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日记的“无趣”与“有趣”
鲁迅日记给读者的第一印象是无趣。如1912年7月13日记：“雨。无事。”同年8月24日记：“上午寄二弟信。午后赴钱稻孙寓。”所以，有一位著名作家曾致函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认为出版 《鲁迅日记》 是浪费纸张，毫无意义。
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社长、原鲁迅著作编刊社负责人冯雪峰却不这么看。他在第一部 《鲁迅日记》 的影印本出版说明中写道：“这是研究鲁迅的最完满和最真实的史料之一，也是属于人民的重要文献之一。所以，尽早地影印出版又是必要的;并且作为研究的材料，也是影印最能够免去铅印所可能有的排版上的错误。”这套影印本出版于1951年3月，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财政尚有困难，所以初版只印了1050部，目前已成珍本。此后，《鲁迅日记》 已有多种精装本和平装本问世，并收入了 《鲁迅全集》 和 《鲁迅手稿全集》。
《鲁迅日记》 中牵涉许多人物、书刊、事件……仅日记中书刊、人物的注释条目索引就多达571页，即今 《鲁迅全集》第17卷。要把原本“无趣”的鲁迅日记读成有趣，诀窍就是要把鲁迅日记跟其他体裁的作品对读，把鲁迅日记跟相关的文史资料对读，这样就能破译鲁迅日记中隐含的许多生活密码。
比如，鲁迅1927年10月19日日记：“晚王望平招饮于兴华酒楼，同席十一人。”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就餐，而是筹备中国济难会，以营救被捕革命者、救济烈士家属为宗旨。1930年2月13日日记：“晚邀柔石往快活林吃面，又赴法教堂。”这是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成立大会。不过，目前对于该同盟成立的具体地点尚有不同说法。1930年2月16日鲁迅日记：“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加菲 （即咖啡—— 原编者注）。”这个地方指上海北四川路998号公啡咖啡店，内容是筹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济难会、自由运动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个革命团体，鉴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酷，鲁迅在日记中不能直言，只能含糊其词。所以，考证出这些活动背后的政治内容具有不能低估的意义。
鲁迅日记中有时会出现“夜失眠”这三个字，看似简单，但其实往往隐含着许多辛酸苦楚。鲁迅夫人许广平在 《鲁迅先生的日记》 一文中写道：“有时为了赶写文稿，期限急迫，没有法子，整夜工作了。但是有时并不因为工作忙，而是琐屑之事，或者别人家一不留心，片言之间，毫不觉到的，就会引起不快，可能使他眠食俱废。在平常人看来，或者以为这是大可不必的，而对于他就觉得难堪了，这在热情非常之盛的人，是会这样的。”（1939年2月8日，《鲁迅风》 第5期）
但是我们也不能认为 《鲁迅日记》 中的所有字句都有微言大意。并非凡吃饭、喝咖啡都是在从事地下活动，凡失眠一定都是“心事浩茫连广宇”，凡“濯足”都有性暗示，那样考证下去就会入魔走火。
鲁迅的两种“日记”
