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海。
一个带着复古味道的词。
曾经我们说“下海经商”,意味着难得的勇气和魄力。
但经过演变,它暗搓搓地变了味道,成了“皮肉生意”的代名词。
于是我们用得谨慎,说得悄悄。
为什么Sir今天要重提?
因为一部同样谨慎,同样悄悄而至的电影。
《下海》
Bitter Flowers
17年釜山电影节展映过后,再无声息。
幕后阵容,不算强大,胜在精准。
王小帅监制,导演来自法国,奥利维耶·梅斯。
导演生涯只拍过两部长片,却都是华语,一部《前门前》,一部《下海》。
演员,都是文艺片老熟人:耿乐、齐溪、曾美慧孜。
演技不差,评分不低。IMDb7.4,豆瓣7.5分。
尽管如此,影片也迟迟没跟我们见面。
直到前一阵子,有微博网友亲自在国外找到DVD并自己掏钱压制上传资源,我们才有机会接近。(来自微博 @法兰西那些事er,现在资源已删)
打开电影Sir才懂,为什么它要如此“低调”。
一个如今看来不太放得上台面的故事——
中国女性站街巴黎。
她们站的街,在巴黎一个叫做Belleville的地方,又叫做“美丽城”。
名字美丽,却鱼龙混杂。
这的唐人街,成了那些刚到法国,语言不通的女人主要出没的地点。
这条街千里迢迢,这里的故事……
理所当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近几年,*害华人妓女的案件屡次发生。
但关于她们的新闻报道,只有寥寥几篇,而且都来自外媒。
电影里不乏她们的身影。
但这些电影,竟连一张中文海报都找不到——
《上海美丽城》《站街女》《下海》。
这些故事,我们比谁都清楚,但却比谁都避讳。
得从90年代说起——
这个年代里,我们学会了“下海”这个词。
也吃尽了“下岗”这个词的苦。
应政府政策要求和市场经济的实际需求,国有企业被大规模改革、停产。
数十万的企业被关停、超过两千万的工人裁员。
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方式,劈中当时中国的工业心脏——东北。
如Sir之前介绍过的纪录片《铁西区》,就还原过那座庞大的废墟。
在劳动保障还未完善时,东北地区工人以一年工龄2000元的价格,被买断、下岗。
突然的转型,让那些数十年如一日,以为能一直被工厂负责生老病死的工人们,突然断了活路。
他们刻板,除了工厂的那一套,就再没有别的营生技术;
他们不再年轻,也没有重新再来的时间。
吴晓波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里,借着《钢的琴》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要承担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
通过改革,经济慢慢度过了转型的阵痛。
但工人和工人的家庭,却因此走上了没有尽头的绝路。
电影的每一帧,都在刻意营造着时代感。
就算去到国外,海报里的手机,还是诺基亚直板机。
《下海》选择把视野缩小,用镜头聚焦一小撮特定的人群,绝不是没有野心。
反而,后劲强烈——
它如棱镜一般,折射出时代转折点的无限个连锁反应。
齐溪饰演的张丽娜,东北人,本是想为孩子、为家多挣点钱。
但当时正值“下岗潮”,许多人纷纷望向“洋市场”。
通过蛇头,张丽娜借了高利贷,离开家来巴黎非法打工。
但不会外语、没有技术的她,只能给华人家庭做保姆。
开始,蛇头吹嘘能挣2000欧一个月。
但到了这,硬是打了个骨折——
500,还随时克扣。
住杂物间,有时还不让出门。
这样的待遇,不仅挣不到钱,连当初借的高利贷都还不上。
明摆着被骗,但一点办法都没有。
留下,寄不了钱回家还债;
回去,连翻盘的机会都没有。
走投无路的时候,她遇见了东北老乡李玉梅。
一个“下了海”的女人。
老乡带她找了新的住处,便宜。
可一开门,大开眼界——
只有几十平米的房间里,挤下了5、6个女人。
而她们,也都是干这一行的。
而且,一个比一个老。
开始,张丽娜看不起她们。
白天在外面拼命找工作,晚上回到家,从不跟她们一桌吃饭。
但眼看钱快花完了,工作一个没找到。
她开始犹豫——
躺着就能挣钱,这事,干还是不干?
