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 | 寻根良渚，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树立地标

我们的文明起源发展模式跟西方不同，不符合文字、铜器、城市这样的西方标准。而“从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中概括出来的‘三要素’，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

文字是最受关切的文明要素之一。“如果将中国文明拉到‘三要素’的标准下，我们最弱的一项元素就是文字的出现相对较晚。”但“文字实际上是精神层面的发明，这在古代中国的表现可能是祭神、仪式”

西方学界通常认为人类早期社会发展进程遵循“趋同进化”模式，但这种趋同性似乎被我们否定了——中国文明产生的动力或许和西方文明不尽相同。“世界文明是多元互鉴的共同体，同时要承认共同体里有足够多的多样性，每个都有合理性。”

中国考古学的地位和国际话语权在逐步地加强。“现在你找到研究世界考古学的西方主流刊物比如《古物》，几乎每期都会发表有关中国的文章，或者是研究中国的，或者是中国学者自己写的。”

曾被质疑未接受现代科学检验的中国考古学，已经上天入地，旧貌换新颜——发掘良渚水利系统，第一步不是拿起洛阳铲，而是打开遥感影像

去世前，张忠培还在校对修改自己最后的三本书：《中国考古学：走出自己的路》《中国考古学：说出自己的话》《中国考古学：尽到自己的心》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徐欧露

2021年9月29日，良渚古城瑶山遗址公园试开园，遗址公园的核心是瑶山祭坛及祭坛上分布的13座墓葬共同构成的“坛墓一体”复合遗址。这是瑶山祭坛遗址（左）与馒头山观星台 江汉摄/本刊

说起中国文明的起源，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总会想起2016年的夏天。

那年6月，他突然接到老院长、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的电话，要他带着材料来家里，起草一份信件。和他一起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还有时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等人。

张忠培认为，我国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中，还没有一处遗址能够证明中华文明能早到五千年前。建议在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将良渚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树立一处标志”。

形成初稿那天，已重病在身的张忠培非常高兴，大家特意品尝了一顿北京烤鸭。

彼时，良渚还排在长长的申遗名单之后。虽然这处位于长江下游、距今约5300～4300年的都邑遗址，已不断刷新人们对于中国文明的认知：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里先后发现了高等级墓地、祭坛、玉礼器系统、大型宫殿基址、总面积达近8平方公里的三重城址和工程浩大的水利系统。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已无太大质疑。

这份最终由宿白、谢辰生、黄景略、张忠培四位考古文博界元老联合署名的信件写道：“我们有把握地认为，良渚遗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当之无愧的见证。”

这个见证，中国人已经寻问百年。

起点，是1923年《努力周报》的一则通讯。在那里，一位青年学者于学理上论证了中国上古帝系应当归于传说，甚至夏代也不大靠得住。自《史记》以来构建的“三皇五帝夏商周”古史体系，以及基于此的“中华五千年”，一时风雨飘摇。

不宁唯是，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发现仰韶文化遗址，中国现代考古学肇始。但“打击”接踵而至，安特生认为仰韶文化的彩陶纹饰与中亚地区具有相似之处，提出“仰韶文化西来说”。持续一二百年之久的中华文明西来说沉滓泛起。

民族“所处地位之艰危”的关头，人们想知道，中华民族“是否确为衰老，抑尚在少壮”？中国由何处来、又向何处去？

中国考古学者的出场，让争论暂告一段落。1926年，山西省西阴村的考古发掘开始让“西来说”逐渐*，对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则实证了晚商历史。

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际学界认为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只能从发现大量青铜器，并已被甲骨文所证明的商王朝后期算起。按此观点，中国的文明史为距今3300年。

对此，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夏鼐评论道，小屯殷墟文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如果这是中国文明的诞生，这未免有点像传说中老子，生下来便有了白胡子。

问题是，那个年轻的“老子”在哪里？

“三好生”良渚

“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2003年7月，时任浙江省委**对遗址的历史地位作出重要论断。

2016年，著名考古学家宿白、谢辰生、黄景略、张忠培致信**，希望促成良渚遗址早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对此作出重要指示：“要加强古代遗址的有效保护，有重点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

良渚申遗进入快车道。

申报材料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阐述自身的“突出普遍价值”。专家组在六条既定标准中，选定了第三条“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或特殊的见证”，和第四条“在特定阶段或人类历史上，是某类建筑、建筑技术或景观的卓越典范”。

这份申请，要经过世界遗产委员会及其委托的专业评估机构组织专家反复考察、质询。每个缔约国每年只能申报一项，年年都有未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落选者”。相比之下，良渚的申遗表现就像一名“三好生”。

