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时期以来，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出版业的发达，产生了诸多普及性史书，江贽《少微通鉴节要》和曾先之《十八史略》即其典型代表。两书约在丽末鲜初传入朝鲜半岛，明人以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义例改订的版本迅速风靡朝鲜社会，成为朝鲜各阶层了解和学习中国历史的重要渠道。曾、江二史在朝鲜王朝前期备受推崇，出现了诸多续补之书，但到朝鲜王朝后期，士人特别是实学学者受清代学术影响，针对两书展开了系统批评，不仅抨击其义例与内容不符之类形式方面的问题，也对书中所载史实的可靠性进行质疑。即便如此，两书在童蒙教育中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普及性史书，也有学者称通俗史书，其特点在于简明易懂，通俗浅显，有明确的史学普及意识，流布范围广泛，可以满足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平民阶层了解和学习历史知识的需要。宋元以降，商业活动日趋繁盛，市肆中出现的讲史说书成为史学走向民间的一个重要渠道。进入明代中后期，科举应试、娱乐消遣和孩童课蒙等共同造就了巨大的商业需求，刺激了各类图书的大规模出版，也使史学的普及化更为深入。在宋元以来众多的普及性史书中，江贽《少微通鉴节要》与曾先之《十八史略》显得尤为特殊。它们在中国历史上隐而不彰，传入朝鲜、日本等邻国后却受到极大重视，尤其在朝鲜不仅以“曾史江鉴”齐名，成为朝鲜人了解中国历史和进行启蒙教育的重要媒介，也在思想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就二书在朝鲜的传播及影响展开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宋元明以来普及性史书的兴起与江、曾二书的传播
宋代以来，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史书与佛经、历书等一样，得以大量刊刻。《十七史蒙求》等蒙求类史书在宋朝大量出现，蔚然成风。与此类书籍相似，由《资治通鉴》而衍生的“通鉴”类史书的盛行，也为当时的讲史说书活动提供了鲜活的素材，从而对普及历史知识、教化民众起到了重要作用。
《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编年体史书之一。同时，围绕《资治通鉴》也产生大量续补、注释、节略以及阐发义理之书，形成所谓“通鉴学”。不过，由于该书部帙浩繁，普通士夫、民众不仅置办困难，读之更如堕烟海。司马光生前即着手将该书简编为《资治通鉴举要历》80卷。此后有吕祖谦《吕氏家塾通鉴节要》、陆唐老《增修陆状元集百家注资治通鉴详节》等多种缩写本，这些缩写本或着重于开蒙，或以科举应试为目的，成为当时流行的历史读本。相比其他节本在宋代以后的式微，江贽《少微通鉴节要》是其中最为普及且流传至今的一种。
据史*载，《少微通鉴节要》的作者为两宋之际的江贽。弘治《八闽通志》简要说明了江贽生前事迹与该书名称的由来：
江贽，字叔圭，崇安人。初游上庠，与龚深之以易学并著名。后归隐里中。近臣荐其贤，召不赴。政和中，太史奏少微星见，朝廷举遗逸。命下，邑宰陈难谒其庐，聘以殊礼，复以诗勉其行，凡三聘不起，赐号少微先生。所著《通鉴节要》行于世。
