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魂记
作者：关文杰
砰砰，两颗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眼前的黑暗，仿佛是两只闪着绿光的野兽眼睛，在漆黑的夜空中游动，看着瘆人。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刻卧倒，趴在山坡上的雪地里。此刻，四周除了风声，什么也听不到。我紧张地盯着眼前笼罩在黑暗中的大草甸子，试图凭借天地间那一丝映衬着雪原的月色，找到发信号弹的人影。
四野空寂，寒风刺骨，空气仿佛被冻得凝固在这1969年的12月底的夜晚。17岁的我忘记了针扎似的北风，热血直往上涌，心跳的声音，咚咚地直冲耳鼓。呼出的哈气在皮帽子上结成了一片白霜。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信号弹，大约也是唯一目击者。山野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是请假到13连看个朋友。
为了招待我，朋友专门找了棵没冻透的白菜，切成丝拌上酱油，半块豆腐洒上点生豆油，喝了两杯北大荒六十度。别看简陋，靠在宿舍的火墙上，热气鞋垫的臭气洗澡水（那时兵团战士都在宿舍打水擦洗）气煤炉的烟气，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快意，连吃带喝得还蛮得意。
吃饱喝足了，这才趁着热乎劲，顶着一脑门子汗往回走。没成想刚走到半路就赶上这事了。
1969年3月2日，中国和前苏联的军队在有争议的珍宝岛发生了一场低裂度军事冲突。我和我的同学，以及首都红卫兵们都跑到前苏联大使馆门前的扬威路参加抗议游行去了。
那天北京小雪，极冷。我们在高音喇叭的鼓动下，砸烂了写着“扬威路”的路牌，换上“反修路”的新路牌。尽管脸手脚冻得生疼，我们还是义愤填膺地跑到苏联大使馆门前喊了一阵口号，示了通威才回家。
一辆广播车疾驰而过，卷起阵阵雪尘，洒下一路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高亢曲调，这一幕定格在我的脑海中。很难想象，这高亢雄壮的歌曲是出自瞿希贤那样一个儒弱女性之手，它的旋律鼓舞着我们这些热血沸腾的青年奔赴了北大荒。
我写这篇文章时，正传来一代音乐名家瞿希贤病逝的消息。这是后话。
从那以后，我便记住北大荒。不久还就真来到了这个“反修”最前线，从此开始了屯垦戍边的知青生活。
我们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北大荒后，除了极端严寒和艰苦的体力劳动在考验着我们体能的极限之外；极左思潮也在考验着我们的分析判断能力；每天的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熬得我们筋疲力尽，则考验着我们的神经是否经折腾。好在这些还都算意料之中的。
然而，始料不及的是，不时地在半夜升起来的信号弹也在折磨着我们的神经。
隔三差五地在夜里，我们就会被紧急集合号叫起来，满山遍野地去收寻发射信号弹的“苏修”特务和内奸，还要24小时不间断地站岗放哨，每个人都不敢有些许的怠慢。
第一次站岗的时候，我被从连队油库方向发出“嘭，嘭”的声音吓得出了一身的鸡皮疙瘩。那声音在寂静的寒夜，有如惊雷，不由得你不心惊肉跳。后来才知道，那是汽油桶因热胀冷缩发出响声。尽管如此，这声音更加剧了黑夜中的紧张气氛。
虽然如此三天两头地集合出发、搜索，我们还是连一个坏人的毛也没看到，甚至没有发现过信号弹的残骸什么的。
一天夜里三点多，凄厉的紧急集合号声，撕裂了宁静的冬日的夜空。我们以最快的速度穿戴整齐集合后，才知道是北山——一座离我们连队几公里远的小山——那边有人打了四颗信号弹，比平常的两颗多了一倍，看样子会有点什么情况。
信号弹就是命令，全连战士冲向北山，二三百人把北山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搜了个遍，直到天亮也没看见一个人影。于是连长命令大家每人扛一捆柴禾返回连队，这在当时叫革命不忘生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用我们十六团的话说就是“不空手运动”。
放下柴天都亮了，没来得及休息我们又得下地干活了。大家那个气呀，都想赶快抓住这个特务，立不立功另说，起码让我们睡个安稳觉呀。
红的、绿的、白的，各种颜色的信号弹不时地升上夜空，紧急出动的搜索屡屡无功而返，这让连首长本来就绷得紧紧的阶级斗争的弦，越发的敏感了，看见谁都像是去发信号弹似的，他们开始怀疑是不是连队内部有敌特分子？
经过一通分析和研究，首先被锁定的是个叫建三的北京支边青年。他的出身别说了，肯定“底潮”。他父亲是个留过洋的“反动学术权威”——中国最早的纪录片“自贡盐井”的作者——早就被打倒了。他本人在文革中的表现也不好，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目前在我连劳动改造。
