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极大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但是，社会化劳动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和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并没有被使用生产资料和生产这些产品的无产阶级所占有，而是为资本家所占有，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基于此，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揭露和尖锐批判。
昂利·圣西门的分配思想是在批判资本主义这种新的剥削制度和力图通过构建“实业制度”或“科学和实业制度”来改变现状的设想中展开的。
19世纪初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工人的工资很低，生活费用高，劳动时间长，社会矛盾突出。因此，法国大革命后日益显露的社会矛盾推动着圣西门深入研究收入分配等社会问题。
在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之前，圣西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偶然事件的联结，而是合乎规律的现象，每一个旧的社会制度是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产生的前提。
他认为：“已经发生的一切和将要发生的一切，形成一个数列，数列的前几项是过去，后几项是未来。”把人类社会分为开发初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过渡时期”或“新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社会）、“实业制度”（未来社会）五个历史时期。
由此可知，圣西门关于历史阶段的划分是比较接近历史实际的。他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存在于神学和封建制度以及科学和实业制度之间的一个过渡性制度，这就彻底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自然的和永恒的说法。
圣西门经常提到在这种“新的封建制度”下，各种专业的科学家、艺术家和各种行业的工人是最富有生产性的，精于有益劳动的人，促进社会达到最高文明和最大成就，是“法国社会的真正花朵”，然而他们几乎没有得到社会的任何报酬。
工人“劳动力的价格非常低廉”，“穷人没有工作”，等等。相反，王公显贵、大主教、省长和游手好闲的大财主等，却利用各种方式从国家的税收中攫取巨额的财富作为对他们“无益劳动”的报酬。
这就直接造成了劳动者与贵族的对立，达到激烈程度时会通过阶级斗争爆发出来。因此，圣西门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十分憎恨，认为资本主义是新的奴役形式，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
法国另一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无情的批判处处体现在他的著作中。恩格斯曾指出：“我们在傅立叶那里就看到了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的、但并不因此就显得不深刻的批判。”
傅立叶对资本主义分配方式进行批判和对空想社会主义史上的平均主义进行极力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竭力颂扬资本主义的“工业主义制度”，而傅立叶却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反社会的工业主义制度”，认为工业主义的生产毫无秩序，不能按比例给予报酬，不能保障生产者即雇佣劳动者从增加的财富中获得自己应该得到的那一份。
1827年伯明翰手工业主会议宣称：“工人熟练的技能和俭朴的生活并不能使他们免于贫困。农业中使用的大批雇佣工人都是衣不蔽体的贫民。这些贫民在这个粮食特别丰足的国家里有的快要饿死了。”
这一供认出自工厂主之口，所以更加不会被人怀疑，他们所关心的是削减工人的工资和掩盖他们的贫困。因此，傅立叶指出，“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认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实际上是恢复了奴隶制度，资本主义工厂是温和的监狱，是贫困的温床。
同时，傅立叶对以往空想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反对。指出“协作制度绝不主张平均主义”。认为每个人的天赋存在差异，在生产中的贡献大小决定了其在产品分配中获得的报酬也不同。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的分配思想是在英国工业革命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以机器使用为特点的背景下形成的。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使社会迅速分化为大资本家和无产者，大资本家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财富，而劳动者只占收入很少的一部分，收入分配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
针对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带来社会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等种种社会恶果，欧文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弊端进行尖锐批判，并对未来社会主义理论和方案中的社会分配制度进行了有益探索。他指出财产公有制较之于财产私有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欧文认为，当一个社会在有关生产、保管和分配财富等方面，采取科学管理制度等种种措施的时候，就会发现：“财富的生产大有盈余，财富的保管和有利于全体成员的分配成为一种愉快的消遣和慰乐；任何人都不需要或没有理由为私有财产操心和担忧。”
