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济会，究竟是真实的阴谋，还是“阴谋论”?
这是一个非常考验智商和历史知识的问题。
美国作家丹·布朗于2000年出版了悬疑小说《天使与魔鬼》，里面提到了光明会与共济会，很快成为了畅销书。宋鸿兵最先抓到这个热点，炮制出《货币战争》，很快走俏图书市场。何新随即也在社交平台上大肆兜售截头去尾的简中版“共济会阴谋论”，炮制出诡异的结论。
从此，对共济会历史进行认真的学术探讨便变得不可能了。因为绝大部分简中知识分子迅速站到了“阴谋论”的对立面，纷纷将共济会形容为“促使世界走向美好的一种动力”、“倡导博爱、自由、慈善，追求提升个人精神内在美德以促进人类社会完善”、“推崇理性和科学的启蒙组织”。他们认为共济会是被小说家丹·布朗、左派何新们接力栽赃陷害了。
丹·布朗《天使与魔鬼》提到的共济会。与很多流行观点一样，该书为共济会开脱，只打光照帮板子
知识分子和媒体界的这种派性观点有个典型，即某网站历史频道（现已不存在）公众号的署名文章，其称：古代的共济会是秉持“博爱、真实、救济”原则的“民间联谊组织”，现代共济会则是一个“公开的慈善组织”，共济会的历史档案文献早已公开，无甚秘密可言，“那些编排出来的阴谋论，也已很难再进入学术界严肃讨论的范畴”；国内“仍有很多人相信’共济会操纵世界’这类阴谋论”。与“国人对’密室政治’的熟稔有关”，而“影子政府”（估计他想说的是共济会操纵的影子政府）根本不存在，“不具备可操作性，故而只是一种想象”。
所以，难道共济会仅仅是一只纯洁的小白兔，先饱受阴谋论摧残，又被看惯宫斗剧的亿万国人误解，每日里委屈得以泪洗面，只求有识之士帮它写一部《感天动地窦娥冤》，洗清天大的冤情？
一、基督教反对共济会
首先，我们必须说明：共济会颠覆教会、妄图建立新世界秩序，并非丹·布朗编造，而是出自三百年前欧洲右翼的言说。
自由派原属泛左派，是保守派的敌人。被法国大革命人头滚滚的惨状吓怕之后，他们逐步分裂成所谓“古典”和“现代”自由主义者，前者偏向保守，后者则是地道左派，但反对经典右派-保守主义的底色则一。
而我们所说的西方经典右派-保守主义，最初的核心是天主教会，后来时移势易，逐渐加上了封建贵族、王室及其支持者、新教徒、资本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古典”自由主义者……法革后，右翼的队伍随着左派的打击面扩大而不断扩大。
在前大革命时代，左派的首要打击对象是教会。因为只有铲除了教会，才能消灭一个地区的道德和秩序。当然，教会也有自己的情报组织和准军事组织——耶稣会。实际上，法国大革命是在耶稣会被消灭之后才得以发生的。左派的理论斗争主要依靠启蒙主义者、人文主义者，而秘密组织和武装斗争主要依靠共济会等秘密社团。
共济会的本质就是秘密社团，而不是什么“行会”、“工会”。所谓秘密社团是雅称，其俗称是黑社会。欧洲历史上不少动乱就是这些秘密社团/黑社会策动的，如十五、十六世纪在德国边远地区频频爆发的“起义”，就是两大秘密结社，“鞋会”和“穷康拉德”，密谋策划的。
1733年，共济会员、英国多赛特公爵查尔斯·萨克维尔（一说是勃兰登堡男爵Philipp von Stosch）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开设了共济会会所。由于多名天主教神父向教廷报告了“石匠”们聚会的可疑之处，罗马宗教裁判所对佛罗伦萨地区的共济会会所进行了侦查。这次侦查所找到的证据，导致了教宗克莱门特十二世（Clemens PP. XII）于1738年4月28日发布敕令，斥责共济会的秘密结社不但破坏国家和社会，还对精神信仰带来重大危害。佛罗伦萨共济会秘书Tommaso Crudeli被定罪，遭长期监禁。
教宗克莱门特十二世 Papa Clemente XII 遂于1738年发布的通谕，禁止教徒加入共济会，或以任何方式帮助共济会。
克莱门特十二世 1738年发布的通谕封面
教宗克莱门特十二世名为《In eminenti apostolatus specula》的通谕指出：
