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昌带你看展览 | 2000多年前他们走出大兴安岭、走向融合（骑战三国2023）

作者｜江静编辑｜陈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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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尔滨文旅热潮之下，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从大兴安岭走出，在中央大街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上演了一场场民族大联欢。早在2000多年前，一支北方民族同样从大兴安岭走出，一路南下，历经“九难八阻”，在中国历史上演绎了一部关于民族融合的壮丽史诗。

从2023年12月28日起，“融合之路——拓跋鲜卑迁徙与发展历程”在长沙博物馆展出。特展以拓跋鲜卑的民族发展史为主题，，汇集了来自洛阳博物馆、大同市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呼伦贝尔博物院四家单位所藏的180件/套拓跋鲜卑文物，以此描绘拓跋鲜卑不同阶段的文明与文化特征，呈现其社会演进和发展的时代风貌。

在“尔滨热”席卷全国的当下，长沙博物馆以展览方式实现了南北联动。

刻入骨髓的动物崇拜

拓跋鲜卑初起时是一支游弋于大兴安岭森林中的猎牧部落，为开辟新的生存空间走出嘎仙洞，南迁至呼伦湖，又迁居盛乐，逐步建立北魏，后迁都平城并称帝，进而统一黄河流域，迁都洛阳后全面推进汉化改革。

进入展厅序厅，一幅根据鲜卑墓葬遗存绘制的迁徙路线图，用11个地点大致标注了拓跋鲜卑的南下之路。其中，嘎仙洞、盛乐、大同、洛阳分别代表了鲜卑拓跋部起源、发展、壮大、入主中原历史进程的重要节点阶段。

1980年在嘎仙洞发现的北魏石刻铭文，印证了此处即拓跋鲜卑祖先的“旧墟石室”。

展览第一部分“拓跋肇始”的展柜中，呈现了石镞、骨器这些与狩猎相关的工具。从形制来看已经有了固定的生产程序，说明有一定的狩猎规模与水平。拓跋鲜卑在大兴安岭的嘎仙洞一带生活了2000多年。大兴安岭茂密的森林环境提供了丰富的水、植物、野生动物资源。公元前一世纪，宣皇帝推寅带领拓跋鲜卑走出大兴安岭，来到呼伦贝尔草原。人们的生活方式由此从渔猎转变为游牧，并学着与草原上的其他氏族共存。

魏晋（220—420）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茂旗西河子窖藏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

不管是从森林到草原，拓跋都离不开动物，尤其是对马、鹿的感情颇深。不同动物造型的装饰甚至成为了统治集团内部等级、族性差别的标志。本次展览的明星展品是一件鹿角金步摇冠，它也是本次展览的封面展品。步摇是中国古代女性的一种贵重的装饰品，一般使用黄金制作主体。而这件鹿角金步摇冠巧妙的通过鹿的头部造型设计，浇筑出长长的犄角，用活动的金叶代替玉珠，具有明显的鲜卑文化特色。这表明了鲜卑即保存了自己游牧民族的特色，又积极与外来文化相融合。

东汉（25—220）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鲜卑墓群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

这件来自内蒙古博物院藏的翼马纹鎏金铜带扣，应为鲜卑革带的带头。带头上浮雕马纹，马昂首扬尾，四蹄腾空，作奔驰状。鲜卑墓常见此类带扣，且多成对使用。

阴山一带是农耕与游牧的“过渡地带”，进可问鼎中原，退可深入草原。拓跋鲜卑在神元皇帝拓跋力微的带领下形成了以拓跋为主的大联盟，盛乐成为拓跋鲜卑的政治中心。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与曹魏、西晋“和亲”、“交市”，接受汉文化的熏染。

这件“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是西晋初年鲜卑活动的见证者。

在平城见世界

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平城，定国号为“魏”，北魏政权正式建立，由此拉开了统一中国北方的历史序幕。不论是举族迁徙还是与草原部落融合，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为拓跋鲜卑在前途未卜的道路上一直行进的重要保障。

展览的第二部分“平城时代”展出的一件件釉陶马、釉陶甲骑具装俑、釉陶骑马鸡冠帽俑，展示了拓跋鲜卑强大的骑兵力量。北魏大臣司马金龙的墓葬在1965年被发现，在被盗掘破坏严重的情况下出土文物454件，其中包括大量的人俑、陶马。

