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世纪以来，北京这座城市一直是中国的首都，如今有超过两千万人口居住在这里。
在中国最后的两个皇朝，明朝和清朝期间，中国的皇帝们将北京作为他们的住所，轮流居住在被称为颐和园和花园环绕的庄园，以及如今被称为紫禁城的宏大建筑群。
紫禁城位于北京市中心，是自明朝到清朝结束期间的皇宫。
它是建筑的杰作，具有精美的设计、宏伟的宫殿和大殿。
城市被高墙和护城河环绕，象征着它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如今，紫禁城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和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地标之一。
在统治期间，这些皇帝们自称为宇宙君主，凭借他们拥有的天赋皇权，主宰着已知世界。
这个统治体系遵循着一个已经存在一千多年的蓝图，统治权从一个朝代传递到另一个朝代，只有偶尔会有间断。
尽管其历史悠久和自诩的宏大，但帝制体系并没有长久持续下去。
在19世纪末，清朝在与欧洲列强对抗中的失败，导致声望崩溃，随后进行的改革尝试也未能阻止其衰落。
1911年，公众对帝制体系的不满导致辛亥革命爆发，随后一年，最后一位年仅六岁的皇帝仪退位。
在随后的岁月里，其他人试图恢复清朝的君主制，或者甚至为自己争夺王位，但没有人成功。
至此，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天子已经不复存在。
如今，他们隐居的住所已成为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普通人每天都能踏上曾经只有少数人踏足的土地。
帝制的终结代表了与过去的彻底决裂。
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皇帝之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外差不多就是女性皇帝武则天了。
理论上，皇帝拥有绝对权力。
实际上，统治者行使的权威会有所不同，有时这个称号会在多个声索者和王朝之间引发争议，其中一些王朝的统治仅限于一些小部分地区。
一些更有权力的皇帝对中国社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比如长达几个世纪统治的汉唐等王朝，他们往往被描述为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因此，西方对中国古代历史的了解几乎完全集中在其帝王统治者身上，注意力也常常放在那些宏伟的建筑上面。
其中最著名的标志性建筑物——长城，它横贯中国北部的大片地区；还有中国第一位皇帝的陵墓和埋藏的兵马俑，以及庄严壮观的紫禁城宫殿群，作为中国精英阶层的冬季居所已有半个千年的历史。
除了这些建筑物之外，历史上中国其他著名的时期包括由蒙古人领导的元朝，以其创始人忽必烈汗而闻名，以及曹魏、蜀汉和东吴之间的争斗，后来被明代文学经典《三国演义》所美化。
但是，尽管中国的帝制体系非常著名和持久，很少有人问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它是如何形成的？
确实，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早就认识到，到公元前3世纪末第一个帝制王朝掌权时，中国文明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许多世纪后期的制度和习俗都起源于这个时期。
更加隐秘的是在这之前的时期，也就是在这个地区第一个文字出现之前，现在对这个时期的理解完全依赖于考古记录。
正是在这个常常被忽视的时期，中国神话中的神灵和文化英雄在人间行走，比如女娲和伏羲，黄帝，以及被称为三皇五帝的神灵和半神人物。
