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5期，原文标题《疫情中，那些被重估的情感和关系》，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疫情把每个人强制拉到了生命有限性这个沉重话题的面前。看似停滞的生活之下，人们重新审视彼此。爱情、亲情、作为邻里的你我，会以何种姿态面对生命之脆弱？
主笔/徐菁菁
疫情强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给我们重新看待彼此的机会。图为武汉的一对医护夫妻以车为家（远征 摄）
当亲密关系遭遇隔离
1月20日，我带着孩子、公公婆婆回到深圳父母家过年。按计划，这将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忙碌假期。我们要和几年未见的几家亲戚团聚，让孩子见见她素未谋面的堂哥堂姐。年夜饭已经在酒店预订好。大年初五，一大家人会兵分两路，一号小分队将登上去泰国普吉岛的飞机。
这是一岁半孩子的第一次出国旅行。从浴缸消毒液到防水纸尿裤，我采购了满满一箱物资。天知道我还花了多少时间浏览各大订房网站，才最终预订下那间公寓：装修审美合拍，房间和床足够大，有浴缸，有宝宝椅，有健身房，有被树荫遮蔽的露天泳池，出门即可购物就餐，步行三五分钟可以到达两处热门但又不太拥挤的海滩。我无数次在头脑里模拟这次旅行：悠闲的海岛生活，宝宝沉迷于玩沙子不可自拔，我可以偷闲每天享受一次泰式按摩。是的，我还准备了新的夏装，并为它们保持了近10年来的冬季最低体重。
另一路小分队的成员是我爸爸和公公。爸爸的心思我很明白，他更愿意回老家看望姑姑一家，和老朋友们叙叙旧。相比泰国，公公对这个没去过的城市更感兴趣。两人一拍即合，决定一块儿去玩玩。这个城市的名字是武汉。
接下来的故事情节你可能也很熟悉。最早被取消的是爸爸和公公的行程。除夕夜前一天，我们去酒店取消了年夜饭。唯一一次见到亲戚是在大年三十下午，姨妈和姨夫送来了两大包年货，他们没进家门，戴着口罩。宝宝只在小区楼下方圆100米溜达。我留下了一张照片，孤零零的她在追逐一只孤零零的小猫，周围是空无一车的大马路和卷帘门紧闭的商户。1月27日，我们最终决定取消泰国的行程。一方面是因为担心“万一”，特别是回程航班受到影响，老人孩子吃不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早已没了度假的心情。
隔离期间，我们“24小时×7天”地扮演妻子和丈夫的角色。图为武汉一对居家隔离的夫妻（远征 摄）
我不断地游荡在工作群、朋友圈、公众号、微博之间。这里面一部分是因为工作，但更重要的是，我无法克制自己去搜寻和阅读关于疫情的一切信息。把我卷入其中的不仅是不断增加的病例和死亡数字，更是那些扑面而来的眼泪和痛苦。在互联网上，泣血的文字自带音效，尖叫着冲进脑门。
大约两个星期之后，我意识到我大概遇到了一点儿问题。日复一日，每天凌晨2点我还在刷手机，并且毫无睡意。李文亮医生去世的那天晚上，我和先生发生了短暂的争执，然后迅速转入冷战。争执的导火索是家务事，但我很清楚这并不重要。我们都不想说话，沉默地刷新手机上的消息，一面酝酿更多的悲伤和愤怒，一面尝试独自消化它们。那一晚以后，我开始强迫自己抛开手机更早一点儿入睡，制止自己触碰某些信息，比如那个广为流传的女子为母敲锣求救的视频——我拒绝点开它，因为我知道声音如同匕首，能够轻易划破我筑起的情绪防线。可是在这以后，我又会问自己：这是不是怯懦的表现？
种种情绪并非是我一个人的困扰。我们每个人，无论身处哪里，都是这场疫情的受害者。很多人不得不放弃计划了许久的旅游、团聚；如果病毒得不到有效控制而传播开来，所有人都有可能被感染，这是共同的威胁；而疫情对经济的巨大破坏力则会让每个人不同程度地蒙受某种经济损失，甚至影响我们对未来生活水准的预期。
在这样一个典型的压力事件之下，我们处于一种集体性的应激状态中。1月26日大年初二，心理咨询平台“简单心理”开通了一条咨询热线，300多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志愿者每晚6点到12点免费接听全国各地的来电，提供心理疏导。平台创始人简里里告诉我，在过去两个月时间里，团队接待了超过1万人次的咨询。根据抽样调查，70%的人来电倾诉自己被某种情绪困扰：人们焦虑自己及家人的身体状况；因疫情原因无法出门、被要求隔离，或是因生活节奏变化感到不安感和不确定感；部分来电者感到强烈的恐慌，其中少数人出现失眠、心慌心悸、食欲下降、肠胃不适等状况；还有一些人会因为感到对疫情无能为力，为自己当下的幸福而内疚。