“据我们所知，有些社团、集团、聚会、集会、结盟、约会，俗名之为：’自由筑墙者’（Liberi Muratori）或被称为：‘法国石匠’（Francs Massons）或按各地方言而另具别名。在这种集团内……大家死守秘密，如有泄露秘密，各愿甘受严重惩罚。可是，既然这样出卖自己，自投于罗网事的本身是属于罪孽行为，故上述这样的结社，或盟党，深为信友们所疑忌，即：谁若投名加入这样的秘密盟社，则这样的人，在明智正直者看来，必属败坏颠覆之流无疑，因为他们若不做恶事，那么，他们 （决不如此怕为人所知），而见不得天日。的确，据说许多地区，对上述这种密党人，已由世俗权威所取缔，被视为危害安全的危险分子，而他们也业已销声匿迹了。
所以，我们心里考虑：一般说来，从这种结社或结盟所带的危害，至重且巨：这不仅扰乱现世国家的安全，而且还危害到灵魂方面的属神救援；故此，对这种结社，无论国家或教会法典，均无法予以容忍，因为圣经教训我们： ‘该儆醒，不要让这种人，像窃贼一般，来挖掘房屋’。换言之，不要让他们来败坏淳朴人的心灵……（为此）我们有鉴于这种作恶的人们，若不予以惩罚，则可能大开罪恶之门；还因我们所知的公正合理的原因，乃依若干枢机主教们的意见，并亦由于我们的自动自发……用宗座的圆满权能，决定：对 ‘自由筑墙者’或’法国石匠’或其他别名秘密党，应一律予以惩罚与禁止。
教宗吩咐各地地方正权人（即主教首长们），暨审查人员：若遇违犯者，则应处于惩罚，一如异端的严重嫌疑犯一样。”
到了1751年5月18日，教皇本笃十四世在通谕《Providas romanorum pontificum》中再次谴责“共济会计划” 。他继续将共济会称为秘密社团，指出其集会的目标就是为了反对颠覆现存的秩序和政权。通谕明确了，对共济会的谴责是永久的、不可改变的，适用于现在及未来。本笃十四世对主教、神父和所有神职人员下达命令，共济会的邪恶行径应通过宗教裁判所惩罚，所有共济会员必须被逮捕，其财产应被没收。
十四年内，两任教宗分别颁布通谕，两次将共济会确认为黑社会组织。这一前所未有之举，亦足以证明当时共济会的活动何等猖獗，对教会的威胁何等巨大。再者，两大通谕都认为，共济会的“自然神学”信仰危害到了“灵魂方面的属神救援”，亦即强调了共济会的“邪教”性质。
自本笃十四世起，两百多年来至少有十任教宗多次发布通谕（如庇护九世就于1846年、1849年、1864年、 1865年、1869年、1873年六次宣告）谴责共济会。天主教法典1917年版本宣布，加入共济会的信众，将被自动开除教籍（自科绝罚）。直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后才出现了措辞上的缓解。但在1983年修订的《天主教法典》第1374条仍然规定：“凡加入反对天主教的社团者，应处相当的罚；凡推行或领导此等社团者，应处禁罚。”2007年3月2日，梵蒂冈重申反对共济会：“共济会和大公教会是不相容的”，强调“天主教会一直批评共济会特有的神秘的概念，它的学说与圣经不兼容”。
二、共济会是所有反叛活动的温床
作为一个被天主教会认定为邪教和秘密社团的共济会，究竟有没有夺取各国政权、控制世界的野心和行动？
以下就是我们查证过的历史资料。
- 共济会主导了法国大革命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天主教会已经通过耶稣会和其他耳目，准确了解共济会的不轨图谋，教宗两次通谕谴责，并且严禁信徒们加入共济会和一切“兄弟会”（即黑社会）。可惜，在当时一片“人文主义”的喧嚣中，这些警告被置若罔闻。
利奥波德·霍夫曼（Leopold Alois Hoffmann），出生于神圣罗马帝国波西米亚地区的作家和戏剧家，年轻时思想激进，接触到了共济会和光明会的圈子，并于1783年4月加入了共济会新成立的一家会所。不久，他与会所头目发生争执，迁居维也纳，结识了保守派人士，再加上法国大革命的血腥促使他改变了政治观点，于是成为了一个政府间谍的密使。他的间谍活动是如此成功，连哈布斯堡皇帝利奥波德二世都赞赏有加。他写了一系列著作，揭露“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是共济会、“光明会”和其他阴谋组织所策划推动。1796年，霍夫曼明确地说：“共济会是所有革命的温床，无论是已经发生还是即将来临的革命。”