又据《少微家塾点校附音通鉴节要》卷首江氏后人江镕作于嘉熙丁酉年（1237年）之序：
少微先生江氏家塾有《通鉴节要》，详略适宜……其后建宁公默游晦庵先生门，尝以此书质之，先生深加赏叹。自是士友争相传录，益增重焉。今南山主人渊力学清修，有光前烈，复取此书附益而润色之，增入诸史表志序赞，参以名公议论，音注简严明白，得失晓然，以为庭下训。
知在江贽《通鉴节要》之后，又有江渊新订本，这些有限的记录成为了解江贽《少微通鉴节要》早期情况的重要依据。
《少微通鉴节要》及其诸种改编本在宋元明时期大量生产与反复刊刻，产生了诸多不同的官、私、坊刻本。关于其现存版本概况，王重民详细考察了该书明代相关版本的信息，主要有宣德年间王逢、刘剡刻本《少微家塾点校附音通鉴节要》，弘治二年（1489年）、正德九年（1514年）司礼监刻本《少微通鉴节要》50卷，坊刻本《新刊宪台考正少微通鉴全编》20卷，《重刊翰林校正少微通鉴大全》20卷等，就卷数而言大体是50卷本和20卷本两种，且书末多附刘恕《通鉴外纪》并行。值得注意的是，王重民强调了明初王、刘改编本在《少微通鉴节要》流传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指出该本完全改编自宋元时期的陆状元节本，其窃取痕迹至为明显，徒以文辞简略、便于阅读而在明中叶以后传播甚广；王氏还进一步梳理了明代中晚期《少微通鉴节要》各刊本之间的相互关系。金菊园针对该书早期版本特别是元刊本进行了专门梳理，认为该书现存的最早版本元刊《少微家塾点校附音通鉴节要》56卷乃根据《资治通鉴》的入注附音本、集百家注本等节本改订而成，其成书约在南宋中期以后，与江贽决无关系，唯江氏在当时声望甚隆，故书商伪托其名以利销售。因此，综合现有研究，风行宋元明时期的《少微通鉴节要》诸版本就内容而言，并非由单一作者写就，更不是成于江贽之手，而是在历史过程中“进化”而成。然而这部“通鉴”节本却对通俗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明代中前期史家范理写道：“史学之繁浩乎不可胜记，少微先生《节要》所以述也。大书以系国家之政，分注以备诸史之言，包举众善，囊括无遗，文公先生《纲目》作焉。《节要》固已家传而人诵之矣。《纲目》书法精严，断乎为世教设也。”从“家传而人诵”可知《节要》普及程度之深，更重要的是，范氏将《节要》与《纲目》相提并论的做法透露出时人对该书的重视程度，且俨然有以“节要”代替“通鉴”原书之势。弘治二年、正德九年，司礼监先后两次刊印《节要》，明武宗还亲自“御制”作序，可见《节要》不仅在民间十分风行，也吸引了皇室的关注，成为帝王经常寓目之书，而皇家的刊印出版又促使该书在社会上备受追捧。
《少微通鉴节要》之外，《十八史略》作为宋元时期另一部重要的普及性史书，不仅为此类史书的编纂开一新境，也极大推动了当时历史知识的传播。《十八史略》乃宋末元初人曾先之所编，记述了自上古时代至宋朝的历史。该书问世后以简明浅显、详略得当的特点流行于蒙学教育中，在元朝官私学堂中用作历史教本。其元刊本今存2卷本、10卷本两种。进入明代后，不仅有学者对原来版本加以增补、注释形成新本，也有续补元朝历史者，乃至将《十八史略》与续补“元史”合编为“十九史略”。从而形成《立斋先生标题解注音释十八史略》7卷、《标题详注十九史音义明解》10卷、《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8卷等多种版本。其中，《十九史略通考》乃余进编次、通考，该书流传至朝鲜，成为东国最为通行的《史略》版本。此外，《立斋先生标题解注音释十八史略》7卷乃前述王逢、刘剡改编而成。