受影响的不仅仅是个人情绪，应激以各种形式渗透和表达出来，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首当其冲的是我们的家庭关系。疫情使我们被迫接受一个漫长假期，隔离又将我们和家人全天候地打包在一个空间之下。突然间，我们失去了工作、社交，只有家庭角色被急剧放大。对于很多人而言这是前所未有的经验：成年后我们进入社会，开始有独立居所、独立的生活圈。很多人远离父母到外地求学和工作。我们事实上只在一年中极为有限的团聚时刻密集地扮演儿子和女儿。婚姻也同样如此。绝大多数人都不是“24×7”的妻子和丈夫。我们分享床和早餐，然后热切投入各自的职业和社交生活。一起吃晚餐都可能只是当代家庭的偶然事件。
然而，家庭却不得不成为我们在特殊时期所有的情绪的承载者。在“简单心理”平台上，除了个人的情绪问题，促使人们寻求帮助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争吵或争端。社交网络上，人们慨叹，生活习惯、娱乐审美，世界观、价值观，两代人之间全方位地彼此不服。3月，全国各地民政局陆续恢复受理结婚和离婚登记。从西安到广州，从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到四川达州这样的小城市，你都能看到离婚预约爆满、离婚率同比剧增的新闻。
人类的情感和联结无法承受灾难的考验吗？我并不那么悲观。坏消息总比好消息传得快，但它们不是全部。
一些改变不像“离婚”那样充满能见度和戏剧性，它们悄悄扎根在人们心里。梦惜的老家在农村。从小，她总是听奶奶念叨农村有多苦，一定要好好念书，逃离这个地方。多年来，她把留在大城市作为人生的目标，长假出门旅游，春节回家团聚一两周，她没想过还会一口气在老家待上两个月。更让她没想到的是，她开始以一种成人的视角重新认识家乡：过去，每年短暂的回家像是任务，匆匆忙忙的心境下，感官留意的农村是不便与落后。一家人相处有团圆的热情，更躲不过刚刚接触的那份生疏。这一回，她无处可去，只能踏踏实实住下，倒是回归了日常生活本身。依然需要手洗衣服，烧柴做饭，双手长满冻疮，家人之间依然会争执拌嘴，但这不重要了。“在家里工作累了会和弟弟闹腾两下。”“妈妈时不时地打扰我工作，进屋来插两句话。”有时是因为做饭有了新点子要找人商量，有时是因为手擀面、包饺子有了进步想找人炫耀。琐碎中的绵密情感突然让她对重回城市感到很大的压力与孤独感，“密密麻麻的人，却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在家两个月后，她觉得“真的不能再待了”，因为“时间越长越离不开，越不想离开”。
大学生李必雨在家里上网课。有几位老师讲古代文学史，讲社会调查，讲杜甫诗，讲冯至、穆旦，讲西方哲学，讲外国文学。讲得有趣，父母也会在一旁一起听，听完也就有了话题可聊。老妈是中文系出身，说她上学时学宋词最喜欢冯延巳和温庭筠。老爸是美术系出身，翻出了之前西方美术史课本，给李必雨看他在上面写的笔记，讲他当年钻在宿舍里，如何在暖气坏了的时候裹着被子临摹《马拉之死》。
有一天，李必雨和父亲谈到学业和未来的规划，第一次袒露心声说自己以后有志于当一位作家，或是文学方面的学者，“名垂青史或者扬名立万才是人生价值的实现”。没想到父亲主动说起了自己年轻时的抉择。这是李必雨心里的长久疑问，她不明白，父亲有才华，爱艺术，为什么没有从事艺术创作，“我以为他从来没有选择的机会”。她私底下打量父母：当年的文青，如今的普通中年人，经济上的中产阶层，思想务实，缺乏“文艺气质”。
父亲告诉李必雨，他其实曾有过选择：到北京中央美院进修，去画家村当专职画家。他反复掂量：从事专职创作有可能有所成就，但大概率会寂寂无名；留在当地基层任教，生活平稳但是无趣。最终他决定追求可靠的经济来源，照顾妻子和孩子。他并不后悔这个选择。他的许多学生考上了中央美院和中国美院，这让他感到满足。李必雨突然意识到，从前她留意的是父亲“花大价钱买喜欢的古玩不征求我和母亲的同意”，“热衷于自己的社交圈子忽视了关心我和母亲”。她觉得父亲有些自私，“过于专治，有点大男子主义”，她从未看到过父亲充满奉献精神的一面。
山东科技大学泰山科技学院学生正在上网课
直面骄阳
嘤鸣深感意外，那天中午，爸爸会打来视频电话，和她聊了一个多小时。今年，嘤鸣和孩子到青岛先生的父母家过年。父亲平时在青岛做蔬菜海鲜采购工作，也没回老家。父女同在一座城市，却因为疫情见不了面。
本来嘤鸣已经习惯了不见面。最近两年结婚生子之后，嘤鸣感觉到自己在心理上和娘家已经成了两家人。她是家里的长女，弟弟比自己小10岁。嘤鸣记得弟弟新生出院那天，她和姑姑、奶奶、爸爸、妈妈从医院打车回家。爸妈带着弟弟、奶奶，安排她跟着姑姑坐了另一辆车。回到家，爸妈邻居都围在弟弟身边。她一个人走进奶奶的房间，独坐在沙发上，无人问津。那是嘤鸣第一次感到失落。弟弟从小调皮，读书不用功，青春期以后更是常惹麻烦。嘤鸣是懂事的姐姐和乖巧的女儿，她不再向父母撒娇，流露内心的脆弱，也甚少感受到被父母呵护的幸福。17岁，嘤鸣到外地上大学，父母很少主动给她打电话，但凡妈妈来电，也无非讲两件事：发愁弟弟惹了麻烦，或是抱怨爸爸喝酒。她的生活，无人过问。
