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军进行对抗的主要形式是围剿与反围剿，与此相对应，红军主要是以运动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与国民党军交战。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日本侵略军进行对抗的方式则转变为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与日伪军交战的主要作战形式则改变为游击战和部分的游击性运动战。就在这种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的不断对抗中，八路军与新四军巩固和扩大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诸多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翻边战术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战术——
实施翻边战术的关键点
虽然日军存在着战线过长和兵力不足的缺陷，但我军要想使用翻边战术打破日伪军的扫荡，仍然需要卓有成效地把握住若干关键点才能达到目的。
我军在反扫荡中与日军战斗
进行麻雀战的民兵
高效的情报工作是顺利实施翻边战术的前提
情报对于作战行动的重要性，是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情报工作更是对我军的反扫荡作战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得不到准确及时的情报，我军就不可能准确掌握日伪军对我进行合击的部署，当然也就难以利用其合围空隙“翻”到敌人后方去。一方面要掌握敌占区甚至敌人内部的内线情报；另一方面则要加强日常的战场侦察活动，并使两方面的情报相互印证。
1942年夏季我军太行、太岳区反扫荡作战要图
例如，1942年日军所谓的“第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即日军对我太岳根据地和太行根据地进行的1942年夏季大扫荡开始之前，我军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了敌军将有大动作的情报。5月9日，我方通过内线情报和侦察获知，驻长治、潞城、襄垣的日军正在调集兵力和征集粮草，并强征民间骡马，向老爷岭等地抢修公路，部署纵深兵力，有准备出动扫荡的迹象。同时，我方在临汾的敌工站报告称：日军第41师团近日将要调往德州，在调防之前准备对我太岳根据地进行扫荡。两天后，八路军总部又传来豫北办事处的通报，称平汉路近日运输繁忙，大批日军到达安阳、新乡后正在补充粮弹，扬言有大行动。与此同时，我太行根据地和太岳根据地内发现很多敌特和汉奸进入，主要探查行军路线和我八路军领导机关及主力部队的位置等情报。潜伏在根据地内部的特务也纷纷与外来的敌特、汉奸接头，相互沟通联系交换情报。综合以上迹象，八路军129师指挥员判断日军新的大扫荡即将开始。因此，刘邓于5月12日正式向下属各旅、军分区下达了反扫荡命令，使我军及时做好了作战准备。5月14日，日军大扫荡开始。由于我军及时做好了战斗准备，经过三个阶段的斗争，终于粉碎了日军的扫荡。诸如此类事前掌握充分情报而使我方反扫荡作战居于主动地位的例子还有很多。
此外，做好情报工作还要求加强我方的反情报工作，制止敌军获取我方的准确情报，这就要求根据地内部充分动员群众，利用儿童团、民兵和群众的力量加强警戒巡查，使敌特和汉奸难以获取我方准确的情报。
郯城战斗中，我军攻入城内
在准确掌握敌情的前提下，主力部队适时转到外线，是粉碎敌扫荡的关键行动
为了避免遭到日伪军的合击，我方主力部队必须适时转移到外线。在这一行动过程中，最关键的是要把握好合适的时机，既不能过早暴露我方行动企图，使敌改变行动计划对我进行新的合击，也不能过迟以至于无法脱离敌军合围圈。按照刘伯承的提法，就是要充分利用“利害变换线”来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所谓的“利害变换线”，就是对交战双方利、害这两种对立因素互相转换的关节点，从时间角度看就是作战时机的转换，从空间角度看则是作战地域、地带的转换。
日伪军向我扫荡时，我军处于内线作战地位，与敌军之间就存在着一条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利害变换线”。如果日伪军掌握了主动权，牢牢控制住这条“利害变换线”（此时，该线表现为日伪军对我形成严密的合围圈），就会处于对其极其有利的围歼状态，而我军就会处于被围攻的被动状态。而我军如果能在日伪军还没有控制“利害变换线”时（即日伪军还没有对我形成严密的合围），利用其合围空隙或强行突破其中薄弱的一路转移到外线，就会处于主动的地位，从而形成对敌内外夹击的有利形势。说到底，我军取得主动地位的关键就在于向外线机动的时机。正确的时机应该是，我军部署于靠近根据地边沿区的主力部队根据日伪军分路开进的情况，在其分成数路大举前进而没有分遣为更多的纵队时实施向外线转移的机动。此时，日军已经开始行动，即使发现我军向外线转移也无法立即调整部署而只能继续执行原定的计划，而且此时日伪军仍以大部队纵队开进，其各部队之间必然存在较大的空隙，有利于我军转移至外线。
