东部边镇的首领，一个是延众镇长宗奇，另一个是求州首领代连弄兔。两人的势力，估计都不大，对大理没有多大威胁。可是，他们起兵的地方，却在大理国最为敏感的部位，就是靠近滇东三十七部。

滇东三十七部，对整个大理国国君的感觉而言， 就是疼并快乐着。

这话咋说的？

从滇东三十七部和大理历史关系来说，算得是源远流长，剪不断理还乱。

当年，段思平准备起兵，自己的力量不够，不是大义宁国杨干贞的对手，于是，就带着弟弟段思良，马蹄如鼓，一路跑到滇东三十七部，掉动三寸不烂之舌，搬着手指，一二三四五，劝说三十七部和自己联合，和大义宁国的杨干贞叫板，“于是急趋而前，借兵于东方黑爨三十七蛮部，会于石城”。滇东三十七部一听，很好，我们就跟着你干吧。于是，这些部族，就纷纷派出军队，骑着战马，带着武器，跟着段思平一路*奔大义宁国国都羊苴咩城，灭掉杨干贞。事业成功，大理建国，段思平分封功臣，对于滇东三十七部，他的命令是，“免东方三十七蛮部徭役”，使得三十七部很高兴，旗帜招展地回去了。

大理皇帝建国时，是得到滇东三十七部支持的，否则，别说建国，段思平和段思良大概都会被杨干贞*掉。

尤其到了大理中后期，三十七部的作用，更加凸显出来。当时，高氏家族的权利，一天天地膨胀，甚至直逼王权的时候。三十七部更起着一种平衡作用，让高氏不敢有所行动。最后，高氏不得不和段氏进行协调，皇位有段氏家族担任，相国的位子，必须是高家的。权利，也必须是高家人掌握。

高家自大理国中后期，一直执掌朝廷政权，中间除了高升泰曾夺取帝位两年外，一直不敢染指帝位，不是他们有多么忠心，多么淡然，实在是不想和滇东三十七部开战。滇东三十七部的战力，他们家族当年是见识过的，是无锋不摧的。

可是，滇东三十七部又有些桀骜不驯，这中间有着领土被占的原因，也有着其它原因，经常会起来闹一点事情，不大，可也不小，总是会给大理君臣找点不快，让他们脑仁痛。至于矛盾的产生，有大理君臣的问题，也有滇东三十七部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滇东三十七部，时隔千年，说法不一。有的说三十七部是部落；有的说是国家，譬如自杞国、罗殿国。说白了，滇东三十七部有的是部落，有的是国家。当时的滇地，部落林立，很多。这些部落，一旦强大到足以立国时，就会建都，就有了国君，有成为了一个国家。

但是，滇东三十七部无论部落，无论国家，都是大理的附属。《新唐书》里说，“乌蛮与南诏世婚姻，其种分七部落：一曰阿芋部，居曲州、靖州故地；二曰阿猛部；三曰夔山；四曰暴蛮；五曰卢鹿蛮，二部落分保竹子岭；六曰磨弥敛；七曰勿邓”。这七个部落，基本都是乌蛮部落，也就是彝族祖先。后来，这七个部落慢慢壮大起来，经过扩展、分离，就成为三十七部。

他们关系极近，血气相连，有着一种“一荣俱荣，一辱俱辱”的关系，说联合了，一声吆喝，旗帜一举，号角一吹，开始行动；说结束了，挥挥手，收起刀枪，各回各自的部落，放马劈柴，周游世界。

大理建国时，为了增加国民经济收入，就派出商队，贩卖马匹。由于大宋对大理只开放黎州一处交易关口，难以满足交易量。无奈，大理只有借着滇东部落的领土，甚至商人的手，将马匹卖给宋人。宋人不傻，早已明白道：“今之马多出于罗殿、自杞诸蛮，而自彼乃以锦绵博于大理，世称广马，其实非也。”罗殿国和自杞国的马，不是他们自己出产的，是从大理购买的，再转手倒卖给自己的。