这小子能说会道，也很能干，还倔得很，从不嘴软，有点“打死也不说”的感觉——就说他这名字，他非说是他爸爸让他来建设三江平原而起的。这不是没影的事吗，生他的时候谁知道北大荒这个地方呀。
那年头，人们对幽默没什么感觉，就认为是他胡搅蛮缠。
那时候办案都是“有罪推定”，觉得你是，那你就是。于是，连里组成了专案组，研究了破案计划，估计是从《秘密图纸》、《羊城暗哨》等电影里学来的侦查技术，明里放任自流，给机会让他有可能单独行动。暗里分兵把关，严加看管，放长线钓大鱼，就等建三去放信号弹了。
那建三是何等聪明，被严管多年的他，不仅早已经适应了挨打挨骂失去自由的生活，还自学了一套反侦察技术，且比指导员等专案组成员高明。
你一下给他那么大的活动空间，没几天他就明白指导员的“司马昭之心”了，倒乐得有个自由活动的机会。他不时地跑到马号弄点喂马的黄豆吃，有时还溜进油坊，死乞白赖地向榨油的小姑娘要油吃，顺便和女孩子贫几句。他甚至还有心思和放猪的女青年开点玩笑什么的，这让他这个几乎与世隔绝了很久的男人感觉很开心。
他什么都干，就是不出连队驻地，更不到没人的地方去，什么时候都能有人证明他在干什么。连里专案组几次突击检查他的行李、包袱什么的，也没发现和发射信号弹有关的器具和设备。
看着建三优哉悠哉的样子，本没什么计谋的指导员大怒：“还反了他了，我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决定还是来硬的。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专案组的人把种子库改造成了临时审训室，刚才还在呼吸着自由空气的建三，被人绑着带进了种子库。少不了一顿皮肉之苦，虽说与白公馆，渣滓洞中美合作所还有差距，可那也是把个皮糙肉硬的建三打得嗷嗷叫。
但是不管怎么打，建三还是老样子，啥也不说，嘴还是那么硬，一幅打死也不说的样子。气的指导员和专案组各位七窍生烟，但也无可奈何。
就在连首长决定先真正严加看管，并欲择日再审的时候，我在东大甸子又发现了信号弹。这边建三在禁闭室呢，那边信号弹腾空而起，这起码说明，信号弹肯定不是建三发的了。
此刻，我还趴在寒冬的山坡上，仔细观察着四周的动静。信号弹早没了踪迹，旷野归于沉寂，只有老北风刮得电线发出嗷嗷的叫声。忍受着零下三十多度的寒冷，也许是冻的，也许是吓的，我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
当我上气不接下气跑到连部报告的时候，连首长们早回家睡觉去了，看样子大家都麻木了。
从那以后，大家对信号弹的出现似乎不那么紧张了，半夜里、山野上还是不时地出现信号弹，红的、绿的、白的。信号弹发完也就完了，也没见苏联发兵，干出点侵略行为，也没听见枪声什么的，更没看见“苏修”的军队打过来，大家几乎拿它当礼花了。
我们虽然还是每天唱着“战士不离枪，战马不离鞍，子弹推上膛，刺刀亮闪闪”的歌，但是再也不用为此紧急集合，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是，有那么多的信号弹打向夜空，却从来没有听说什么地方、什么单位、什么部门，抓到过发信号弹的人，甚至都没人见到过人影。信号弹确实存在，北大荒的兵团战士们大都见过。但是那信号弹是谁发的、为什么发的、怎么发的始终是个谜。
许多年之后，有人说信号弹是利用定时技术发的，所以看不见人；有人说那是有人对当时领导不满，用烟花二踢脚改制而成；也有人说那的确是苏联人*，用高空侦察机抛洒的定时信号弹，目的是扰乱我军心，达到乱我军心的目的……
哪种说法都未得到官方的证实，也没有任何人拿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它的来历。正如它神秘地划破夜空、又神秘地消失一样，那个特殊年代，特殊的产物——神秘的信号弹，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那年我重访八连时，那片信号弹频发的大草甸子，已经通了水泥路，昔日人迹罕至的草原沼泽，也开成了水田，地球之肺——湿地就这样消失了。当然，这里再也不会有信号弹了，取而代之的是遍地在悠闲地吃草的牛羊。
注：文中提到的女作曲家，瞿希贤在我写完这篇文章不久就去世了。不久前举行的央视“青歌赛”上，徐沛东在问选手《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是谁的作品时，就说到，她今天上午去世了。其实我写本文时，已经知道她病危了，我是有意加进这一段的，以示纪念。我们都唱过她的歌，那是一个很好的人，每次见面会和我聊很多。只是岁月不饶人呀，她被病痛折磨了好多年了，离去对她也是一种解脱。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逃不掉的，惟愿我的朋友，我的读者万事顺遂，健康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