一个对现代读者而言极具公信力的人物，苏格兰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爱丁堡皇家学会第一任秘书、爱丁堡大学自然哲学教授约翰·罗比逊（John Robison，他发明了警报器，并与詹姆斯·瓦特合作设计制作了一辆蒸汽机车），于1797年出版了一部作品《对所有宗教和政府的阴谋的证明》。
约翰·罗比逊（John Robison，1739～1805），伟大的科学家，根据秘密情报资料写出一本反共济会的《阴谋的证明》
根据亚历山大·霍恩（Alexander Horn 1762～1820，苏格兰本笃会修士，英国政府间谍和外交官）提供的情报资料，罗比逊教授在书中详细论述了光明会、共济会在世界范围的阴谋活动。他认为，不但法国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也是被操纵的。
美国著名牧师耶底底亚·摩尔斯（摩尔斯电码的发明人是他儿子，他本人是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的成员、美国古物学会会员，因为制作了杰出的美国地图而赢得“美国地理之父”美称），看到罗比逊教授的著作后深表赞同，1798～1799年间他发表了三次布道， 支持“共济会阴谋论”。摩尔斯牧师是一个联邦党人，他怀疑光明会和共济会已经深度渗透进美国，尤其混进了那些反对联邦党的队伍之中（杰斐逊算一个），并说出那句著名的话：“共济会已经与美国体制结构彻底捆绑在一起了：他们并不准备推翻政府，因为他们就是政府。”
一名德裔移民斯奈德牧师（G.W.Snyder）看到了罗比逊的著作后，忍不住于1798年8月22日给已卸任一年的前总统华盛顿写了封信，还向他寄出了《阴谋证明》这本书，并且表示忧虑美国的共济会会所也受到了感染。华盛顿是众所周知的共济会会员，早在1753年就成为了“石工大师”。华盛顿连续回了三封信，先是说自己并不知情，因为“有30年时间没主持过共济会的任何仪式了”，其后辩解道，他不相信美国的共济会会所传播“恶魔信条”，但某些会所里的某些个人可能会这么干，尤其是那些鼓吹建立“美国民主社会”的人士。
1902年11月5日，美国共济会的詹姆斯·M·兰伯顿在费城共济会圣殿举行的“乔治·华盛顿弟兄加入共济会一百周年纪念日”的讲话中说道：“众所周知，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宗教被废黜，理性取代了神灵。许多人将此类教义的传播归因于‘光明会’，他们被认为是共济会成员。在此期间，像这样的俱乐部法国的雅各宾俱乐部在这个国家成立，这些教义的传播受到极大的恐惧，尤其是神职人员，1798年，其中一位，来自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敦的G.W.斯奈德，写信给华盛顿并寄给他一本名为《阴谋的证据》的书，作者是约翰·罗宾逊，阴谋是‘推翻所有政府和所有宗教’。”
比罗比逊《阴谋证明》更有名的是奥古斯丁·巴吕埃尔（Abbé Augustin Barruel）于1797年出版的《回忆录，示例说明雅各宾主义的历史》。此书可谓右翼解释法国大革命的经典文献。
1799年以英文出版的《回忆录，示例说明雅各宾主义的历史》，爱德蒙·伯克对此书非常赞赏
巴吕埃尔是一位耶稣会神父，他的这部《雅各宾主义历史》从头到尾都以中立的态度，采集丰富的真实事例说服读者。
他指出，18世纪末欧洲存在三种形式的阴谋：反对上帝和基督教的“亵渎阴谋”，反对国王和君主的“反叛阴谋”，以及“反政府阴谋”即对整个社会的反对，旨在实现“推翻祭坛，毁灭王位”，以及使整个传统民间社会解体。
他指控伏尔泰犯下了反基督教阴谋罪，将哲学置于宗教之上，让人民产生幻觉和错误。伏尔泰与达朗贝尔、狄德罗还有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合作策划，发起反基督教运动，攻击教会，导致大革命的产生。孟德斯鸠和卢梭则参与了反君主制的密谋。而共济会与光明会的目标则是反对整个社会，这些秘密社团构成了一个教派，其成员超过30万，他们“热心于革命，准备好了迎接第一个信号，并暗中向其他阶层的人民施加压力”，而所谓“自由、平等、博爱”是共济会发明的口号，真实目的是消灭教会和君主制。
巴吕埃尔指出，法国革命并不是一种自发的民众起义，表达了“长期压抑的普遍意志”。相反，这是一个少数秘密团体所努力推动的结果，从启蒙运动到大革命，他们利用武力，诡计和恐惧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无辜的、毫无戒心的大众。
