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部地区极端天气有点多。暴雨狂风，武汉甚至出现了少见的9级龙卷风。幸亏应急基础扎实，上下应对迅速，才没有造成太严重的灾害。
两个月前，武汉市发改委向媒体透露，“十四五”期间武汉将推进粮食仓储基础设施建设，力争粮库扩容10亿斤，使有效总仓容从目前的5亿斤增至15亿斤以上。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历史上，武汉（尤其是汉口）一直就是周边地区闹饥荒时的“避难所”。现在有条件了，进一步增加粮食储备功能，也是理所应当。
饥荒年间的“绿洲”上文所谓的“历史上”，还是有些年头的。从明代汉口镇兴起，“天下四聚”的地位成型，汉口就是周边灾民逃荒的首选之地。
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说法，发生饥荒的原因不在于生产，而在于分配和流通。历史上的汉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水陆交通极其便利，最不缺的就是分配机制和流通途径。
由于交通的便利，所谓“周边灾民”，也远远不止于湖北省内，湖南、安徽、河南甚至北至山东、东至江苏的灾民，历史上都有向武汉逃荒的记载。
早在1730年，河南及山东灾民就曾拖家带口，大规模迁移至汉口、武昌。清代饥民逃荒是很常见的事情，但这一次却导致了当时的高层政治震荡。雍正皇帝以“匿灾不报”的名义，罢免了时任河南巡抚、名臣田文镜的官职。
逃荒中的河南灾民
1906年，河南地区再遭大饥，大量河南灾民沿着新建的京汉铁路南下，定居武汉，留下了“铁路内，铁路外”的传说以及“河南棚子”的说法，笔者曾在《铁路内的老汉口，铁路外的新市民》一文中详述，而在武汉本土文学名篇《风景》中可以看到更为生动的相关描写。自京汉铁路落成，武汉就是河南灾民的首选之地，唯一例外的是1942年那一次。当时武汉已经沦陷，灾民们恐惧日寇，大都选择了陕西方向。
“历史上逃荒至此”这样的说法，在老武汉的民间传说中，俯拾皆是。
比如武汉锣厂的起源传说中，就是来自天门的灾民创造了武汉的锣鼓业，当地有民谣为证，“家住天门府，专打三棒鼓，姊妹出外去逃荒，你看苦不苦。”
又比如，如今在格鲁吉亚红茶传统中独树一帜的“刘茶”，其创始人刘峻周，也是在19世纪末从湖南逃荒至汉口，在汉口乘上“中俄万里茶道”的风口，成为格鲁吉亚红茶业巨擘。
湖北省内，灾民以武汉为目标迁徙，则更是常态。民国初期即有这样的说法，“乡民因农村生活艰苦，离村外出者，亦日渐增多。所去之处，以汉口为多。”
逃荒中的安徽灾民
1931年长江中游特大洪灾，武汉更是出现了犹如今日叙利亚、也门一样的难民营场面，“湘、赣、皖、豫、苏及鄂省各县涌入武汉灾民达10余万，三镇设临时收容所，至1932年共遣散灾民52477人”。当年秋季，灾情稍缓之后，武汉当地媒体发现，城市里出现了“极多不识路之车夫，皆为从农村逃荒而来者。”
熟悉欧美“末日类”文艺作品的读者应该知道，很多类似作品中，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城镇，在席卷世界的灾难中苟延残喘，成为一块“绿洲”，一个“避难所”。旧时武汉，就是当时中国大地上的“绿洲”之一。
几乎被洪水冲垮的“避难所”在诸多灾难中，1931年的那次大洪水，几乎摧毁了武汉这个灾民的“避难所”。
当年，从6月到8月，以江淮为中心，发生了全国性的大洪水。水灾波及到23个省，死亡约370余万人，灾民达1亿人。
在武汉，情况同样糟糕。当年7月，汉口连续降雨21天，雨量563.2毫米，远远超过标准雨量的412毫米。7月28日，汉口全市被淹，到了8月中旬，武昌、汉阳也被洪水攻陷，武汉三镇都被浸泡在水里。
洪水中的武汉市民
那一次，武汉三镇受害者达13万户，约68万人，其中45000户无家可归。与此同时，周边又有超过10万名灾民涌入武汉，更是雪上加霜。洪灾时期，死于饥饿和疾病者每日都在千人左右。
当时，由于整个长江中下游都出现了灾荒，武汉罕见地处于无地调运粮食的窘境。汉口市商会尝试在孝感购买大米2000石，但是却被孝感当地政府扣押，不准出境。时任湖北省主席何成浚通令各县，不准私自阻拦米粮转运，根本没有人听。
为了养活武汉人和各地灾民，何成浚还向湖南省主席何键请求支援粮食，被一口回绝。一直到蒋介石在8月28日视察武汉灾情，盛怒之中亲自向何键下令，武汉这才收到了从湖南来的粮食支援。
1931年的那次大灾中，蒋介石的表现非常恶劣。虽然他在私人日记中对灾民深表同情，但作为政治领袖下达的命令，仍是一门心思筹措资源对付红军。相较而言，还是他大舅子宋子文做了点实事。
1931年9月11日，财政部长宋子文不经政府批准，紧急发行了8000万元的救灾公债，之后又紧急成立了自任委员长的“救济水灾委员会”，筹集到国内外各类资金、捐款7000多万元和大量的抗灾物资，其中甚至包括来自日本（当时中日关系极为紧张）的资金和物资捐赠。之后，他又出面与美国农业部签订了一份订购合同，向美国赊帐购买了小麦45万吨，“专供中国水灾区域慈善赈济之用”，让武汉这个传统社会中的“九省通衢”见识了现代国际物流的威力。
当时，武汉作为赈灾标杆，受到政府的特别关照，在救援物资的分配上多有倾斜，江西、湖南灾民都喊了“到武汉去吃赈”的口号。即使如此，武汉救援物资依然紧张万分，以至于很多难民在赈灾机构领馒头时疯狂抢夺，“拥挤落水者有之，独自向隅者有之，情形紊乱且可怜。”
往事已矣。今天的武汉是中国经济地理中心，粮库扩容，将提升武汉及周边区域应对危机的能力。居安思危，才能行稳致远。
参考资料
《武汉一九三一年水灾救济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2.05.01
《民国时期两湖地区灾荒流民问题研究》，湖南科技大学，2007.05.01
《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会在灾荒救济中的作用》，近代中国的社会保障与区域社会，2011.08.02
《1931年长江流域水灾启示录》，决策与信息，2016.1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