在 《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 一文中，鲁迅谈到有两种不同写法的日记：一、写给自己看的流水账式的日记，如某年某月某日，得A信，B来，收C校薪水，付D信。二、把日记当著述，写作之初就打算通过借阅或出版的方式给别人看。晚清李慈铭的 《越缦堂日记》 就属此类，它长达数百万字，涉及经史、纪事、读书、诗文等，是继顾亭林《日知录》 后的又一座学术宝库。鲁迅应刘半农之约，在 《世界日报》 副刊连载的 《马上日记》 《马上支日记》 《马上支日记之二》，应该也属第二种。其特点是一有感想就马上写下来，但因为动机是给别人看，所以，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未必会写。鲁迅还准备写一种“夜记”，也应属第二种，惜未完成夙愿。
现存 《鲁迅日记》 是指鲁迅1912年5月5日从南京抵达北京当日，直至1936年10月18日逝世前一日在上海的日记，共计24年零5个多月。日记是用毛笔竖写在印有“乌丝栏”或“朱丝栏”的毛边纸稿纸上，每年合订为一本，共计25本。1941年，李霁野联系许广平，准备在他筹办的 《北方文学》 上发表一些片段。许广平为稳妥起见，从银行保险箱中取出原稿，另行摘抄，准备用誊抄稿付印。不料当年12月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进驻上海租界，从许广平寓所抄走了这批手稿，并逮捕了许广平。翌年3月，许广平被保释，发还手稿时，丢失了1922年全年的日记。幸亏许寿裳编撰 《鲁迅年谱》 时摘录了1922年日记中的47则，另书账1则，现作为附录收入2005年版 《鲁迅全集》 第16卷。数十年前，我曾听到鲁迅1922年日记尚存人间的传言，有人说为日本某人收藏，有人说为上海某人收藏。我希望这些传言有朝一日会变成现实。
将 《鲁迅日记》 跟鲁迅本人的 《马上日记》 对读就会发现许多趣事。
鲁迅1926年6月28日日记：“晴，上午往留黎厂。”“留黎厂”即北京琉璃厂文化市场。而据《马上日记》 记载，他当天上午从阜成门西三条21号寓所出发，看见满街挂着五色国旗，军警林立，走到豐盛胡同中段就被军警赶进一条小胡同中，原来是交通管制。少顷，一辆辆军车驶过，隐约可见车中人戴着金边帽，但看不清人脸;士兵站在车边上，背着扎红绸的军刀。人群肃穆，直到军车开过，鲁迅继续赶往西单大街，满街也都是军警林立，挂着五色国旗。一群破衣褴褛的小报童在卖“号外”，方知原来是欢迎吴佩孚大帅入京。回家后，鲁迅看报纸才知道吴佩孚率兵从保定起程之后有人为他算了一卦，说他28日入京大吉大利。所以，吴故意在途中滞留了一日。北洋军阀的嚣张气焰、愚昧心理，从鲁迅的上述描绘中跃然纸上。
同日日记记载：“往信昌药房买药。”对照 《马上日记》 方知，买药是鲁迅此次出行的主要目的，买的是胃药，用稀盐酸，又加些纯糖浆，喝起来更加可口，能治胃痛。信昌药房是一家较大的药房，即使加上人力本资，药费也要比医院便宜3/4。不过同一药店同一配方的药，每次喝起来味道和疗效都会有些不同。药房有外国医生坐堂，店伙都是服饰洁净美观的中国人。店伙开价八毛五，八毛药费，五分瓶子钱，但鲁迅自带药瓶，便将售价砍到了八毛。鲁迅鉴于此前的教训，当场服用，发现稀盐酸分明过量，口感太酸。原因是店伙配药水懒得用量杯，这就是鲁迅批评中国人办事儿的马马虎虎。好在酸了可加水稀释，鲁迅就没再说什么。
同日日记又云：“访刘半农不值，访寿山。”干巴巴的九个字，其实背后的经历颇有趣。刘半农是鲁迅 《新青年》 时代的老友，又是约他写稿的编辑，但看来彼此串门并不多。鲁迅当天到刘半农家吃了一个闭门羹，问小当差，说刘出门了，午饭后才能回。鲁迅饿了，想等一等，趁顿饭。小当差说：“不成。”鲁迅有些尴尬，便掏出一张名片，叫小当差禀告刘太太。等了半刻，小当差出来回复：“也不成。刘先生下午3点钟才回来，你3点钟再来吧。”鲁迅饥肠辘辘，只好顶着毒日，冒着尘土，来到另一位朋友齐寿山家，总算见到人了。齐寿山自己吃面，请鲁迅用奶油刮面包吃，还喝葡萄酒，另加四碟菜，结果被鲁迅一扫而光。二人连吃带聊，直到下午5点。像这些生活细事儿，在鲁迅写给自己看的日记中当然不会出现。