著名右翼理论家，耶稣会神父奥古斯丁·巴吕埃尔（Abbé Augustin Barruel，1741～1820）
通过详细的论证，《雅各宾主义历史》还揭露了，法国大革命不是几个哲学家和一些黑社会就搞得起来的，还包括了不少混到政府高层的贵族和要员的帮助，如孔多塞侯爵、舒瓦瑟尔公爵、桑斯大主教兼路易十六的财长德布里安、为狄德罗出版了《百科全书》的旧制度部长马勒泽布等人，他们其实是共济会员或同谋者。
伟大的右翼政治思想家、英国国会议员埃德蒙·伯克，对《雅各宾主义历史》一书无比欣赏。1797年伯克写了一封信给巴吕埃尔，表达了敬佩之情：“我不能轻易地向你表达，雅各宾主义历史第一卷给了我多少指导，给了我多少喜悦。” 他称赞“整个精彩的叙述”以“最公正的规律性和准确性”得到了文件和证据的支持。在信件的结尾，伯克补充道：“我忘了说，我认识你所提到的五个共济会阴谋家，早在一七七三年，他们就在忙着你所指出的方法从事那个阴谋。对此我可以作证。”（Edmund Burke to Abbé Barruel, May 1, 1797, in Thomas W. Copeland,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Edmund Burke, 10 Vols. (Chicago and Cambridge, 1958–1978), 9: 319–320.）
由于旗帜鲜明反对大革命、反对共济会阴谋的态度，埃德蒙·伯克被当时的欧洲左派打成“反动分子”和“民主的敌人”。他写下《法国革命论》（《法国大革命反思录》），被后人誉为“保守主义理论鼻祖”。
巴吕埃尔神父的《雅各宾主义历史》，与罗比逊教授的《阴谋证明》，是大革命之后两部经典的“反革命”著作。他们彼此写作时互不知情，并且分别从不同的渠道和不同的资料来源得出了完全一致的结论。
2.共济会主导了美国独立战争
美国独立战争的主要参与者，以及后来的建国元勋，很多都是共济会成员。
费城，两次大陆会议的召开地，是共济会员活动的中心。所谓大陆会议，即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以及后来美利坚合众国的立法机构。1774年召开的第一次大陆会议主要由共济会会员构成，会议的主席培顿·兰道夫是弗吉尼亚州共济会的总导师（Madison Clinton Peters，The masons as makers of America：The true 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正是在这届会议上通过了“无代表不纳税”《权利宣言》。
1773年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是共济会在绿龙酒馆提前策划的，几名主要领导者，除了塞缪尔·亚当斯之外，全是共济会员（Sidney Morse，Freemasonry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所谓“莱克星顿第一枪”，之所以能打响，是由于共济会提前得悉英军将要前来搜查军火，并派遣共济会员保罗·里维尔“午夜策马”向莱克星顿民兵传递情报。里维尔后来成为马塞诸塞州共济会总会所的总导师。
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共济会会所一度成为战争爆发时的指挥中心。
油画：华盛顿作为共济会导师在他主管的会所里
美国独立战争中，大批参战者和军官都是共济会员，经常在会所里开作战会议，并在军队里发展会员和举行仪式，还有不少共济会员在战斗中被击毙。今天肯塔基州的沃伦县，就是为了纪念第一个在独立战争中死亡的共济会员约瑟夫·沃伦而命名的。华盛顿本人还在战争中被推举为全美共济会总导师。
3.共济会与拉丁美洲独立运动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不久，葡属殖民地巴西便出现了第一个共济会组织“播火骑士社”。1798年8月，共济会成员若昂·德·德乌斯和士兵路易斯·贡萨加等人在巴伊亚发动“起义”。