疫情暴发，嘤鸣感到爸爸不太一样了。有一天清早6点半，他送来了四大包将近20种菜。他计划不要接触，把菜放在离他10米远的地方，让嘤鸣的先生拿了就走。但是在等女婿的过程中，他在车里睡着了。他刚在市场忙活了一通宵。
那天，爸爸打来视频电话的由头是他在午饭时吃到一根火腿肠。爸爸说，他想起女儿两三岁时跟着妈妈一起去刨人家剩在地里不要的花生，他就会买这种火腿肠送去给女儿吃。从火腿肠开始，爸爸一件一件地讲起过去的事情。嘤鸣出生的时候他只有21岁，还不是一个威严的父亲。他经常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带嘤鸣去市区的公园玩碰碰车、小火车、小木马。他去城里卖菜，会给女儿带一种牛角形状的红豆馅面包。晚上嘤鸣饿了，他会拿出夹有很多核桃的桃酥。上世纪90年代，他每月工资180元，花11元在市里的百货大楼买了一个最时髦的不倒翁娃娃。他还买过一辆后面带两个辅助轮的小自行车，嘤鸣是村子里第二个有这种车的孩子。他喜欢音乐，但是他小时候没机会学，他就给女儿买竖笛，买电子琴。
嘤鸣记得买电子琴那天，她从邻村放学回来，看着爸爸在门口站着，带着笑意，让她猜猜买了啥。事实上，嘤鸣记得爸爸说的一切，只不过久远的时光让那些爱的感受变得模糊，如同梦境般不真实。她很吃惊，爸爸原来也都记得。
电话那头儿，爸爸数度哽咽。“那些都过去了，我也长大了啊。”嘤鸣和爸爸说。淡定的背后，她终于可以确认，自己有爸爸爱。这么多年，嘤鸣跟别人相处很少提要求，“总觉得好像不配得到别人的爱似的”。“现在有爸爸撑腰，就连跟老公吵架也底气足了。”
分或是合，我们彼此关系的重大改变仅仅是因为“隔离”这种特殊的状态吗？
家庭成为我们在特殊时期所有情绪的承载者（插图 范薇）
事实上，即使没有隔离，灾难也会对亲密关系造成冲击。社会心理学家们选择容易观察和统计的婚姻关系做了许多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极为混合的。“3·11”大地震后，日本的离婚咨询量大幅增加了20%～30%。然而，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纽约的离婚率是降低的。一项研究发现，1989年美国飓风灾难发生的次年，南卡罗来纳州受灾地区的结婚率、离婚率和生育率都增加了。一种可能性是：灾难迫使人们重估自己的生活，甚至采取行动，对某些重大事件做出抉择。
改变的根本动力来自何处？在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张亚看来，面对疫情，我们每个人都被强制拉到了生命有限性这个沉重话题的面前，不得不活生生地面对存在焦虑。不同的个体，看似在面对自己不同的问题，其实都是在面对存在本身的孤独与无意义感。
美国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大师欧文·亚隆认为，死亡的焦虑是生而为人的最根本焦虑，它会伴随人的一生。孩子从第一次感受到死亡开始，就会产生疑问和不解。而后，死亡焦虑会被压在无意识之下，直到青春期之后爆发。很多青少年会重新开始思考死亡，他们应对的办法包括玩暴力电子游戏、做叛逆的行为、看恐怖电影、冒险……而当我们进入成人世界之后，我们扭过头去，忙于事业名利，结婚生子，用琐碎的生活遗忘死亡，消解焦虑。
“我们大多数人不是主动投入生活，是被卷入生活的，在这个卷入的过程中，一旦期待和自己的体验不符合，便会产生各种烦恼——所谓的心理痛苦。”张亚说，“现代都市人都被迫在巨大的文明机器中运转，一不留神就被卷走，失去自我太容易了。从沉迷‘吃鸡’到沉溺工作，从无止境地追名逐利到混乱的性关系，从活成‘别人家的孩子’到上天入地作天作地，从不情不愿地结婚到中年婚外情，简单来说，如果你此刻的活法有太多身不由己的感觉，那有比较大的可能你在用没那么充分活着的方式来逃避死亡焦虑这个无处不在的阴影。”
美国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大师欧文 · 亚隆
死亡如同骄阳，你无法直视它太久，但也不应该遗忘它的存在。欧文·亚隆发现，他的很多病人一辈子受困于各种烦恼，往往在晚年发生了积极的人生巨变，甚至有些人在临近死亡时突然发生改变。亚隆把这种改变称为“觉醒体验”：他认为，对死亡保持觉知，拥抱人生的阴影会让人受益匪浅。“想要过上真正有价值的生活，对他人充满悲悯，对周围的一切心怀挚爱，唯一的途径正是去觉知，觉知当下所经历的一切都会随风消逝。”
“存在取向的心理咨询师和你一起退后一步，停止不由自主的卷入，审视生命的真相——死亡比我们的预期来得早、死亡的可能无时无刻不在身边。”张亚说，“现在，疫情让我们每个人都被迫站在可能的死亡风险面前，这是一次存在反思的机会：你到底活得怎样？你还想怎么活？就这么死了你有什么遗憾？这些都是原本在咨询室里，在生命的某些瞬间里才会进行的灵魂拷问。”