在《竹书纪年》和《史记》等著作中，描述这一时期最辉煌的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建立，并将权力转交给了商朝，为后来的千年王朝继承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
从考古记录中我们可以更加确定地知道，中国第一个复杂社会就出现这一时期，其发展与他们对农业和逐渐采用定居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
在中国的这几千年历史中，与其他时期相比，气候、技术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人们从此前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逐渐转变为依赖驯化植物和动物的复杂社会。
当然这也是农业革命的标志性转折。
到了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开始，这些发展导致世界历史上最早国家的出现。
为了追溯其最早的起源，我们可以从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结束后繁盛的狩猎采集社群开始。
从这里开始，它们是如何演变成早期农耕定居点呢？
这些定居点又将会如何发展和导向呢？
那是在最后一个冰河时期的巅峰时期。
大约在公元前2万年左右，中国的气候与今天相比大相径庭。
在这个时期，地球处于所谓的最后一个冰期的极点，整体来说，整个世界的气候比今天更冷、更干燥。
由于大量的水藏在冰盖和冰川下，平均海平面比今天低约130米，现在已经被水淹没的黄海平原曾经就是坚实的大地，一直延伸至朝鲜半岛东部和琉球群岛南部。
在北方，平均温度比今天低6至9摄氏度。
多年冻土层会一直延伸到北京以及西部的秦岭山脉和邻近的青藏高原，这些地方很少有人类居住的历史证据。
结果是，在这个时期，黄河流域周围的气候主要是干旱的沙漠或半干旱的草原和苔原，最多只有一小片的阔叶树木。
在更南方，温度下降的不会那么剧烈，大约为4至5摄氏度，而沿着长江流域的低洼地区主要由野生草地所主导。
在最后一个冰期的高峰期，正处于一个被称为上旧石器时代的时期，普遍认为这个时期在这个地区从公元前35000年持续到公元前7000年左右。
现代人类首次抵达东南亚的确切时间和方式，仍然是考古学家争论的课题，但很可能在公元前20000年之前，他们已经在该地区生存了数万年。
从考察到的很少几处公元前20000年左右的遗址来看，中国地区上古时期的人们似乎追求着与欧亚其他地区的人们类似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只有在当地资源充足的情况下才会停留片刻。
有广泛的证据表明，他们使用了当时常见的工具制作方法，比如用石头制作的砍刀和用于剥削的剥片工具，并且从公元前43000年左右起，一种称为刀片的长剥片工具也在中国北方流行起来。
这些工具的制作在现在看来是非常简单的，将石片固定在木制、骨制或者枝干制成的把手上，以便用作投射武器，如长矛和弓箭。
此外，还有证据表明，这个地区的人常常用骨头和鹿角制作工具，而在一些遗址中发现的针和针尖表明，当地居民拥有制作抵抗寒冷环境的服装。
在社会结构方面，目前认为这些早期的狩猎采集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平等的，并且有迹象表明这些人已经开始进行自己的艺术表达形式。
在宁夏自治区的水洞沟等遗址就有类似的艺术形式，根据碳-14定年，该遗址可能在公元前36000年左右有人居住。
在这里，发现了一块刻有多道线痕的卵石，这些线痕很可能是由石制工具刻制而成的。
在湖北省龙谷洞穴遗址中也发现了一件更为精细的雕刻作品，这是刻在一块鹿角上的，大约可追溯到公元前11000年左右。
这件物品上刻有一系列波浪状的线条，最初似乎填充了红色石，还有一个错综复杂的交织设计和矩形图案，这在同一时期的其他地方没有类似的发现。
除了这些简单的雕刻作品外，还有证据表明至少有一部分人用骨头和贝壳制作装饰品来装饰自己。
北京周口店上洞遗址里就有许多复杂的饰品。
在这里，在一个埋葬区域的地方发现了八个人类的遗骸，有涂有红色的石，伴随着大量的动物牙齿、骨骼和贝壳。