然而，私有者财富年年增加到超过他们的合理需要，剥夺创造巨大财富的劳动人民。因而，欧文认为私有财产是导致人们中间不断发生欺骗和讹诈的根源，也是人类历史上以往各个时代产生贫困的唯一根源。
所以，“它在原则上是那样不合乎正义，如同它在实践上不合乎理性一样。”欧文对私有财产的弊端进行尖锐批判的同时，对正确组织起来的和有科学根据的财产公有制进行生动的描述。
这种财产公有制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所有的东西都变成公有财产，除了个人日用品以外，并且公共财产经常要有剩余，这样就可以满足一切人的需要；还有一个就是当财富的内在价值取代财富的人为价值时，人们就会知道财产公有制比财产私有制具有更多的优越性。
而且在财产公有制条件下，人人受的教育和生活环境都是相同的，而且现有资本主义制度的错误所产生的一切邪恶将全部灭绝。
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是通过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对雇佣劳动者的支配权来实现对全部劳动产品的占有和支配，从而获取大量的社会财富并实现其经济特权。
正是凭借这种简单化和普遍性的经济特权，资产阶级采取各种方法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程度，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使资本积累和再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日益聚集在资产阶级手里，而无产阶级却日益贫苦和自由得一无所有而被迫沦为资本的劳动工具，尤以机器大工业阶段表现得更为明显。
因此，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不仅仅停留在对以雇佣劳动为核心的资本特权进行揭露和批判上，而是侧重于对理论的深刻探索，其中最富有远见的思想是主张平等的劳动参与权以及在此条件下有差别的分配权。
在圣西门看来，所有的人都应当是劳动者，提出在实业制度下人人都要劳动的社会主义思想。
他提出：“社会组织的唯一而长远的目的，应当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工艺的现有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传播、改进和尽量丰富这些知识”。就是在实业体系制订各项工作联合计划的前提下，把以上各个方面的活动有效地结合起来，产生最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尽可能广泛地满足人们的需要的意向。
可以说，圣西门不仅提出了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社会主义史上还是用最明确的语言把“满足人们的需要”作为社会组织的“唯一而长远的目的”的第一人，同时还提出了满足人们需要的各种方式和手段，让劳动在科学、艺术和手工业的帮助下为人类社会造福。既然劳动创造财富，因而圣西门要求全体社会成员都要参加劳动。
圣西门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中就主张：“一切人都应当劳动，都要把自己看成属于某一工场的工人，这个工场的工作目的，是使人类理智接近我的神明的预见。”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他把劳动区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两个方面，认为在实业制度下从事脑力劳动的也是劳动者，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关系在实业制度下就体现为“穷人”和“富人”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差别在于，“穷人”用双手工作，“富人”用大脑工作，穷人之所以要养活富人，只是因为后者用脑工作。
在这里圣西门充分肯定了脑力劳动的重要性。还明确指出，只要一切人都是劳动者，旧统治集团的寄生剥削行为将被消灭。
劳动理论在傅立叶那里有了新的发展。傅立叶把劳动权视为“最主要的天赋人权”，提出了劳动在未来理想和谐制度下将成为一种享受。
按照傅立叶的说法，“充斥着谎言和令人厌恶的劳动”的文明制度将被称为倒行逆施的世界，而建立在“诚实和诱人的劳动”的基础之上的协作制度则被称为方向正确的世界。
在协作制度这个新世界里，劳动对每个人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不再是文明制度中一种沉重负担和痛苦的事。同时，傅立叶对文明制度中经济学家提出的“分散经营，即各个家庭分开来耕种土地，乃是人的天性，是人的注定不变的命运”这种理论进行猛烈的批判。
傅立叶认为应该把以下七种劳动结合起来，即家务劳动、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商业劳动、教育劳动、科学的研究和应用、艺术的研究和应用。这种联合单位应该由一千八百人组成，通过称为情欲谢利叶的法郎吉的结构创造劳动引力以后，各种产品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达到最高水平，生产以文明制度不可能有的高速度向前发展，比文明制度的人在强迫劳动下生产更多的东西。同时还指出了旧式的分工在和谐制度下将不复存在。
人们的劳动是自由劳动，可以自由地从一种劳动转移到另一种劳动。法郎吉的工作日由若干“短时工作”组成，最多一小时半到两个小时，可以使一个人在一天之内从事多种让人愉快的工作。这样，劳动就成为人们乐生的需要，每个人在一天的“短时工作”和“分段工作”都能得到“双重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