2月12日，沈阳，工作人员在接听心理咨询热线。疫情使我们普遍处于应激状态（于海洋 摄/人民视觉供图）
觉醒
这些拷问当然会投射在我们和他人的关系里。“亲密关系说到底是和自己的关系，我们在自己最亲密的人身上抛出最多的关注和期待，也抛出最多的*和操控。”张亚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你现在隔离在家和自己的父母家人每日相处就是禅修，若能好好相处就是最大的开悟。”
在老家武汉父母家，人生的大问题被集体打包，直愣愣地放在唐彦面前，逼她给出答案。几个月前，2019年的12月，她在两周之内闪电般辞职、离婚，带着小宝回武汉散心。1月19日，前夫带大宝来武汉给小宝过生日。按计划，一周以后，前夫就带大宝去越南旅游。没想到，1月23日武汉“封城”。“他说要不我出去住吧。我说你别逗了，现在封城了，你去哪儿住呢？”唐彦注意到，23日她去超市抢购东西，所有的小店都关门了，如果不让前夫住家里，他连吃饭都是问题。
两个多月困于斗室里的生活，足够唐彦思量许多事情。她的人生很凑巧地和两次疫情紧密相关。2003年SARS期间，唐彦因为一个偶尔的工作机会离开武汉去了北京。她还记得刚到北京的时候，一个工作日，“我们在长安街上，从天安门向东三环国贸那个方向开车，然后绕三环一圈。长安街上看不到车，三环上也看不到车”。结伴的几个人都年轻，不知道害怕，“我们只觉得真是太壮观了。一个朋友说，感觉我们是在视察整个北京，好像这个世界都是我们的”。
SARS结束后，唐彦决定留在北京工作。也是在SARS期间，她上网打游戏，交到了男朋友。5年后，两人结婚，陆续有了两个孩子。
离婚是唐彦提出来的。本来，她觉得自己会迅速翻过这一页，不再去谈，也不再去想。可是疫情又让大家同住一个屋檐下，逼着她去面对。隔离开始的一个星期，两个人四目相对，时不时还是会回到离婚这件事上。“讨论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为什么会这样做，一讨论就吵，吵得歇斯底里。”唐彦后来想，之所以讨论是因为纠结，一旦纠结必然会想要弄清楚到底谁对谁错。
11年婚姻的破裂并不是源于什么“大事”。前夫是典型的“理工直男”，性格安静，话特别少。这让当年的唐彦感到踏实。她不喜欢甜言蜜语，觉得花里胡哨的东西是骗小姑娘的。结婚头些年，前夫因为工作经常在外地，两个人接触的时间少，相安无事。大宝出生后，唐彦也理所当然地包揽了养育工作。2016年，唐彦意外怀上了二胎。当时她正好遇到一个难得的工作机会，两相权衡，举棋不定。前夫劝她留下孩子，实在忙不过来，先回家全职。唐彦盘算，既然先生有意愿担起赚钱养家的重任，那就先回家3年，带大二宝，也正好能帮大宝度过幼升小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先生工作调动，不再需要长期离家。生活似乎将要步入正轨，但唐彦很快发现事情没她想的那么简单。
刚结婚的时候，两个人都是“穷光蛋”，没车没房也开开心心。可有了孩子，唐彦时常感到经济压力很大，她不理解为什么先生一定要换一辆30多万元的车，以当时的经济状况，需要花两三年的时间才能还清贷款。没有等到二宝3岁，唐彦还是决定回去上班。两个孩子和一份繁重的工作让她身心俱疲。更让她沮丧的是，她生性要强，偶尔抱怨家里的事情，都是无助到了极点——有时候她提到自己的辛苦，无非是确认他在乎和理解；有时她说“这种生活不是我想要的”，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认真的回应——可是每一次，她发出的信号都如同石沉大海，先生或是顾左右而言他，或是觉得她在耍脾气。提出离婚前，唐彦想了一年：“如果在经济、家务事和情感上都不能提供支持，婚姻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这两个多月，唐彦不是没有恍惚过。有时候两个人和孩子们一起玩牌，突然会让她感到岁月静好，婚姻的破裂好像是一场梦。隔离之中，生活没了琐碎事情的打扰，唐彦的父母也动摇了。“我妈妈本来已经接受离婚的事情，后来又觉得之前的矛盾都是错觉，是不是我太任性？我爸爸讲，疫情会不会是天意，好让我重新考虑。”
唐彦考虑过。在一次次争论谁对谁错之后，她确认了一点，两个人对于生活的感知和预期不在一个频道上，根本看不到彼此的需求，以至于争执了这么久还在基本问题上打转。“被迫关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次他说：我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把自己搞得这么累，我觉得你安心在家里照顾孩子，工作轻松一点儿就好了。我说：我这么累是因为家里的经济压力太大了，你一个人负担不了不是吗？他当时愣了一下，想了想说：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严重。”