“余怀范爱农”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这是鲁迅 《哀范君三章》 的首句，初刊于1912年8月21日绍兴 《民兴日报》。该诗附记中写道：“我于爱农之死，为之不怡累日，至今天未能释然。”可见鲁迅哀悼之情极深。十四年后，鲁迅又创作了一篇回忆散文 《范爱农》，初刊于1926年12月25日《莽原》半月刊l卷24期，后收入 《朝花夕拾》，为读者广为传诵。
范爱农，名肇基，字斯年，号爱农，浙江绍兴人。从鲁迅的文章中可得知，他是徐锡麟所办大通师范学堂的学生，曾赴日本留学，性格孤僻高冷，归国后受着轻蔑、排斥、迫害，靠教几个小学生糊口。辛亥革命之后，他一度对光复后的绍兴抱有希望，但现实的绍兴是外貌虽有改观，但“内骨子是依旧的”，让范爱农的幻想迅速幻灭。
鲁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时，范爱农任监学，工作认真努力。鲁迅去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之后，校长由一个顽固派兼任，范爱农境遇困顿，于1912年7月10日落水而死。
1912年5月15日，鲁迅日记记载：“上午得范爱农信，九日自杭州发。”幸运的是，这封信以及范爱农同年3月27日和5月13日的其他两封信都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从信中可以了解他跟鲁迅分别之后的真实情况。范在5月9日致鲁迅函中说，他在绍兴师范学校的监学一职已被“二年级诸生斥逐”，导火线是学校食堂的饭菜问题，但根本原因是傅励臣任校长期间的敷衍了事、对学生放任自流，发生问题之后又处置不当，再加上一个叫何几仲的教员在背后挑唆，兴风作浪，致使局面难以收拾。当年4月28日是星期六，范显章与朱祖善这两名学生晚起，自己耽误了早餐时间，却叫厨役补做。厨役因未接到教务室及庶务员的指示，予以拒绝。双方产生了矛盾。4月29日一早，学生以饭中发现蜈蚣为由闹事，范爱农当即训斥了厨役，并调换了饭菜，但学生仍不依不饒，当天下午以饭冷菜少为由罢食。4月30日，学生再次以罢课手段进行要挟，迫使范爱农于5月1日辞职离校，一度漂泊到了杭州。
鲁迅在 《范爱农》 一文中写道：“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还是自*。”鲁迅怀疑的原因是范爱农生成傲骨，不肯钻营，又不善钻营，故不容于浊世。他在1912年3月27日致鲁迅信中写道：“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现存鲁迅日记起始于1912年5月5日从南京抵达北京当天，故这封信未见著录。
喧闹的端午节
鲁迅对端午节的印象似乎并不太好。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工作期间经常被欠薪，他不仅参加了索薪斗争，并且以索薪为题材创作了一篇题为 《端午节》 的小说，发表于1922年9月上海 《小说月报》 第13卷第9号。
1925年6月25日，《鲁迅日记》 的记载是：“晴，端午，休假。”这一天是星期四，因过节放一天假。单看“休假”二字，这一天似乎过得平淡无奇，实际这一天鲁迅家中却是热闹无比，原因是来了四个叽叽喳喳的女生：许广平、许羡苏以及鲁迅租赁北京砖塔胡同61号时房东的女儿俞芬、俞芳两姐妹。