王、刘二人乃师徒关系，他们合作重编、刊刻了大批普及性史书，《十八史略》、《少微通鉴节要》、《通鉴节要续编》等都属此类。值得注意的是，今《立斋先生标题解注音释十八史略》卷三存刘剡之修订按语：“曾氏仍陈寿之旧，以魏称帝而附汉、吴。剡即尊朱子《纲目》义例而改正《少微通鉴》矣，今复正此书，以汉接统云。”这里透露出他改编史书的一条原则，即以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凡例改正各书书法，特别是对正统的安排，这成为王、刘改编本区别于以往版本或同时期其他改编本的重要特征。
《少微通鉴节要》与《十八史略》两书作为普及性史书在宋元明时期历史知识的传播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它们在学术上却屡遭贬斥，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清代四库馆臣评《十八史略》曰：“其书抄节史文，简略殊甚，卷首冠以《歌括》，尤为弇陋。盖乡塾课蒙之本，视同时胡一桂《古今通略》，逊之远矣。”表现出馆臣强烈的鄙夷态度，这显然是以学术水平的高下加以评判的结果。与此类似，四库馆臣论《少微通鉴节要》云：“是书取司马光《资治通鉴》删存大要，然首尾赅贯，究不及原书。”更有甚者言“考罗愿《鄂州小集》末载王瓒《月山录跋》，结衔称‘通鉴节要纂修官’，疑正德时又为重修，非复贽之旧本。又《明史·李东阳传》称东阳奉命编《通鉴纂要》……又《张元祯传》称为《通鉴纂要》副总裁。《纂要》当即《节要》，盖史偶异文。”乃将《少微通鉴节要》误作明弘治、正德年间的官修史书《历代通鉴纂要》。朝鲜学者洪奭周在19世纪初读过《四库提要》后，即指出四库馆臣之误，“以江贽之《通鉴》，为李东阳之《纂要》，江默之载朱子书而不之知。”与馆臣同时代的王鸣盛则言：“《通鉴节要》五十六卷，宋少微先生崇安江贽撰……乃江贽先有此抄略剽拟之作，想晦庵必不赏叹及此。江镕序云尔，恐不足信。”不仅将《少微通鉴节要》指为抄略之作，更对朱熹高度评价该书的说法提出质疑，由此一笔抹*了其历史价值，未能注意到它在普及历史知识上发挥的重要作用。
与之相反，《节要》与《史略》传入朝鲜王朝后，在政治、文化、教育等多方面都对朝鲜产生了很大影响，非常值得深入考察。
二、《节要》、《史略》二书的东传朝鲜
据《朝鲜太宗实录》载，朝鲜太宗三年（明永乐元年，1403年）九月十日，“览《十八史略》毕”，本年十月二十七日，明朝使臣黄俨带来的颁赐诸书中即包含《十八史略》在内。可见《十八史略》至晚在15世纪初已传入朝鲜半岛，成为国王御览之书。到成宗二十三年（明弘治五年，1492年），经筵讲读中出现《十九史略》，此后中宗、宣祖年间的经筵中也多次讲论该书。与《十八史略》相比，《节要》的东传时间要更早一些，大约是在高丽末期。朝鲜后期学者李圭景（1788—1856）认为，“《少微通鉴节要》，中原已绝无。我东小儿初学专习此书者，有一证，盖元、丽相通时染袭元俗故也。按《元史》元世祖至元八年，诏立京师蒙古国子学，教习诸生以《通鉴节要》，用蒙古语言译写教之。至元九年，以译写《通鉴节要》颁行各路，俾肄习之。当时亦入丽朝，流行东方，沿习至今者也。”即《节要》早在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年）左右已通过官方颁赐的方式由元朝传入高丽，目前尚未有明确的证据支撑这一推测。相对可靠的记载乃高丽辛禑王七年（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李詹（1345—1405）所作《少微通鉴跋》，其言当时晋州长官朴公热心文教，向典理判书河仑求得一部《少微》加以重刊以广流传，后朴公去职，后继者踵成其事。