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遣唐使被当做伟大的文化交流而名垂青史，至今仍旧为世人所称颂。但在唐朝，日本朝廷在不断的将本国菁英派遣到大唐的同时，也同时与现在中国境内的另一个政权交往密切，三百年内彼此之间的官方往来达三十余次，这个神秘之国就是有着海东盛国之称的渤海国。
在以平安王朝鼎盛时期为背景的纪实性小说《源氏物语》开篇“桐壶”卷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一个善于麻衣神相的高丽使臣来到平安京，并给二皇子相面，认定了二皇子既是一代人王帝主，又是国老元勋，而事后的故事发展证明这位高丽使臣确实是铁口金牙的神算——二皇子，也就是光源氏，生前位极人臣，死后又被追封为三条院太上天皇。
在现代人的印象里“高丽”一般都会被认为是灭亡了新罗、摩震以及甄氏百济的王氏高丽。因为《源氏物语》成书于一条帝时期，当时正是由王氏高丽君临韩半岛，所以很多人不求甚解的以为书中的“高丽”就是指的王氏高丽。但是，在平安王朝时期，王氏高丽并没有与日本建立邦交，也没有派遣过使臣，所以王氏高丽的使臣自然也就不会出现在平安京。
于是又有人认为这里的高丽是指的新罗王朝，作为韩半岛第一个统一政权，新罗王朝确实在很早的时期曾经和日本有过官方往来。但不久两国便关系恶化，在迁都平安京之前，两国彼此之间就断了往来，所以平安京中也不会有新罗使臣的出现。
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位“高丽”使臣其实应该来自于中国历史上的渤海国。
作为大唐帝国在东北亚的卫星国，渤海国似乎是个很低调的存在。这个神秘的邦国在武则天永昌元年由之前的靺鞨人和高句丽遗民建立，所以在一些场合便自称“高丽”——但正是由于和高句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渤海就与南方的邻邦新罗长期交恶。为了超越新罗，渤海君臣一方面靠着迅速模仿吸收唐文化来争取大唐的认同；另一方面则积极的与日本展开外交，从而在东北亚地区孤立新罗。
渤海国疆域图。
渤海国在远东的位置。
最初的渤海国自称“震国”。开国之君渤海武王(大祚荣)在立国七年之后即派遣次子大门艺入唐宿卫朝廷，表示臣服于大唐朝廷。八年后，朝廷派鸿胪卿崔忻到震国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震国从此改国号为渤海，正式的成为了大唐帝国的一部分，忽汗州和渤海都督府。这是东北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从此，渤海国内部就出现了受唐统属并直接受其影响的贵族阶层和仍然保持各种民族传统文化的土著民众两个文化群体。渤海国的贵族阶层能够“汉化”到何种程度？从衣冠制度上就能够看得出来。按照中原王朝的惯例，每当帝国接纳了一个新的藩属之后，朝廷就会派天使前去册封。带去象征着权力的印章、委任状以及冠服。崔忻到渤海册封时也不会例外。从此，历代渤海国君就将“悦中国风俗，请被冠带”当作文明开化和政权合法性的象征。从现存的文献史料和文物可以看到，渤海君臣皆穿着和大唐相同的汉制衣冠。而《新唐书·渤海传》也记载了渤海国中，其文武官服“大抵宪像中国”。这方面日本的史料中也有记载，比如《延喜式》卷四十八就有：
“若蕃客入朝之日，著绯、紫袍，佩金鱼袋” 。
由此可知渤海聘日大使有服绯、紫袍者，按唐家制度规定，服绯袍、佩金鱼袋者为四品之官。渤海遣日使节以四品官居多。可见，渤海官服是严格遵循唐制的。而另一些史料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访日的渤海使节中，官员着汉纸一个，跟随而来的仆役、船夫、商客则穿靺鞨的传统服饰，由此可知穿着汉制衣冠在当时的渤海国是一种特权。这也就是为何迄今没有在日本境内发现太多关于渤海国的风俗、传说或者遗迹存留，因为他们和背后的宗主国大唐实在太相了。
渤海国官人。
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AD)，渤海武王大武艺以高仁义等二十四人为使，向日本圣武帝递交了启书，文中大武艺向圣武帝说明了渤海国和之前高句丽以及扶余之间的的继承关系，并表示了希望与日本建立友好邦交的意图。据《续日本纪•卷十》圣武天皇神龟五年春正月甲寅条载：