2018年9月是最重要的一次综合评估。作为良渚水利系统重要发现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陪同受委托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专家实地考察了水利系统。在现场考察之前，专家曾来信提出，想了解一下中国古代水利及良渚水利系统的详细情况，他和同事为此专门安排水利专家进行了“中国水利史”“良渚水利系统”两场汇报，“讲完以后那位专家立马说没问题了”。

那次评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也在场，她记得氛围“非常放松”。一天大雨，不能外出，日程被打乱了，即使如此那位专家“都很高兴”。她聊起自己干旱的家乡，说能欣赏到江南的雨，“很好”。

王宁远的印象中，最终需要补充的材料都是“操作层面的小问题”，“完全没有价值评估上面的质疑”。秦岭则记得，中期评审回来问的问题几乎全是关于保护管理措施的落实，“这说明我们所有提出来的学术价值他们都是认可的”。

2019年春天，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受教育部之邀，参与修订初中教材中的文明起源部分。他建议将良渚已进入早期文明添加进去。这个意见得到采纳，但专家组为谨慎起见，在前面加了一句话：“有学者认为”。

这句定语，最终在教材即将付印的几天前被拿掉——那年的7月6日，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在最终“官宣”的遗产描述中，世界遗产委员会这样写道：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的良渚古城遗址（约公元前3300～前2300年）向人们展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一个以稻作农业为支撑、具有统一信仰的早期区域性国家。该遗址由4个部分组成：瑶山遗址区、谷口高坝区、平原低坝区和城址区。通过大型土质建筑、城市规划、水利系统以及不同墓葬形式所体现的社会等级制度，这些遗址成为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

秦岭认为，这是在严格的学术框架内反复推敲质询后的结果，是在一个重要的国际舞台上明确了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由五千年之前开始的时间坐标。

这不免让人想起那份信件里的凿凿之言：“早在距今五、六千年之际，在中华大地上，国家形态已经出现。当时的国家（政权）的形态是神权与王权并重的神王之国，后来的演变，是王权日益高于神权，至夏商周时期，就形成了凌驾于神权之上的王朝王国政权形态；东周巨变，至秦发展为皇朝帝国，随之‘百代皆行秦政制’。中华文明五千年传承有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他们基本就是照着我们写的来的。”说起最终的评定，王宁远颇为自信。

在他看来，良渚申遗成功是水到渠成，“没有悬念”。投票那天，坐在阿塞拜疆会场的王宁远和同事，无暇感受现场的热闹，因为他们要帮准备第一时间刊发申遗成功的国内报纸校稿。

拼版照片：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上排左起）黑陶器、玉琮、木屐、（下排左起）漆器、陶片和玉璧 翁忻旸摄/本刊

中国新石器时代远远被低估

认识良渚之后，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国际考古学泰斗科林·伦福儒面对媒体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新石器时代远远被低估了。

秦岭认为，低估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文明起源发展模式跟西方不同，不符合文字、铜器、城市这样的西方标准。

与欧亚大陆其他早期文明不尽相同，良渚文明既没有青铜器，也没有公认的书写系统。

但这里出现的东西，让人印象深刻。气势恢宏的王城、工程浩大的水利系统、技艺高超的手工业、等级分化明显的墓葬……王宁远说，良渚古城城垣、外城及水坝坝体再加上莫角山高大堆筑台基的土方量，总计约1100万立方米。若以开采、运输和堆筑1立方米的土石各需1人/日计，每年出工30万人，整个工程要连续建造110年。背后是规划设计、分配调度、后勤保障和工程质量监控等一整套系统。

“良渚社会的阶级分化已经相当严重，最高统治者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和主持祭祀、传达神的意志的权力，已具有非凡的动员和组织人力的权威和能力。如果不是进入了文明社会，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王巍说。

他至今记得，1987年赴日留学时，发现日本的书都以中华文明从殷墟开始、“五千年根本没人提及”，留给自己的“震惊”。“他们就是强调文字、冶金术和城市这三条标准。”他开始有了研究文明史的想法。

26年后，首届世界考古论坛在上海举办，在已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的王巍的建议下，主题定为“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200多位世界知名考古学家受邀参加，相当一部分人第一次参观乃至了解了良渚。

参观完全程，王巍问伦福儒，我们认为良渚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你怎么看？伦福儒回答：这不是文明，什么是文明？

“从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中概括出来的‘三要素’，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王巍解释说，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无冶金术，南美洲的印加文明并未使用文字，而这些都是世界公认的文明。