浅见所及，此条文字乃目前所见该书传入东国的最早记载。前述金允朝亦持此说。虽然传入的上限仍无法确定，但它说明至少在1381年之前，《节要》已进入朝鲜，并逐渐流传开来。朝鲜中后期史家安鼎福（1712—1791年）记载：“且《少微通鉴》之盛行于吾东，自壬辰乱后始。乱后书籍荡然，洪慕堂履祥为安东府使，刊行于世。”指出《节要》在朝鲜的盛行是在壬辰战争结束后，当时大量官私文籍毁于战火，史书散亡殆尽，有鉴于此，安东府使洪履祥与“方伯月城李公”广刻诸书，求得芸阁善本《少微》加以刊行，且将弘文馆所撰辑释附于卷末，有利于蒙学教育甚大。事实上，在《节要》已风行朝鲜的明朝末年，该书仍有输入，朝鲜名臣金堉（1580—1658年）崇祯九年（1636年）出使明朝时即获赐一部《节要》，该本成为金氏家族的世传之宝。这无疑有赖于朝鲜与明朝相对稳定的宗藩关系以及以朝天使为载体的彼此间频繁的书籍交流活动。
与最初的传入本相比，二书在朝鲜的流行版本显得更为重要。就内容而言，《节要》最盛行的版本乃明初王逢、刘剡改编本。朝鲜后期著名学者丁若镛曾对《节要》提出严厉批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即“以温公书为蓝本，却取朱子《纲目》为义例，不成文理”。例如，该书三国部分叙述以魏为主，而义例则以蜀为正统，显得文、题不相符合。事实上，这恰恰与王、刘改编本《通鉴节要》“尊朱子《纲目》义例而改正《少微通鉴》”的特征若合符节。此外，安鼎福作有“题刘氏剡《少微通鉴节要》外纪后”，李瀷（1579—1624年）亦称“刘剡《通鉴节要》持其说而辨析之，遂自丙午至壬子，东周灭之岁七年，大书正统”。以上均是刘剡本《节要》风行朝鲜的明证。据考证，包括明武宗正德九年《节要》刻本在内，明朝官私刊行之《节要》多翻刻自刘剡本而稍加校订增补，这些刻本东传之后，客观上扩大了刘剡本《节要》在朝鲜的接受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刘氏重编《节要》时深感宋、辽、金、元史事未有著录，故仿照《节要》体例，以四朝史事纂成《增修附注通鉴节要续编》，简称《节要续编》。两书不仅在明朝常常并行流传，传入朝鲜同样并行不悖，形成了一个“《节要》系统”。
余进编《十九史略通考》乃是《史略》在朝鲜最风行的版本。朝鲜著名学者徐有榘（1764—1845年）所撰书板目录《镂板考》详细载录了该书册板的保存情况：“《十九史略通考》八卷。明进士曾先之撰。其元纪以下，余进续成之，题云《十九史略》，而其实编年体也。南汉开元寺藏……北汉太古寺藏……宁边府藏……”他虽将曾氏误作明朝人，但明确指出朝鲜通行的《十九史略》乃余进增补本，由该书藏板在各道府的广泛分布，足见其流行程度。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有一部朝鲜木版本《十九史略通考》，封面题“十九史略通考”，下有“薪菴”字样，半页九行，行十七字，内有九江戴本、鄱阳竹窝余进及元周天骥序，凡8卷。据其所附英文提要，该本约刊刻于15世纪朝鲜成宗年间（1470—1494年）。如其时间确切可靠，则与前述成宗时期经筵中出现《十九史略》相吻合。据此，早在15世纪时，余进《十九史略通考》就已成为朝鲜比较流行的《史略》版本，其后历久不衰。