在日伪军的合围圈内，我军留置的部分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和民兵密切配合，以积极的游击战手段打击扫荡的日伪军，是翻边战术成功实施的重要环节
我军主力部队转至外线后，在敌军合围圈内的我军部队和游击队、民兵要以积极的战斗行动保卫根据地和群众的安全。一方面合围圈内的我军要避开敌军的合围，另一方面则要以游击战手段对实施“抉剔扫荡”的敌小部队进行不断袭击。我军避开日伪军的合围，与主力部队转至外线时利用“利害转换线”的方式相类似，都需要利用敌军各路之间的间隙突出合围圈，但有时也需要通过战斗才能达到突围的目的。此时，我军需要靠近对我合围之敌中兵力较为薄弱的一路，首先以小部队接敌侦察并吸引敌人，同时利用我方布置于位于敌军侧面的阵地进行伏击。我军利用短兵火力痛击日伪军后，趁其混乱之际就可以突出敌合围圈。对敌进行“抉剔扫荡”的部队，我军和游击队、民兵通常采用袭击、伏击、麻雀战、地雷战等手段对其进行打击。如我军通常利用山地地形，将部队分遣为班排甚至小组为单位，白天以“麻雀战”打击敌人（麻雀战是一种作战效能很高的作战形式，据有的部队统计，麻雀战中敌我伤亡对比为53：1），夜间则对驻止之敌进行袭扰。这样就可以使扫荡之敌陷入疲于奔命且被动挨打的境地，逼迫其尽早结束扫荡收兵回营。
郯城战斗中被我军俘虏的日军
郯城战斗战利品展览
转移至外线的我军主力部队需要以积极的战斗行动支援合围圈内的反扫荡作战，同时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对日伪军发动攻击
我军主力转至外线后，面对日伪军空虚的后方，也就获得了机动作战的自由。我军通常在敌后方选择日伪军守备空虚的城镇据点、交通补给线进行袭击，或对日伪军进行扫荡部队的后尾予以袭击。进行这些作战，都需要集中有较强突击力的作战部队。也就是说，转至外线的我军主力部队应不同于处于内线坚持斗争而进行分遣的部队，他们一般要进行适当的集中以对敌进行强有力的突击作战。
例如，在我太行根据地和太岳根据地反敌1942年夏季大扫荡中，我新1旅组织突击营奇袭长治日军飞机场，烧毁其飞机3架、汽车14辆、油库2座。同时，我军展开了对铁路线的大破击。据不完全统计，此次战斗中我军共攻克据点29处，破坏铁路20多公里，炸毁火车3列、汽车27辆，平毁封锁沟（墙）40余公里，摧垮伪组织340多个，在日伪军的屁股上狠狠“踹了一脚”。上述行动有力配合了内线反扫荡斗争，也迫使日伪军难以将预定的扫荡计划进行到底。
我军运用翻边战术的典型战例
我军在抗日战争中运用翻边战术粉碎了日伪军无数次扫荡，其中的典型战例除了上面提到的太行根据地和太岳根据地反敌1942年夏季大扫荡外，还有很多。现列举一二，使大家可以进一步认识翻边战术对于我军反扫荡作战的重要意义。
1943年5月6日，日军第36师团集中10个大队兵力，与部分伪军分别从潞城向北，由襄垣、左权等地向东，独立混成第3旅团由林县北部向北，采取梳子队形步步压缩合围圈，企图消灭我八路军总部和129师驻太行区主力部队。另以装扮成八路军的所谓“特别挺进队”深入我根据地内部，企图偷袭我129师指挥机关。但我军早已判明日军行动企图，八路军总部于5日晚先期转移到了太岳区，而129师师部则由涉县赤岸村向西北方向转移。6日当天，129师师部与由左权、襄垣出发的日伪军形成对进之势。当129师师部到达黎城西北的下黄堂地区时，我军以警卫部队一部迷惑牵制敌人，指挥机关则从日伪军梳子队形中的间隙隐蔽转移到外线。5月8日，日伪军合击到我根据地腹心地带扑空后，即开始进行“抉剔扫荡”。我军坚持内线作战的部队与15 000多民兵一起开展麻雀战打击敌人，转移到外线的部队则对敌交通线展开破击。太行军区第3军分区部队袭击白晋铁路，攻占和袭击了沁县东北和以南的北良庄、白家沟、大桥沟等据点。第1和第2军分区部队则向平汉路和正太路沿线发动攻击，并一度攻入太谷县城。太岳军区和冀南军区也向当面之敌发动攻击，以配合太行军区的反扫荡作战。战至5月下旬，屡遭打击的日伪军被迫结束扫荡回撤。此次反扫荡战斗，我军运用翻边战术保持了主动，共毙伤日伪军2 500余人，使其扫荡计划彻底*。
郯城战斗中，我军缴获的日军书籍等物品
再看一例。1942年冬，驻郯城、临沂、沙河等地的日伪军，向我滨海根据地沐河两岸进行不断蚕食，企图分割滨海区南部根据地。我115师教导第2旅为了反击敌军的蚕食，决心以翻边战术向日军在鲁南地区的兵站基地——郯城发动攻击。这样就避开了日伪军向我蚕食的主力，而将攻击矛头对准位于敌军空虚后方的郯城。该旅以4团和6团各一部，在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下攻击郯城。位于敌军战线后方的郯城只有日军1个小队和伪军百余人驻守，是一个比较好打的目标。我军于1943年1月19日夜发动攻击，采用连续爆破手段摧毁日伪军碉堡。经过一天激战，我军攻入城内全歼守敌。为了扩大战果，教2旅继续向郯城周围地区发展进攻，先后攻占了归义、大埠等18处日伪军据点。此次战斗，我军共毙伤日伪军400余人，俘虏日军7人和伪军政人员600余人，缴获各种枪械800余支。眼看自己的后方被打得稀烂，开始还忍着“痛”坚持向我蚕食的日伪军到最后只好被迫撤退。我军随之全部恢复了被日伪军蚕食的地区。此次战斗是我军在反蚕食中运用翻边战术，取得较大战果的典型例证之一。
（本文发表于2016年第7期下半月刊，公众号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