王宁远曾听伦福儒聊起文明标准，对方认为，那几个要素不一定要每个都符合，文明的评判标准因地而异。

“世界各地文明发生发展的区域和所占有的资源配置不一样，环境不一样，也会发展出不同的区域特色文明。”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说。

他以冶金举例，冶炼金属的本质是手工业，在中国的另一个表现是制玉。在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就出土有玉环等距今9000年的玉质装饰品。“中国人一直把玉视为高雅、富贵、美丽、玄妙的物质，玉有五德，即仁、义、智、勇、絜（同洁）。玉也因此被赋予某种超物质的奇异神力，成为个人权力、身份和等级的象征。在这个背景下，红山和良渚文化都发展出了发达的玉文化和玉器制造业。”他说。

四五千年前的良渚工匠，在当时的工具条件下，可以在一毫米的宽度内雕刻出五六条纹路，今日的琢玉大师也甘拜下风。

“玉器制造的背后是非常复杂的产业系统，某种程度上，玉的开采、制作难度并不亚于青铜。”李水城说，“东方文明的特色之一就是以玉为代表的文明要素。”

他认为，不能简单地以一个单向指标作为划定复杂事件的统一标准。“中国的陶器在距今近两万年前已经出现，西方到距今一万年还没有出现陶器，如果以这个作为标准的话，难道是西方落后了很多？”

上山考古遗址公园展出的掺杂稻壳的夹炭陶片（2021年5月12日摄） 黄宗治摄/本刊

划到哪合适？

如何判断文明与否，学界的讨论已持续数十年。目前国内外的主流观点认为，国家的出现是文明产生的根本标志。

对于何为国家，国内学界也形成相当共识：社会分化为不同阶层，有强制性的公共权力，有专门化的管理机构，有体现统治者意志的精神信仰或意识形态，社会呈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等等。

“国家的很多特征可以通过考古发现去辨识。”王巍说，比如其最大特征之一是王权的产生，对应的考古遗存包括都城、宫殿、大墓、礼器等。

2021年12月，王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基于良渚、陶寺、石峁、石家河等几处都邑遗址的考古发现，结合其他中心性遗址的考古成果，并参考了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情况，归纳出在没有当时的文字发现的情况下，从考古发现中辨识进入文明社会的关键特征：

史前农业和手工业取得显著进步；部分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专业化并被权贵阶层所掌控；出现显著的人口集中，形成了城市；社会贫富、贵贱分化日益严重，形成了掌握社会财富和权力的贵族阶层；社会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出现了踞于金字塔顶尖，集军事指挥权、社会管理权和宗教祭祀权力于一身的王；血缘关系仍然保留并与地缘关系相结合，发挥着维系社会的重要作用；暴力与战争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形成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和服从于王的官僚管理机构。

他指出，当一个社会具有以上现象的大部分时，就可以判断其进入了文明社会。

虽然细节稍有差异，这大体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考古学者的看法。

也有学者认为，文明与真正的国家是两个层面。李水城认为，严格来说，文明起源属于前国家阶段。“如果一个社会发展到拥有大型公共工程建设的程度，应该就具备了文明的条件。这意味着你要调动一切社会资源，背后至少要有相应的政权组织、管理者和最高权力机构和类似现代警察一类的武士管控阶层。”

还有学者主张，不必急于套用具体标准，应先着重关注各个遗址或考古学文化的“文明化”进程，在同其他文明比较中做判断。

研究文明起源30多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告诉记者，考虑到文明起源之复杂，进行界定，确实“很难”。“文明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就像光谱，分界线划到哪？当说国家起源或文明起源时，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它没有截然划开的分界线，可能你划到前1/3，我划到后1/3。”

李水城更倾向于将“文明起源”理解为“社会复杂化进程”，这意味着对应的不是一个时间点，而是时间段，“文明不是说一步就跨过去了”。

讨论仍在继续。但整体而言，王巍感到，数十年来学界对文明的认识已不断“从表象到本质”。

这也伴随着对更多遗址的认识。2018年发布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认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

陈星灿感到，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正接受新证据，一些对中国有所了解的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已不会把中国文明起源定在商，而是像很多中国学者一样追溯至距今3700年前后的二里头时代或距今四五千年前的龙山时代。

“良渚不仅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源头，也是东亚最早的文明。”伦福儒说。

几年前，他干脆把良渚作为案例，写进了他那本在世界多国出版的教科书《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最新版。

文字之问

但争议依然没有停止。

2020年，良渚申遗成功一年后，夏含夷编写的新书《古史新声》出版，作为20多年前由其合编的具有重要影响的《剑桥中国上古史》的回顾和回应。

这位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知名汉学家承认：“由于考古学的不断发展，上古史研究正处于中国历史上最活跃的阶段之一。二十年以来，地不爱宝，商周考古学年年都发现惊天动地的文物，促使历史学家呼吁要重写中国古代历史。”