唐彦还确认了一点，她渴望一份沟通顺畅的亲密关系，但前夫并不愿意再为此努力。每天绝大多数时间里，他关着门，独自待在房间里，避免和唐彦一家打照面。“其实他有主动的机会。”居家闲来无事，唐彦的父母建议打打麻将。“中国人的传统里‘三缺一’是最痛苦的事情。这个时候我来叫你，大家明显是期盼你来。牌桌上，陌生人一来二去也能熟络起来，但是他拒绝了。”
“在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我会真的去想清楚，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是重要的。在这个家庭里，到底哪些是需要重新去定义考虑的。过去我一直在逃避我不能接受的东西，我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才会让自己到今天这种状态。”唐彦说。藕断丝连的婚姻，反思过，努力过，没有找到出路，决定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何尝不是觉醒？
隔离在家的日子平淡悠长，这让唐彦有时间仔细感知每个人。原来一家人并不真的了解彼此。在北京的时候，唐彦觉得大宝喜欢大声嚷嚷，爱发脾气，这总让工作一天回到家的唐彦忍不住发火。现在她知道，很多时候，大宝是因为觉得妈妈偏心妹妹了，但他是男孩，羞于说出口，又觉得自己是哥哥，妈妈应该偏心，心里纠结得不行。二宝喜欢画画。从前，唐彦只能看到二宝画好的画，如今，她终于有机会观察孩子的整个创作过程。她发现原来二宝是左撇子——画得顺心的时候，一定会把画笔换到左手。而且二宝喜欢在画面铺满大大的色块，一张纸没有填满，作品就没有完成。唐彦这才明白，为什么有次她夸奖二宝的画，二宝反而生气得很。因为那幅画只画了线条，是不完整的，妈妈的夸奖证明她没有把自己的画看明白。
另一些关系也在经历重新的感知和觉察。一天晚上，母亲忽然对唐彦说：你到底想干什么？
亲密关系说到底是和自己的关系，我们在自己最亲密的人身上抛出最多的关注和期待，也抛出最多的*和操控
“这真的是我们俩这么多年人生的第一次，她问我，问我想要干什么。”唐彦感慨极了，“日常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大家就不能好好处理呢？我母亲70岁了，我跟我父母相处了这么多年，这些关系还是需要在这个时候从头梳理。但也就是在这种极端的状况下，你发现有生死那么大的威胁，我们还天天为一些细小的事情发生矛盾，你就不得不去想，为什么会这样，还有没有出路？”
2003年去北京以后，唐彦回武汉的时间都很短。17年过去了，她已经是40岁的中年人，两个孩子的母亲，但在父母眼里，她依然是个孩子。母亲强势，唐彦从小听话，没有过叛逆期。女儿突然离婚，对于母亲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打击。
刚回家的时候，唐彦做什么都会被母亲指摘：吃饭的时候没有按时上桌；吃完饭没有收拾干净；生活习惯不好；起床起得晚；带孩子的时候和孩子疯，没有当妈妈的样子。隔离期间买东西要靠微信群团购，只能唐彦负责。她担心下一步家里会缺少食物，会多买一些，也会在必需品外买些小零食，结果每次母亲都要生气。
“紧张到不行”的母女关系似乎是传说中原生家庭的死结。可是有一次，母亲又责怪她乱买东西，她忍不住回嘴：我又不是负担不起。母亲问：你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唐彦突然领悟，母亲的种种指摘只是因为她焦虑：没有工作、没有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女儿未来怎么办？
觉察到这一点，唐彦心里不对抗了。有时间她就和父母反反复复解释，自己为什么离婚，以后打算怎么办。父母总还是会说唐彦是孩子气，太任性，或者“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你说的这些东西我都懂，但你没有考虑未来”。虽然不能说服他们，但唐彦感到母亲逐渐接纳了她的心情，母亲自己的心情也在慢慢平复。“有时候，妈妈也会自我剖析：我有点焦虑。”母亲也开始接受这个事实：女儿已经是一个为自己负责的成年人。她不再像从前那样，凡事要求女儿复制自己的方法，如果女儿不接受，就唠叨到接受为止。“现在她会把她心里想的说一遍，然后说：你觉得哪样好？我只是给你个建议。”