其中许多物品还有转孔，这使它们可以作为吊坠、项链和手链，也可能缝在衣服上作为装饰品。
除了装饰的特点之外，这些贝壳在远离海岸的地方出现，也表明在该地区存在某种形式的远程贸易网络，珍贵的物品从一个社区传递到另一个社区，使它们能传播很远的距离。
就中国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居住地点而言，目前的了解仅限于少数几个地方。
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人们认为在那个时候，居民主要是游牧狩猎者，他们的临时住所在环境中留下的痕迹相当有限。
在确切了解到中国北部和南部有许多遗址之后，也让人们对这些社区有一些了解。
从这些地点收集的证据可以告诉我们，在这两个地区的人们已经采用了各自生态系统中的专门方法来生存。
在中国北部，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了解主要来自四个主要的集群地区。
除了显示出居住时间较长的石子滩外，这些集群主要约在公元前20000年至公元前13000年之间，每个集群都包含有十几个或更多的季节性营地。
其中四个主要集群地区是：山西省的下川、石子滩、龙王铲、以及河北省的虎头梁。
从这些遗址发现的遗物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人过着高度流动的采集者生活方式，在资源减少时会定期迁移居住地。
为了充分利用寒冷的环境，当地多样的动物成了人们的狩猎目标，包括野猪、羚羊、鹿、牛、乌龟、老鼠、鱼、水牛，甚至鸵鸟等物种。
也有可能是他们制造出了一种适应寒冷环境的新型工具，才让狩猎活动变的广泛。
除了常见的旧石器工具，如大片状工具、重型斧头、凿子和磨石，这些社区似乎还拥有一种称为微削刀片的技术。
正如它们的名称所示，这些多功能工具由长度是宽度两倍以上的小刀片组成，可以插入裂口柄中制作复合尖端、切割边缘和倒刺。
这样的工具，最早是在大约4万年前的厦麻坝遗址发现的，但据推测，这些工具直到公元前18000年至14000年间才成为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各个社区的重要特征。
与较大的刀片相比，有人认为这些复合工具更耐用且更易于更换，而用于制作它们的卵石和石心也可能比其他工具更易携带。
这些特点对那些移动的狩猎采集者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因为它们可以让持有者在不受特定工具材料来源的限制下，拥有更大的狩猎范围和战斗力。
除了使用这些工具，在一些遗址中还看到了对植物资源广泛利用的最早证据之一。
在石子滩，总共发现了约25个居住遗址，位于黄河支流清水河沿岸，其中一些遗址似乎只是短暂的居住遗留下的。
这些遗址中最早的一个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约19000年，从遗址的遗迹中我们可以推断，当时的人们主要以羚羊、野猪、鹿、牛和鼠为食。
除了当时的微小刃片工具外，这个遗址还有少量的磨石和手石。
对这些物品表面的残留物进行分析发现，它们可以用来磨碎各种植物，包括橡子、豆类、块茎和野草，从而制成粗糙的面粉，用于制作简单的食物。
有趣的是，这些野生草本植物可能包括狗尾草和的祖先，后来将它们驯化成为黄河流域农业社区的主要食物之一。
在龙王村和下川遗址也发现了类似的磨石，对下川遗址中刀片上发现的痕迹进行的分析表明，它们可能被用作粗糙的镰刀，用来收割野生草本植物的种子。
目前，对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有一些了解。
同时也最缺乏类似于北方发现的露天遗址的证据。
相反，对这些地区的人们在末次冰期后的千年中如何生活的主要信息来源，来自长江以南发现的一系列季节性居住的洞穴遗址。
这些遗址包括湖南省的玉蟾岩遗址，江西省北部的调桶环和仙人洞遗址，以及广西省的大燕、苗岩和曾批岩遗址。