因为大理和滇东三十七部关系复杂，因此，当宗奇和代连弄兔一旦起事，段素顺就有点坐不住了，怕绊动滇东三十七部，马上调兵遣将，派出军队，迅速给予剿灭。这次出兵的规模是很大的，指挥官的格次也是很高的，有都统、长皇叔、布燮段子标，有都监三军、礼乐爽、长驸马、布燮段彦贞等。

这次征讨，显得异乎寻常的顺利，以至于《三十七部会盟碑》都不屑于多写几个字，简单地道：“明政三年，岁次辛末，宣谕奉承旨，统率戎行，委服皆恩，抚安边塞，是以剪除延众镇长奇宗、求州首领代连弄、免覆磨乃等三邑，统置延众镇”，我们奉应道帝之命，旌旗飞舞，刀枪闪亮，最终剿灭叛军奇宗等三处叛乱，将这三个地方，统一置于延众镇的治理下。接着呢，讨伐部队更是马不停蹄，向回赶到石城，也是就曲靖，再次利刃出鞘，号角吹响，将另一股叛乱扫灭。

由此可见，大理军队的战斗力，当时还是很高的。

这次出兵征讨叛军，显然是次要的，而炫耀兵威，显示战斗力，对滇东三十七部进行一下震慑，可能是主要的。因为，整个讨伐战斗，是在一年内完成，而且时间不超过两个月，二月八日前，就剿灭了主要叛乱力量奇宗等；路上行军一月，接着就收拾了另外的动乱。

大理国为什么为此癣疥之疾，要大动干戈，其目的，就是为了和三十七部会盟。

这次会盟是很成功的。

此次会盟，大理国朝廷派出的大员，规格极高，人员齐备，除了国君坐镇都城，没有参加外，其余大员基本都到。当然，段素顺不可能来，没有元首和下属会盟的道理。“合集卅七部女考伽诺、十二将弄略等，于四月九日斫罗沙一遍，兼颁赐职赏”，三十七部首领来了，还有其它十二个部落的头人，也都赶来了。大家在一起，抱着膀子称兄弟，握着手言欢，觥筹交错，主宾尽欢。

酒喝到高潮，集会的真实目的才摆出来。

大家都拿着朱砂，用手研磨着，大概还要在脸上抹一点儿，然后发誓，大家一定要忠于国家，一心一意，“务存久长，上对众圣之鉴知，下揆一德而歃血”，向上，对得起苍天神圣，向下要一心一德，对得起歃血的盟约。

接着，大理国主持会盟的大臣，赠送各头人，还有各首领财物、布帛。

三十七部头人，见识了大理军队的战斗力，不动则以，动如脱兔，利剑出鞘，无人可敌；也见识了大理军威，很可能还集体检阅了一次部队，面对大理健儿盔甲鲜明，刀枪如林的情态，不得不佩服。当然，还有颁赏的财物，心里又有着一种感动，一种兴奋。

这次盟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后来的三十七部，虽不时有点小动作，可是，也只是稍有举动而已。而且，后来大理和三十七部的矛盾，大都采用了这种订立盟约的方法，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这次会盟，开了一个和平谈判的开端，很好。

这次盟约的幕后推手，绝对是段素顺，是他一手促成的。

这，是他的另一种文治教化的方法。这儿的风俗，人们重然诺，一语既出，重于高山，因此，采用此法，很是得当。

段素顺的文化整合，儒释道外，还兼顾着大理一带的风俗、习惯、人情和人性。

8

段素顺之后，大概过了二百年，金国出现了一个国君，是诗词兼长的君主完颜亮，一次，他在看到柳永词《望海潮》时，读到“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句子时，心痒难禁，派出画家，悄悄来到临安，将临安景色落在宣纸世界上，拿回北国。他看后，让画家在上面画上自己骑马登临吴山的气势昂扬的图像，并拈起羊毫，题诗一首：“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于是，“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吴山之志”，带着大军，准备渡过长江，灭掉南宋，登临吴山，统一天下。

他的这次出军失败了，六军不进，期鼓不振，自己也被部下*死。

其人虽死，但是，他的一句诗歌是很符合华夏历史实情的，“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一旦文化统一了，相同的文化理念，相同的文化人格，相同的文化追求，一定会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紧紧地箍在一起，永不分开的。这就如清明节，无论游子行走千里万里之外，行走在天涯海角，此时，都要回到一起，祭祀祖宗，这就是根的联系。