许羡苏和俞氏姐妹都是绍兴人，能陪鲁迅母亲说家乡话，还常帮她写信。所以，深得“太师母”宠爱，难免“仗势欺人”。许广平是女师大风潮中的学生骨干，已被守旧的校长杨荫榆视为“害群之马”，在鲁迅面前也调皮捣蛋。
单凭日记上“端午休假”这四个字怎能了解休假的细节呢？开始，笔者试图去查 《两地书》，想看鲁迅、许广平当时的通信，但 《两地书·三二》仅存鲁迅致许广平的半封信，开头注明“前缺”，信末注明“此间缺许广平二十八日信一封”，《两地书·三一》 信末注：“其间当有缺失，约二三封。”
这些信真“缺失”了吗？未必。多半是鲁迅当时不想公开示人。后来 《两地书》 原信公诸于世，我们才知道，鲁迅1925年6月28日致许广平信“前缺”的那一部分题为“训词”，完全是用开玩笑的口吻记述了端午节那天许广平那四位小姐大闹鲁迅府邸的情景。简而言之就是当天上午这四位小姐灌鲁迅酒，迫使他“喝烧酒六杯，蒲桃酒（即葡萄酒——原编者注） 五碗”，鲁迅酩酊之中按了许广平的头，又对俞家姐妹挥拳示警，吓得这四位小姐“抱头鼠窜”，跑到鲁迅寓所附近的白塔寺逛庙会去了。当天下午2点，鲁迅又喝了酒，自己去逛了白塔寺。鲁迅在 《训词》 中写道：“且夫天下之人，其实真发酒疯后，有几何哉，十之九是装出来的……因为一切过失，可以归罪于醉，自己不负责任，所以虽醒而装起来。但我之计划，则仅在以拳击‘某籍’小姐两名之颧骨而止，因为该两小姐们近来依仗‘太师母’之势力，日见跋扈，竟有欺侮‘老师’之行为。倘不令其喊痛，殊不足以保架子而维教育也。然而‘殃及池鱼’，竟使头罩绿纱及自称‘不怕’之人们，亦一同逃出，如脱大难者然，岂不为我所笑！”
这就是生活中有血有肉的鲁迅。
并不神秘的“H”君
有一位代号叫“H”的人，从1912年至1929年在 《鲁迅日记》 中总共出现了76次。有人神秘兮兮地说，在许广平之前，还有一位叫H君的女性出现在鲁迅生活中，这有鲁迅日记的记载为“证”。1925年7月1日 《鲁迅日记》 写道：“晴，午后得许广平信，晚H君来别。”此后，鲁迅跟这位“H君”就改为用书信方式联络。此说如能成立，鲁迅就成了在恋爱过程中“脚踏两只船”的人。
这就是典型的胡扯。其实鲁迅日记中出现的这位“H君”一点也不神秘，他就是周作人的妻弟羽太重九，在鲁迅日记中亦写作“重君”。周作人妻羽太信子出身贫寒，做过“下女”“酌妇”，弟弟羽太重九身体不好，无固定职业，32岁尚未成婚，多年来一直受到鲁迅接济。即便在鲁迅跟周作人夫妇失和之后，这种接济也仍未间断。1925年8月26日 《鲁迅日记》 中记载：“夜寄H君信。”同年鲁迅因支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运动被北洋政府教育部部长章士钊免去了佥事职务。鲁迅将此事函告羽太重九，同年10月13日鲁迅日记记载：“得H君信。”这是羽太重九于10月7日写的复信，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将羽太重九称为“H君”，是因为在日文中“羽太”二字的发音近似“Hada”，“H”正是取其第一个字母。
羽太重九在信中写道：“上月蒙兄长给予及时补助，非常感激。长期以来，有劳兄长牵挂，真是无言可对。对您长年以来的深情厚意和物资援助，真不知说什么才好。”又说：“我打算在近期内开铺子做买卖，但是小本经营，不但生意很难做，也难以找到合适的地点。但无论如何，我还是想在十一月份做买卖。”羽太重九的具体想法是开一家专门经销新杂志的书店，如筹措1000元资金，据说可盈利一成到一成五。他希望鲁迅和他的朋友能协助订货。谈到鲁迅被免去佥事之职，羽太重九在信中写道：“究竟为什么要罢免兄长这样的人呢？我不能不为教育部而感到惋惜。受到教育部的罢免，即使生活上不会有什么困难，但那些家伙实在叫人气愤。为了给那些混账东西一点颜色，望兄长今后更加努力奋斗。”可见，在羽太重九心目中，鲁迅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