这些遗址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8000年至公元前7000年之间，其特点是存在壁炉、灰堆和墓葬，以及堆积的厚厚的植物和动物遗骸，还有用石头、骨头和鹿角制作的各种工具。
例如，在玉蟾岩遗址，该遗址大约在公元前16000年至公元前12000年之间有人定居，当时他们以猪、鹿、乌龟、鱼、鸟类和大约四十种不同的种子为食，拥有广泛的谱系饮食。
与其他遗址一样，这里发现的工具主要是石斧和石片工具，还有一些由石头、骨头和鹿角制成的工具，可以用于挖掘土壤，以及一些抛光的贝壳，用作切割刀片。
有趣的是，在这些遗址中很少发现有使用石刀片和微型刀片的痕迹，有人认为这些工具更适应资源匮乏的北方环境，在相对资源丰富的南方是不必要的。
而且在这些遗址中，还看到了一种应用广泛的新技术，它的发展早于其他早期农业发展中心。
那就是陶器。
中国南部和中部的陶器是迄今为止全球发现最早的陶器。
最可靠的确切时间是在仙人洞的发现，由周围材料的放射性碳分析确定为公元前18000到17000年之间。
这些容器由用石英混合的黏土制成的，再通过手工雕刻而成，底部呈圆形。
然后在周围逐渐堆叠黏土，形成大约一厘米厚的不均匀壁。
之后，容器会在低温下烧制，以制作出易碎的容器。
在这个时期许多其他的遗址中也发现了简单的陶器，它们的具体形式和组成各不相同。
在大岩，发现的陶器碎片，壁厚达三厘米；而在玉泉岩，发现的是大约16000年前的陶器碎片，其中掺杂了木炭和沙子。
有趣的是，在后者的遗址中，这些陶片非常丰富，足够重建两个类似的容器，其中一个容器底部尖锐，还有装饰性的绳纹纹饰，这是中国早期陶器的常见特征。
然而，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陶器技术并不仅限于中国南部。
在中国北部的虎头梁遗址也发现了少量陶器碎片，尽管其具体功能尚不确定。
此外，还在其他东亚地区的遗址中也发现了陶器，时间大致相当，最著名的是日本早期的绳文文化遗址，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少数遗址。
在东亚发现的这些早期陶器最初给考古学家带来了困惑和不解。
自20世纪初以来，关于农业发展的模型，尤其是由有影响力的戈登·柴尔德教授倡导的模型，认为陶器的出现是早期农耕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主要用于储存和烹饪。
不过，这与东亚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群使用的陶器相互矛盾，现在大部分接受的观点是，尽管陶器在早期的农耕定居点中颇为丰富，但它最初是由移动的狩猎采集社群发明的。
就其功能而言，目前对这些容器的使用方式还没有进行系统研究。
从一些碎片表面的烧伤痕迹可以推测，它们很可能被用于烹饪简单的食物。
例如，在曾陪岩，居民的主要食物成分是鱼、贝类和蜗牛等软体动物，很可能这些食物在食用前会被放入陶罐中进行烹饪。
还有一种理论认为，陶器可能用于处理在逾川岩发现的动物遗骸，从红鹿的骨骼中提取脂肪和骨髓。
因此，刘莉和陈星灿教授在他们的著作《中國考古學》中提出，这一地区采用陶器可能反映了一种改进的烹饪方式，用于处理食用了数千年的食物。
另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早期陶器也许具有更多的社交作用。
支持这一理论的观点是因为，从这些遗址中回收到的陶器数量相对较少，它们可能并非日常使用的物品，而是用于特殊场合或集体聚餐。
许多洞穴遗址表面在整个旧石器时代都会间断性地被人类居住，有证据表明吊桶环和甑皮岩在之后的几千年中仍然有人类居住的痕迹。
我们继续向前探索，在旧石器时代的最后阶段，中国地区的气候发生了巨大变化。
自末次冰盛期以来，中国的平均气温逐渐升高，在公元前13000年至公元前10800年之间，中国地区的气候出现了一些较为温暖的时期。
这种升温导致了该地区植物物种的分布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后，就像现代一样，东亚的季风会将温暖潮湿的空气带到中国最南端，促进野生稻米的生长。
与北方早期农业社会所依赖的其他谷物不同，稻米实际上是一种沼泽植物，它的生长更依赖于高温和持续的水源，而不是土壤质量。