但他坚持，“这本书没有失去它的价值”“基本思路是对的”。这个基本思路之一就是，中国“史”始于商代晚期。“《剑桥中国上古史》作为西方学术作品当然要遵守西方史学定义，有了文字资料以后才算进入了‘历史’时代。”他写道。

长期以来，文字是最受关切的文明要素之一。

“如果将中国文明拉到‘三要素’的标准下，我们最弱的一项元素就是文字的出现相对较晚。”李水城说。

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文字的起源是殷商甲骨文。那么问题是，文字的出现与否与进入文明阶段有怎样的关系？

一些学者认为，文字不是早期文明出现的必要条件。“世界上不少早期文明并没有文字，比如印加文明；我国北方有一些进入早期国家的社会，一开始也没有文字，后来在很短期内创造了自己的文字。”陈星灿说。

“文字实际上是精神层面的发明，这在古代中国的表现可能是祭神、仪式。”王巍再次强调，判断是否进入早期文明要抓住国家这个“关键特征”。

有学者指出，文字的确是重要的文明特质，但目前没发现，不代表没有。

“我们可以说文字是成熟阶段的文明的标志，比如殷商。但甲骨文已经非常成熟完备，文字的创造不可能一蹴而就，之前可能有一个非常漫长的发展时期。”李水城说，“譬如两河流域的象形文字，真正发展成字母文字之前，经历了上千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

只是文字的发现“可遇不可求”。李水城指出，甲骨文之前的中国文字，载体不排除是有机质，夏、商、周的基本控制区域都在中国北方，有机质的东西在北方的环境里很难保留下来。

也有观点认为，比甲骨文更早的中国文字已经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指出：“比陶寺稍早的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了具有书面语特征的文字，与汉字体系大相径庭，系东方夷文字的祖先。这个事实确切地证明，前国家时代的上古文明并非华夷一统，而呈现出夷夏东西的格局。以这样的视角探究中国文字的起源，不仅可以找到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东夷文字，甚至可以将这种夷文字体系的产生年代一直追溯到八千年前的贾湖遗址。”

“我这个东西跟你不一样”

在秦岭看来，良渚申遗成功，对西方学界而言，真正被“挑战”的不是定义，而是对欧亚大陆早期社会发展进程的理论性认识。

良渚申遗的最后阶段，来自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学术质询只有一个——希望提供一份“水稻种植和水稻种类研究状况”的补充材料。

秦岭一度有些“奇怪”，国际专家“不理解的”，反而是对中国考古学家甚至普通人再熟悉不过的水稻。

在此之前，世界文化遗产中还没有一处稻作文明的遗址，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文明都在典型的麦作农业基础上产生。面对这个已发现距今一万年水稻遗存的东方古国，“他们想理解，稻作对文明起源到底有多重要？”这位研究植物考古的学者解释道。

缺乏认识的除了稻作，还有土遗址。和西方的巨石阵、金字塔等以石材为主的大型纪念碑式遗址相比，良渚为代表的东亚遗址大多由土堆筑，埋在地下、可视性差，常被低估。秦岭认为，良渚申遗成功增进的不仅是国际学界对中国，甚至是对整个东亚地区文明模式的理解。一个例证是，良渚申遗成功后，已在预备名单多年的日本北部的绳纹史前遗址群，去年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些差异背后，涉及对文明起源和演进的反思：古代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否经历了与其他文明不同的道路？国外既有理论能否适用于中国实际？

良渚申遗时，需要将申遗项目和已有的世界文化遗产对标，比较分析。秦岭和专家组反复评估，结果发现，“对不上”。

一方面，没有公认的文字和青铜技术，良渚古城毫无疑问被定义为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产，需要同新石器时代其他世界遗产进行比较，但这样比，良渚太“高级”了；另一方面，良渚古城表现出来的社会和物质文化发展程度，又无疑是属于早期城市的典范，需要纳入城市文明的范围内，与其他早期文明的代表性城市进行比较，但后者绝大多数是已经产生了文字的青铜社会。

秦岭说，西方学界通常认为人类早期社会发展进程遵循“趋同进化”模式，也就是说，早期人类社会特别是旧大陆，会沿相似轨道演进。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古埃及等文明的出现，是伴随着“二次产业革命”，通过生产力的飞跃而实现的。由冶金技术和家畜二次开发产生了畜力、犁耕和轮子，出现经济作物，驱动日用品贸易，进而推动扩张。这个过程主要发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因此西方以殷墟“商文明”作为可资比较的东方代表就可以理解了。