蜜月旅行中的“电灯泡”
鲁迅1928年7月12日日记：“晚同钦文、广平赴杭州，三弟送至北站。夜半到杭，寓清泰第二旅馆，矛尘、斐君至驿见迓。”
这里记载的是鲁迅跟许广平同居之后的一次蜜月旅行，也是他一生中难得的一次游憩。1909年，鲁迅从日本留学归国之后曾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一年，但游西湖仅有一次，因为他对旅游不感兴趣，觉得西湖十景“平平而已”，杭州吸引他的只有浙江图书馆里的孤本秘籍。此次来杭是受到许钦文、章川岛 （矛尘） 等青年朋友的“怂恿”，也是对许广平婚后辛劳的一种回报。
鲁迅一行之所以选择乘坐夜车是为了避开日晒，图个清凉。不料，车上却发生了一件让他们扫兴的事情。原来，车上有两个獐头鼠目的宪兵，从鲁迅的手提箱中嗅到一股香味，误以为是鸦片烟，便勒令开箱检查，遭到拒绝后，宪兵便自己动手揭开箱子盖，结果一无所获，悻悻而去。
清泰第二旅馆在西湖边，开窗即可欣赏洒在湖面的银色月光。章川岛跟他的妻子孙斐君事先在旅馆预订了一间楼上的三人间，并到杭州火车站迎接鲁迅一行。鲁迅担心川岛夫妇的孩子在家中无人照顾，便催促他们早走，而执意把许钦文留下當“电灯泡”，跟他们同住一室。鲁迅跟许广平分睡一左一右的两张床，许钦文睡中间那张床，鲁迅跟许广平在杭州住了五夜，许钦文就在旅店一直陪伴了他们五个晚上。鲁迅坚持这样做，固然是因为许钦文是当地人，万一遇到意料不到的麻烦，他可以协助解决，但度蜜月让一个学生辈的青年挤在中间，多少总让人们觉得有些费解。不过，鲁迅跟许广平当时就是这样处理问题的。如果不读许钦文的回忆录 《伴游杭州》，而只看鲁迅日记中几句简单记载，人们肯定不会了解这些历史细节。
同一件事的三种回忆
鲁迅1930年5月7日日记：“晚同雪峰往爵禄饭店，回至北冰洋吃冰其林。”“雪峰”即冯雪峰，爵禄饭店在上海西藏路、汉口路附近。单看字面意思似乎是一次普通的吃喝休闲活动，殊不知其中有重大的政治隐情。
原来冯雪峰是陪同鲁迅去秘密会见中国共产党*李立三。1928年—1930年，李立三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部长，1930年3月—7月，李立三受共产国际错误主张的影响，在短期内推行了一条“左”倾路线，想通过攻打大城市等盲动行动掀起中国革命新高潮，并引发世界革命新高潮。
关于这次会见的内容，许广平在 《鲁迅回忆录》 中是这样记述的：“在上海时期，就是自由大同盟成立的前后，党中央研究了鲁迅在各阶段的斗争历史以后，认为鲁迅一贯站在进步方面，便指定李立三同志和鲁迅见面。这次见面对鲁迅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时，党着重指示两点：一、革命要实行广泛团结，只有自己紧密的团结，才能彻底打败敌人;二、党也教育鲁迅，无产阶级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为什么它最先进、最革命？就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经过那次会见以后，鲁迅一切的行动完全遵照党的指示贯彻执行了。”《鲁迅回忆录》 撰写于1959年，1961年公开出版，当时李立三任中共中央委员、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许广平的回忆应该是根据李立三本人提供的情况，说明他会见鲁迅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组织安排。李立三对鲁迅是下达指示，鲁迅完全“贯彻执行”，可见当时接受教育的人是鲁迅。