这意味着随着地区的变暖，野生稻米的分布范围会向北扩展到长江流域，当地的狩猎采集群体会采集野生稻米。
在玉蟾岩，人们在早期陶器和贝壳刀具旁发现了少量野生稻米的遗存，这些刀具很可能用于收割稻米。
在吊桶环，11200年前后的野生稻米数量激增了十倍，表明在这个时期，该遗址的居民很可能将野生稻米作为他们的饮食补充。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主动栽培这种植物，但许多考古学家认为这种简单的采集活动代表了最早的稻米驯化阶段，这个过程将持续进行数千年。
约公元前10900年，气候再次发生变化。
整个北半球的气温突然下降，回到了冰川时期的条件。
这一事件在欧洲和北美考古学中被称为"新仙女木时期"，而在东南亚地区也观察到类似的寒冷期，尽管其确切的时间线因地区而异。
这种低温状态持续了一千多年，在此期间，中国地区的气候可能相对不稳定。
野生稻的分布范围开始向南收缩，从吊桶环遗址在此期间几乎消失的野生稻就能充分体现出来。
然后，在公元前9600年之后，中国地区的平均气温再次开始上升。
随着气温的升高，东亚季风开始向北推进，降雨量增加，中国东部大部分地区变成了沼泽和湖泊地带。
海平面也上升，覆盖了之前暴露的黄海平原，这导致许多旧石器时代遗址被淹没。
正是在这个变暖期间，开始看到中国地区狩猎采集者采取的生存策略发生了明显变化。
在北方，石子潭的居民仍然采取了移动的采集策略，类似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社区的人们。
然而，其他遗址的人们开始在同一地方停留的时间更长。
这一变化可以在东胡林、年（北京北部）、南庄头（河北省）和李家沟（河南省）等遗址上观察到，同时，在山东省的边边洞还发现了一处这一时期的洞穴聚落。
在这种被罗伯特·贝廷格教授称为“收集者策略”的方法下，这些社群会在一个居住点停留较长时间，而不是在当地资源耗尽后继续迁徙。
相反，他们似乎派出小团体去收集远处的食物，这些更长期的聚落以其旧石器时代较早期的聚落相比，规模、更规范的葬礼以及更广泛的陶器使用而闻名。
在东胡林，发现了一个位于青水河附近山地河滩上的面积为3000平方米的遗址。
这个遗址的居住时间可能在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前7000年之间，其特征是存在炉灶和灰坑，以及大量由骨骼、贝壳和石器制成的工艺品。
有多种活动的证据，包括捕猎、捕鱼和采集。
该遗址的居民进行了密集的捕鱼活动，大量的鱼类遗骸就是证据。
同时，他们还捕猎各种动物，如鹿、野猪和较小的猎物。
此外，他们还采集野生植物并将其用作食物资源。
骨骼和石器工艺品的存在表明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更复杂的工具和器具。
这些工具可能被用于不同的目的，如狩猎、食物加工和手工制作。
使用骨骼和贝壳作为原材料突显了对当地资源的利用和专门技术发展。
这些增大的遗址规模和永久性的特点，以及陶器的存在，表明向定居的生活方式转变。
这种转变很可能最大因素就是受到环境的影响，如可用性的丰富资源和有利的气候条件。
这些发现以及遗址上发现的大量动植物遗骸，让我们可以推测这些居民采取了广谱策略，狩猎红鹿和野猪，采集海鲜，并逐渐利用当地的植物食物资源。
当时，该地区的温度比今天要高2-3摄氏度，当地的环境逐渐由森林和草原组成，丰富的坚果和各种可食用的草籽在这里非常丰富。
根据对该遗址发现的许多磨石和磨盘的残留物分析，我们知道居民们使用它们来加工大量的橡子和野生草种子。
有人认为在这个地区最初使用的陶器可能是为了帮助加工这些食物材料。
虽然橡子和其他坚果似乎被广泛用作食物，但它们含有一种被称为单宁的化合物，如果直接食用会对人体有毒。
不过，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化合物可以通过浸泡在水中几天来去除，而简单的陶罐正好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一旦磨碎完成，这些工具就可以用来将坚果粉煮成简单可食用的粥，这种粥可以与其他食物轻松混合食用。