隔离期间，唐彦有两次感到很恐慌。有一次她感冒了，还上吐下泻，她认真考虑了死亡：“我那时候没有想过别人，没有想其他的，我只想我的孩子怎么办？我父母怎么办？他们后续怎么处理？”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要和家人隔离。但母亲不管，还是跑进跑出地照顾她。
从前唐彦觉得，父母的糖尿病、胃病，都是年纪大了以后的自然状况，父母离去的那一天似乎远得很。可是疫情期间，她没了这种乐观。她知道患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在新冠病毒面前格外脆弱。还有一个朋友给唐彦打电话，说自己的父亲胰岛素注射过量，昏迷4个小时没能找到医院收治。
一个多月前，母亲牙痛得厉害，只能在家熬着，时间一长，不能好好吃饭，胃病也被勾了起来。冷飕飕的天，母亲缩在屋里，开着暖气，捂着热水袋，喝着热水，但无论怎样都无法缓解她身体上的疼痛。唐彦看着揪心极了，两天没睡着觉。她深深地感到父母的衰老。去年，母亲在北京和她一块儿住了半年。她下班回家总听母亲说自己去哪儿又逛了逛，似乎身体好得很。24小时在家的这些日子她才观察到，做饭的时候，站的时间一长，母亲就得揉揉腿。
等武汉“封城”结束，唐彦要赶紧回到北京，她要重新找一份工作。她在五环外有一套房子，因为房子小，从前一直租给别人。现在离了婚，那就是她和两个孩子的新家，需要装修布置。唐彦还有个新的决定，等一切安顿好，她要把父母都接到北京来。“我再也不能让他们俩自己单独待着。我就看着他们。他们有什么事，我得第一时间知道。”
疫情是一次反思的机会 ，使我们面对原本在心理咨询室里、 在生命的某些瞬间里才会进行的灵魂拷问
重估“大家”
唐彦有一种感觉，尽管一家人都没感染，吃用都有保障，彼此之间的感情和理解日渐深厚，但并不能带给她完整的安全感。有一次她抱着孩子在窗口看风景，孩子突然开口：妈妈，我听到了四种鸟叫。唐彦往楼下看，小区里一个人也看不到。四面人声沉寂，那些日常邻里的吵吵闹闹都消失了。“特别安静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世界上好像只剩下我们一家人。很可怕，对不对？”夜晚的时候，唐彦会站在窗口，数隔壁楼亮了多少灯。她还翻微信社区群，看大家讨论今天吃什么。“这时候心里就会安定一些，转念一想，觉得有吃喝送上门，手上的钱也足够用，一大家人在一起怪幸福的，就当是个难得的长长假期吧。”
心理学的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认为，人主要通过三种防御机制来缓解存在焦虑：一种是世界观（Culture Worldview），即通过建立庞大的观念体系，对世界进行解释和规范，将注意力和精力从内部存在困境转投至外部世界中；另一种是自尊（Self-Esteem），即通过遵守世界观体系的诸多标准，获得个人价值感；第三种就是亲密关系（Close Relationship）。三种防御机制互有替代补偿的作用，当个体某一防御机制的使用受限或受到威胁时，其他防御机制就会启动并进行补偿。而亲密关系防御有两种重要的类型：一种是与重要他人建立的连续持久、高度卷入和强烈联结的关系，是象征意义上对死亡的超越，正如我们与父母、爱人、子女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是短期的、基于情境的联结以及物理上的亲密性，具有一般性的焦虑缓解和情绪释放功能。
除了我们的小家，疫情还逼迫人们重估“大家”。在现代城市里，人们普遍过着“独善其身”的生活。过去，人们对社区有所依赖，你的孩子可能需要邻居临时看护，做饭时缺了柴米油盐，还需要邻居周转。现在，城市的流动性极大，人们不愿付出情感和成本去经营长久的邻里关系，建立信任。另一方面，物业、外卖、发达的商业和社会机构为我们提供种种后援服务，我们对邻居的唯一要求就是不要打扰我们。那一个个门牌号码背后的人是谁，从哪儿来，生活得好不好，和你我似乎没多大关系。疫情暂时终结了这种状态，“独善其身”行不通了：你的生活运转可能会和社区发生关系，你邻居的行踪和健康状况更是直接和你的安危相关。
家庭之外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同样具有焦虑缓解和情绪释放的功能。图为武汉的志愿者分发食物（远征 摄）
疫病的威胁下，人们很容易屈从于恐惧。过年前几天，广州扉美术馆馆长何志森本来要回福建老家，人已经到了机场，看到朋友圈里的消息后，他取消了机票，一个人隔离在广州家中。这两个月，何志森几乎足不出户。其间房东突然给他打电话，说他被邻居举报了。他大感意外：那些天他有点感冒，咳得并不厉害。何志森看疫情期间的新闻，一些人因为遭受驱赶和举报而被迫流浪街头。让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中国青年报》报道的武汉生鲜平台送菜员马增辰。疫情期间，马增辰忽然成了这座城市的“民生保障工作人员”之一，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马增辰一家租住的社区实行封闭管理以后，最开始，辛苦了一天，他还能凭着几份证明进家门。可是有一天，社区工作人员拦住了他，称他离开小区已经超过24小时，如果回家，需要居家隔离14天。要么回家隔离，要么不进小区，马增辰没的选——不工作，一家老小的开销怎么办？于是，他每天夜里把车开到小区的一道铁栅栏门外，妻子送来晚饭，从铁栅栏底下递过去，这是他一天里唯一的正餐。他就在冷风里吃。吃完，驾驶座放倒就是他的床。