1816年巴西的伯南布哥省遭逢大旱，共济会成员、商人多明戈斯·若泽·马丁斯和下级军官若泽·德巴罗斯·利马借机谋划反葡“起义”，要求巴西独立。1817年3月，已侦悉密谋的伯南布哥省省督下令逮捕了马丁斯，但在逮捕利马的过程中遭遇反抗，领队军官和省督副官先后被*死。共济会当即下令“起义”全面发动，士兵和群氓包围省府，赶走省督，成立“临时政府”，并在一份宣言中要求结束君主制、建立巴西共和国。
伯南布哥“起义”延续到当年6月，才被镇压下去。
1850年，一支由美国共济会成员和墨西哥战争退伍军人组成的队伍入侵古巴，煽动反对西班牙王室的叛乱。该部队未能立足，伤亡惨重后撤退。其*后来因违反美国中立法而在新奥尔良受审。
根据《加利福尼亚州共济会杂志》（californiafreemason.org）指出，所有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代表人物全是共济会员。
南美独立运动最重要的人物是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他将大哥伦比亚国家从保守主义的西班牙手中"解放"出来。所谓"大哥伦比亚"，包括后来的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巴拿马、秘鲁和玻利维亚。玻利维亚这个国名就是玻利瓦尔的意思。
1803年，玻利瓦尔在西班牙加入共济会。1824年4月，玻利瓦尔获得苏格兰仪式 33 度会员（即共济会大师）称号。随后，他在委内瑞拉创立了共济会分会Protectora de las Vertudes Lodge 1 号并担任大师，还在在秘鲁创立了共济会分会Order and Liberty Lodge 2 号。
所有古巴独立运动的名人都是共济会成员，包括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伊格纳西奥·阿格拉蒙特、佩鲁乔·菲格雷多、卡利克斯托·加西亚、安东尼奥·马塞奥，以及最有名的何塞·马蒂（José Julián Martí Pérez，1853年～1895年）。1810年的第一次古巴"起义"，就被当时世人称为“共济会大阴谋”，是在哈瓦那的一个分会里策划组织的。
所谓的“墨西哥之父"米克尔·伊达尔哥·科斯蒂亚（Miguel Hidalgo y Costilla ），是从天主教会背叛出来的神父，曾带着十万名印第安土著和混血儿横冲直撞，当时被教会绝罚，被西班牙军抓获后枪决，后来却被誉为"墨西哥独立战争英雄"。早在1806年，此公就成立了墨西哥第一家共济会会所，名为Logía Architectura Moral。
4.共济会主导了意大利统一运动
1809年，一个叫“烧炭党”的组织出现在意大利南部，到处煽动反教会、驱逐“外国势力”，很快蔓延至意大利全境。该组织是共济会的一个支派。教宗格列高利十六世证实，他发现了一份名为Alta Vendita的烧炭党纲领，内容是要用自由主义思想渗透教会，在教会中进行共济会革命。
1820年，烧炭党在那不勒斯发动兵变，迫使国王费迪南德一世委任“自由派”政府。1821年，烧炭党人在撒丁王国发动兵变；1831年，在意大利中部举行起义，建立了临时政府，均遭奧军镇压。
左起：马志尼、加富尔、加里波第
意大利统一运动“三杰”，加里波第、 马志尼既是烧炭党人，同时也是共济会员。加富尔是共济会员。
加里波第年轻时参加烧炭党“起义”失败后逃到乌拉圭参与独立运动。1830年马志尼因密谋活动被捕，被驱逐出境后，他到了有大量意大利流亡者的法国马赛，组织起“青年意大利”。1833～1834年间，马志尼和加里波第远征撒丁王国失败，马志尼本人被缺席判处死刑。
1848年全欧洲大革命。1849年2月9日，罗马“共和国”成立，马志尼迅速前往活动，在制宪会议支持下成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执政府。当年6月，这个“共和国”在法军干涉之下流产了。整个十九世纪的五十年代，马志尼在米兰、伦巴第、萨普利等地多次煽动叛乱，均遭失败。
马志尼据此认为欧洲“反动势力”太过顽固猖獗，必须狠狠打击。他的“青年意大利”实际上除了搞暴动，就是搞暗*。1858年1月14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被马志尼派出的*手在巴黎行刺，暗*小组扔出了三枚炸弹，当场炸死8人，另有156人受伤。