这些社区广泛使用磨石和陶器的现象，也被考古学家认为是一种长期定居的生活方式，因为这些沉重的物品需要更多时间来制作，并且携带起来更加困难。
这种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地点的趋势还与另一种工具的出现有关，这种工具被认为与建筑投资的增加有关。
虽然微型刀片和石片仍然是这些社区中主要的工具，但在一些定居点的考古遗址中还发现了少量被称为抛光或磨制石器的工具。
与通过简单敲击形成的石片和刀片不同，这些工具通过在磨石上慢慢来回摩擦来进一步加工，从而形成部分或完全抛光的表面。
尽管这个过程需要更多的时间投入，但由此产生的斧头和凿子比石片工具更耐用锋利，人们认为这些工具是为了加工木材专门制作的，目的就是建筑长期的定居住所。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南庄头除了发现少数腐烂的木杆之外，并没有在这些遗址中观察到清晰的木结构遗迹。
在这些遗址中，也没有观察到明显的抛光石器工具，显然南庄头遗址没有这类工具。
这表明抛光石器并没有普及开来。
在早期的龙王辿遗址也发现了一件与这种风格相符的石制工具，有假设认为它可能被用作挖掘工具。
从这一点开始，这些抛光石器的数量开始增加，并在未来的千年里逐渐取代了刀片和微刀，作为最主要的石器类型工具。
正是在这些遗址中观察到的更加定居化的特征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地区最早的动物和植物驯化证据之一。
简要概述一下，驯化是指通过选择性繁殖野生植物和动物，使它们在人类食物生产和管理方面具有更有吸引力的特征的过程。
植物驯化是指选择和繁殖具有理想特征的植物个体，例如提高产量、改善口味以及适应人类控制的环境。
动物驯化则是指驯化和繁殖各种动物，以满足人类对食物、劳动力和伴侣等方面的需求。
在中国地区早期农业社会的背景下，驯化的过程涉及种植各种作物，如小米、稻米和大豆。
这些作物通过选择性繁殖来提高产量、改善口感以及适应人类控制的环境。
驯化的过程对人类社会带来了重大变革，包括定居社区的发展、农业经济的建立和社会等级的出现。
它是从狩猎采集生活方式过渡到农业文明的关键步骤。
在植物的驯化过程中，通常是通过选择性栽培实现的，即选择具有理想特征的种子，并在人工环境中逐渐培育，如田地。
在早期阶段，这种选择可能是无意识的，狩猎采集者只是简单地重新种植他们知道在当地环境中生长良好的种子。
这些种子可能具有较大的颗粒，或者数量更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开始有意识地选择种植具有更好特征的植物，如更高的产量、更好的风味和更强的抗逆性。
通过这种选择和种植过程，原始人类逐渐驯化了一系列重要的植物，如小麦、大麦、稻米、玉米、豆类和其他主要粮食作物，这为后来的农业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一个复杂而逐渐的过程，涉及多个世代的努力和观察，并最终导致了植物的物种改变和农业文明的崛起。
这个选择过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通常需要经过几千年的时间，才能出现可辨认的驯化植物形态。
我们已经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社群中看到了一些有限的证据，可能表明了植物的栽培，例如在南方的洞穴遗址，如属于史前晚期的中原地区和北方江淮平原早期社会的一部分古村庄遗址的巨鹿灌头梁地点、河北省宝鸡市岐山县太白山地点和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水洞沟地点。
这些发现包括了沟槽、石磨以及与庄稼种植相关的遗迹，如大量的石制砍刀、石磨和石镰刀，暗示着这些社群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农业实践。
不过，这些证据有限并不非常的完备，仍需要更多的研究和发现来确立早期农业的起源和发展过程。