相比病毒，这些故事更让何志森感到悲凉、失望、恐惧和愤怒。他忍不住总是琢磨马增辰：他委屈不委屈？他怎么可能不伤心？这样的伤害要花多少时间去平复？疫情期间，扉美术馆开不了门，在线上做展览，征集大家隔离时期的家居改造点子，比如把卫生间改造成健身房。何志森很明确，这个展览不能只停留于分享和记录在家闭门创造的喜悦。疫情结束之后，他要组织观展团以“串门”的方式和参展者进行面对面交流互动，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共情。
武汉市友益街裕华公寓，社区志愿者在为居民免费理发（远征 摄）
人性与选择
我们很容易用“人性”的自私和趋利避害的本能去解释这些令人沮丧的新闻，但这种解释忽略了“人性”的复杂。
社会心理学家马修·利伯曼（Matthew D. Lieber）在《社交天性》一书里指出：我们对社会联结的渴望是写在我们的基因和身体里的。当我们的社会联结受到威胁时，大脑马上就能以体验身体疼痛的方式体验这些威胁。肉体疼痛和社会痛苦（Social Pain）激活的是同样的神经回路。与此同时，发生在大脑隔区内部、与催产素有关的神经生化过程会促使人们做出“大无畏”的行为。催产素和大脑隔区的作用是降低痛苦的生理强度，因此能够促使人们去帮助他人，即使情况比较糟糕或者情势相当恶劣时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当我们看到他人需要帮助时，比如看到某人的伤口鲜血淋漓时，催产素就会在提升我们向这个人伸出援手这一行为的奖赏价值的同时，减少我们因接近这个陷入困境的人而产生的忧虑。危机之中同样是自保，是将他人远远推开，还是伸出手去共渡难关，人性本身就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2月3日晚上，家住武汉的李鑫觉得不对劲。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过去十多天里，他一直忙着安顿三个小家庭：他自己的三口之家；父母两人和他住在同一栋楼同一个单元；岳父母隔条马路住在临近的小区。“忙了这些天我终于闲下来，突然感到还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和漏洞：小区里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完全不知道。”疫情之前，李鑫从未和社区发生过任何关系。他从小住家属楼，烦透了没有隐私的生活，后来住商品房，乐得不用处理各种关系，偶尔和物业、居委会打交道也是因为邻里矛盾需要调解，但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处。
疫情使我们重新意识到社区关系的价值。图为武汉三德里社区，聚在小花坛前聊天的邻里（远征 摄）
当天晚上，李鑫加入了业主的QQ群，他发现用的人不多，就主动新建了一个微信群。为了联系到更多人，他又加了居委会的微信群。这么做的初衷很简单：第一，他想要知道小区的疫情，对自己周围的风险有所了解；第二，“封城”以后，生活物资是刚需，相关的信息需要有渠道获知。李鑫很快就了解到，自己的小区有2000多户，而小区所归属的居委会一共管理着6700多户。整个居委会只有二十几个工作人员。前期，他们的工作重点是帮助辖区内的病人找床位，其他工作根本来不及开展，开展了也不可能到位。居委会对辖区没有近期的摸底调查，每一扇门背后有没有人住，有效的联系方式是什么，有没有独居老人或者其他需要格外留意的对象，他们也不清楚。
最开始，作为小区微信群的群主，李鑫管理着群里的各路信息，帮助优化物资团购的方案。等到2月20日，听说社区要招募志愿者，他马上报了名。“首先，我是考虑了私人利益在里面的。我父母在这个小区，70多岁了，我的岳父母在隔壁小区，都有基础病，需要人照顾。我当志愿者的话有红马甲，可以自由出入小区。这是我的私利。”李鑫说，“其次是因为人情。我在群里认识了居委会*。20多天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我发现他拿着3000多元的工资确实是拿命在拼。深夜两三点，只要上面打电话说有床位，你就能看到他马上在联系派车，亲自押车把病人送到医院。我当志愿者是想帮他的忙。”
