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丨徐悦东
《纽约客》为何拥有如此盛名？其关键因素是什么？我们为何不能放弃作为一种解决方案的文学？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独特的风格为何如此重要？文学和电影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
11月30日，在单向空间·爱琴海店的戴维·格兰非虚构作品集《魔鬼与福尔摩斯》的新书发布会上，小说家、翻译家孔亚雷和《单读》主编吴琦从戴维·格兰聊到非虚构写作与文学，以及中国文学的现状。
《魔鬼与福尔摩斯》，[美]戴维·格兰著，姜昊骞译，理想国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版
缓慢是《纽约客》伟大的特征，
这重新定义了“新闻”的概念
孔亚雷提出，在美国，有几家大的文学评论机构是可以信任的，比如《纽约客》、《哈珀斯》、《巴黎评论》和《格兰塔》。美国的作家往往会身兼评论家，比如厄普代克和扎迪·史密斯，他们都写小说，也写书评。他们写的评论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戴维·格兰是《纽约客》的王牌记者。近十年来，非虚构一直很火热，在中国最火的非虚构作家不是戴维·格兰，而是何伟。在很多年前，何伟是拒绝《纽约客》专职作家这个称号的，即使这个称号是许多美国作家梦寐以求的。这说明何伟的独立性很强。戴维·格兰与何伟很不一样，在某种意义上，何伟更像一个人类学家，而戴维·格兰更像侦探。
何伟
在孔亚雷的心里，《纽约客》是排名第一的文学杂志。《纽约客》不仅仅是一本文学杂志，它还可以评论所有的事情。而且，《纽约客》的评论都在带有非常精致的、具有文学性的视野下展开，而不仅仅只是新闻评论。
因此，《纽约客》出稿的节奏也是比较慢的。前一阵子，《纽约客》才发了刘慈欣的特写，而刘慈欣在国外早已经火过一圈了。孔亚雷认为，一直保持缓慢是《纽约客》之所以伟大的特征。《纽约客》的缓慢来自于它的自信，也来自于他们精心制作的文章。《纽约客》的刘慈欣特写可能发得比很多媒体慢，但是大家依然会去看《纽约客》的报道。
戴维·格兰就经常会花很长时间来写一篇稿子，这个时长超过了许多中国记者的想象。这也是中国记者羡慕美国记者的原因之一。当然，不是每个美国媒体都那么缓慢的。《纽约客》一年有五十几期，戴维·格兰的文章也就出现两三次，最多出现四次。但是，戴维·格兰的每篇文章都是非常重磅的。因为戴维·格兰的每篇文章至少都要花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去写。他围绕着一个主题，到全世界各地去采访，才写出这些长达一两万字的报道。
因此，戴维·格兰的很多文章都会编辑成书出版，其中包括最畅销的《迷失Z城》，这也被改编成了电影。他最近写的《花月*手》也要被拍成电影。
孔亚雷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纽约客》的缓慢重新定义了“新闻”的概念。一般来说，新闻要新，要越快越好。但在这个时代，“快”早已经不是问题，有什么东西比网络更快的？问题反而在于新闻本身的质量。
吴琦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对于文学、新闻、时政、文化，大家都有一个整体性、复合型的看法和框架，没有人会愿意让自己变得窄化。如果大家对文学、新闻有兴趣，必然就对这个世界有兴趣，这就要文化工作者去跨越障碍，不断地扩张自己的知识版图，在和世界的碰撞当中产生真正的智性的交流。
因此，在美国人眼里，《纽约客》一个报道写半年没什么值得令人惊讶的。但这在中国变成了奇怪的事情。而且，在中国，做文学的作家去写非虚构，记者去写文学，似乎都特别奇怪。吴琦认为这实际上是很荒谬的，这些事情之间没有那么多障碍。在知识、趣味和审美之间自然流动，是这个行业全部的秘密和乐趣所在。
吴琦
在吴琦刚加入新闻业的时候，正好是何伟在中国大为红火的时代，很多中国年轻人都进入这个行业。但是，吴琦在新闻业待的这些年，几乎见证了这个行业在中国逐渐消失的过程。吴琦曾经采访过何伟，他说他写何伟的那篇文章的时候，多少带有一种嘲讽。大家都用明星一般的态度去对待何伟，但是在浪潮过去之后，很多对非虚构有兴趣的人却流向了各行各业。很多记者要不主动离开了这个行业，要不被这个行业驱逐了。吴琦眼睁睁地看着中国的《纽约客》、《格兰塔》或《巴黎评论》，这样一群作者或文化的可能性消失掉了。
这个时代大家抛弃了文学的解决方案，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孔亚雷提出，在某种意义上，他特别同情吴琦。孔亚雷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他认识很多编辑，他们做着做着编辑就慢慢感到厌倦、痛苦，甚至最后都不想读书了。读书本来是这些编辑最爱的事情，但是这个行业反过来折磨他们，使他们再也不想读书了。孔亚雷觉得这特别可怕，所以这也让他远离这个行业。在西方，这样的情况没有中国严重，因为他们始终带着一种好奇心，甚至是享受的感觉去做他们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
孔亚雷还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最缺的其实还是作者，而不是某本杂志。大家随时都可以出一个新的杂志，但是却缺少新的作者。在美国，对于《纽约客》和《纽约书评》而言，他们的那一批作者，变成一个核心，像原子弹一样散发出热能。这在中国就变得特别困难，当年何伟的崇拜者和模仿者们，很快就流向了别的行业。
孔亚雷