这种简单的种植方式何时转变为更加密集的管理方式在中国地区仍然未知，但是从这一时期的遗址中，我们开始看到有关驯化小米的最早证据。
在南庄头遗址，该遗址的放射性碳定年为公元前9500年至9000年之间，出土了大量的石磨和研磨器。
大多数人认为这些工具很可能是用于加工小米的，小米是中国古代的主要作物之一。
除了石磨之外，还在遗址中发现了碳化的小米颗粒和炭化的小米壳遗迹，这些直接证据表明了小米的种植和加工。
在2012年，对这些工具的表面进行了显微镜分析，结果显示有超过400个淀粉颗粒，其中大约50%属于本地品种的小米。
其中，还发现了更接近驯化植物特征的大粒小米的残留物。
在这个遗址的最早层中，栽培小米的颗粒已经占据了所有淀粉颗粒的约45%，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比例增加到了50%以上，而野生小米的比例则从大约三分之一下降到仅有的15%。
在东胡林的小米淀粉残留物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形态变化模式。
尽管在这两个遗址上只对少数研磨石进行了分析，但这项研究表明，与驯化相关的变化很可能在这些遗址建立时已经发生了很长一段时间。
除了这些早期的作物驯化迹象之外，在南庄头还发现了可能是中国地区最早的动物驯化证据。
这可以从该遗址出土的一只犬科动物头骨中看出来，根据下颚的形态变化，很可能属于早期的家犬。
在考古学家中普遍认为，该地区狗的祖先是蒙古或西藏狼，但其驯化的确切时间仍存在争议。
在早期的石器时代遗址（如猴头梁）也发现了犬科动物的遗骸，不过从形态上来看，它们仍与野狼相似。
我们知道其他欧亚地区的人类早在几千年前就把狗驯化了，有人认为中国地区的驯化过程也可能开始于几千年前，尽管尚未出现明显的证据。
无论如何，对于仍然依赖于狩猎野生动物来生存的人类社群来说，狗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狗的遗骸在考古记录中越来越常见。
它们很可能在狩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帮助人类追踪和捕获猎物。
此外，有证据表明，狗有时也被用作蛋白质来源，被食用。
狗的遗骸在考古环境中的存在，为了解中国地区古代人与狗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这个时期，也可以在中国地区中部和南部的社区中观察到类似的驯化和长期定居的迹象。
我们对这一时期的生活有了更清晰的了解，这得益于在该地区发现了已知最早的露天遗址。
位于浙江省东部钱塘江的一个支流上，有一个被称为上山的非凡遗址，占地约30000平方米。
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这里的发掘工作已经揭示了大量的炉灶、储存坑、有组织的废物区和可能的墓葬。
与北方的同时期遗址不同，这个遗址还有几个大型住所的遗迹，因此被称为中国的第一个村落。
推测这些建筑很可能是桩基建筑，即由一排排木柱支撑的长条状建筑，建在土质基础上，并围绕着一个壕沟。
最后围合成一个相当大的区域，这个遗址上的一座建筑尺寸为十四米乘六米。
根据对当地陶器碎片的放射性碳定年，该遗址的居住时间大约为公元前9400年至公元前6600年。
在此期间，这里和南部大部分地区的环境呈亚热带气候，当地的动植物以结実的落叶和常绿树木为主，还有一系列非树木和湿地的草本植物。
这个聚落的布局显示出比早期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更高的人口密度，很可能被长时间占据。
与中国北方地区一样，居民很可能采用了收集者的生计策略，他们的饮食主要依靠狩猎野生动物，并通过消耗大量的坚果和其他野生草本植物来补充营养。
有趣的是，还有证据表明上山的居民开始长期储存不易腐烂的食物，将其埋藏在深度超过半米方形和圆形的坑穴中，。
在工具方面，该遗址主要是通过继续使用传统的石质砍削和击制工具，以及极小比例的抛光石质工具，这可能反映了与建造聚落建筑相关的木工需求的增加。
此外，还发现了数百个磨石，类似于早期遗址发现的那些，其表面似乎有加工橡子的痕迹。