李鑫的小区最终组成了一支20个人的志愿团队，以“80后”“90后”为主力。有一对母子，儿子20多岁，先来当志愿者，后来复工了，要在家网络办公，他50多岁的妈妈就来接班。社区发放的物资，需要志愿者从车上搬下来发放。不用送物资的时候，大家就一家一家地敲门，做摸底排查。
和邻居们打交道多了，李鑫感慨：“这个社会总有一些自私自利的人，但他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坏。”有一户在居委会登记为困难户，要志愿者把物资送上门。“可是敲开门一看，老老少少一大家子，儿孙满堂，并不是没人会用团购，至少跑个腿没问题。”还有一户，“敲门费了好大劲。老太太一个人在家不敢开门，只好隔着门对话”。李鑫看她是独居，把她登记为特殊照顾对象，又找她要了儿子的电话。“我给她儿子打电话，发现他是个公务员，疫情期间在别的社区‘下沉’，很久才能给妈妈送一次物资。我和他说我们要额外关注他妈妈。可是他说：谢谢你们，但是不用这样。我知道你们那里现在难成了什么样子，如果有特殊情况我会找你们。”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张箭飞的小区是老房，只有一栋楼，基本没有物业服务，居民们的背景五花八门。张箭飞在楼里住了25年，眼见楼里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整栋楼，她只和一个人有些熟，因为对方也是个老师。除此之外，她和楼下的一对老夫妻打过交道。张箭飞经常出差，回家就要侍候她养的花花草草。有时候水浇急了，渗漏到楼下。“你也知道我们武汉的太婆说话比较冲，她们就会把我吼上一通。”张箭飞更换了更深的花盆，于是大家重新相安无事。“反正平时交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互相打扰。”
社会心理学家马修 · 利伯曼
疫情发生后，张箭飞觉得小区就是“黑咕隆咚汪洋上的一条船”。居委会、物业忙得团团转，管不到这里；各家各户也是关着门自己过日子。2月12日晚上，张箭飞突然被从未露面的社区网格员拉进一个群。政府要求13日必须摸查清楚每个小区的情况，网格员只好向大家求助。一开始群里只有几户人，大家开始回忆自己的左邻右舍都是什么人。也就是从这天晚上起，张箭飞终于知道自己和谁坐在一条船上。
张箭飞陆续加入了三个群：单元群、楼群、更大的社区群。不同的群里每天都在上演不同的故事。有些事情让人生气上火：有人顺手牵羊邻居的物资，有人参加了团购最后不给钱，有人组织团购是想大赚一笔。
但让张箭飞更感慨的是自己所住的单元，36户从不打交道的人家突然有了同舟共济的气魄，大家在群里互通有无。有人缺菜缺面，就有囤得多的人家主要提出可以匀一匀；有老人血压药吃完了，邻居家有在医院上班的人会替他去买；有邻居没有消毒用的喷壶，张箭飞就在自己的养花器具里给她挑了个能用的。社区送爱心物资，有的群里抢了起来。“我们不会。有一次全楼分到4袋面粉，每袋50斤，8盒龙口粉丝。最后转了一圈，没分完，还有剩。”张箭飞从来不领爱心菜，她觉得这些东西得留给困难户。可是有邻居看她总不拿，帮她拿了一些，用塑料袋装好，挂在门把手上。疫情期间，口罩是紧俏物资。出门扔一次垃圾就得耗费一次口罩，于是大家都把垃圾放在楼道里，等家里有人必须出门的时候再扔。突然有一天，张箭飞发现自己放在楼道里的垃圾没有了，有邻居出门顺手带走了。她和先生讲，别人帮我们扔了垃圾，你上班的时候也要帮别人带一带。“实际上我先生只扔过一次。每个人上班时间不一样，最早出门的人总是抢先，根本轮不到他。”
一些过去难以忍受的事情好像也不重要了。老房子隔音不好，张箭飞楼上一家有小孩，难免动静大。她从前“蛮烦恼”，也用拖把“咚”过天花板。“你不认识他，也没有他的电话，也不好意思跟他讲。”前几天她要备课，孩子在楼上滚东西玩，她就直接开了口。“从前没解决的事，现在还解决了。”
张箭飞有了一个打算。她认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刘悦来老师。刘悦来在上海的社区里见缝插针建造小花园，通过这种方式打破人们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张箭飞喜欢植物，早就对此感兴趣，但是从前，“你不知道你周围的人是谁，会不会支持这件事。等疫情过后，我要把这件事做起来”。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梦惜、嘤鸣、唐彦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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