然而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冯雪峰又有另外一种说法。1972年12月25日，冯雪峰应北京鲁迅博物馆之邀接受了一次访谈。1975年8月，又将这份访谈记录认真修改了一次。关于陪同鲁迅会见李立三的情况，冯雪峰是这样介绍的：“李立三的目的是希望鲁迅发个宣言，以拥护他的‘左’倾机会主义那一套政治主张。鲁迅没有同意。谈论中李立三提到法国作家巴比塞，因为在这之前，巴比塞发表过一篇宣言式的东西，题目好像是 《告知识阶级》。但鲁迅说中国革命是长期的、艰巨的，不同意赤膊上阵，要采取散兵战、堑壕战、持久战等战术。鲁迅当时住在景云里，回来后他说：‘今天我们是各人讲各人的。要发表宣言很容易，可对中国革命有什么好处？这样我在中国就住不下去，只好到外国去当寓公。在中国我还能打一枪两枪。’”照冯雪峰的说法，这次会见不是李立三“指示”鲁迅，反而是鲁迅教育李立三了。
对冯雪峰的这次访谈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本人受到冲击，而李立三已于1967年被迫害致死。所以，李立三跟鲁迅的谈话即使有正确成分，冯雪峰也不可能如实进行转述。冯雪峰回忆中“在中国我还能打一枪两枪”这句话在胡愈之的回忆中又有了戏剧性的变化。同样是在1972年12月25日，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那次座谈会上，作为鲁迅和冯雪峰共同的朋友，胡愈之讲了另一番话。他说鲁迅曾经告诉他，李立三要在上海搞武装斗争，并要发给鲁迅一支枪，请他带队。鲁迅回答说：“我没有打过枪，要我打枪打不倒敌人，肯定会打到自己人。”如果真是这样，那李立三是委任鲁迅担任民兵队队长。胡愈之承认自己把鲁迅跟李立三的谈话内容漫画化了，因此疑点更多。
同样一件事三个人的回忆有三种版本，充分说明了对回忆录进行鉴别的必要性。
“失记”引发的风波
鲁迅写日记坚持不辍，毅力惊人，但也有“失记”的时候。比如1932年2月1日—5日，日记上就连续五次出现了“失记”二字。笔者近年来也在写极其简略的日记，同样也有失记的情况，主要是因为当天没有值得一记的事情或者没有静坐写日记的条件。但鲁迅是名人，受名人之累，因此，一旦日记中出现“失记”二字，就有些居心叵测的人绞尽脑汁做文章，力图颠覆解构鲁迅的形象。
1972年底至1973年初，香港报人胡菊人就在 《明报》 上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攻击鲁迅，居然以“失记”为“罪证”，力图把鲁迅诬蔑为向日本当局提供情报的间谍。他煞有介事地质问：“既然50天都有记日记……为什么却唯独2月1日至5日‘失记’呢？”他因此做出两个判断：一、“鲁迅自己真的没有记，他不想让人知道，甚至到死后也不想让人知道”;二、“鲁迅有记，但是给他的后人毁掉了，或者是给共产党的编辑消灭了”。
实际上，那“失记”二字是鲁迅的亲笔，并非鲁迅后人毁掉原件之后找人补写的字迹。许广平视鲁迅手稿为生命，甚至将他扔进纸篓的弃稿都妥善保存，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情。笔者有幸参加1981年版的 《鲁迅全集》 日记部分的编注工作，所有工作人员对鲁迅作品的历史原貌都高度尊重。即以 《鲁迅日记》 为例，不但任何编辑人员都未擅改，就连日记中出现的古字、异体字乃至笔误都保留了原貌，至于说他记“失记”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情，那更是荒谬。