《节要》、《史略》传入朝鲜后，在社会各阶层中得到了广泛应用。首先，两书经常出现在国王的经筵讲读中，是他们了解中国历史和汲取历史经验的重要凭借。宣祖朝名臣柳希春（1513—1577年）在其《经筵日记》中多次记录了宣祖与大臣讨论两书的场景。例如，宣祖九年（1576年）七月，“（上）仍问臣曰：‘《十九史略》与《少微通鉴》孰善？’臣对曰：‘各有所长。《通鉴》初数卷用迁史汉书，文章甚伟，于作文可用之语甚多，而笔法有未明未备处。《史略》依朱子《纲目》而略节之，故笔法大义甚明，而文字好简太局，令儿童文气蛰而不进。’”为使经筵讲读更为准确深入，宣祖命柳氏对两书进行注释、补充和校正，并撰成《史略疑辨》，还令金睟（1547—1615年）改修《十九史略》，添入注断，以备御览和讨论。宪宗元年（1835年）二月初六日，在景贤堂举行召对，讲读《史略》，侍读官李寅皋进言曰：“此书始自太古，逮至汉、唐、宋历代治乱事迹也……其为书虽略，其可以鉴戒者，则盖亦毕备，不可以泛看, 虽一字一句，须以讨论领会为主，是所望也。”强调该书的殷鉴作用，需细细讲读，以掌握历代兴衰成败之迹。
鉴于《史略》、《节要》简明扼要、适合开蒙的特征，它们成为王室特别是王世子学习历史知识的常用教材。中宗二十二年（1527年），朝臣上奏：“今者，东宫于四书，独未进讲《中庸》，而《十九史略》、《少微通鉴》则皆进讲。”两书在进讲次序上已优先于《中庸》这一传统的儒家经典。事实上，针对东宫教育中的经史关系问题，臣僚们也颇为关注，一些大臣从“先经后史”和“经史”均不可偏废的立场出发，担心世子过于偏重史学而导致经书研习的不足。显宗十四年（1673年），侍讲院启曰：“王世子方讲《通鉴节要·蜀汉纪》，而左议政金寿恒以为，经书进讲，一日为急。《汉纪》毕讲后，宜即以《大学》继讲，但史学亦不可偏废。《大学》进讲时，以《通鉴·汉纪》以下，兼读于夕讲为宜云矣。”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史学特别是《少微节要》在王世子教育中的地位之重。
与此同时，《节要》、《史略》乃是士大夫和儒生阅读的基本史书，也与科举考试、史官选拔等存在密切联系。官私史料中关于朝廷向各道乡校及朝臣颁赐两书的记载屡见不鲜。世宗二十六年（1444年）八月，赐《通鉴训义》、《性理群书》、《近思录》、《通鉴纲目》、《通鉴节要》等书于清州乡校；成宗六年（1475年）十一月，赐永安道永兴都会儒生《少微通鉴》、《春秋左传》、《古文真宝》等书。宣祖元年（1568年），校书馆刻印《十九史略》四百件，国王多颁赐朝臣，弘文馆所有官员无一不在受赏之列。此外，壬辰战争结束后，中央和各道所藏典籍毁失严重，故而当时重新刊刻了大量图籍，其中包括《十九史略》在内。另一方面，《史略》、《节要》与朝鲜的各类考试紧密相关。世宗十二年（1430年）规定，武学和译学选拔人才的考讲书目均包括《少微通鉴》，赴宗学就读的宗亲须通《小学》、《少微通鉴》、四书、二经，才能放学结业。世祖初年，史官选拔“只试《少微通鉴》及制述一篇”。尽管《史略》并非考讲之书，但文科考试中初场的任选科目和终场的试对策客观上需要了解历史知识的内在要求，使得儒生从小多以《史略》、《节要》作为史学启蒙书。朝鲜士人幼年熟读甚至尽诵二书者比比皆是。著名史家李玄锡“八岁，读尽《史略》、《少微通鉴》”，尤其是郑宗鲁（1738—1816年）“生五岁读曾氏史，日诵五六板，六岁授少微史阳节论，三过眼成诵，”堪称神童。当然，除作为童蒙读物加以熟记外，也有士人针对两书展开过细致品评，正祖朝吏曹判书尹行恁即从渔民手中借得二书，加以评骘，撰成《薪湖随笔》。
此外，《节要》、《史略》同样也是王室和两班家族进行闺阁教育的重要入门书。宣祖第三女贞淑翁主“从宫人受《十九史略》，略通往古兴亡，人物是非”。生活于英祖、正祖时期的李献庆为女儿开蒙，“只授小学书数卷、《少微通鉴》六十板而已。”此外，朝鲜王朝中叶以后，王廷专门设置了内侍教官对入宫内侍进行文化教育。英祖继妃贞纯王后（1745—1805年）之兄金龟柱曾担任内侍教官，据他描述，“每月入阙，试讲所讲册子，乃三经、四书及《通鉴》、《史略》等书，而此外未尝授之以他书。”由此，《史略》亦属供宫廷内官学习的教材之一。