“天皇御中宫，高齐德等上其王书并方物。其词曰：＇武艺启，山河异域，国土不同。延听风猷，但增倾仰。伏惟大王，天朝受命，日本开基。奕叶重光，本枝百世。武艺忝当列国，滥总诸蕃，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但以天涯路阻，海汉悠悠，音耗未通，吉凶绝问。亲仁结援，庶叶前经，通使聘邻，始乎今日。＇”
渤海第一次遣日本使所携带的这份国书过争议。那就是渤海是否可以算作高句丽的继承国？争论的焦点在于渤海是不是真的以高丽的后继者自居。不过当时的日本却十分的认同渤海与高句丽的继承关系，在圣武天皇答渤海武王书中不仅表示了日本将派使臣带着结援”信物回访,并有“恢复旧壤,聿修曩好”的内容。所谓“曩好”是指自古以来的友好邦交。依旧是日本个高句丽之间的邦交。为了表示对渤海聘日的重视,天武天皇还将渤海信物供奉于曾经援助高句丽的天智天皇陵寝之前。从此日本也就沿用了渤海王的自我介绍，将渤海记作“高丽”。
作为礼物，渤海王向日本君臣赠送了三百张貂皮。而在此以后的三百年间，渤海国和日本之间至少有三十次的官方往来。
第二次向日本派遣使臣时已经是十二年后的唐开元二十七年，此时的渤海的国君是大武艺之子渤海文王大钦茂，可能是想试一试日本朝廷的好恶，这一次携来的信物是：
“大虫(虎)皮、熊皮各七张，豹皮六张、人参三十斤、蜜三斛”。
大钦茂好像特别重视对日本的外交关系，所以在派出第二次使团之后，又在十四年后派出了第三次使团。天宝十四年（775AD），扭转了历史行程的安史之乱爆发，在大唐和安史乱军的龙争虎斗之际，东北亚的政也随之局动荡不安，渤海、日本、新罗三国的恩恩怨怨也逐渐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在此之前渤海数次遣使赴日，但使臣的身份皆是武将——云麾将军自己珍蒙、辅国大将军慕施蒙等人，其目的就是与日本一同防范新罗。
圣武天皇一家
孝谦女帝
尤其是唐天宝十一年，也就是日本孝谦帝天平胜宝四年（752AD），此时执掌旭东的是素有日本武则天之称的孝谦女帝。不同于乃翁的务实，这位女帝是一位权力欲极强的威权主义者，在接见渤海使臣的过程中，她突然向渤海使臣发难，指责其主大钦茂"但省来启,无称臣名"——国书中没有向自己称臣。据说这位学识渊博的女帝"仍检高丽旧记"，发现之前日本与高句丽与日本的关系是"施惟兄弟,义则君臣"。孝谦帝之所以翻这个旧账 ——就是想告诫大钦茂,既然渤海是高句丽的继承国,那么渤海就应该与之前的高句丽一样,与日本 是"义则君臣"的关系,所以应该向我称臣。这要说明一下，之前新罗与日本闹翻就是因为同样的问题——日本文武天皇在大宝元年（701AD）颁布《大宝令》，一厢情愿的将新罗定为日本的“蕃国”，从而导致双方绝交。
明知此举荒诞不经，但素以雄猜狡悍著名的孝谦女帝又何以重蹈覆辙？考虑到此时已经是安史之乱的前夜，大唐虽然依旧掌控着周边国家的局势，但已经显示出了疲惫之态。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更是波谲云诡，这就意味着渤海日本联兵征讨新罗的计划已有可能实现，所以渤海作为日本军事上的盟友的时刻即将到来。在出兵之前尽量漫天要价，这恐怕才是当时日本日本君臣心中的如意算盘。而安史之乱爆发后的六年中, 渤日双方则互通使节八次，此频繁互动，主要目的就是计划联合征讨新罗。但随着安史之乱结束，大唐再次以宗主国的身份君临东亚之后，渤海与日本之间紧锣密鼓的交往亦告一段落。
到了唐至德三年也是乾元元年（758AD），大钦茂以悼慰圣武天皇之名遣杨承庆、杨泰师等二十三人随同前来渤海探听唐朝安史之乱消息的小野守田等人一同赴日本。此次使日，最终以渤海国书仍署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的大唐官爵，而大使杨承庆则口头上称渤海国君为“高丽国王”这种各让一步的方式圆满解决。
此后渤海国与日本的交往性质也开始由政治、军事联盟转向了经济贸易上的往来。
渤海国石塔。
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