当时的历史真相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鲁迅租赁的北川公寓对面就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当晚11时许，鲁迅家突然停电，他跑到晒台上，只见战火弥天，子弹穿梭，回到房间，发现书桌旁有一颗子弹已洞穿而入。第二天，终日置身于枪炮声中。鲁迅说：“中华连年战争，闻枪炮多矣，但未有切近如此者。”（1932年2月29日致李秉中信） 第三天凌晨，大队日军冲进了北川公寓进行搜查，理由是发现有人在楼内向日军放冷枪。于是，鲁迅一家只得迁往内山书店三楼避难。直到2月6日，鲁迅一家连同三弟周建人一家才迁到英租界的内山书店支店避难。因逃难时鲁迅只“携衣被数事”，所以，日记“失记”是一件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岂能成为鲁迅“里通外国”的“证据”！
“奴隶”之爱
作家萧军、萧红夫妇跟另一位左联作家叶紫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团，命名为“奴隶社”，取意于国际歌中的首句歌词。萧军说：“奴隶和奴才在本质上有所不同，奴隶要反抗，奴才要顺从……”他征询鲁迅的意见，鲁迅回答说：“‘奴隶社’这个名称是可以的，因为它不是‘奴才社’，奴隶总比奴才强！”
1936年10月6日，即鲁迅逝世前13天，他日记中出现了这样一条记载：“上午得芷夫人信，午后复，并泉五十。”“芷”和“紫”谐音，芷夫人即叶紫夫人汤咏兰。汤咏兰致鲁迅信似未存，但鲁迅的复信现已收入 《鲁迅日记》 第14卷第162—163页，全文是：
咏兰先生：
来信收到。
肺病又兼傷风，真是不太好，但我希望伤风是不久就可以医好的。
有钱五十元，放在书店里，今附上一笺，前去一取为荷。
豫 上 十月六日
叶紫是一位湖南籍作家，当年虽然只有24岁，但要过饭，当过兵，行过医，做过教员和编辑。作品不多，但产生了国际影响。鲁迅在 《叶紫作（丰收） 序》 中写道：“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个世纪的经历，在转辗的生活中，要他为艺术而艺术，是办不到的。”然而正是因为年轻，所以叶紫也办过一些少不更事的事情。比如，他不仅经常要求鲁迅为自己修改文稿，而且还让鲁迅为他的朋友写书评。那书名叫 《殖民地问题》，而鲁迅对政治并无研究，更没有专门研究过殖民地的问题。所以，鲁迅感到“像让他批评诸葛武侯八卦阵一样无从动笔”。叶紫甚至转请鲁迅为清华大学的一个文学社团写招牌，让鲁迅哭笑不得。在1936年上海文艺界的“两个口号”论争过程中，叶紫站在跟鲁迅对立的一方，以“谈公事”的名义，盛气凌人地约病中的鲁迅外出谈话，并在信中责备鲁迅未能及时回信。鲁迅在同年9月8日致叶紫的信中写道：“我身体弱，而琐事多，向来每日平均写回信三四封，也仍然未能处处周到。一病之后，更加照顾不到，而因此又须解释所以未写回信之故，自己真觉得有点痛苦。我现在特地声明：我的病确不是装出来的，所以不但叫我出外，令我算账，不能照办，就是无关紧要的回信也不写了。”
叶紫虽然不通人情事故，但由于贫病交加，鲁迅仍持续不断地给他经济上的帮助。据统计，在《鲁迅日记》 中有27次提到叶紫缺钱。叶紫只要向鲁迅求助，他都会帮忙解决，甚至怀揣刚出炉的烧饼来到叶紫租赁的亭子间，将还冒热气的烧饼分别递给叶紫那两个饥肠辘辘的孩子。1936年10月6日，叶紫因肺病和肋膜炎并发住进医院，汤咏兰再次写信向鲁迅求助。鲁迅自己虽然重病在身，而且当时跟叶紫的关系闹得很僵，但还是刻不容缓地通过内山书店送上五十大洋，展现出他丰富的人性，表达了他深厚的“奴隶之爱”。
（选自《纵横》2019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