更重要的是，《史略》、《节要》逐渐成为朝鲜社会最为普及的蒙学教材，对朝鲜整体的通俗历史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安鼎福曾梳理出朝鲜时代童蒙教育的大致过程和几本基础性教材的阅读次序，首先是《千字文》、《类合》或《居正》，其次为《童蒙先习》，再次为《十九史略》，此外又有《剪灯新话》。其中，《千字文》、《十九史略》、《剪灯新话》三书均来自中国，显示出古代中国文化对朝鲜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十九史略》乃当时蒙学教育较高阶段的必备教材，以至后来乡塾径以《十九史略》、《童蒙先习》、《类合》、《剪灯新话》为“四书”，直呼《少微通鉴节要》为《通鉴》，二者在课蒙教育中的地位俨然已超越甚至代替《资治通鉴》和《通鉴纲目》。难怪当时有学者称《千字文》、《节要》、《史略》三书“有功于东人殆过于六经”。
综上所述，自高丽末期开始，特别是在朝鲜王朝时代，上至国王宗亲，下至平民百姓，无论男女，均以《节要》、《史略》作为学习历史知识的重要教材。两书深入到了朝鲜社会的诸多方面，影响巨大。那么，两书为何在朝鲜如此盛行？其一，《节要》、《史略》具有简明浅显、通俗易懂、篇幅适中的特征，阅读者借之能迅速掌握中国历代王朝历史。王室成员、两班贵族借之可了解历代兴衰事迹以为殷鉴，儒生借之可习得与科举考试相关的历史知识，孩童及普通平民借之开蒙识字，各类人群均能从中汲取养分、取其所需，因此，两书内容面向社会各阶层的广泛适应性是其风靡东国的重要基础。其二，更重要的是，风行朝鲜的两书版本大多是经过明人修订之本，其书法义例以朱子《纲目》为准，符合朝鲜王朝尊朱子学为正宗的意识形态。朝鲜王朝以朱子学立国，他们的历史观尤其是对正统的安排亦深受朱子影响。《资治通鉴》在正统问题上与朱熹多有不同，特别是关于三国正统，司马氏宗魏，朱氏尊蜀，刘剡以朱熹之说改定先前之《节要》，由此也更符合朝鲜人的正统观念。余进《十九史略通考》凡例云：“自秦汉至于五代，亦依曾氏旧本，而以朱子《纲目》正之，”且卷首列《通鉴纲目》凡例，故其笔法深得紫阳微旨。特别是明清鼎革之后，朝鲜王朝长期坚持尊明贬清理念，并通过史书编纂、建立大报坛等方式来扶植尊攘大义、纲常名教，以《纲目》义例改定之《节要》、《史略》无疑适应了这种社会氛围。朝鲜士人韩汝愈即言：“惟少微先生江氏之《通鉴节要》也……立皇极之一统，斥僭窃之伪邦。揭中华之正脉，绝四夷之凭陵。衮忠孝而芳者自芳，钺乱贼而丑者自丑。”可以说，丰富的内容、详略得当的篇幅和“正统”的义例，促成了两书在东国的大量传播。
三、朝鲜士人对《节要》、《史略》的续补与批评
《节要》、《史略》在朝鲜广泛传布的过程中，不但留下了大量朝鲜刊本、钞本，譬如《节要》即有庚申孟春京中刊本、韩构字本、戊申字翻刻本、壬辰字金属活字本等众多版本，同时，围绕二书，特别是《史略》，也出现了一些朝鲜续补本，值得进一步探讨。