“但这种趋同性似乎被我们否定了。”她说，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中国的农业模式始终是作物经济为主体的土地利用模式，即使此后土地管理制度发生变革，农业经济模式没有产生飞跃式变化。这意味着，我们并非基于所产生的日用品贸易或控制贸易网络来推动社会的复杂化。中国文明产生的动力或许和西方文明不尽相同。

她认为，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标志着从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高度，提出了不同于西方主流的文明起源理论和发展模式——良渚古城遗址所代表的一系列中国新石器晚期区域国家形态，在东亚地区早期文明起源发展进程中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多样性，它们与西亚地中海为核心的西方文明进程是平行且能互相映照的两种模式，这为西方世界从历史角度更好地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提供了实证，也对重新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和长期影响。

“世界文明是多元互鉴的共同体，同时要承认共同体里有足够多的多样性，每个都有合理性。”秦岭说，“我觉得我们有责任，不停去挑战，不是为了说自己多重要、多伟大，而是说我这个东西跟你不一样，从而反思如何理解所谓模式。”

至于改变，她觉得已经发生——一些国际上的考古学者在提出理论时，越来越不贸然强调普世性，而是会更加谨慎地加上一个前提，这是区域性的。

2019年12月14日，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成员进行沉积物DNA样品采集 摄影/本刊

重新发现中国

“距今四五千年前，出现早期文明的社会远远不会是良渚一个，我们已经在考古学上看到了许多。”陈星灿说。

不久前，他刚前往甘肃参加了南佐遗址的考察。就在去年，这里发现了主次分明的“宫殿区”和大型“宫殿式”建筑、探明“外环壕”内面积约600万平方米，被视为又一距今5000年左右的大型聚落遗址。

“过去能想到这些吗？根本想象不到。”陈星灿说，“100年来的考古学实践完全重建了中国史前史。”

著名美籍华人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曾写道：“我们正处于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因为我们有机会见证涉及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全新的史前史知识体系的创造。”他在目睹上世纪80年代三星堆祭祀坑的重大发现后就说过，“以后中国再有任何考古发现我都不会感到惊奇。”

只是今日的中国考古，置身环境已与百年前迥然不同。曾被质疑未接受现代科学检验的中国考古学，已经上天入地，旧貌换新颜。王宁远和同事发掘良渚水利系统，第一步不是拿起洛阳铲，而是打开遥感影像。

在剑桥、哈佛、牛津等多所世界知名学府做过访问学者的李水城注意到，新世纪以来，欧美很多学校都在设立东亚考古或中国考古方向。他将此归功于“中国考古学的地位和国际话语权在逐步地加强”。

“现在你找到研究世界考古学的西方主流刊物比如《古物》，几乎每期都会发表有关中国的文章，或者是研究中国的，或者是中国学者自己写的。”陈星灿说。

这位低调的考古学家不无自豪地告诉记者，过去有些西方学者觉得，研究中国，中国人的材料可以用，结论、研究不可用。但现在，“也躲不过去了”。

不变的是，对“我们是谁，我们如何形成”的叩问。

王宁远时常会想起良渚的发现者施昕更。80多年前，这位西湖博物馆的地矿组助理员发现发掘良渚，又在日本侵华的流亡路上辗转写就了良渚的第一份报告。“如果他稍微有一点耽搁，报告就出不来，这个遗址后来能不能认识到，就两说了。”王宁远说，但是，“他没有停过”。

现在，王宁远是班上15个同学中唯一一位还在一线田野发掘的人。他说自己喜欢“解开谜题”的感觉。

从日本留学回来后，王巍曾在东亚考古学和夏商周考古学间犹豫不决，向老师张忠培求教，先生沉思片刻，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回归主战场”。

张忠培最终未能等到良渚申遗成功。去世前，他还在校对修改自己最后的三本书：《中国考古学：走出自己的路》《中国考古学：说出自己的话》《中国考古学：尽到自己的心》。

“中国考古学研究已经走出简单的‘证经补史’，中国考古学已经完成了从文化史研究向社会研究的转型。”陈星灿说。他作为负责人之一的第五期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已于2020年启动，以期通过聚焦13个重点遗址，增进对北方地区、中原地区、长江地区社会发展状况的了解。

采访中，他始终强调，文明探源是一个严谨的学术问题，“要靠证据说话”。

虽然“说话”所需要的探索，可能就像他们追寻的那段历史那样漫长。“期待更多新的考古发现展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历史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王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