文化的统一，就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所在，就是一个民族的根系所在。

在华夏这片土地上，五千年的文化，形成了儒释道文化人格，几乎被个个民族所接受，这样，就凝固出一个大的民族体系，就是华夏民族。

这片土地上的民族，都属于华夏一族。

这种文化体系和文化人格，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长时间的潜移默化，长时间的春风化雨，才慢慢形成的，慢慢化为人们的习俗，人们的节日，人们的行为准则，人们的道德风尚。

其中，很多国君，在这种文化的形成中，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譬如汉文帝对道教的推崇，譬如汉武帝对儒教的推崇，再譬如梁武帝萧衍对佛教的推崇。正是这样，到了大唐，到了大宋，中国文化人格，才日益完满起来，丰富起来，出现了李白这样的各种文化交合的诗仙，到了宋朝，出现了苏轼这样的三教合一集于一身的大家。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唐宋文人，在国家建设中，勇于担当，极端负责，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社会负责精神，有“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仿名山”的飘逸潇洒个性，有“行到山穷处，坐看云起时”自然随意的风神。

在云南一带，由于地势偏远，间关阻隔，这种文化人格的影响，显得十分薄弱，甚至说，到大理之前，还没有延伸过来，扩展过来。

这时，大理国很幸运地走出一个君主，就是段素顺。

段素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又是一个长于治国的政治家，他有意识地将黄老之术，通过个人的喜好，张扬于国内；又通过科举考试的方法，将儒术和佛教结合在一起。因此，在不长的时间，就完成了中原文化人格数千年跋涉的旅途。其做法简单，效果明显，从此，中原文化，算是真正在这儿生根发芽，最终开花结果。

也是因为这样，大理在文化上，就已经和中原一统了。

文化回归，也意味着领土的回归，将为时不远了。

段素顺算得当时的一个风流人物，值得华夏民族尊敬，因为，在他的手里，预示着大理将回归中原，回归一统。有一句诗修改一下，用在他的身上是可以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眼泪，因为我对这种文化爱得深沉”。

作者编辑简介

余显斌，现任教于陕西省山阳县山阳中学，《读者》《意林》《格言》《百花园小小说》《新青年》《文苑》资深签约作家，至今出版文集二十一部。2003年写作至今，在《人民文学》《福建文学》《百花园》《四川文学》《故事家》等几百种报刊杂志发表文章三千余篇、共一千多万字，几百篇被各种选刊选本选用，《父亲和老黄》《废墟的谎言》《拯救》《水色荡漾的小镇》等三百余篇文章在国家、省、市各级征文中获奖，《知音》《生命的声音》《大唐柳色》《杜牧的江南》《一轮中国月》等七十余篇文章被各种高考会考、联考、中考以及其他考试选做考题，《敦煌感怀》被选入2013年八年级语文试用读本， 2008年入选全国十大小小说新秀，2015年入选“十大小小说作家排行榜”，曾受到过《疯狂阅读》《少男少女》《意林》《读友》等刊物的独家采访和报道。

吴家良，云南大学哲学学士，大理州破格中职新闻编辑，大理历史文化践行者。理论文章《浅谈西部旅游资源开发之路》《西部城镇化的战略构想》《建立农村经济市场保障机制》《南涧跳菜文化艺术融入国内外餐饮服务和文化娱乐的途径探索》共50多篇论文，在《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市场报》《中国改革报》《经济问题探索》等国家、省、州重点刊物上发表。《无量山中唱情歌》《大理，徐霞客未了之兴》《金庸无量缘》《无量樱花》《怒江冬记》等300多篇次文学作品，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今古传奇》等重点文学刊物发表。出版个人理论研讨论文集《我思 故我在》和文学作品集《无量山故事》。编辑出版《大理 徐霞客未了之兴》（散文集）《南诏二百年》《大理王朝三百年》（上、下卷）《九百年山河》《徐家往事》等文学文化文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