所以，孔亚雷觉得，文学是一种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但问题在于，怎样把文学这种古老的，有时候看上去是迂腐的，但又是最有生命力永葆青春的东西，真正运用到每个人的生活中？孔亚雷自嘲道，很多人对他这个方案嗤之以鼻。
孔亚雷曾在朋友圈发了一句马拉美的话，“我以为世界可以通过更优秀的文学来拯救”。马拉美在那个时代就发表过这种感言了。其实每个时代都会有人抱怨自己的时代的问题，从马拉美到鲁迅，再到我们这个时代，这种抱怨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是很正常的，这说明大家有忧患意识。但是，在这个时代，大家把文学这种解决方案彻底抛弃了，而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文学是非常重要、古老、有用的解决方案，但大家都遗忘文学了，反过来还觉得这种想法很天真。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
成熟的标志是要有独特的语调
孔亚雷认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成熟的标志是要有独特的语调，即读者一看就知道这是谁写的东西。其实，不管编一本杂志，还是开个面包店，都要有自己独特的语调。比如保罗·奥斯特的作品风格就很容易辨认。在中国，像王朔、余华，他们的风格性都是很强的。但是，现在大家在一些中国的文学杂志上读小说，是很难发现每个作者之间的区别的，而这个区分度很重要。
戴维·格兰跟何伟就完全不一样，他们之间的区分度特别高。而《纽约客》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它上面发表各种各样的文章。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纽约客》上常刊登影评人Pauline Kael的影评，她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女影评人，也是头一个靠影评获得国家图书奖的作家。她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要么极讨厌某部电影，要么极爱某部电影，所以电影发行商对她又爱又恨。如果她说这个电影好，票房立刻就有所改变。
活动现场
孔亚雷觉得，这才是一种健康的评论机制，因为社会里有文化权威。这是很美妙的一种信任，现在这种信任不见了。这种信任是靠作者跟读者之间的美妙关系建立，靠一篇篇文章、一本本书建立起来，而不是靠营销、大V的宣传建立起来的。因为现在中国没有这种信任，所以孔亚雷认为，中国所有的文学奖、榜单，都是不值得信任的，反而朋友私下推荐的东西才值得信任。
“优秀文学作品的标志之一，
就是不能被改编成电影”
孔亚雷认为，戴维·格兰继承了《冷血》以来的传统。卡波蒂的《冷血》是美国非虚构文学的高峰，而戴维·格兰继承了《冷血》的风格。戴维·格兰的文体带有卡佛式极简主义风格，句子非常锋利有节奏感。其次，他的故事特别奇异，可读性也很好。比如第一篇文章，一个研究福尔摩斯的专家莫名其妙被谋*了，而且很像《福尔摩斯探案集》里面的死法。书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是写一个小说家，发生在现实中的命案跟这小说家写的小说有着奇异的对应关系，这就很像保罗·奥斯特。
其中，还有一篇文章叫《变色龙》，讲了一个三四十岁的法国中年人，不停地伪装成十七八岁的男孩，宣称自己受到家暴，辗转于欧洲各个国家的救助组织，一直到被揭穿为止。最后，人们发现他跟一个失踪的美国男孩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大家就把他送回到这个家庭。但这个家庭表现出的态度非常奇特，让人感觉这家人跟男孩的失踪本身是有关系的。这故事里面包含许多悬念，而且也被改编成了电影。
不过，被改编成的电影拍得不好。孔亚雷对此特别高兴，因为他认为，优秀文学作品的标志之一，就是不能被改编成电影。如果它被改编成电影，那估计是一个烂片。如果某篇小说被改编成好电影，那就说明这个小说不够好。
孔亚雷说道，他给他儿子推荐小说《豹》。他儿子问他，你知道《豹》的电影也特别有名吗？孔亚雷说，他对此毫无兴趣。不过后来，孔亚雷想了想，问他儿子，这个电影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特别出名的舞会场景？他的儿子说对的，那电影最著名的就是舞会的场景。所以，孔亚雷当时就跟他儿子说，那就对了，因为那个片段是小说里写得最差的片段。
《豹》电影剧照
孔亚雷表示，他不相信有人能拍出比《安娜·卡列尼娜》小说更好的作品，而且他也不会去看任何版本的《安娜·卡列尼娜》，因为这会破坏他想象中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形象。孔亚雷还认为，文学的优势往往是电影的劣势，电影的优势又是小说的劣势，但总的来说小说比电影更强，因为小说的手段比电影更少，电影有声音、图像、音乐、色彩，而文学只有文字。所以大家读文学，要动用作为人最珍贵、最美妙的东西——想象力。想象力是这个世界最伟大的东西，它也是文学的构成方式之一。
当然电影也有小说无法替代的东西，它的画面感，大屏幕的冲击力，包括各种手段给观众带来的生理性的震撼，也是无法替代的。所以，伟大的电影肯定也改不成伟大的小说。孔亚雷认为，《蓝白红三部曲》不可能被改编成小说。因为它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它的媒体表达手段里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完美，这就没有必要进行转换了。
记者丨徐悦东
编辑丨李永博
校对丨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