搞暴动暗*都需要大笔钱财。因此，“青年意大利”便去抢银行、绑架勒索。意大利的黑手党由此诞生。黑手党的外语称谓是MAFIA，并非来源于什么阿拉伯话或黑话，而是Mazzini autorizza furti，incendi e atte这句短语的缩写，翻译成中文就是“马志尼授权盗窃、纵火和绑架”。
“……为谋生而抢劫银行，烧毁公司，如果他们没有得到勒索的钱财和被绑架的人赎金。整个意大利短语 ‘Mazzini Autorizza Furti，Incendi e Attentati’这句话缩写为MAFIA，现在有组织犯罪诞生了。”（John Daniel，“Scarlet and the Beast”，第一卷，第330-331页。另见于Cfr. Juri Lina, “Architects of deception”, 2004, pp. 251.）
整个“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后半截，基本就是消灭教宗国，对宗教施以最强烈打击的过程。
教宗国，又译为“教皇领”，始于“丕平献土”，到19世纪中叶已经有一千一百年历史了。
以前的天主教中枢——教廷——所在地，并非只有梵蒂冈那丁点大的地方，而是包括整个罗马在内，占意大利半岛很大部分的一块区域。在这个教宗国里，教会行使着世俗行政权力。
原来的教宗国版图，其领土包括罗马城，后来被加里波第全部侵占。
一八五九年五月，拿破仑三世挥师进入意大利打击奥地利军，帮助半岛上最大的撒丁王国统一意大利。而撒丁王国的首相加富尔，是共济会员。在“统一”的过程中，撒丁王国将教宗国的大部分领土并吞，其国王自立为意大利王。统一意大利必须以罗马为首都，才能令各小国心悦诚服。但罗马是教宗的最后领土，难道“意大利王”敢于把教宗置于世俗政治权力之下摆布吗？拿破仑三世还不敢打破这条底线，于是把军队驻守在罗马，让教宗继续统治罗马和附近地区，亦警告“意大利王”不要打罗马的主意。1866年底，加里波第率军侵入罗马，被法军和教廷部队击败。
但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被迫撤走防守罗马城保护教宗的军队支援前线。不久，色当大败，路易·拿破仑皇帝沦为阶下囚。“意大利王”没人管了，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连夜命令加里波第急行军占领罗马城。
教宗庇护九世无奈，只好自我囚禁于梵蒂冈城内，不再踏入罗马半步，以示抗议。此后整整59年，教宗们始终拒绝离开梵蒂冈，亦拒绝现身于圣伯多禄广场和圣伯多禄大教堂面向广场的阳台上（该广场已经被意大利军所占领），以此拒绝承认“意大利王国”对罗马全城的主权。史称“梵蒂冈之囚”。
回顾整个“意大利统一运动”，不难看出，这场运动从头到尾就是共济会阴谋策划、长期推进，并通过合纵连横手段得以最终完成的。其目的就是消灭教宗国，摧毁天主教会享有了一千多年的世俗权力。
通过历史回顾，我们找到了许多令人信服的事实，以及许多有公信力的作家所提供的资料，证明共济会在两个世纪里不断地通过阴谋、暴乱、战争等激进手段破坏现状，推进他们的议程。自从教宗克莱门特十二世于1738年发布谴责共济会通谕，二百八十年以来，抨击和揭发共济会一直属于右翼话语。而全世界的左派，包括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则众口一词地攻击说这是“阴谋论”。然而，这种攻击之辞并非事实，只是一种“扣帽子”的宣传策略。
中国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同样热爱的埃德蒙·伯克，是非常赞同共济会与光明会阴谋颠覆世界之说的。而这一点，简中圈根本没人知道。
伯克本人就透露了五个共济会阴谋家从1773年开始的阴谋活动。教宗、埃德蒙·伯克、约翰·罗比逊，分别代表着宗教界、世俗政治家和科学界，他们异口同声地谴责共济会，这意味着当时的共济会阴谋压根就不是“阴谋论”，而是举世公认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