这件通体施黄褐色釉的陶马头部塑出当卢，马配直鞍，两侧置障泥，障泥上悬挂一对桃心形马镫。双马镫的出现与应用，是骑具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双马镫不仅解决了上马难的问题，还解决了骑马奔跑过程中摇摆不定、身体不易平衡的问题，人马合一，把马的冲力转化到兵器上，充分运用马上的骑战技术，为骑兵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在后来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拓跋鲜卑们的社会形制、生产方式等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他们开始效仿中原政治制度，并且建宫庙、筑城池，从游牧逐渐走向了农耕定居的生活。

陶风帽仪仗俑

2007年出土于山西省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中描绘了威严庄重的贵族出行图。队伍以一辆马车为中心，前有导骑、军乐百戏开道，后有轻骑兵、重骑兵护卫，周围男女侍仆随从。这表明鲜卑贵族在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后，开始追求更高的物质生活需求。各种造型、款式不同的服装涌现，各类精美、艳丽的装饰品点缀生活，平城时代的北魏一片融合与繁华。

北魏（386—534）

2013年山西省大同市御昌佳园北魏墓出土

大同市博物馆藏

展出的各种人俑形态各异，服饰鲜明，表情生动。

平城是中国第一座按照汉文化传统建造的都城。按道武帝拓跋珪时期计算，人口达到150万，规模之大可以媲美举世闻名的君士坦丁堡和鼎盛时期的唐长安城。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在平城，见世界。”

玻璃小钵那迷人的“北魏蓝”，彰显着当时丝绸之路的繁荣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汇。

这六枚银币均为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的货币，公元3世纪崛起的萨珊王朝，延续了波斯文明的辉煌，对于中世纪亚洲艺术审美有极大的影响力。同时，草原文化也深刻影响着萨珊，在萨珊王朝的工艺品中也能看到大量草原动物的身影。

一场自上而下的“汉化”改革

魏晋南北朝时期称得上是中国古代历史中的“魔幻时期”，天灾、战乱不断，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异常突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魏存续近150年，成为被纳入正史序列、第一个统一北方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除了自信开明、包容飒爽的民族性格，拓跋鲜卑更勇于革新自我，主动将自己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自从嘎仙洞走来，拓跋鲜卑的历届领导者都在不遗余力地推行民族融合，在孝文帝拓跋宏时期达到了顶峰。

孝文帝一直将中原视为正朔。北魏太和十八年（494），他将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彻彻底底的“汉化”：禁止鲜卑语，改说汉语，禁穿胡服，改穿汉服，禁止鲜卑同姓氏结婚，鼓励与汉人通婚；将鲜卑姓氏改为汉姓，将自己的名字由拓跋宏改为元宏....由此，拓跋鲜卑消失在了中原大地，而融入鲜卑血统的华夏民族得以涅槃。

这组乐俑一组共八人，身着交领广袖衫，长裙曳地，腰带高束。

第三部分“洛邑重辉”也展出了大量人俑。与第二部分的人俑相比，在服饰上明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批彩绘陶伎乐俑，都头戴小冠，面目清秀，穿着带有宽大遮手的袖子的广袖衫，腰带高束，下面是摇曳拖地的蓬松长裙。依形态动作，女俑们可分为击鼓俑、吹奏俑、弹琵琶俑和奏乐俑四类，已经与汉唐伎乐俑非常贴近。

成组伎乐俑是北朝墓葬中常见的题材，整组器物造型生动，对研究当时的服饰、乐器和社会生活具有重要价值。从大同出土的彩绘陶女舞俑到洛阳出土的彩绘陶伎乐俑，体现着北魏在汉化改革前后的服饰、音乐舞蹈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变化。

永宁寺塔（模型），大同市博物馆藏。永宁寺是北魏洛阳城内最大的一座皇家寺院，建成18年后毁于因雷电引发的大火。其塔基是目前我国经全面发掘的唯一一座北魏佛寺遗址。

孝文帝时期，北魏拥有几乎一统北方的军事力量，还建成了传奇雄伟的云冈石窟，成就了东方佛教圣地。

长沙博物馆执行策展人孙田介绍，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开凿年代都是在北魏时期，虽相隔千里，却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兄弟”：云冈石窟佛像造型粗犷，凸显佛举世独尊的气势，还能看到印度风格、犍陀罗为主的希腊罗马风格，体现北魏拓跋鲜卑的文化态度与民族自信；龙门石窟的造像艺术处于北魏推行汉化改革的时期，线条由平直向圆弧转变，佛像日益汉化、世俗化，显得优雅端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