从绝望,到麻木,因为生存压力的不断挤压,她不过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没多久,她就能很快地捕捉嫖客的眼神,只要一个凝视,心领神会的她就能转头回来。
偷偷地,用手比个价钱。
开房,交易,拿钱,一气呵成。
张丽娜宛若一只待宰的羔羊。
在一次次冲破身体和内心防线的攻击中,消耗自己的自尊,去抵抗无边的困境。
当初她问起老乡,这些女人都是干嘛的。
老乡回答,三个字,准确而生动——
“给逼的。”
从鄙视到同流,她才真正理解了这三个字,Sir也一样。
给谁逼的?
不是她的丈夫,不是她的孩子,更不是她自己。
如果硬要有一个答案,那就是每个人都有的*、尊严。
家人的脸面,未来的生活,后代的成长……
所有一切,都暗暗形成了一股急流,独在异乡的张丽娜不得不顺势漂泊。
Sir知道你依然想问:她们为什么不回去?
有一个细节,可能会说服你。
刚到巴黎,张丽娜在别的华人口中听到最多的三个字:东北人。
请她做保姆的人,家里花瓶摔碎了,骂她,“笨手笨脚的东北人”;
饭店上错菜,明明是老板的错,非要加一句“矫情的东北人”。
这是地域歧视?
可能有。
但更多的是,当地的华人都心知肚明——
只有她们,会在这里熬着,坚持着,忍受着。
不是不想走,是走不了。
别人的眼光,她们自己最清楚。
比如张丽娜,每天必须戴上另一张面具才能做人。
接客时,她放下头发,化上浓妆戴上夸张的大耳环。
她说,她叫Lily。
在与丈夫视频前,她擦掉口红,扎起马尾。
换上自己清汤挂面的样子。
这个时候,她,是丈夫的妻子。
在家书中,她停留在法国各大景点。
照片上要摆出开心,满足的笑脸。
这时候,她是让母亲骄傲的女儿,一个在外养家的端庄母亲。
过年,她们是一群包着饺子,喝着白酒,唱着“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大姑娘走进青纱帐”的东北女人。
看上去欢天喜地,不过是一缕缕望乡的游魂。
回不到家乡,就让心死在异乡。
张丽娜就没有为自己活过。
为家里赚回了一套房,一个店铺之后,张丽娜回国了。
在丈夫身边的第一晚,睡前,她自我厌恶地洗了很久的澡。
咬牙切齿地,惊恐万分地,碰触着自己的每一寸肌肤。
脏。
愤怒。
不甘心。
张丽娜故事,是结束了。
但那些留在法国的女人们的故事,却还未结束。
在法国,有专门为这些流浪在街边的妓女,义务服务的非政府慈善机构组织“荷花车”。
他们会免费为这些女人体检,也会普及法律知识,提供免费避孕套。
Sir在法国非政府组织“世界医生”发表的一项调查里看到一组数据,触目惊心:
法国的华人性工作者中,90%在国内留有子女;
平均年龄42岁,最年轻27岁,最大年纪63岁;
从90年代的500-700人,到2016年,人数增长到1300人;
而她们赚取的嫖资,一次只在20-60欧,有时候甚至可以更低。
没错,这不是历史。
甚至,“下海”的人数还在攀升。
Sir绝不鼓励这种做法。
但Sir也无法怪责她们的决定。
在余华的《活着》里,有这样一句话:
我知道福贵的一生窄如手掌,可我不知道是否也宽若大地?
上九流,或是下九流,都是活着。
怎么去活着,是一个人的选择,但对于有些人——
活着,是唯一的选择。
对于她们的人生,我们往往选择忽略,选择背身。
但忽略了她们就不见,背身他们就消失么?
Sir一直觉得——
我们处在同一个世界,我们又处在不同的世界。
受限于肤色,阶级,智力,乃至时代浪潮,我们很难真正体验他人的命运,进而理解他人的酸甜苦辣。
好在还有电影。
记录下这一班班沉默而卑微的人。
让我们看到,听到,感受到:收回那根优越感的手指,你我都不过是在用力活着的人。
海水已经够冷了,别让岸上更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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