两书在朝鲜王朝的普及性历史教育中，虽大体双峰并峙，但时人对它们的评价仍有差异。李时善（1625—1715年）曾选录《节要》、《史略》二书内容合编为《史选》，其原因就在于“使人知有三皇之首太古而历代昭昭者，曾史也；首尾未该而精华可咀者，江史也；舍曾则无首尾，舍江则失精华”。在他看来，《史略》贯通古今而内容过简，《节要》文字可取而首尾不彰，两者互补性强，缺一不可，故李氏将二者改造为既通古今又存精华之《史选》。李氏指出了二书各自的不足之处，但相对而言，对《节要》的指摘更为常见。郑弘溟即言：“《少微通鉴》，国俗所尚，而仔细看来，非徒裁翦《资治》，文字颇失取舍，间有文理不相接续……其精详不及《史略》甚远。”魏伯珪（1727—1798年）也指出：“至《少微通鉴》行而村学巷塾，皆能谈周说唐，犹不如曾氏《十九史略》，文简而事赅，语略而意备，还有胜焉。”于是，朝鲜王朝围绕《史略》产生了诸多续补和模仿之作。
首先是对中国历史的续补。由于《十九史略》止于元，明亡后需补充明史，特别是朝鲜王朝基于对明朝“再造之恩”的感激和明亡后的尊周思明心态，及其对清修《明史》的不满，因此特别热衷于编纂明史，朝鲜朝野出现了大量明史著作，其中很大一部分以续补“史略”命名。如洪仁谟《续史略》、魏伯珪《新编十九史略续集大明纪》及郑昌顺《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续录》。其次是增补东国历史即朝鲜历史。朝鲜王朝中期的郑澔（1648—1736年）曾撰有《史略补要》一书，他在书序中指出，朝鲜人对曾氏《十九史略》评价很高，士人无不讲读该书，因此对于中国历史十分熟悉，但由于《史略》不载朝鲜史事，朝鲜人对于本国历史反而不甚清楚。为扭转这一局面，郑氏决定在《十九史略》后加上相关朝鲜史事，“逐条添附于曾氏原史编记之下，”力图强化朝鲜人对本国史的了解。这一写法为后代史家所继承，洪仁谟、洪奭周父子所撰《续史略翼笺》即与此颇有相同之处，书中先记明代史事，若该年有涉及朝鲜之事或朝鲜有大事发生，则在年末附上相关史事梗概。到近代，朝鲜文人金泽荣（1850—1927年）所编《东史辑略》11卷，作为当时朝鲜人学习本国历史的入门读本，其笔法仍仿效曾氏，足见《史略》生命力之强大，其影响可谓几与朝鲜王朝相始终。
此外，在补充东国历史的基础上，也出现了合编中朝两国历史为一书的史略类著作。前述《史略补要》、《续史略翼笺》是将东国历史作为补充，放入以中国史为主体的史书中，而“中韩合编史”则是将两国历史放在比较均等的位置来共同书写。金命寿在其论文中提到肃宗朝佚名撰《华东十九史略》一书，指出此书是比较早的史略类中朝合编史。
然而，几百年来为朝鲜社会带来深远影响的《史略》、《节要》，到朝鲜后期却遭至严厉抨击。朝鲜后期，士人特别是实学学者针对两书进行了系统批评。他们吸收朝鲜前期学者对两书的零星批评，进而彻底否定二者，触动了两书在朝鲜历史教育中的地位。一反之前对《节要》、《史略》的表彰论调，朴趾源、丁若镛等开始大力批评二书在中国无人问津，东国反而奉之若宝。他们不仅得知《四库全书》未收录二书，还了解到中国人甚至不知《史略》为何物，“中国所不传之书，独遍于一隅海东，”朝鲜儒者在震惊之余，更感到无比汗颜，由此渐渐萌生彻底否定两书的倾向。朴趾源（1737—1805年）撰有《<史略>不可读说》、《<通鉴节要>不可读说》二文，文章标题显现出他对两书的批判态度，丁若镛文集中也有与朴氏类似的文字。事实上，这些士人不唯批评《节要》义例与内容不符等外在形式问题，也对其所载历史的可靠性产生质疑，朴趾源针对《史略》开头关于远古历史的记载，连环发问道：“吾不知所谓天皇氏者君乎？牧乎？鬼神乎？人乎？木有何德令此氏王？摄提何物，岁由此起？化之云何？所化者何物？若云兄弟是同胞名，即此天皇厥有父母，当不名首出，若云首出，云何兄弟？至于十二兄为天皇，弟即非是，若云序及，何年祚之短长，若是相同？”一连串的疑问旨在揭示《史略》的荒诞无经、不足凭信，朴氏甚至明确表态，“欲我邦文教蔚兴，必自焚《史略》始也。”洪翰周也持有类似观点，他还对其堂兄洪奭周编写《续史略翼笺》作为《史略》续补之书提出不同意见，指出“曾先之不过一无名鯫生也，不能与于四库之书者，何足取则，而必为继此书以续之也？”
