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过的道路是暗淡而又酸楚的……
他在6岁时，父母就离异了，破碎的家庭如一叶小舟在穷困的苦水里颠簸着。他和姐姐跟了长期患有矽肺病的父亲。一家3口靠着父亲80余元的工资维系着不冷不热、不饱不饿的日子。
“野性”在潜移默化之中注进了他的血液。1 7岁那年，父亲又病故了，他成了真正的孤儿。
中学毕业后，他被分配进了工厂，生活为他展示了一条新的道路。可他仍然改不了长期养成的好逸恶劳的习气，一种不劳而获的心理驱使他一次又一次伸出了罪恶的手，把厂里数百公斤的工业用铜偷盗出去。
为此，他被决定3年劳动教养。3年后解教归厂，时隔3个月，他又伙同几个人到西郊公园扒窃游客的钱夹，被抓获后又被送到劳教农场。在农场里，他不服管教，瞅准机会脱逃到了上海。从此他匿影藏形，以偷盗为生。
一次，几个人合伙上门去抢劫一户人家，在预谋时，同伙说他“野”，递给他一把刀，叫他把住大门。事后案发，他和同伙被一网打尽，法院判了他15年有期徒刑。
移押到监狱，他第一次想到了自己的人生和前途。眼前是铁窗、铁门，窗外是高墙、电网，失去了自由，对于生性好动、脾气暴烈的他，无疑是最沉重的打击和惩罚。
愁闷、烦躁、焦虑如毒火攻心，他简直受不了这禁锢的生活。他情愿离开上海远远的，到大西北去。然而，他的意志和实际是如此地相悖。
劳动改造、惩罚罪恶也就寓于这种相悖之中。他似乎感到有点绝望，握紧拳头猛砸冰冷的墙壁，扯开喉咙歇斯底里地叫唤。然而每一次吵闹过后，他必被送到禁闭室，强制反省。
他已经40岁了，可他患肺结核的病史已达1 0多年之久，监狱并没有因为他是一个反改造尖子面拒绝对他的治疗。他被送进了监狱总医院，一住就是半年。
医生前后用了两年多时间，为他消除了病痛。用他自己的话说，吃掉的药也不知有几箩筐呢。他联想起以前在社会上闲逛，饿了没人管，冷了无人问，一种感恩之情油然而生。
一个偶然的机会，竟使他的生活乃至思想发生了变化。监狱的工艺美术工坊招收学员，他怀着想改变一下环境的想法报了名。他怎么也不曾料到在几百名竞争者中，他竟中了彩。
“我没有想到恩赐会降临到我的头上，能到这里来学习简直是在做梦……”他学的是装璜美术，一切从零开始。他用粗糙的手捏着笔觉得很重，然而他很珍惜这机遇，从最基础下笔，一笔一笔地练。他画的素描，虽说还处于幼稚的阶段，但毕竟有点像画了。
他的主管民警如是说，他已和刚来时大不一样了，性情变得温和了，连过去常挂在嘴边的肮脏的口头语也销声匿迹了。
身边的一些犯人觉得他画的张张草图也算不上什么作品，并且对他画画的前景也不作任何臆断。他自己也说：“画画要有灵性，我却缺少这种灵性。我学画，主要是自我磨炼，我要磨去野蛮、无知的触角，我要使自己磨得文明些、有修养些……”
我相信他的话是真诚的。的确，艺术就像一个全身针刺向外发射的仙人球，给人以万千感受，让灵魂受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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