此聚落还拥有数量众多的陶器，其中大部分是大型盆，还有少量的碗和盘子。
这些简单的容器可能是使用所谓的板坯造型方法构建的，即将泥土板层叠成角形陶器。
其中一些盆还在外表面固定了一个环，猜测可能是为了系上绳子方便携带和搬运。
有趣的是，并没有发现这些容器中有任何炭化或烟痕迹象，使得它们与烹饪的确切关系不明确。
有一种解释说，这些大型容器并不是直接放在火焰上，而是将容器加满水然后将加热的石块放入其中来煮食物。
虽然这个理论尚未被证实，但通过该遗址的其他地方出土的大量石球，可能支持这一理论。
在这些容器中，还发现了一些细微的元素，其中蕴含对中国南方地区早期农作物驯化的潜在线索。
在制作过程中，这些容器会经历一种称为混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将材料添加到黏土中，以防止在烧制过程中产生裂纹。
在上山的早期层次中，最常用的混合材料是本地草的纤维外壳，其中大部分来自野生稻。
除了这些纤维外壳，还有一些稻茎也被发现附着在这些容器的表面上，这表明它们是用切割工具收割的，而不是手工摘取种子。
最近一项对在该遗址发现的剥片工具上残留物和磨损模式的分析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结论是这些工具确实被用于帮助收割野生草本植物。
从该遗址收集的稻谷遗存的分析也得出结论，这些稻谷更类似于已驯化的稻谷而不是野生种类，基于这一点，有人推测这些作物在公元前9000年时期正在这里被驯化。
当然，这种说法并没有被大多数人接受。
特别是一些学者认为，在这个遗址和其他同一时期的遗址中发现的遗物实际上是野生稻谷，完全驯化的稻谷要在数千年后才出现在该地区。
特别是这项分析的结果也受到了样本数量极少的限制，这进一步增加了其复杂性。
从磨损分析来看，显然上山居民积极地采集和有可能栽培当地的野生草本植物的活动，尽管可能只是他们饮食的一小部分。
在这一时期，可以在吊桶环洞穴遗址观察到更明确的稻谷栽培和驯化初期的证据。
在公元前8000年之后，稻谷遗存在这里大量重新出现，并且呈现出野生和更类似驯化的形态混合的特征，其中后者的比例逐渐增加。
在未来的几千年中，这些更类似驯化的稻谷形态的比例也越来越大，这已经到了旧石器时代的尾声。
到了这个时期，很明显，在这个地区的人们开始居住在更大、更长久的定居点，并且开始进行一定程度的动物和农作物的早期驯化。
尽管北方以微型刀片工具集和南方以剥片工具为主要工具，但在这个时期，我们也看到少量抛光斧头和凿子的出现，这些工具在未来的千年中会占主导地位。
陶器的使用也越来越普遍，在一些遗址中可以看到陶器也越来越大，这也可能侧面反映了这些社区很少流动的特点。
虽然如此，但这些人仍然依赖于类似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
野生动物仍然是他们饮食的主要来源，而这些社区主要利用的植物食物仍然是橡子和其他种类的坚果，而不是小米和稻米等已经驯化的谷物。
除了上山遗址外，在这些遗址中也没有长期住所的确切证据，即使在这个遗址中，人口很可能仍在季节性或年度基础上进行迁徙。
最后，这些聚落中几乎没有有组织的社会精英的证据，在东胡林等遗址发现的墓葬主要是简单地将尸体侧躺弯曲放置，最多只是伴随一些小饰品。
到公元前7000年，这种生活方式逐渐接近了尾声。
从这一点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被称为新石器时代时期，其后期的特点是完全定居的社区的出现，这些社区将依靠驯化的植物和动物生存。
公元前9600年开始的气候变暖趋势也将持续到新石器时代早期。
除了公元前6200年左右的一个短暂寒冷时期外，这一时期的平均温度和降雨量都超过了现代中国地区的水平。
伴随着这个温暖时期，可以看到数百个早期村落出现在黄河和长江流域。
接下来的，农业的发展会让这些村落的规模开始增长，社会等级体系的形成，以及文化的发展 ，直到城邦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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