可以说，朝鲜王朝后期知识界对《节要》、《史略》的批评可谓愈演愈烈。这些前后迥异的评价究竟何以发生？这实际源于明清两朝学术风潮的不同，亦即明清时期学术风气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朝鲜王朝对《节要》、《史略》认识的变化。明朝特别是明中后期以后，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无论官方抑或私家都撰写了大量普及性史书，由此，普及性史学成为明代史学的一大重要特征。《史略》、《节要》在元明时期风靡一时，多次刊印，《节要》一书更经司礼监刊刻，故流风所及，朝鲜王朝亦对二书推崇备至。到朝鲜中后期，明清鼎革后，学风为之一变，普及性潮流逐渐衰退，取而代之的是强调精深考证的考据学。进入18世纪后，随着北学派、实学派的兴起，部分朝鲜士人逐渐跳脱出视清朝为夷狄的狭隘义理观，他们开始从积极的角度看待清朝的文物风尚，主张向清朝学习“利用厚生”之学，以推进朝鲜的发展。在此背景下，18世纪中后期，清代考据学传入朝鲜半岛后，尽管很多朝鲜学者仍秉持朱子学立场，但也有部分学者吸收了清代学术的因素。前已述及，四库馆臣以及王鸣盛等清代学者均对二书嗤之以鼻，以为“简略殊甚”，“尤为弇陋”，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朝鲜士人对二书的评判。因而，他们开始反思并批判过往被视作“经典”的《节要》、《史略》。尽管如此，两书在童蒙教育中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魏伯珪、洪奭周等同一时期的学者仍对二书给予高度评价即可见一斑。甚至到近代，两书虽逐渐被弃而不用，为朝鲜本土的历史教科书所取代，但它们在史书写法等方面仍对后来的朝鲜史家产生了很大影响。
四、结 语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史学对古代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形成了巨大的辐射力，在史书编纂、史学观念、修史机制等多方面给予后者以广泛影响。“曾史江鉴”作为宋元明时期的代表性的普及性史书，虽不入四库馆臣等人法眼，但在童蒙教育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二书大约在丽末鲜初东传朝鲜，此后明人依据朱熹《纲目》体例改订的版本大行于道，朝鲜社会围绕两书还出现许多续补之作，足见二书对朝鲜人的史书编纂产生了诸多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节要》、《史略》在朝鲜经历了由推崇到批评的过程。两书在朝鲜中前期的备受推崇，既受到明代普及性史学潮流的影响，同时也适应了当时朝鲜王朝强调尊王攘夷、尊明贬清的社会氛围。到朝鲜后期，伴随明清王朝学术风气的变化，特别是进入18世纪后，朝鲜国内主张向清朝学习的北学派逐渐抬头；而在清朝，重视精深考证的考据学也取代普及性史学潮流，在此背景下，部分朝鲜士人，特别是实学者对曾、江二史的态度也由推崇变为批判，从而成为中朝史学交流、社会思潮与史学交互影响的重要事例。
秦丽，女，山西长治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于《古代文明》201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